鸦片战争对中国传统观念的影响

文：沈桂登

摘 要：鸦片战争拉开了中国近代史的序幕，西方帝国主义国家用坚船利炮打开了中国的大门，从此，中国的社会经济结构发生了改变，东西方文化剧烈地碰撞，我国某些传统的观念慢慢发生了变化，譬如传统的华夏夷狄观、本末义利观、人才观等都出现了新的因子，因此，鸦片战争对中国传统观念的影响是巨大的、深刻的，探讨这种影响对于全面认识鸦片战争具有重要的意义。

面对鸦片战争这一从未有过的变局，中国最先觉醒的思想家开始认识到要想适应社会变迁，必须转变某些传统的落后的观念。因为鸦片战争不只是中国输给了英国，更是古老的东方输给了发达的西方。自此之后，中国和他国的传统关系发生了变化，中国不再是“天朝大国”，中国人不得不睁开眼睛看世界，探索救国救民之路。

一、鸦片战争对中国传统夷夏观念的影响

中国封建社会有两千多年的历史，中国长期实行闭关锁国的政策，不了解世界，不少朝廷官员错误地认为，中国是天朝大国，英国、法国等西方国家都是蛮夷之邦，对于西方的先进技术嗤之以鼻，甚至某些开明人士譬如梁廷柟也没有对西方先进的技术有正确的认识，他的观点是西方发达的科技其实是源于中国，因此，向他们学习没有道理[1]。

然而，鸦片战争打破了中国天朝大国的优越感，鸦片战争中国战败，清政府割地赔款，不得不重新了解自身和世界。对于那些亲身经历了鸦片战争的官员以及知识分子而言，鸦片战争给他们带来了巨大的思想震撼。不少人的思想开始觉醒，对传统的夷夏观念有了质疑，有的人慢慢地意识到，“夏”不一定在任何方面都强过 “夷”，例如英国的军事技术远远超过中国，“夷”其实有很多长处。在这种背景下，人们的国家观念也发生了变化，最明显的例子是道光二十年之后，“天朝”这个词的使用次数减少，“中国”这个词的使用次数增加，由此可以看出，清朝渐渐明白自己并非世界的中心，而是世界众多国家中的一员，在中国整个近代化的进程中，这种思想变化是伴随始终的[2]。

“师夷长技以制夷”这个口号在魏源的《海国图志》中被提出，从思想史的角度进行分析，这是第一次有人大胆地挑战了国人传统的夷夏观念，在那个封闭的时代，可谓石破天惊。林则徐、魏源对西方先进的军事科技以及生产技术的认识较为深刻，说明他们意识到了科技和军事对于一个国家发展的意义。不过，他们的认识仍然是朦胧的，不了解西方社会之所以获得发展的关键原因是各国的资产阶级革命或者资产阶级改革[3]。

与传统夷夏观念的转变相关，鸦片战争后，中国的民主启蒙思想得以发展。尽管中国的仁人志士没有深刻认识到西方国家发达的制度原因，但是他们中的有些人向中国人较为系统地介绍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制度，譬如三权分立制度、君主立宪制度等。《四洲志》《海国图志》等地理著作介绍以及传播了西方的民主制度，有利于中国的思想启蒙。

二、鸦片战争对中国传统本末义利观的影响

从鸦片战争开始，中国传统的义利观开始发生改变，主要表现为从重义轻利逐渐转变为义利并重。根据观念形态来划分，“本”是农业、风俗教化、修明的政治，对于统治者而言，这些是国家得以建立和兴旺的根本；“末”是工商、技艺、器物等，统治者认为这些对于国家的发展是无足轻重的，因此，在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中，重农轻商、重义轻利、重道德轻器物的观念占主导地位。比如对于义与利两者关系的认识，从孔孟时代开始，统治者就将两者的关系对立，不支持言利。西汉之后，愚昧的封建士大夫大力标榜仁义，讳谈财利。但是实际上，统治阶级是爱财的，他们倡导的义利观的根本出发点是巩固自身的封建统治，对于商品经济的发展会产生不利影响。到了中国近代，重义轻利的观念严重阻碍资本主义经济和社会的发展[4]。

尽管中国是通过鸦片战争被迫打开了国门，但是中国的仁人志士也因此有了机会接触到发达的资本主义经济，看到了资本主义经济给社会带来的巨大变革。开明的士人意识到了传统义利观念的弊端和束缚。譬如亲历过鸦片战争的林则徐就非常关注财利的问题。林则徐在广州禁烟的时候，对于道光皇帝不计关税的做法相当不满，他认为应当进行正常的贸易，从而用关税增强国防力量。林则徐支持商人正常的贸易活动，他积极向皇帝反映沿海商人想要进行贸易的心愿，而且还希望朝廷能够采取有效的措施对商民的利益进行保护。与林则徐相比，魏源的主张的时代特色更加明显。尽管他对于财利的主张同样是与增强国家财富有关，不过他将国家的利益与商民的利益看成是一体的，同等对待，而且更加重视私利，公开为商和民争取利益，在他看来，要想利国，应当首先便民，换言之，就是政府应当支持商民致富，在此基础上，国家才可能强大[5]。

从秦汉开始，我国政府都认为农业是本业，大力提倡重农抑商。鸦片战争对旧有社会经济秩序的冲击使得人们重新思考农业和商业的关系。19世纪初的时候，包世臣率先认识到在国计民生中农业与工商业同样重要，同样不可或缺。20年代之后，包世臣意识到了人心趋末富的社会现实，认为朝廷应当提倡本末皆富。

鸦片战争冲击了中国传统的本末义利观，在鸦片战争爆发前，由于重本抑末以及传统夷夏观念的影响，不少清政府的官吏以及知识分子都认为中国与其他藩属国进行贸易是一种恩赐，所以，在战争之前，有的清朝官员为了防止鸦片的流入，认为应当断绝中国与外国的贸易。从理性的角度进行分析，这种想法和做法不够理性，也不可能实现，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是清政府官员与知识分子不够了解西方国家甚至对西方国家存在严重的误解，进一步，对中外贸易的认识过于偏颇。然而鸦片战争后，中国市场被英国打开，使中国不得不与西方进行贸易，改善与西方国家的贸易关系。

三、鸦片战争对中国传统教育观念的影响

中华文明博大精神，华夏文化的延续离不开教育的支持。孔子是至圣先师，汉代以后，儒家思想确立了绝对的正统地位，其关于教育方面的言论和著作对后世选拔和培养人才都有重要的影响。清朝作为我国封建社会最后一个朝代，它继承了前朝的教育思想，统治者相当重视文化教育，大力发展文教。然而，中国传统教育有一个显著的特点，那就是注重伦理化的人才，这一特点在各朝各代都非常突出，不论是学习“六艺”还是“四书五经”，都要求学生必须忠君爱国，各种行为与封建统治的要求相符合。在此基础上，科举制从唐朝开始发展到了清朝，明朝的八股取士是这种教育理念的强化。不可否认，这种教育观念培养出来的学生，大部分擅长表达理论，发表正统的观点，因而，鸦片战争之前，我国的政治家、文学家的数量多于軍事家。特别是鸦片战争之前的清朝统治者对人们的思想进行严厉的控制，大兴文字狱，人们没有机会表达不同的思想观点，只能在程朱理学的框架内活动，这种文化环境下成长的学生，不具备实践能力。

不过，鸦片战争之后，这种情况发生了变化。鸦片战争的失败使人们意识到空谈政治和文学是挽救不了中国社会的，战争的失败从侧面暴露了在东方和西方不同的教育观念下培养出的人才对于近代化的适应能力是不同的。鸦片战争后，清政府对外交人才的需求量增加，政府开始重视实用性人才，中国的仁人志士不仅看到在科技和军事方面中国与西方存在巨大差距，也看到了中国与西方进行交涉时，中国方面表现出来的无知常常使中国处于不利地位，面对这种形势，清政府必须培养新式人才。

当社会处于内忧外患的危机的时候，经世致用的人才就有了用武之地。鸦片战争后，清王朝从盛转衰，部分有识之士慢慢地觉醒，走向了致用之学之路。代表人物有龚自珍、林则徐、魏源。他们主张对传统的教育方式进行改革，在传统的四书五经教育之外，学习西方的“长技”。例如魏源建议邀请西洋的工匠、舵师教授演炮和行船的方法，并在广州和福建这两个省进行武试，增加水师这个科，选拔出驾驶人才和制造人才，作为科举出身。这是我国近代比较早的主张通过变革科举的方式培育实用人才的言论，尽管清政府当时并未采纳，但是影响深远。这种主张突破了传统的人才观念，洋务运动后，新式人才愈发受到重视。

四、结语

鸦片战争后，中国传统观念的转变带有现实主义色彩以及近代化色彩，教育观念、国家观念、外交观念的变化带动了其他观念的变化，不少国人逐渐摒弃了自大自满、封闭守旧的观念，开始用冷静客观的态度看待自身和西方国家，也因此，有了向西方学习的可能。中国近代的转型之路需要国人转变传统的思想观念，只有这样，在与他国进行交往的时候，才能获得主动权。

参考文献

[1] 葛夫平.建国以来的第二次鸦片战争史研究综述[J].史林，2014（2）：164-180，191.

[2] 郭鑫，崔英杰.关于鸦片战争对中国影响的研究综述[J].學理论，2015（18）：65-67.

[3] 李事明.鸦片战争对沿海居民生活的影响[J].黑龙江史志，2013（11）：58，60.

[4] 刘鸿亮.两次鸦片战争前后清朝制炮技术研究[J].社会科学，2011（7）：154-164.

[5] 王显非.探讨鸦片战争对中国近代化的双重作用[J].宿州教育学院学报，2012（4）：80-8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