湘江战役为何贻误战机至今仍是个谜？

兴安县位于桂林市东北部，是湘桂走廊的咽喉要道。这个名不见经传的桂北小城，因两件事被写入历史。第一件，是秦始皇在这里修建了灵渠，“北有长城南有灵渠”，这个大型水利工程连接起湘江和漓江，沟通了长江水系和珠江水系，至今仍在使用；第二件，就是湘江战役。界首、光华铺、脚山铺、新圩这些普普通通的名字之所以被我们铭记，是因为它们记载着一段段红军的悲怆历史。

五路围剿

这是一场暗藏阴谋的军事绝杀。

1930至1933年，蒋介石调集重兵，对中央苏区发动围剿。1934年10月，第5次反围剿失败，国民党中央军不断向中央苏区的核心地带压缩，红军被迫离开瑞金进行战略大转移。8.6万人的部队分成两个军委纵队和五个作战主力军团，携带着大大小小的全部家当，开始了这次震撼世界的大转移。

“从中央苏区撤离出来后，为了打乱国民党军队的部署，红军曾派出两支先遣队进行探路。一路是红七军团，他们作为抗日先遣队北上，转战闽皖赣，调动和牵制敌人。另一路是作为西征先遣队的红六军团，他们向湖南方向突围。”在兴安县红军长征突破湘江战役烈士纪念碑园的陈列馆里，讲解员赵佳丽向我们介绍道。

在这两支先遣的队伍中，只有红六军团突围成功，到达湘西，与红二军团会师。1934年11月，从中央苏区向西进行战略转移的中央红军，突破了国民党军的三道封锁线，准备向湘桂边境前进。蒋介石想利用宽阔的湘江构成第四道封锁线，将中央红军彻底消灭在湘江东岸。

在得知中央红军沿着红六军团的路线西进后，11月12日，蒋介石任命湖南军阀何健为“追剿军”总司令，指挥中央军薛岳、周浑元两部共16个师，粤军陈济棠部4个师，桂军李宗仁、白崇禧部5个师共25个师的兵力，分五路“追剿”红军。

根据蒋介石的安排，第一路，湘军刘建绪率4个师开赴广西东北部的全州，与桂军联手，依湘江东岸布防，组成拦截红军的正面防线。

第二路，中央军薛岳的5个师，沿湘桂公路进行侧击，保持机动，防止红军北上与二、六军团汇合。

第三路，中央军周浑元部取道宁远，抢占道县，压迫红军西进。其余两路，由湘军李云杰的第4纵队和湘军李韫珩的第5纵队，从东面将中央红军压向湘江防线。

暗潮汹涌

在任命何健为追剿军最高总司令的问题上，史学家们认为，何健多次率领湘军对井冈山革命根据地进行围剿，可以说是红军的死对头。第二，何健出于自己的利益，断然不会让红军在湖南境内建立革命根据地，站稳脚跟。第三，何健和桂系军阀私交甚深，由何健率湘军入桂，不会引起白崇禧的猜忌。所以，蒋介石苦心布防，让粤军、湘军、桂军在前，再由他的两个亲信部队坐收渔翁之利。

于是，这个东西不足120公里、南北不足200公里的大包围圈，就成为后来史学家口中的“铁三角口袋阵”。这个大包围圈内，地域狭窄，地势平坦，红军一旦在这样的地带中陷入包围，几乎等同置于绝境。

按照蒋介石的想法，他与毛泽东之间的较量，就要在湘江边结束了。

1934年11月18日下午4时30分，尚在湖南境内的中央军委下达了红军向道县、永明、江华地域转移的命令。

11月19日，红2师4团团长耿飚带领先头部队来到了湖南道县城郊，从一座现在被称为“红军渡”的浮桥开始，拉开了湘江战役的序幕。

错失良机

就在耿飚率领部队进占道县的前3天，11月16日，在广西全州，湘、桂军阀已经达成堵截中央红军的“全州协议”。

位于湘桂边界的黄沙河，是湘桂两军协议布防的分界线。桂军担任兴安、全州、灌阳至黄沙河一线的防御；湘军担任衡阳、零陵、东安至黄沙河另一线的防御。

其实，“合作剿共”的几方各有盘算。蒋介石派重兵尾随中央红军，追而不打，就是想逼迫中央红军进入广西，让桂军和红军在决战中互相消耗实力。而对于白崇禧来说，当时的桂军处在蒋桂战争后的休养阶段，要动用桂军主力去围堵中央红军，不管结果是什么，最后的结局一定也是要被蒋介石消灭。所以，白崇禧在得知中央红军并不打算在广西立足后，为了保存实力，他下令桂军“让路送客”。

如何能天衣无缝地撤走布防在全州、兴安、灌阳三县的桂军主力？11月20日，白崇禧发电给何健，佯称中央红军将进攻贺县、富川，全州、兴安，所以桂军主力要南移至恭城。所遗防务，由湘军填接。收到白崇禧这份电报后，何健叫苦不迭。因为他如果要接手桂军留下的防线，势必就要派自己的湘军深入广西境内协防。那么，他负责封锁的湘江湖南段就会出现漏洞。关键时刻，何健也耍起了滑头，11月22日接到白崇禧撤防的电报后，虽然在23日就电令刘建绪南移接防，但直到26日部队才开始南移，且反复叮嘱刘建绪，不要将防线越过全州。11月22日下午，白崇禧下令全州、兴安和灌阳一线的部队全部南撤。于是，从全州至兴安长达60公里、被蒋介石视为天堑的湘江防线完全向红军敞开了。遗憾的是，我们对军情并不了解，也舍不得丢掉辎重，于是，6万多人的红军就这样走进了国民党30万大军早已布好的口袋阵。

贻误战机

当时的毛泽东，已经被“左倾”错误路线排除在党和红军的领导核心之外，仅仅保留了一个苏维埃中央政府主席的头衔。虽然他两次对中央红军的军事转移计划提出了不同意见，但是，左右红军命运的却是“三人团”。
桂军南撤导致湘江防线大开。11月23日，何健命令刘建绪率湘军南下全州，填补桂军南移后出现的空缺。

在何健下令的头一天傍晚，红一军团先头部队已经抵达全州城。他们惊讶地发现，历史上有名的军事要塞全州竟然是座空城，驻防的只有桂军一个民团，且战斗力很弱。

25日中午，侦查科长刘忠通过师参谋长向上逐级汇报，然而将近12个小时之后，红一军团才接到抢占全州的命令。但是，战机被延误了！

现存于中国人民解放军档案馆内，中央军委正式下达的抢渡湘江政治命令显示，渡江令是1934年11月25日当天下午5时下达的，命令中虽句句都透露着敌强我弱、形势严峻，但这份渡江令来得太晚了！因为在同一天，国民党追剿军总司令何键也发出了向零陵、黄沙河、全州间推进的命令。

湘军刘建绪部已经进占全州，南撤的桂军也在这个时候开始重新北上直扑湘江西岸，那条洞开了整整五天的“生命通道”，自11月27日起在湘桂两军的合力围堵下，开始一点点闭合。机会，在中央红军面前又一次消失了。

时至今日，11月23日到25日这关键的3天时间，军委纵队为什么仍在道县停留，而没有做出渡江部署，没有史料可以解释。但能够确定的是，对于中央红军的全体官兵来说，这3天的停留几乎是致命的。

此后的五个昼夜，在湘江两岸，桂北大地，数万红军将士以生命为代价，才打开了这条通向希望的通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