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改工作队队长与地主女儿的婚姻

我的爷爷，曾是东北松嫩平原上一名土改工作队的队长，而我的奶奶，就是爷爷进行土改的村里唯一一户地主家的女儿。然而，我们却很难将其视作一场跨越门第之见的伟大婚姻——事实上，这是一场充满交易感的包办婚姻。写自己家的历史，最难的就是避免“家庭罗曼化”的倾向和简单的是非判断，进而进行深层次的思考——毕竟，要一个人摆脱家庭的立场，是一件太难的事，而“快意恩仇”的诱惑又是那么强烈。对此，我也只能尽量为之。

　　一、联姻：地主的自保

1947年初冬[①]，一支共产党的武装工作队来到了吉林省伊通县南部的一个村庄，为首的工作队队长骑着大洋马，挎着两支驳壳枪，甚是威风。这支队伍就是伊通县大孤山区土改工作队，而骑在马上的人，就是我从未谋面的爷爷。

在地广人稀的东北农村，这支稀稀拉拉的队伍并没有引起太多人的注意，除了本村唯一的大粮户[②]——他们早就知道了土改工作队要来的消息。这家人兄弟两个，老大当家，老二早逝，老娘尚在，有土地数十垧[③]，大房10间，小仓房三间(都是草丕房)，一片柴火林，算有些家财。而我的奶奶，就是二爷家的小女儿。对于自家财富的来源，奶奶并不特别清楚，只知道在她爷爷那辈，家里就有不少土地了，后来在她大伯(东北称“大爷”)的经营下，日子过得挺富足。同时，也能看到她家与政权结盟的痕迹——奶奶的父亲当过伪警察，大爷应该也在村里负过责任，经常去乡公所办事。当然，他们还称不上秦晖所说的“政治性地主”——更多的是借助政治权威保护自己财产。在这一点上看，后来把奶奶嫁给执政的爷爷，很是符合她家一贯的思路。

对于这家人来说，共产党并不陌生。伊通县城已于1947年10月1日解放，而在此之前，共产党的队伍已经在伊通地区与国民党军队进行了两年拉锯战[④]。大爷与共产党多有接触，不仅很多亲戚朋友加入其队伍甚至入党，还与中共伊通县委主要领导邓烈[⑤]认识，曾冒险赶车送他去山沟里躲避国民党军队。回来路上大爷被国民党抓去拉了十多天活，家里人还以为出意外了。但此一时彼一时，土改的声势已经笼罩了这一地区。当得知已土改村的大户被吊在房梁上痛打等情况后，大爷慌忙带着自己的儿子逃往外地，留下老娘、奶奶的母亲带着奶奶和坐月子的大儿媳在家(其他家人或已出嫁，或在外地)。也许他们觉得留下一家“女儿国”，并不会被太为难——那次大爷被抓去拉货时，恰巧国民党来逼要枪弹(为防土匪和打猎，当时东北有点财产的人家大多有枪。这些国民党军队来并非收缴武器，而是多要点枪弹自己用)，把奶奶的母亲吊在房梁上。在一家女人们的苦苦哀求下，我的这位太姥姥侥幸免遭毒打，但被抓去做了些日子洗涮缝补的活，后被同村穷人保回。为保太姥姥，奶奶的一个堂叔还挨了国民党兵的揍。

随着土改工作队开进临近村庄，打杀的消息越来越多，形势也越来越紧张。一家子孤儿寡母，惶惶不可终日。察哈尔省委曾对土改前夕各阶层心态作过一个描述：“贫农欢喜，中农怀疑，富农怕斗，地主怕死。”[⑥]就奶奶家而言，恐惧确实成为了那段时间最深的记忆。

恰在此时，已经加入邻村农民会的奶奶的一位堂哥，来到奶奶家“保媒拉纤”，跟太姥姥提议把奶奶嫁给爷爷，说他是咱们这个区土改工作队的队长，这样就不用怕挨揍了。当时奶奶只有16岁，太姥姥虽然很不舍，但怕一家人受苦，便做主将奶奶许给了爷爷。就这样，爷爷进村没几天，奶奶就稀里糊涂地过门了。

　　说实话，如果不是土改，爷爷和奶奶很难在一起，因为当时的婚姻，主要还是讲“门当户对”，大粮户家的女儿，一般也都嫁给大粮户，或者其他有些财产的人。奶奶的姐姐就嫁给了邻村的大粮户。

在这一点上，爷爷显然不够格。爷爷是黑龙江勃利县人，出身贫寒。为出人头地，在伪满时期当过屯长，还当过森林警察。日本投降后，在伊通县南城子加入了共产党队伍，由于作战勇敢，枪法好，很快成了干部。此时的爷爷已经31岁了，整整大奶奶15岁，还没娶上媳妇，可见家境确实不怎么样。虽然当上了土改工作队的队长，但爷爷的“阶级觉悟”显然提高得不够快——他对打土豪、分田地这种事并不上心，不然也不会同意娶地主家的女儿。不知道当时像爷爷这样缺乏“阶级觉悟”的基层干部，到底有多少。

　对于这门亲事，奶奶坦承并不愿意：还是个小姑娘，啥也不懂，更离不开妈妈。但为了一家人的性命，奶奶选择了顺从。对此，奶奶的大爷颇为感动，捎来信说如果共产党走了，就分五垧好地给爷爷奶奶过日子。为安抚爷爷，他“仗义”地保证奶奶嫁谁就是谁了，绝不“打八刀”(老东北方言，指离婚)，从此就是一家人了。

虽然有爷爷的保护，但土地、房屋还是要分的，浮财也得分一点。因为除了土改工作队外，村里执政的还有农民会。按照标准的工作程序，工作队进村后，要宣传《土地法大纲》、开展阶级教育、召开诉苦会、成立农民会，斗争地主恶霸。但这种“工作报告”逻辑往往并不能代表底层的真实情况，特别是在战争时期，“阶级斗争”往往让位于征粮征兵，基层的实际运作在很大程度上有着自己的逻辑。由于爷爷本人“觉悟”不高，再加上奶奶的关系，所以当时村里政策宣传、阶级斗争教育开展得并不热烈，大多数农民也抱着怀疑的态度并不积极。但农民会还是要成立的。定阶级，划成分，分土地、房屋、浮财，决定枪毙谁，都是农民会说了算，爷爷也只能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保护奶奶一家。最后，奶奶家理所当然地划成了地主，因为不仅土地多，一家人还从来不下地干活，这在当时叫吃“剥削饭”。家里的地都分没了(大爷和他儿子已想办法在外地分到土地，家里一帮女人并不需要土地了，也可借此堵上别人的嘴)，东屋空出来作了农民会，一家老小集中在西屋，整天不敢出门。为此老祖宗(奶奶的奶奶)一股急火去世了，而她给自己准备的棺材也早已不知道被谁拉走了。在大爷家的儿媳回家后，太姥姥就连西屋都住不成了，搬进了原来作仓库的小房。不过，一家人都没有遭受皮肉之苦。根据官方的统计，“依据政府法令，全县处决200余名恶霸地主分子”，奶奶一家很幸运地逃过此劫。然而，因土改而死者并不止这些，所处决的，也并不全是“依据政府法令”。

       二、土匪，土匪

在传统的土改叙事中，结构性的阶级矛盾是土地改革的主要合法性依据，而阶级斗争更是土改的重要环节。就奶奶所在的村而言，土地分布的确存在着很大的差距。伪满时期的东北地区，实行的是统制经济下的私有经济制度，农村土地基本私有。全村几十户人，大多姓王，沾亲带故，只有奶奶家一家地多。后来划成分时，没有富农，只有几家中农，家里各有几垧地。其余都是贫雇农，可见土地占有的差距。这些“贫雇农”有许多给奶奶家“扛大活”，条件是本人干活时管饱，年底按日结算发粮。如果他们觉得你家伙食不好或出矛盾，也可以去别人家。据奶奶说，她家伙食好，油放得多，大家都爱来她家干活。相对于典型的向地主租地交租的“封建剥削”，奶奶家的经营方式更像资本主义农场——而且从奶奶描述状况来看，粮食的商品率并不低，很多被卖掉换成生活用品了。这些农民还可以打打猎、砍砍柴，在自家院子里种菜养鸡等，贴补些家用，日子还过得下去。

但当时的农村也绝不是一片“田园诗”般的美丽图景。伪满时期，日本人对粮食的征收量很大，基层官吏还时常盘剥，普通农民的日子自然苦不堪言。日本投降后，真正让日子过不下去的，变成了土匪，大大小小的不知道从哪都钻出来了，从事着打家劫舍，绑架勒索的勾当。因此，当时东北的土改工作队，除了土改，另一个主要任务就是剿匪。

听奶奶说，多年后晚景凄凉的爷爷时常抱怨，说当年“把脑袋别在裤腰带上”，如今却落得这样。我一直没有理解那种危险的程度，直到了解了当地共产党部队与土匪、国民党军队作战的情况。

据史料记载，1945，抗日战争胜利后，到1948年10月长春解放前夕，伊通县有近百股土匪，大股有数百人，小股五、七人，在西部出没于大孤山、二十家子、靠山一带……[⑦]虽然奶奶对这么庞大的数字产生了怀疑，但当时大孤山一带有土匪流窜确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官方正史中认为，这些土匪“得到国民党伊通县保安大队和国民党在长春部队的怂恿与支持，与人民解放军为敌，袭击民主政府，抢劫群众的车马粮食衣物，杀人放火，破坏农民运动……是维护封建地主阶级统治的一支别动队。”[⑧]但实际上，早期的土匪正是靠劫掠、绑架地主为主要生路——农民没钱没粮没枪，绑架了也没用。

而此时横行的土匪中，有多少是出于“阶级报复”形成的地主武装，也是值得深入考察的问题。当我问奶奶是否听说过地主去联系土匪时，奶奶认为谁敢找土匪，避都避不及。当然，这只是老人家的主观感受——她的父亲就是剿匪时被土匪打死的。土匪横行的另一个隐秘原因，是他们多少觊觎农民刚分到的财物，因为绑票普通农民的事情多了起来。同时，袭击共产党的部队，很多时候主要目的也是抢劫物资——在那个有枪就是草头王的年代，管他什么队伍，抢了再说。

爷爷虽说对土改不上心，但打仗还是一把好手，所以当时他有任务就出任务，没任务就打烟囱练枪——据奶奶说，由于没事就打，村里的烟囱都没有好的。也不知道村民们怎么看爷爷这种带有“匪性”的行为，估计都恨够呛。看得多了，奶奶觉得挺好玩，也拿过来打，结果由于枪的后坐力太大，一下子坐了个屁股墩，从此再也不张罗玩枪了。

奶奶并没有清楚记得爷爷出过的任务。在翻看史料的过程中我发现了这样一条记述：1948年1月3日，大孤山区工作队，为了清除封建势力，去小孤山区马家屯搞联合斗争，土匪“双阳”勾结“万林”等200余名匪徒尾随围攻上来，工作队组长刘德昆、队员方茂云及大桥村参加帮翻队农民积极分子王有、于青山、张花、张秃子等7人，突围时被发现，抓去杀害。杀死后，将王有、于青山尸体扔入井中。[⑨]我不知道爷爷有没有参加这次所谓的“联合斗争”，但这些逝者中，一定有爷爷的战友。而同年2月19日，伊通县大队更是在两半屯遭遇国民党新七军正规军，伤亡达112人。[⑩]

　　三、被枪毙的贫农

在奶奶的讲述中，另一件令我惊奇的事是，土改期间奶奶所在村庄被枪毙的两个人，从成分上来讲竟都是贫农。

第一个被枪毙的贫农外号“杨丫头”，在奶奶的记忆中，这个人除了平时好打猎，也没什么特别的地方。他被枪毙的原因，是外地有人给他写黑信，农民会做出了决议，爷爷亲自负责执行。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家里有枪，又好打猎，被人诬陷当过土匪之类的。

第二个被枪毙的贫农经历更加传奇。

说起来，他还是奶奶的堂哥，总在她家里扛活。一次在她家干活时，被大爷家的大儿媳妇讽刺了几句。土改工作队进村后的一天，他来到奶奶家，找这个堂嫂寻仇。当时爷爷正在“媒人”家喝酒(给爷爷奶奶保媒的那位堂哥此时回到了本村，还是农民会文书，他的故事下面再讲)，派来保护奶奶一家的哨兵也恰巧不在。奶奶赶忙跑出去找爷爷，她大爷家的这个儿媳妇则假装包孩子拖延时间。幸好爷爷及时回来阻止了这场“斗争”。听奶奶的意思，如果打了也就打了，爷爷也不敢批评、惩罚人家，讲讲亲戚关系，这事就算过去了。

这个以为有机会报仇的直人，碰上了真正懂得报仇的“聪明人”。

这个聪明人，就是前面说到的把奶奶介绍给爷爷的那位堂哥，论起来，他俩是亲堂兄弟。说起这位堂哥，奶奶印象不怎么样——他也当过伪警察，父亲是做大夫的，家里挺富裕，但是没有地，所以也能加入农民会，又因为能写会算，所以作了文书。更可恨地是，他在运动快结束的时候，骗爷爷奶奶说家里暗藏的一缸金银首饰被农民会知道了，趁早主动交上去。但最后这些金银首饰，都被他自己密下了。对此，奶奶也不敢声张。

奶奶并不知道这两个亲堂兄弟之间有什么过节，总之，亲堂哥凑了材料，把亲堂弟送上了西天。

枪毙那天，这个人被从农民会押出来，还四处叫嚷着找爷爷。对此，爷爷有些无奈，躲在屋子里(之前说过，东屋变成了农民会，奶奶一家就住在西屋)，从窗户缝目送了这个亲戚。

这两个人，都是毙了之后才上报上级的。当时枪毙人，没什么程序正义可以理解，但总要讲点革命正义吧?他们都不是地主，为什么会被枪毙呢?这种现象普遍么?

在纪录片《暴风骤雨》里，也有一类叫“势力分子”的非地主，成为土改的“镇压对象”。其具体含义笔者并没有查到，应该是地方一霸之类的人物。但这两个人也没什么“势力”啊!也许这就是基层史料带给人的乐趣吧——它带给你的疑问永远比答案多。

尾声

作为一场剧烈的社会变动，发生在上世纪40年代末50年代初的土地改革运动，改变了中国广大农村地区数亿人民的命运。而我的家族，亦被这场运动打上了深深的烙印。1948年春天土改结束后，爷爷没有选择随军南下，成为了所在区的区长，并很快进入吉林省委党校学习。但在1949年的整党中，他由于娶了我奶奶，被勒令退伍，后通过战友的关系到一个镇的供销社工作。1964年，四清运动期间，由于害怕历史问题被深究，被迫同意下放，我们一家彻底回到了农村。

在传统的官方叙述模式中，土地改革是一场扫清农村封建残余，打倒地主阶级的阶级斗争。在革命的浪漫想象中，土改是人的解放，与自由、平等、启蒙等一系列美好词汇相连。[11]对于执政者来说，土改不仅是征兵、征粮的重要手段，更是社会整合、社会动员的重要方式。对于普通人来讲，其意味着什么，则是更为复杂的图景：对于奶奶而言，是一个并不能算完满的婚姻，对于两位失去生命的贫农而言，也绝不是“翻身”的快感。而中国农村的结构性困境，有没有通过土改得以解决呢?

这场充满交易感的婚姻，在我们今天的人看来，自然一场悲剧。我常常想，当已入暮年的奶奶坐在电视机前，津津有味地看着《还珠格格》时，是否也在憧憬虽不轰轰烈烈，却自由自在的爱情?这不正是五四一代革命青年所追求的么?而革命的目的，难道不是让人生少一些“不由自主”的遗憾么?

[①]此时间为笔者祖母回忆。据史料记载，1947年11月24日，时任伊通县县长孙明光签署布告，宣布废除封建土地所有制，停止佃农向地主交租。由于当时伊通北部、西北部临近国民党军队盘踞的长春、四平，因此，当时县委、县政府决定首先在南部和中部几个区进行土地改革，组织百余人的工作队分赴各区村，组建农民会，开展土地改革运动。参见伊通县志编纂委员会：《伊通县志》，吉林文史出版社，1991年，第11页。据奶奶讲，爷爷所在的工作队虽不及百人，但也有好几十人。

[②]解放前东北农村地区对土地较多人家的称呼。——笔者注

[③]垧，民间土地计量单位，各地算法不同。在解放前的东北地区，一般一垧指15市亩，一市亩约合6.667公亩，一垧约合100公亩。奶奶回忆家里有五、六十垧地，具体数字不记得了。

[④]详细情况可参见《伊通县志编纂委员会：《伊通县志》，吉林文史出版社，1991年，第10-11页等处。

[⑤]邓烈，具体经历未详细查证，应为南方人，据奶奶说他当时是伊通县委书记，但未得到资料证实。可确定的是随军南下后，他任中共江西省委上犹县委书记，可见在东北时也应是县委主要领导人。

[⑥]《刘杰同志关于察哈尔省土地改革的汇报》(1947年1月)，河北省档案馆编：《河北土地改革档案史料选编》，河北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41页。转引自李里峰：《“运动”中的理性人——华北土改期间各阶层的形势判断和行为选择》，《近代史研究》，2008年第一期。

[⑦]伊通满族自治县政协文史委员会编：《伊通文史资料(第二辑)》，1988年，第122页。

[⑧]伊通满族自治县政协文史委员会编：《伊通文史资料(第二辑)》，1988年，第122页。

[⑨]伊通满族自治县政协文史委员会编：《伊通文史资料(第二辑)》，1988年，第124页。

[⑩]伊通满族自治县政协文史委员会编：《伊通文史资料(第二辑)》，1988年，第124页

[11]如美国学者韩丁在《翻身》一书序言中写道：每一次革命都创造了一些新的词汇。中国革命创造了一整套新的词汇，其中一个重要的词就是“翻身”。它的字面意思是:“躺着翻过身来”。对于中国几亿无地和少地的农民来说，这意味着站起来，打碎地主的枷锁，获得土地、牲畜、农具和房屋。但它的意义远不止于此。它还意味着破除迷信，学习科学;意味着扫除文盲，读书识字;意味着不再把妇女视为男人的财产，而建立男女平等关系;意味着废除委派村吏，代之以选举产生的乡村政权机构。总之，它意味着进入一个新世界。这就是本书题名为《翻身》的原因。它叙述了张庄农民怎样建立一个新世界的经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