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夫卡的关键岁月：在战争面前，每一个人都是囚徒和牺牲品

1914年6月28日（塞尔维亚“国耻日”），奥匈帝国皇储斐迪南大公夫妇在萨拉热窝视察时，被塞尔维亚民族主义者加夫里若·普林西普枪杀。萨拉热窝事件，被认为是第一世界大战的导火线。

利用萨拉热窝事件发动这场战争的政要之一，奥匈帝国的弗朗茨·约瑟夫皇帝在他那蒙在鼓里的臣民推入了战火四起的地狱前说：“我们已经深思熟虑、权衡充分了。”当时经历那场战争的普通人同后来多数历史学家一样，对这些要员的“雄才大略”可谓深信不疑。那些紧张不安地期盼战争恨不得早日降临的人认为这些要员心里有数，他们自有一套周详的计划。而对战争心怀忧惧的另一些人则相信，政府高层不会让战争降临，毕竟那将是一场世界大战。然而在战争之初，没有人注意到当时甚嚣尘上的舆论何其罔顾事实真相，对“人”何其漠视，几乎达到令人发指的程度。

在《卡夫卡传：关键岁月》中，你可以看到太平时代如何戛然而止，而此时已经写作了《变形记》的作家卡夫卡，准备离开家乡布拉格，离开一直束缚着他写作的家庭去过自己做主的生活。在这些大事件面前，所有“自主”的打算都被迫中止。阻止他离开父母领地的竟然是一场世界大战。战时留给他的选项，只剩当兵上前线或者留在办公室工作这两个了。他指望借以维持生计的杂志要么陷入沉默，要么加入了大合唱。他将受困于布拉格，不再只是精神上，而是在任何意义上。在战争面前，我们别无选择，每一个人都是囚徒和牺牲品。

01

“我们已经深思熟虑、权衡充分了。”

欧洲历史上的所有政治事件中，1914年的“七月危机”是记录最详实、研究最多的一个。但这一事件（另外还有纳粹大屠杀）也像一块试金石，最能检验出我们对历史的理解。一场灾祸背后的意识形态、文化、经济和政治起因，可以透过这次危机看得如此真切，几乎绝无仅有。而且特别明显的一点是，上述这些因素的主导力量完全压倒了个人意志，包括联盟者的意志，就好像做决定的是“体系”和结构，而不是“个人”。但与此同时，我们也可以细致入微地追溯事件参与方的决议，甚至其背后的主观动机，我们挖掘得越深，就越不能认同这么一种看法，即不管你想不想打仗，想在何时打，出于什么目的打仗，到头来都无关紧要。

只须将目光投向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结构性起因，特别是德国的军国主义以及奥匈帝国内部那无以餍足的民族主义，我们就不难看出几年来整个欧洲都站在一个倾斜的平面，坡度越来越陡，滑倒已经不可避免，或早或晚。所有因素都聚向一个方向，在那个方向的尽头是一场大战。换个视角，如果我们追溯那些行为体的一举一动，日复一日，甚至随着决定的临近部分行动几乎可以追溯到每个小时，那么我们会看到完全另一幅画面。要把设想的战争变成现实，必须拉下几个操纵杆，按一排按钮才行，倘若其中某个操纵杆拒绝配合，大战或许就不会发生。

第一次世界大战是“爆发”还是“被挑起”的，对于这个问题的争论，在政治评论界也日益尖锐。不管答案偏向哪一个，都会产生道义上的影响。所以不足为怪的是，当我们能坐下来清醒冷静地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半个多世纪已成过去。在战争初始阶段，很多人深信历史可以受人操控；后来战争摧毁了一切，九百万士兵命丧沙场，他们又开始相信是凶险强大的命运主宰了一切。战争的主犯之一——奥地利总参谋长弗朗茨·康拉德·冯·赫岑多夫曾这样说过：“世界大战是一种个人无法挑起也无法阻止的灾难。”

奥地利军事历史学家曼弗里德·劳亨施泰纳写过一本毫无爱国情怀可言的史学名作，专述奥匈帝国的衰亡，他就特别赞成赫岑多夫的这句话。如果在当今所有历史学家中做个调查，相信大家的看法也都大致如此。

有一种说法认为，奥匈帝国是“滑入”了一场世界大战，一场谁都不愿发生的战争（斯蒂芬·茨威格在战争结束几十年后仍这样认为），但在铺天盖地的证据面前，如今已经没有人认同这一看法了。利用“萨拉热窝刺杀事件”借机向塞尔维亚发动攻击，这个决定其实在刺杀发生后没几天几个政要就已通过几次非正式磋商做出了。当时，唯一有分量的反对声音来自匈牙利首相第萨·伊斯特万。不过在众人认定强大的同盟———德国会施以援手之后，这种声音也很快消失。７月5日，奥地利人所期盼的“空白支票”由威廉二世送过来了，而且没有经过磋商，没有附加条件，没有确定战争目标，只有一个要求：要动手，就马上动手。

即便再强硬的强硬派，也无法指望更多了。两天后，奥地利部长会议宣布支持战争。这样一来，柏林和维也纳就确定好了总的路线方针。接下来几天的讨论只是为了解决一个程序问题，即让战争的决定合法化，在世界公众面前为奥地利的行为辩护。决策者并未采纳军队统帅的建议，直接进攻塞尔维亚，而是选择在7月14日这天向塞尔维亚下达最后通牒———期限很短，条件苛刻至极。起草这份最后通牒花了五天时间，又过了几天，弗朗茨·约瑟夫皇帝批准、签字。1914年7月23日晚上六点整，最后通牒送抵塞尔维亚首都贝尔格莱德，只有短短四十八小时的期限。为了不给别国插手调停的机会，奥地利人又等了十五个小时，才把最后通牒传达给其他几个大国。

消息传开，举世哗然。最后通牒提出的要求粗暴侵犯了塞尔维亚的自主权，后者面临的选择只有两个：要么屈从，要么战争。大家猜测，面对这样的“报复行动”，俄国及其盟友不会无动于衷、坐视不管，报纸的时政评论文章也公开表达了这一观点。不过，奥地利很多地方还是洋溢着轻松的情绪。刺杀事件已过去整整四个星期，维也纳的决策者还是不紧不慢。报纸几分尴尬地向公众解释为什么一直没有动静，他们给出的解释是，政府还在等事件的调查结果。而这种说法没有人相信。萨拉热窝刺杀事件就算不是塞尔维亚人一手策划组织的，那至少也由塞尔维亚的宣传间接造成；这是大家都看在眼里的，还有什么好调查的呢？更不可思议的是，像赫岑多夫和国防大臣克罗巴廷这样一言九鼎的人物本该参与决定，却恰恰在这个时候度假去了。

然而，维也纳并非真的没有动静。主政者早已做出关键决定，而且还跟德国通了气（令人惊讶的是，他们谈了什么外界毫不知情），他们决定先按兵不动，再静候几天。这么做，背后当然也有重要原因。当时法国总统普恩加莱正在对沙俄国事访问，奥地利的两大政治对手坐在一起谈笑风生，如果选择在这个时候挑起战事，从策略上讲极不明智。奥地利的外交官很清楚，面对这种局面应该怎么运用外交手腕；同时也坚决果断，决不会放过任何一个机会，这一点我们可以通过第萨·伊斯特万伯爵与奥地利外交大臣贝希托尔德伯爵间的谈话看得出来，他们谈到了下达最后通牒的时间，以及由此而最终确定开战的时间。

在今天的会谈中，我们达成一致意见，即建议在对贝尔格莱德采取行动之前，务必先等普恩加莱先生从圣彼得堡回来。因为现在他们双方正在圣彼得堡把酒言欢，在一片祥和气氛中大谈其兄弟之谊。而且在普恩加莱、伊兹沃利斯基［俄驻巴黎大使］及诸大公等人影响之下，这次访问势必会影响乃至确定两个大国的外交立场。所以。我们得尽量避开这个节点，等到他们庆贺完了再递交外交照会比较好。

“真可惜，”威廉皇帝在这份报告的边上批示。他已经等不及了，但是维也纳决策者的担忧确实也有道理。于是，他们打探到普恩加莱将于何时启程离开圣彼得堡，并由此确定递交最后通牒的准确时间点。这可真是个精细的活儿。

那么休假的事呢？都安排好了，这是奥地利人的一个策略，即让其他国家都感觉很安全。这是相当精明的做法，德国人也立即效仿。相形之下，塞尔维亚人就不太精明了，他们的总参谋长竟也在休假，而且还在敌方国土——奥地利。

如果我们看一眼维也纳和柏林主政者最后那些引发战争的举措，感觉他们似乎真的考虑周全了，只是他们没有考虑后果。他们深入探讨了部队的转移问题，但是打赢战争之后该如何处置他们的死敌塞尔维亚，他们显然没有深究。皇家电话接线员早已接到指示，凡是涉及战争的长途通话一律切断。这场战争将拉几条战线，目前尚未明朗。那是一幅奔忙的场景：有些人准备得尽善尽美，其他人全蒙在鼓里，这简直就像讽刺某种盲目“工具理性”的漫画：自己制定了时刻表，列车却交给别人去开。

然而如果我们再仔细一看，就会见到另一幅画面。翻开历史文献，我们相信当时绝不只是战争技术专家在忙碌，无论奥匈帝国的政府高官还是其军事统帅都非常清楚，这一回并不是惩治一下挑事分子那么简单，更像是要挑起第三次巴尔干战争。早在1913年2月，斐迪南皇储就曾声明：制定针对塞尔维亚的战争计划乃是“疯狂之举”；“如果我们威胁塞尔维亚，俄国会在后面力挺塞尔维亚，那么我们就要与俄国兵戎相见了，难道奥地利皇帝跟沙皇非得把对方拉下皇位，然后给革命让道吗？”

他的话颇具前瞻性，看得更清的是第萨·伊斯特万伯爵。1914年7月8日，对塞尔维亚的战争已板上钉钉，而伊斯特万谏劝皇帝说，这次进攻势必引发一场“世界大战”。他的理由是，俄国这次不会再像五年前奥地利兼并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那样坐视不管了；俄国在军事上壮大了，不会容忍其“斯拉夫人前沿阵地”遭人践踏。也就是说，奥地利必须做好准备，迎接俄国人的反攻。而这样一来，便会触动整个欧洲的联盟机制：德国攻击俄国，法国攻打德国。

此外还有其他一些完全不可预测的风险：首先是意大利如何行动。当然经过秘密政治协商，意大利站到了奥地利和德国的阵营，但最近它表现得更像奥地利的竞争对手。赫岑多夫对俄国的危险也了然于胸，他承认如果要同时在三条战线（1915年5月他的担忧不幸成真）作战，这场战争就赢不了。不过他还是认为，眼下必须先跟塞尔维亚打一仗，打完再看。在临近战争爆发之时，他写道：“1908年到1909年那场是摊开牌打，1912年到1913年那场还是一场有胜算的牌局，现在这场则是纯粹的豪赌。”

这些头面人物上了赌桌，围坐在轮盘边，他们其实心里都有数。同样，德国军方领导层也乐于冒险。德意志帝国的主政者一直把“腹背受敌”的威胁挂在嘴边，那么究竟是什么动机让他们如此轻率、如此自负地“促成了”敌对阵营的军事联合呢？这个问题一直令人费解。

教科书给出的答案是德国人早就提出的施利芬计划；根据这套军事战略构想，一旦发生战事，德国应先后击垮东西两翼的大敌，也就是说，在短短几天之内，军队当从德国北部穿越比利时地区，迅速包围法军，并将其一举歼灭，然后再集中兵力对付俄国。

然而，新近的历史研究表明，那个计划不过是一厢情愿的空想罢了。在1914年，一些狂妄自大的军事将领确实自认为可以提前数周预见一场现代战争的走势，但即便这些人也不敢说这样一个计划足以决定这场战争的结局。更何况要成功实施这个计划还有赖于英国的反应，须寄望于英国政府袖手旁观。而这显然不可能。威廉皇帝许诺臣民速战速决，但他身边的人恐怕没有一个会相信。可见，当时那些战争的鼓吹者明知不可为而强行将国家驶入灾难的深渊，如今思之，令人不免浩叹。

跟赫岑多夫一样，德国总参谋长小毛奇多年以来一直不肯放过任何一个机会打一场“先发制人的战争”。恰恰这么一个人在1914年7月28日谈到山雨欲来的“世界战争”时，说“这场大战将会使几乎整个欧洲的文明倒退几十年”。普鲁士战争部长法金汉的鹰派作风有甚于小毛奇，在８月4日即德军侵入比利时的那天说道：“即使我们在战争中毁灭，那也是美好的。”看来欧洲已经陷入赌徒之手。

抛开这些军政要员对战争的态度不谈，当时经历那场战争的普通人同后来多数历史学家一样，对这些要员的“雄才大略”可谓深信不疑。那些紧张不安地期盼战争恨不得早日降临的人认为这些要员心里有数，他们自有一套周详的计划。而对战争心怀忧惧的另一些人则相信，政府高层不会让战争降临，毕竟那将是一场世界大战。然而在战争之初，包括目光敏锐的卡尔·克劳斯和激进民主派弗朗茨·菲弗特在内，没有人注意到当时甚嚣尘上的舆论何其罔顾事实真相，对“人”这一资源何其漠视，几乎达到令人发指的程度。

政客和军官对自己的行动心里有数，民众却蒙在鼓里，毫不知情。公众意见里没有批判的声音，君主更不容指摘。民众普遍将其君主视为可靠的最高一级主审，虽然大家也知道不是所有事都是君主说了算，有时候君主也会在一些根本都没翻阅过的文件上签字。

不过，总的来讲，毕竟这里还有新闻自由，触碰体制的敏感神经完全是可能的。早在战争爆发一年半以前，菲弗特就曾以《脱离奥地利！》为题撰文论及德国和奥地利结成军事联盟对于公众的危险性。

当然当时的日报还远远不具备今天“调查类新闻”的特质，它只是为读者提供对现实图景朦胧而扭曲的描摹。报道中充斥各种来自所谓“知情人”的道听途说，却未经证实。当时独立的通讯记者网络还极为狭小，于是各大报纸经常互相引述。政府部门偶尔举行个记者发布会，抛出一些琐碎消息，众媒体自然一拥而上。而一旦涉及外交政策，不管是社会民主派报，还是数量上完全占优的自由派、保守派以及天主教的报纸，大家都一样无能为力。

同样，在维也纳，在这不幸漩涡的中心，公众的视听闭塞也达到了荒唐的程度（考虑到赌注之高）。交给塞尔维亚的那份不祥的最后通牒，直至到期前几个小时公众才通过《新自由报》获悉。而报上连篇累牍的讨论则集中在冲突的“地方化”问题，即希望欧洲其他国家不要插手。

奥地利官方的这种外交宣传，几乎占据所有报纸的头条。比如7月27日早上的《布拉格日报》，头条新闻标题是“赞成地方化，反对世界战争”。在这个时间点，一切已动员就绪，报刊媒体要完全受官方审查了。

当然这种审查相当笨拙，在报纸的每个版面上都留了白，渴于了解真相的聪明读者可以在这些留白中拼凑出一个真实来。更何况审查官还根本无法夺走人的记忆。至于下奥地利州士兵被本国“希滕贝格子弹、雷管及金属制品厂”生产出来的弹药所杀，至于奥地利“施泰尔兵工厂”的工人奔赴塞尔维亚前线，而在那里等候他们的是竟他们自己在半年前亲手生产出来的二十五万挺机枪……这一类新闻没有哪个政治记者敢写，但是读者只须把报纸翻到“经济版块”，也能大致看出个子丑寅卯来。

02

战争将这代人一拳击倒（包括卡夫卡）

对我们来说，战争似乎可与其他一些已经慢慢淡忘的人类空想相提并论，比如永动机、万能药、炼金士师的炼金配方、不老仙丹，等等。打仗，顶多在文明世界的边缘，在落后的巴尔干地区，在殖民地还有可能。而在安居乐业、彻底文明化的民族中间，战争不过就是乌托邦式的瞎折腾。虽然我们的先辈在1866年和1870年也曾经历战争，但我们这一代是被宠溺的一代……对我辈而言，讨论理查德·瓦格纳的音乐，争辩犹太教和基督教的根基，探究印象主义绘画等才是更为要紧之事。如今太平时代戛然而止，现实如此残忍地将我们这代人一拳击倒，其状之烈，前所未闻。

此处的“我们”所谓何人，作者马克斯·布罗德没有点明。但他字里行间流露出一种漠视政治的立场，而这一倾向在他的圈子里无疑相当普遍，哪怕到了太平时代的最后几个星期，情况依然没有改变。虽然早在头一年，就可以在咖啡馆里听到质疑的声音，说奥地利不该卷入巴尔干战争。但这种质疑似乎是因为大家担心会感染来自“外部”的某种瘟疫，至于正是“文明”的民族将暴力引向保护国和殖民地这一点，则显得无关紧要了，就好像动物保护之类的话题鲜有人提及一样。就连自称和平主义者的那些人也未曾预见到，正是这种“对外”的暴力会很快调转矛头，对准欧洲自己的文明。在个人生活的规划中，在有关人生前途的憧憬和幻梦中，战争被人完全忽略了：对参军的人如此，对未参军的人也是这样，也不管是不是犹太人，对布罗德、鲍姆、韦尔弗、哈斯、魏斯、穆齐尔、沃尔夫、海勒劳的那些艺术家、《火炬》杂志那一拨人，以及布拉格复国主义者都是这样。同样，事实证明卡夫卡也不例外。

经历了阿斯肯尼夏霍夫酒店的“审判”之后，卡夫卡的内心仿佛结了一层冰，郁郁寡欢。但同时也仿佛从折磨人的自我怀疑中被强行甩了出去，内心反而平添几分能量，多了些吐故纳新之力，他也更加专注于自我了。带着这些变化，他改了旅行计划，径直去了波罗的海之滨。下一步该怎么办？就在离开柏林的最后一刻，菲莉丝姐姐埃尔娜竭力安慰他，转移话题，让他不要多想这件事。然而他现在要的不是安慰，在转移注意力方面他做得也不少了。现在出现了一种空虚需要填补，没有了菲莉丝，他又是谁，这是现在亟需深思的问题。

就在此时，恩斯特·魏斯跟他的情人“哈妮”，即布勒斯克（也就是后来的演员拉埃尔·桑萨拉）也在度假，因为跟卡夫卡的旅行路径有所重合，他们决定索性在吕贝克跟卡夫卡碰一面。听说卡夫卡和菲莉丝之间关系破裂，魏斯恐怕不免内心窃喜：卡夫卡怎能指望自己去适应那么中产阶级化的环境呢？他怎能指望自己适应那么一个精明能干的女人呢？而且这个女人除了精明能干，没有其他什么特别的。他以前就警告过卡夫卡，事实证明他是对的。不过他一定也察觉到卡夫卡身上散发出一种可疑的平静气质，最好还是不要让他一个人待着。于是，他劝卡夫卡把格莱申多夫的房间退了，跟着他和布勒斯克一起去丹麦旅行，去法尔斯特岛的玛利利斯特海滩玩。

卡夫卡同意了，不过后来又有点后悔。虽然魏斯跟布罗德一样有点喜欢一个人大段独白，但他处理现实问题时表现出来的那份自信颇具感染力。他把第二部长篇小说《战斗》的手稿也带过来了，卡夫卡对这部小说有所了解，能帮魏斯稍稍审校一下、做点文字工作倒也不错，毕竟他自己的小说目前还没有眉目。虽说在别人面前魏斯是个会出主意的好顾问，但其实他自己也为个人问题搅得不知所措，跟情人布勒斯克争吵不休，已令人厌烦。此外，他选的这个地方，这个住处，周围相当荒凉，对于素食者更是无法忍受（这家有着茅草屋顶的海滩旅馆，以前是个农舍）。还没待满一天，卡夫卡就准备打理行囊走人了，魏斯劝了好久才总算让他留下来。

卡夫卡现在必须做出决定，从这可怕的挫折中汲取一点力量。他已经跟家人讲了他和菲莉丝关系破裂的事，不过没有谈及未来的规划。现在父母也知道他那盘旋在脑中的想法了，以前他就明确表达过辞职的想法，连马德里的舅舅也听说了，还劝他不要玩火。卡夫卡的父母了解自己的儿子，知道他容易受人影响，严厉的劝诫对他总能起到一段时间的作用。但是对于残酷后果他有多大承受力，他们向来一无所知。卡夫卡父母花了几天时间来计算取消婚约所带来的可怕损失，包括退掉在布拉格租好的房子，算出来的结果让他们大为震惊。这还没完，卡夫卡又寄来一封长长的辩护词：

你们也知道，到目前为止，我或许还从来没有给你们带来什么真正沉重的痛苦。但这次解除婚约无疑属于这样一种痛苦。我现在身在远方，无法做出评判。然而我更没有给你们带来过真正持久的快乐，唯一的原因是我自己也无法让自己获得这种持久的快乐，相信我，真是这样。事情何以至此，个中缘由恰恰是父亲你最容易理解的，虽然你无法认同我真正在追求的东西。有时你会跟我讲你当初的境遇有多糟，你不觉得那是一堂培养自尊心和满足感的好课吗？你不觉得我过去的境遇都太优越了吗？这样的话其实你自己也说过。迄今为止我的生活优哉游哉，又缺乏自主，你不觉得这样的环境对我的天性不利吗？虽然给我创造这个环境的人如此善良宽仁。当然肯定会有些人知道如何处处保持自立，可惜我不在此列。诚然，也有一些人在任何地方都未失掉自己的依赖本性，我一直不遗余力地想证明自己并不属于这一类人。以我的年龄再做这样的努力为时已晚？这种借口也无法成立。我比自己的外表更年轻，缺乏自主唯一的好处就是让人保持年轻。然而只有摆脱了依赖，才会真正年轻。

但是在办公室，我永远也得不到这样的提升。在布拉格都不可能得到。这里的一切都倾向于让我这样一个本性依赖的人维持现状。一切都已现成地摆在我眼前。办公室令我厌烦，常让我感到难以忍受。但工作从根本上讲又是轻松的，在这种轻松状况下，我的收入超出我的所需。有什么用呢？给谁挣的呢？在薪资的阶梯上我还会继续爬升，那又有何意义呢？这个工作并不适合我，除了工资它不能让我自立，无法带给我自尊，我要它干嘛呢？……离开布拉格我能赢得一切。也就是说，我可以成为一个自立而冷静的人，充分发挥自己的才干，因为在工作上诚实可靠从而获得一种勃勃生气以及持久满足的嘉奖，这样一个人，对你们的态度也会更好———这个收获并非微不足道。有这样一个儿子，他的个别行为你们也许并不赞许，但在总体上却能满意，因为你们得告诉自己：他做了力所能及之事。而你们现在没有这种感受，这是事实。

我设想，我将这样执行我的计划：我手头上有五千克朗，这笔钱足够我在德国什么地方，比如柏林或慕尼黑生活个两年了，哪怕这期间没有收入来源亦无妨。这两年时间可以让我专注于文学创作，挖掘自我，在布拉格因受困于内心的松懈和外界的纷扰我无法在一种明晰、充实和统一的状态下挖掘灵感。这样的文学创作可以让我在两年之后靠自己的收入过活，哪怕这份收入相当微薄，又有何妨。不管多微薄，与我目前在布拉格的生活以及未来在布拉格可以预见的生活不可同日而语。

这封信行文稳重，令人折服，对父母要求或拒绝或接纳，心平气和，收放有度，可以说是《致父亲》那封著名长信的预演版。字里行间透出深思熟虑的策略，一种“向攻击者认同”的玩笑，让人无法反抗。卡夫卡的父亲看了肯定大为光火，这些年来，每当孩子不合他的意或者反对他，他总会以雷鸣之声吼一句“你们日子过得太舒服了”。这句话他的儿子现在并不否定，相反还一如既往接受了父亲的判决。但儿子又突然反过来颠覆了父亲的说法，他的弦外之音仿佛是：我不是日子过得太舒服了吗？所以我们才想着改变现状。当赫尔曼·卡夫卡在儿子信中听到他一脸认真地反问挣那么多钱有何意义时，一定感觉像是有人在嘲讽他。

而且，儿子还用父亲自己的话来为荒唐的想法辩护，更令他这个做父亲的深感难堪。对于这一意外攻击，如卡夫卡几年以后所记录的，父亲的反应带有家长式的作风，却也显得无可奈何。说他“忘恩负义、偏激、忤逆不孝、背叛、发疯”。卡夫卡在给父母的信中散发出来的镇静气质，与他几周前到几天前给菲莉丝和格蕾特·布洛赫的信相比，几乎是判若两人。不过为了获得这种内心平静，他也付出了很大的代价。平静源自他的专注力，他现在竭尽全力让自己心无旁骛。在阿斯肯尼夏霍夫酒店付清了最后一笔账，他便下定决心，从此以后要遵循自己的逻辑行事，不再受任何人、任何事所左右，哪怕是“生活”的道德要求也别想干预他。卡夫卡从里面锁上了隔音门，可惜他选择的时机却又一次极不合适。

卡夫卡从丹麦写给父母的那封信具体在哪一天寄出的，我们不得而知，可能是7月20日或者21日。就在这个时间点上，奥地利政府已经准备好了给塞尔维亚最后通牒的文本而这个通牒将带来一场战争。也就在这个时间点上，那篇具有毁灭力量的皇室声明《致我的人民》也即将拟就，一周后，弗朗茨·约瑟夫皇帝携此文将他那蒙在鼓里的臣民推入了战火四起的地狱。“我们已经深思熟虑、权衡充分了。”他这句名言（后来变得臭名昭著）很快贴满大街小巷的广告柱，而且用了十一种文字。

但是谁又曾预料到这些呢？有人认为，这要怪只能怪卡夫卡运气太差：他决定要过自己做主的生活，而这个迟来的决定却偏偏赶上了多事之秋，结果让外界过于强大的历史事件一笔勾销了。在这些大事件面前，所有“自主”的打算都被迫中止。阻止他离开父母领地的竟然是一场世界大战。战时留给他的选项，只剩当兵上前线或者留在办公室工作这两个了。要跨越国境探亲访友，得填一堆申请表格；往德国打电话也不行了。他指望借以维持生计的杂志要么陷入沉默，要么加入了大合唱。他将受困于布拉格，不再只是精神上，而是在任何意义上。

卡夫卡确实时运不济，毫无疑问。但是说他背运，果真是因为世界大战恰巧赶在他要辞职的时候爆发了吗？如果在1914年春天菲莉丝一口回绝了他，如果卡夫卡因此而果真在穆齐尔的支持下去了柏林并以文学为业的话，那他在战争爆发之后也不得不立即返回布拉格，在没有其他关系或者上司帮他撑腰的情况下，他将不可避免地沦为奥地利军事机器上的一颗小齿轮。

不，卡夫卡的真正不幸在于他为这个艰难决定付出的努力已经挤占了他全部心思。当战争来临，卡夫卡已无力感知、无法深思这场战争了。他待在丹麦的旅馆里，观察店里的客人，在日记里描述这些人的孤单和热闹，他们的动作和眼神。他们聊了些什么，他没有记下来，当然他不可能漏听谈话中反复提及的“战争”一词。他不看报纸吗？显然他不读报，否则他几乎能在每个版面读到有关战争威胁、股市抛售潮、民众恐慌以及战前宣传等报道。在卡夫卡、魏斯和布勒斯克聊天的时候，难道从来没有谈到家乡正面临的局势吗？我们不得而知。但是当他在给父母的那封语气从容的长信上签下自己的名字，那封信其实已经成了一纸废文。

7月25日至26日的那个周末，卡夫卡结束了旅行，他在柏林跟埃尔娜又见了一面，然后返回布拉格。在回程火车上，他碰到一些奥地利人，因受到军队召唤而被迫终止假期。那是长途火车按时刻表正常运营的最后一天，而且从次日起每个车站都会响起那首《守卫莱茵》的爱国歌曲。卡夫卡一到布拉格便陷入骚动不安的人流。街上全是人，虽然这天是星期日，很多商店却也开着门。指挥部位于布拉格城堡山的第八军团已经动员完毕，于是整个波希米亚万人空巷，大家全都拥进了城。举目四望，到处都是士兵的行李袋，灰色的军装，跑来跑去的军官，告别的场景，马刀铿锵作响，喊声、歌声不绝于耳。一位身着西装的保险局公务员手里提着小行李箱，皮肤晒得有点黝黑，望着这个场面，他目瞪口呆。

翌日报纸上说，奥地利的立场“不可更改”了。还有报道称，在整个布拉格，左轮手枪已销售一空。

03

战争的狂热与恐惧

纵观二十世纪历史，1914年7月底到8月初出现的那股战争狂热是最令人费解的群体现象之一。社会心理学、人类学等人文学科无一不曾研究过这一课题，钻研现代史的重要学者也都探究过其中原因。然而，那骤然出现的心醉神迷，丧失理智的仇恨情绪以及必胜的信心，究竟从何而来，始终是个谜团：这一切在我们看来，好像某个衰落宗教的表现形式；虽然对它研究颇多，但距离我们依然遥远而陌生。

经过了一层层过滤网，在一个世纪以后，我们已经很难真切地看清当时那些历史事件。首先一层过滤网便是，我们已经知道了“事情的结果”。迄今为止，想把一个现代的大众社会锻造成狂热“集体”的试验都以屠杀和暴政而告终，每每伴随可怕的幻灭。现在我们都清楚这一点，但在1914年8月，大家对这种社会心理学上的超级试验还一无所知，毫无经验可言。而集体的承诺和诱惑又非常强大，身在其中的人无论对战争的看法是浪漫还是现实，都很难拒绝它。

这第二层滤网则是，我们如今对发生在自己国家边界之外的一切已经有了根本不同的认知。诚然，相对于地理和历史意义的“近”，德国人和法国人，德国人和英国人，他们彼此之间的了解确实很少，跟以前相比也没多少改观。然而要知道在二十世纪初，绝大多数人了解国外的唯一途径是报纸，常常还是借助一些奇闻轶事或民俗民风的报道。只有极少数文化精英才有机会去巴黎或罗马旅行，寥寥无几的商人有机会一睹伦敦风采。学外语，也不是单纯为了了解彼此，而是出于商业原因，方便通信往来和谈判（卡夫卡学意大利语就属于这种情况）。另一方面旅行花费不菲，又耗时间，没有人仅仅为了享受阳光而专程坐车去奥斯曼帝国，通过自身经历直接了解国外生活的人凤毛麟角。所以，大众的政治和文化观点非常依赖媒体：报纸、杂志和电影院里播放的“每周新闻播报”。

战时，正是在电影院大屏幕上，一遍遍播放着“狡诈”的英国人，“残忍”的斯拉夫人和“懦弱”的意大利人形象。没有多少人有自己独立的观感，于是也就没什么相左的意见可以驳斥这一切了。

第三层滤网常常被我们低估，那就是我们自己其实非常依赖来自那个年代的媒体报道内容，作为文献、证据、说明性材料，我们需要这些信息。但在这些图片和文字里，我们却看到大量欢呼雀跃的人群，满面笑容的士兵，矫健的身姿，天真的记者写下的爱国主义口号。我们几乎看不到工人在口袋里攥紧的拳头，而他们的政党领袖却束手无策；我们也看不到无数情侣、未婚妻、妻子和母亲那无言的悲伤，她们被迫与自己年轻的男友、未婚夫、丈夫或儿子告别，并隐约预感到这将是一次漫长的分离，或许便是生死诀别。这种悲伤要到小城市，到乡下，到远离狂热的大型群众集会的地方，才能听得真切。在那些地方，大家才会公开流露出悲痛之情。如果认为整个民族都在为战争而狂热，那显然是个错觉，更何况奥匈帝国族群林立，各自有着截然不同的利益诉求，即使在形势万般紧张的时刻也不例外。真正盲目的狂热或许只是少数情形。要知道在开战前数天，柏林人就排着长队买金马克，同样是这些人拥在布拉格老城广场欢送士兵上前线，拿鲜花装饰部队的大炮，并用德语和捷克语冲着大炮高呼“万岁”，还是这些人在第二天拥入布拉格各家银行，把账上所有钱都取了出来———这就是他们对所谓速胜的信心。

然而，当我们看到交战民族陷入战争狂热时，不能把这些情绪仅仅归因为政策调整、官方宣传和资讯审查。民众的观点之所以发生扭曲，主要还因为那些记者、作家和学者即所谓“信息传播者”对战争一边倒的肯定态度。这些人的言论被散播四方，定格在各种媒体上，他们向众人解释为何战争不可避免，为何正义站在德国和奥地利一边，为何他们必将得胜归来，只需必要之牺牲，而战争终会解救众生，带来“道德上的新生”，它是一场伟大的“净化运动”，将为民众创造新的价值观，新的自信，新的团结统一。

正是这些声音，雷鸣一般传入我们耳中，是这些声音在文化记忆中留下了深深烙印，而不是那数百万封战地家书。留在记忆里的是阿尔弗雷德·柯尔、理查德·德默尔和格尔哈特·豪普特曼那些可怕的战争诗篇；是九十三位德国学者联名发布的《告文明世界书》，齐声为德国侵入比利时的军事行动辩护；也是托马斯·曼和胡戈·冯·霍夫曼斯塔尔在爱国热情的催眠下黑白不分；还有在德国各中小学传颂的《千夫所指英格兰》；最后还有那些报刊时事评论员组成的大合唱团，他们动辄以战争威胁他人，俨然把自己当成手握重权的主政者；当然还有充当步兵的记者，不断鼓吹战争以及其他学者文人、专栏作家美化战争，为战争摇旗呐喊。

然而，对于摇摆于恐惧与狂热之间的民众，官府不仅许以战争，同时也许以和平，即所谓“城堡和平”（国内和平）。党派斗争都将随战争的到来而偃旗息鼓，这一点对大众影响可谓深远。“在我眼里，不再有什么党派，只有德国人。”这句无数次被人引用的话，出自威廉二世之口，他在对俄国宣战三十分钟之后，即8月1日晚间说的这番话。这句话只包含一个乌托邦式承诺，却唤起了大众内心深处的集体无意识。终止党派之争，结束阶级斗争，告别城市生活的冷漠化和匿名化，似乎这一切已变得触手可及。社会民主派人士、犹太人、女人、失业者、大学生统统都会在这个乌托邦里找到一席之地，大家各司其职，各得其所，无须再为了什么社会认可而拼搏。而战争头几天在民众中泛起一种手足般的情谊，那场景几乎让人感觉这些承诺果真已成现实。

在奥匈帝国，皇室打的是同一副牌。只不过在那里尤为突出的，是那些浸满仇恨情绪的民族认同，既彼此印证又相互强化。而如今，皇室希望其子民一致对外，在君主的指引下组成跨越民族之界的共同体，让所谓的“哈布斯堡皇室认同”取代民族认同，并因同仇敌忾而重获新生。不过他们发现很难找到合适的口号，“我的眼里不再有民族之分”，弗朗茨·约瑟夫皇帝倘若这么说，迎接他的恐怕不是欢呼，而是骚乱了。于是，皇室发布的战争声明措辞谨慎：“我信赖我的人民，无论发生什么，你们都团结一致，忠贞不渝，始终不离我的御座。”大家心里都清楚，这只是皇帝一厢情愿的想法，语气中透出他信心不足。

官方的宣传鼓动明显缺乏说服力，这一点报纸媒体无法掩饰，也不便修补，原因很简单：奥匈帝国的民众并不能像德国人那样揪出一个人人喊打的阴险敌人来，可以如托马斯·曼所说的那样借助一场“伟大的完全正派乃至庄严的人民战争”一举将其击溃。在奥匈帝国，究竟能否说服其境内的斯拉夫裔———包括捷克人、斯洛伐克人、波兰人、克罗地亚人、乌克兰人、鲁塞尼亚人及波斯尼亚人向他们的塞尔维亚和俄国“斯拉夫兄弟”开战，谁也不敢打保票。

（节选自《卡夫卡传：关键岁月》，有删节，小标题为编者所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