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鸦片战争中的道光帝

白莎莎

摘 要 在研究鸦片战争时，人们易受“奸臣模式”影响，在民族危难之际，林则徐是公认的民族英雄，琦善是可恶的卖国贼。人们关注臣子较多。然而对道光帝在历史转折中担任的角色关注较少，他与鸦片战争的失败到底有何关系？笔者认为，道光皇帝对鸦片战争的失败负重要的责任，整个战争过程中，其作为一国之君的决策能力和领导力都暴露出极大问题，从侧面也反映了当时中国的衰落。

茅海建在《天朝的崩溃》中说：“历史的诉说夹杂着悲痛。”①在鸦片战争这段悲痛的历史中，林则徐的“爱国”和琦善的“卖国”早已成定论，然而作为大清臣子，他们的所作所为仅是奉旨办事而已。两千年来，整个社会的基本价值观念都被儒家的伦理道德所左右，而在皇权的社会中，天子是神圣的象征，不容许也不应该犯任何错误。正如费正清所指出：“中国社会远未因为法制观念的薄弱而导致无政府状态，而个人道德却是社会的基础”。②现代学者对于道光皇帝在鸦片战争中应该负有怎样的责任分析得不够透彻，但在茅海建的书中，写出了道光皇帝对于战争失败应负的责任，鸦片战争的开始和结局是必然发生的，那日本为何又能够避免战事的发生？显然一个有能力的统治者在国家存亡时刻中起重要的作用，由一位能力一般的人来担任的最高领导人在战争来临时必然无法挽回战争的败局。

1 对外认识的局限性

从道光皇帝到整个民族对英国的认识皆受“夷夏”观念影响，“在当时，清王朝上下，从皇帝到平民都不知道英国的力量甚至不明白英国地处何方”，③英国人的军舰和火炮兵器，一向被视为“奇巧淫物”。高度的中央集权使国家的最高决策权掌握在皇帝手中，皇帝在宫中日理万机，却只能以圣旨为媒介承载权力交换的话语，以至于导致“朝廷的决策难以在具体分析和理性探讨的基础上作出，往往跟着君王一时的感觉走”， ④他没有实际观察到所发生的事情。同时，奏折也成了皇帝了解信息的手段，广东距离首都遥远，沿海频频传来的谎言——杨芳的“果勇”、奕山的“靖逆”以及琦善的“唇枪舌剑”，道光帝并没有机会识破，又怎能做出合乎情理的决策呢？此外，他也没有清圣祖的雄才大略，成竹于胸、临敌挑衅而不惧，他只是“一位信奉‘保守疗法的社会病理学家，追求调补疗效。他坚信祖宗留下的制度已经尽善尽美，认定当时社会的病因在于官员们的玩忽职守。”⑤道光帝固执地坚守着 “十分完善”祖宗家法，认为以爱新觉罗世代沿袭下来一成不变的制度，就能保大清江山固若金汤。

对于当时局势的无知是道光帝应负战争失败责任的重要原因。他作为战争的实际决策者，在颜伯焘厦门失守后，还不知英军会陆战。直到1842年4月后，在前线抓到英方战俘，道光帝通过审讯战俘才了解到英国有女王以及英吉利距中国多远。一个国家的统治者对自己的敌人毫无了解，这着实令人匪夷所思。同时，从禁烟到《南京条约》签订，能够醒悟的官员少之又少。他们自身知道与英国硬碰硬是必定失败的，民心是靠不住的，只能用“抚”的办法，琦善、伊里布就是这类人。由于最高决策者对于相关信息的缺失，分不清形势，从而导致了地方最高长官们的几次更易。在战争过程中，封建统治的弊端也充分显露出来。“上有所好，下必甚焉”，皇帝偏向于“剿”，群臣就多编造几个东南战局大获全胜的谎言来打消皇帝的念头。实际情况是装备、战术不如人，连能依靠的“民心”也没有利用来抵御敌人，其战争的结局必定是失败。

当时的西方国家为了追求更大的利益，海外扩张愈演愈烈，科学技术随之也迅猛发展，再也不是中国人眼中的“蛮夷”。《马可波罗游记》中“遍地黄金”的中国，由于传统的政治制度背离了民主的道路，封建君主专制日臻完善，其弱点在鸦片战争中暴露无遗。清朝对国人思想的控制，国人被关进了一个“无形的笼子里”，被长久的安逸和平所麻痹。于是当新的危机爆发的时候，道光帝遵循祖制，抱残守缺。

2 对“禁烟”态度摇摆不定

对于鸦片战争的失败，道光帝自始至终都难辞其咎。道光帝对于禁烟的方法左右为难。朝中主张“弛禁”和主张“严禁”两派官员互相争执，道光帝难以决定从而在关于禁烟的问题决策上摇摆。当得知庄亲王和镇国公溥喜在尼僧庙吸食鸦片，在天津查烟的琦善拿获来自广东的13万两鸦片时，道光帝深感鸦片已无孔不入，甚至浸染皇室，不得不禁烟。11月9日，道光帝下了一道谕旨，“林则徐著来京陛见”，⑥道光帝禁烟的决心才有此突显。道光帝为什么要禁烟呢？总结其原因有四，一是鸦片伤害身体;二是烟瘾会造成传统自然经济中的优质劳动力缺乏;三是军队中鸦片盛行会导致士兵的战斗力下降;道光帝认为最主要的原因在于鸦片进口导致白银外流。道光帝节俭，白银外流是他绝不能容忍的。但是在整个禁烟的过程中道光帝仍在“严禁”和“弛禁”中举棋不定。

1838年，鸿胪寺卿黄爵滋上奏，主张严禁并将禁烟的重点扩大到了内地，瘾君子也列入控制范围内。看到如此建议，道光帝没有立即下决心，而是下令各省将军督抚议奏。他 “下令大学士、军机大臣会同有关部门讨论，提出意见。这表明，一切都按照旧有程序按部就班地进行着”。⑦但是“由于皇帝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力，最后的方案基本上是由他一人定夺，实际上取消了大臣的发言权，因此大臣的建议顶多在侧面对皇帝有所影响”。⑧道光帝太过自信，在信息资源严重不足、对鸦片流毒严重程度认识不深刻的情况下，致使鸦片走私愈来愈猖狂。两日后得到沉痛的报告后，才下定决心让林则徐奔赴广东查禁鸦片。禁烟的决策是道光帝下的，也是道光帝遣林则徐为钦差大臣赴广东禁烟的，后鸦片战争起，战火蔓延至北方，道光帝的上喻中骂林 ：“不但终无实际，反生出许多波澜，思之曷胜愤懑，看汝以何词对朕也。”⑨态度一转，将其责任边推卸到了林则徐的头上，对禁烟的态度也发生了转变，对林则徐的态度变为质疑。

3 对战争的态度不明确

道光帝“总是以为他的每一次决策都是最佳方案，尽管后来一变再变”， 在鸦片战争过程中道光帝在主“缴”派和主“抚”派之间摇摆不定。造成这种结果的原因很复杂。从主观方面来说，皇帝和地方官员交换信息的主要方式是奏折，从而导致许多地方官员为了迎合皇帝的胃口而极力讨好甚至虚构其事，因而南方捷报频频，道光帝却察觉不出其主要意图是推卸责任谎报军情。另一方面，由于“天朝”思想根深蒂固，自然没有人将区区一个“岛夷”放在眼里，特别是虎门硝烟后，他认为大局已定，不必需要花费大量的精力去禁烟，只要求林则徐组织一些善后处理工作。广东地区反复多变的局势，道光帝对广东事务越来越失去兴趣，从而专注于内朝的传统事务。皇帝的这种态度给全国上下营造出了一种和平安宁的景象，导致道光帝成为了战争过程中最“后知后觉的统治者”;从客观方面来说，英军的交通与通讯能力远胜于清王朝。处在紫禁城的道光皇帝常常在战争发生数日之后才能收到战争爆发的消息， 因而清王朝对战争的决策常常滞后， 这很大程度上注定了战争的失败。

另外，道光帝在面对来犯的英国人时，心中只有约定俗成的两套办法，一套是 “抚”，另一套是“剿”。这就表明，在道光帝的观念中清王朝是掌握着整个战争的主动权的。 随着中央集权的不断强化，一切大小琐碎事务的解决方案都由皇帝一人说了算，而关于鸦片战争，道光帝甚至没有弄清楚开战的原因。在这场西方近代文明与东方农业文明交锋的战争过程中，主“抚”与主“缴”很多时候也只在道光皇帝的一念之间，在战争刚开始的二十天内对这批不自量力者的基本态度是主“剿”的，这也毫无疑问是“天朝”统治者对“逆夷”的本能反应。1840年8月1日，接受“禀帖”的谕令是他第一次转变态度的标志，由于在巴麦尊外相致中国宰相书中，言辞恳切，文句颇和“天朝皇帝”的胃口，从而导致道光帝在短短两天之内，他的旨意由主“剿”倾心于主“抚”，转变如此之快，实在令人难以相信;当广东琦善谈判不利的消息传到道光帝耳中时，道光帝又决计开战，短短四个月时间，上面的决策又变了。以1840年12月开始道光帝主“剿”的态度越来越明确，由此可见琦善和义律在广东谈判的结果并没有令他满意，同时他也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从新启用被革职了的林则徐等人，先后将果勇侯杨芳、奕山调到广东来主持对“英夷”的战事。“主战派”又一次在朝中得势，但过程并没有道光帝想象的那般简单，前线军队溃败，紫禁城却捷报频频，最终，战败签约。道光帝在鸦片战争期间多次动摇，缺乏通盘考虑，一道道圣旨，只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罢了。广东与北京相距甚远，交通落后，驿马的速度怎能跟得上战争形势的变化？当时的中国官员普遍不懂洋文，在双方的书信往来中，通事的翻译往往依据对方主子的口味而定，与原文大有出处;而前线的官员汇报战况的奏折中往往十之八九是假的。在这种情况下，道光帝依据接到的过时而又虚假的奏折去判断战争的发展形势，必然导致决策失误。

4 战争失败后的“居危思安”

1841年，战争失败了，深处前线的杨芳、奕山、伊里布、琦善等织下的谎言骗局不攻自破。两江总督牛鉴也曾上奏：“危道实不可言”， 由此也结束由谎言构织的“进剿”，道光帝于9月15日，英国女王于12月28日，分别批准了《南京条约》。从此，中国的主权受到破坏，开始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大清皇帝一面是中国人的主子，一面又逐渐自觉不自觉地变成洋人的奴才 在一直以“天朝上国”自居的大清王朝中，上层统治者们没有近代国际法的基础知识，更没有革新社会的勇气和决心，他们相信只要谨遵先哲们的教诲，就能保大清不倒。这便是统治者及清王朝的悲哀，戴上这重枷锁任何贤明的人都会变得冥顽不灵，目光狭隘。美国历史学家墨菲认为，“中国能有效地挡住西方的影响的另一个原因是由于中国人对自己的形象具有巨大的优越感”。 正是因为中国人对于自身的高估，认为自身是世界的中心，对于外来的冲击嗤之以鼻。让这样一个民族在战争失败后自我反思是很难做到的，何况当能够对西方殖民冲击做出反应的人也仅仅局限于能够和夷人直接接触的人，这些人又集中在和夷人最早接触的地方即东南沿海一带，稳坐中国北方的道光帝又怎能有机会受到西方殖民者强大实力的冲击。当然，除了战争的失利造成的挫败以外，在内心深处并没有因为失败而反思自己，反而因为《南京条约》条约签订，战火暂时远去，朝野上下一片欢庆。

从家族观念来讲，道光帝无疑是爱新觉罗家族的好儿孙，他始终不渝地遵守着“尽善尽美”的祖制，同时皇亲国戚，贵族子弟大部分也被委以重任，将他的家族发扬光（下转第190页）（上接第140页）大。然而，他无疑是一个失败的政治家，在他统治期间，签订了中国第一个不平等条约，中国开启了丧失主权的大门，中国的国际地位也开始下降。作为一个统治者，战争失败后不痛定思痛，找不到战争失败的真正原因，安于现状，让人痛心疾首。倘若经历过失败的教训，国人能够醒悟过来，那么我们的近代化或许能够提早开始。

战败签约的结局虽不应仅仅归结于道光帝本人，但其作为当时的最高领导人也负有重要责任。我们也不能用现在的眼光去苛求古人，我们应可以以史为鉴。道光帝及国人在不了解对手实力的情况下盲目应战导致失败，也是必然的，先进的工业文明替代落后的农业文明是历史的过程。

注释

①③④⑤⑦⑩ 茅海建.天朝的崩溃——鸦片战争再研究[M].北京：三联书店，2005.

② 费正清.中国——传统与变迁[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⑥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鸦片战争档案史料.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93，第一册.

⑧ 陈大士.中英比较视角下的鸦片战争——鸦片战争失败原因新探[J].2006.

⑨ 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第一册）.神州国光社.1954.

辛经纬.天朝观念、体制与鸦片战争中清朝的失败——《天朝的崩溃——鸦片战争再研究》简要述评[J]. 当代教育理论与实践，2013.5（8）.

闻少华，周溯源.评析道光皇帝在鸦片战中的四次选择[J].求索，1990（6）.

[美]柯文著.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M].林同奇，译.北京：中华书局，2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