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宰白鸭”：清代民间的顶凶卖命乱象

　顶罪代刑现象由来已久。东汉后期，被举荐为贤良方正的刘瑜上书朝廷时提到，当时的地方官府贿赂横行，残民以逞，导致民怨沸腾，化身贼党，官府又兴兵诛讨，在这种情形下，“贫困之民，或有卖其首级以要酬赏，父兄相代残身，妻孥相视分裂。”（《后汉书》卷57）由此以后，顶罪代刑无代无之，而尤以清代为最甚。考察清代民间顶凶卖命的历史，或许可为我们更为清晰地认识此种司法乱象提供一面镜子。

清代司法中的“宰白鸭”现象

清朝嘉庆年间，名吏张问陶任莱州知府，一次，他受省按察使衙门委派，覆审即墨县一命案。在覆问过程中，凶犯王小山对杀人罪状供认不讳，其供词熟练流畅，与原供无丝毫出入，似背诵好了一般。这种情况自然引起了张问陶的注意，再仔细端详王小山，见其年不过二十，手无缚鸡之力，根本不像杀人凶手的样子。张问陶心想其中恐怕有冤情，在他的再三开导之下，王小山终于承认自己是代人受过，真正的杀人凶手是富家公子屈培秋。原来，王小山一家债台高筑，不得已收了屈家二百两银子，约定由王小山为屈培秋“顶缸”，供词全是事先商量好的。张问陶廉得其情，既怜小民之艰辛，复恼富人之奸狡，遂援笔判道：

杀人者死，律有常刑，所以惩凶匿、儆邪辟也。若有钱可以买代，则富家子弟将何所顾忌？皇皇国法，是专为贫民设，而非为富豪设矣。有是情乎？有是理乎？……屈培秋以口角细故用刀杀人，其罪已不可逭。而又不束身司败，以二百金买人一命，蔑视王法，殆无是过。夫使二百金可买一命，则家有百万，可以屠尽全县。以一案而杀二命，其罪更何可恕？须知，前一杀尚出于一时愤懥 ，或非居心杀人；后一杀则纯为恃富杀人，有心杀人。误杀者可免抵，故杀者不可免也。屈培秋应处斩立决，并于行刑前先杖二百。王小山顶凶卖命，依律亦应杖责，姑念出自孝心，为养活父母计，应从宽免责。……（襟霞阁主编《张船山判牍菁华》，上海中央书店，1934年，第57—58页）

顶凶卖命让真凶漏网，无辜者受刑，无疑属于冤假错案。然而，与一般冤案不同，此种冤案是真凶和顶凶者双方通谋的结果，因而更难翻案。稍晚于张问陶的陈其元追述其父陈鰲昔年在福建为官时，曾在谳局覆审一桩斗杀案，其案情与王小山案如出一辙。陈鰲在发现顶凶情由后即将案件发回本县重审，可是，重审的结果依然如故，此时，案犯“则断断不肯翻供矣”。（陈其元《庸闲斋笔记》卷3）陈鰲明知有冤而不能为之平反，心灰意冷，遂辞去谳局的差事。后人总结道：“有司明知其冤, 而卒无术以平反之者, 其惨痛更何如耶！”（李岳瑞《春冰室野乘》）

两案的相似绝非偶然，这反映出清代中后期顶凶代死现象的多发，正如陈其元所指出的，“福建人命案，每年不下百数十起，如此类者良亦不少。”（《庸闲斋笔记》卷3）道光二年闰三月，刑部收到广东报送的一批人命案，其中，只是一个潮州府贿买顶凶之案就达三十七件之多。（王先谦《东华续录·道光五》）道光年间在潮州为官的郭光启也记录到：“潮俗，杀人真犯辄匿不出，而被诬者又恇怯不自申理，率买无业愚民，送官顶替，贪利者罹法网焉，名曰‘宰白鸭’，是可悯也。”（《清诗纪事》道光朝卷）由于此类现象生活中并不鲜见，当时民众恬不为怪，将其称为“宰白鸭”。“宰白鸭”之风，多见于福建、广东两省，其中尤以福建的漳州和泉州为最盛。“福建漳、泉二府，顶凶之案极多，富户杀人，出多金给贫者，代之抵死，虽有廉明之官，率受其蔽，所谓‘宰白鸭’也。”（《庸闲斋笔记》卷3）

在“宰白鸭”案件中，杀人正凶贿买孤孑无依的愚民送官顶冒，顶凶者所得身价谓之“香灯钱”，“以死后旁人为之继嗣接续香火也。”（黄安涛《诗娱室诗集》卷18）在世俗的眼光中，“宰白鸭”是一个愿打一个愿挨，而在当时有良知的观察者眼中，顶凶代死何其晦暗也！顶凶的“白鸭”何其愚戇可怜也！郭光启曾作有《宰白鸭》诗一首，描绘“白鸭”的悲惨命运，控诉社会的不公，诗曰：

白刃如霜初出匣，市上争看宰白鸭。

宰白鸭，鸭何辜？青天在前不敢呼。

得钱卖命代人死，妄冀剖腹可藏珠。

珠可藏，腹安在？张姓冠将李姓戴。

法场白日应昼晦，冤魂化作大鸟归。

纵有香灯恐不爱。

君不见汉朝杨宝救黄雀，后嗣三公传奕代。

寄语当世理刑官，爰书反覆须至再。

宰白鸭，休愦愦。

“宰白鸭”多见于闽、粤两省，或许与当地的械斗之风有直接关系。赵翼在《簷曝杂记》中写到：“闽中漳、泉风俗多好名尚气……民多聚族而居。两姓或以事相争，往往纠众械斗，必毙数命……未斗之前，各族先议定数人抵命，抵者之妻子给公产以赡之。故往往非凶手而甘自认，虽刑讯无异词。凡械斗案，顶凶率十居八、九也，其气习如此。”清后期的周寿昌也在《思益堂日札》中写到：“今时广东、福建顶凶之弊，惟械斗案最多，恶习相沿，殊不易破。”

王树汶案：顶凶代罪的典型

有清一代影响最大的顶凶案首推光绪七年（1881年）的河南王树汶案。王树汶，邓州人，在南阳镇平县胥吏胡体安家打杂服役。而这个胡体安，表面上是光鲜正派的“公家人”，暗地里却干着打家劫舍的勾当。后来，被事主揭发到官府，眼见形势不妙，胡体安遂买通了镇平的吏卒，拿家僮王树汶来顶包。王树汶一开始拒绝配合，可是架不住吏卒的酷刑，又被告知定案后一定不会被判死刑，只得应承下来。县令马翥糊涂颟顸，加之邀功的心情，只当真的抓住巨盗，于是草草定案。被判了死刑的王树汶自然不甘心，于是临刑喊冤，说出为人顶凶的真相。

河南巡抚涂宗瀛下令停刑，派人覆讯该案，可是始终不得要领。在覆讯中，王树汶提出他的父亲名叫王季福，在邓州务农。于是，涂宗瀛指令邓州知府朱光第拘传王季福到案。在这个节骨眼上，涂宗瀛升调两湖总督，河道总督李鹤年继任河南巡抚。与新巡抚关系密切的开归陈许道道员任恺（官职比朱光第高一级，但非朱的顶头上司）正是曾负责王树汶案二审的原南阳知府，为了掩饰错案，修书阻止朱光第拘传王季福，朱不为所动。王季福到案后，当堂对质，他果然与王树汶是父子关系。王树汶并非胡体安，此时已是路人皆知，无法掩饰。然而，巡抚李鹤年有意袒护任恺，指使办案人员将王树汶定了个强盗从犯。按大清律，强盗不分首从，只要是得了财物，皆斩。这样一来，原一审、二审的各级官员都可以免予承担责任。京中河南籍的科道官员风闻后，纷纷上章揭发弹劾。朝廷任命河道总督梅启照为钦差大臣，重新覆查王树汶一案。梅启照虽为一代名臣，然已近暮年，行将致仕，又部下多为李鹤年旧属，因此，经过一番“覆审”，“竟以树汶为盗从, 当立斩, 狱遂成。”

消息传出，舆论大哗。朝廷为厌服众心，指令刑部提审该案。时任刑部尚书潘祖荫高度重视，指派其得力干将、刑部郎中兼秋审处总办赵舒翘主审此案。赵舒翘不负众望，经过数月的调查取证和反复研鞫，终于将冤案的黑幕层层剥去，并代表刑部拟出要向皇帝提交的奏稿。据说，在此过程中，李鹤年的部属曾入都向潘祖荫关说，潘几乎为之动摇，要将赵舒翘的奏稿毁去。赵舒翘坚持不可，对潘说：“舒翘一日不去秋审，此案一日不可动也。”（《春冰室野乘》）最后，潘祖荫和继任刑部尚书张之万采纳了赵舒翘的意见，并以此上奏朝廷。最终，皇帝下旨，王树汶无罪释放，之前审理该案失误的各级官员包括李鹤年、梅启照这样的封疆大吏，均受到不同程度的处分。主审该案的赵舒翘成为旋乾转坤的人物，由此吏声大振。值得欣慰的是，一桩冤案由此得以昭雪，正义终于姗姗而至。

顶凶卖命的原因

顶凶卖命在清代为何多发，以致成为命案的常态？仔细想来，恐怕其间既有技术的原因，也有制度的原因，更有社会的原因，而制度原因和社会原因尤其值得关注。

其一，“重供不重证”的证据制度是顶凶卖命现象的制度诱因。有清一代，“罪从供定，犯供最关紧要”（汪辉祖《佐治药言》）因为清律中规定，除了罪犯在逃，可以“众证明白，即同狱成”，在一般情况下，“内外问刑衙门审办案件……鞫狱官详别讯问，务得输服供词”。（《大清律例·名例》）又规定：“凡狱囚，徒流死罪，各唤本囚及其家属，具告所断罪名，仍责取囚服辩文状。如不服者，听其自行辩理。”（《大清律例·断狱》）制度既然如此，于是实践中承审官员心中只有口供，“一经认实，即为了事，究竟所供者是否可信，不暇问亦不愿问也。”尤有甚者，“明知其为‘白鸭’，而亦就供论供，不复穷诘。”（《张船山判牍菁华》，第59页）客观地讲，“罪从供定”的证据制度有其历史的合理性，然而其缺陷和不足之处也是非常明显的。司法实践中，主事者如果不能以职业良知纠正制度之偏，极易酿成冤假错案，可见制度对人的巨大作用。进入民国后，“重供不重证”的证据制度一变而为“重证不重供”，民间的“宰白鸭”现象才渐渐减少。

其二，贫富不均的现实是顶凶卖命现象层出不穷的社会土壤。“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是杜甫笔下唐代贫富悬殊的冷峻写照，也是中国古代历朝历代的普遍现象，清朝自然也不例外。清朝的特殊性在于，社会下行的压力与巨大的人口因素叠加，使得贫富不均的问题更加突出。据文献记载，乾隆末年，中国人口已接近三亿，而到道光中叶，人口更是突破了四亿。在经济凋敝、人口爆炸的大背景下，社会上出现了大量的无业游民，人命贱如草芥。然而，土地兼并的进程如脱缰的野马，社会财富高度集中，贫者愈贫，富者愈富。乾隆皇帝的宠臣和珅占有土地达八十多万亩，和珅的两个家人也各有田六万多亩。乾隆十三年，湖南巡抚杨锡绂说：“近日田之归于富户者，大约十之五六，旧时有田之人，今俱为佃耕之户。”（《陈明米贵之由疏》，《皇朝经世文编》卷39）道、咸之后，依靠军功起家的湘军、淮军将领们也化身为各地的大地主。湖南湘乡曾国荃拥有耕地六千亩，安徽合肥李家占据的土地竟然达六十万亩之多，河南项城的袁甲三占有的耕地也有四千亩到五千亩。《红楼梦》借刘姥姥之口道出了当时的冷峻世情：“这样螃蟹……再搭上酒菜，一共倒有二十多两银子。阿弥陀佛！这一顿的钱够我们庄稼人过一年了。”（《红楼梦》第三十九回）正是这种贫富悬殊的残酷现实使得富人和贫民之间的买命“交易”成为可能。“唯其贫富不均，所以富者可恃富以杀人，贫者束手以待人杀。”（《张船山判牍菁华》，第59页）若这一社会土壤不彻底改良，顶凶卖命现象就不可能完全消失。

结语

顶凶卖命只是清代司法乱象之一面，回首这段历史，不仅使我们有儆于旧中国的黑暗和腐朽，更会唤起我们内心深处对司法工作的敬畏。正如纪晓岚的父亲纪容舒所言：“甚哉治狱之难也，而命案尤难。有顶凶者，甘为人代死……讼情万变，何所不有！司刑者可据理率断哉？”（《阅微草堂笔记》卷5）光绪年间的陈惟彦也曾郑重提醒道：“余历任府州县，所讯顶凶案频有之……余为此惧，故不愿久任地方，特书之以戒子弟，切勿轻任法官，万一任之，断不可掉以轻心也。”（《宦游偶记》卷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