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万江南饥荒弃儿被送北方收养;56年后仍在绝望寻亲

他是弃儿。那疤痕，是父母送走他时留的记号。

1959到1963年，江南地区大饥荒，幼子被父母遗弃，被福利院收养，又被政府分批派送，送到相对殷实的北方家庭。

铁路线向北延伸的地区，内蒙古、山东、河南、陕西、河北，都留下了孩子们抛别家乡的哭声。

多年后人们估算，这些被送养的孩子至少有5万人，被统称为“江南弃儿”或“国家的孩子”。

挨过了大饥荒，弃儿们各自长大。被遗弃的阴影却像钉子一样钉着每个人，呼吸不绝，纠缠一生。

他们几乎花了整个前半生，与自己和解。而后半生，踏上了寻亲之路。在绝望中寻找希望。

50多年前，5万弃儿被送到北方收养，成年后他们踏上寻亲之路，在绝望中寻找希望。

压抑的少年时代

“我是养子”，六岁时，住在洛阳的王金虎知道了自己今生最大的秘密。妈妈带他出门，别人问，这是你抱养的那个上海娃啊？妈妈回答，是啊。

他一双大眼，虎头虎脑，懵懂的样子，却什么都听进了心里。知道真相时，他太小了，还没有自我意识，只感到难受，像心上擦着砂纸，不得安宁。

他寻找一切可能的痕迹，遍寻不得，直到那两道疤痕吸引了他。

十三岁时，他在书里看到，在耳朵上剪疤，或是在身体上刺字、烙疤，原本是江浙沪一带，农户为了避免混淆，在家畜身上做的记号。但在特殊年代，被人们当做了寻亲的标记。

他度过了漫长而压抑的青春期，对上海的一无所知，混杂着对生父母的怨恨，对养父母的愧疚，长成一个沉默的少年。

上世纪八十年代，他结婚生子，没告诉妻子自己是弃儿，“怕她知道后出什么问题。”

1990年一个夏夜，王金虎梦见了上海的亲人，面目模糊，叫他的名字。半夜惊醒，多少事在他心里过了一遍又一遍，沤了好些年，要寻亲的念头，由这个梦沤出来了。

当时工作的木材公司忙，但他等不了，第二天，就买了去上海的火车票。

洛阳向西250公里，华山脚下的小城潼关，李万成同样经历了充满煎熬的少年时代。

小镇是个小社会，谁家孩子是抱养的，大家都清楚。孩子们开玩笑，总要指着他说抱养的，他就和人打架，打到鼻青脸肿，闷着一口气回家。

找对象时，邻居介绍一个姑娘，人品、长相、家世俱佳，只有一个条件，要他做上门女婿。他一口回绝，“我这20多年弄不明白身世，还寄人篱下，招到别人家里也是寄人篱下，这种压抑感不行，我受不了。”

结了婚，他在公社里当电影放映员，电影《英雄儿女》里，女主角王芳和亲生父亲在朝鲜战场上团圆，两代人和解的镜头，他哭得最大声。那时他有了孩子，知道不是万不得已，没人会把亲骨肉抛弃，才慢慢接纳自己并试着理解亲生父母。

2000年后，李万成看到南方弃儿寻亲的新闻，动了心思。

无锡市福利院工作人员回忆，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渐渐得知身世的弃儿们开始寻亲。最初是到福利院查询，或在报纸刊登寻亲启事，成功者寥寥无几。90年代，各地才掀起了一波波的寻亲热潮。

没有任何线索，不知目的地在何处，弃儿们还是沿着曾经北上的铁轨，南下了。

下江南

人在一两岁时，会记得什么？

无锡宜兴，寻亲网站发起人吕顺芳的家里，堆着从北方寄来的上千份寻亲资料。弃儿们在资料里不厌其烦地叙述，他们记得家附近的河流、湖泊、渡口，记得水边的茅草屋、芦苇、水牛，记得哥哥脸上被水牛角划的伤痕。

这是江南的短暂生活，给他们留下的记忆。

2000年，李万成第一次到江南寻亲。火车从西安出发，站了18个小时，无锡出站时，他恍然有一种前世的熟悉感。

西北壮阔，七月的向日葵开得像河一样，没完没了。低矮的苍山转过一弯，还是。灰扑扑的荒街，风野蛮地拍在脸上。

江南不同，雨下得又细又轻，路边挺拔的香樟树全被濡湿了，青草簌簌地拱动，空气里都是水滴和鸟叫。走在路上，他对破烂房子都多看两眼。

王金虎去上海寻亲不下十次。从90年代开始，他就闷着头往上海跑，谁也不告诉，什么头绪也没有。只猜测家里条件应该不好，听说闸北区发展落后，多工薪阶层，就守着闸北，天天往苏州河上一坐。

黄昏时分，河边阁楼的灯渐次亮起来，有老人抖抖索索地晾衣服，他一个窗户一个窗户扫过去，想找到跟自己相似的身影，一看就是一整晚。走在街上，也老盯着路人的脸看，盯得人发毛。

弃儿们寻亲的第一站，大多是福利院。他们要弄清自己的来处。

1993年，无锡福利院办公室主任余浩在档案室里发现一沓30多本婴幼儿收容、领养、死亡登记簿。稻草沤烂后土法制作的宣纸，已经发黄发脆，纸头都烂了，十多年无人问津。

1960年的登记簿被翻开，这些册子三下两下抹去了三十年的时光，将一些往事直直地杵到了他眼前。登记显示，仅1960年一年，无锡福利院就向北方送出两千孩子。

福利院当年负责弃儿工作的专员告诉余浩，那些孩子大多一岁上下，被遗弃在通运路的汽车站、火车站、轮船码头，从通运路到当时的福利院，只有两公里路，当年洒落哭声的路线，现在是苍郁的香樟大道。

那位专员曾告诉余浩，被遗弃的孩子太多，福利院床位不够，只好借了国营工厂的厂房作为育婴室，工人则成了临时护理工。每攒到七八十个孩子，他们就包上一个车厢，送往北方。

最初，收养这些弃儿有严格的程序，民政部门挑选的都是身家清白、收入稳定的干部家庭，孩子送出后都有回执。但随着弃儿大量涌入，管理逐渐松散，在开封等地，就曾有家长未走程序，直接在火车站抢走孩子的情况。

登记簿上的“婴儿健康损伤情况”那一栏，刚开始还能看到一两个标注的是“正常”，后面则九成都是“瘦弱不堪”。慢慢措辞变了，成了一度、二度、三度营养不良，“所谓营养不良，你就看不出有多严重了。”余浩说。

似乎是为了记录现实，福利院给孩子的名字都很糟糕：虐、疟、痱、疵、疼、瘀。

2004年，余浩即将退休，每逢值夜班，他整夜不睡，把资料悉数复印，带回了家。这些资料对所有弃儿开放，许多人到无锡的第一件事，就是到余浩家里，打捞与自己相关的这段历史。

“其实还有好几沓死亡记录，天天都有几个孩子死掉，我给藏起来了。”他说。

来找孩子的人家不知道，以为孩子还在哪个角落活着。

“为什么不告诉他们呢？省得再做无用功。”

他说，哪儿敢啊，就是靠着这一点儿希望，让他们几十年吮吸着、挣扎着活下来。

56年的煎熬

靠着这点儿希望活下来的，就有无锡宜兴的吴南生和吕顺芳。孤儿们南下时，他们正计划着北上。

吴南生要找他的亲弟弟吴闰生，今年应该59岁。唯一可以用来辨认他的，是左手臂上一块胎记，什么形状、什么颜色，一无所知。

1960年阴历二月初一，19岁的他亲手把弟弟丢弃在宜兴百货公司门口。这是母亲的决定，这么做，是为了让两岁的小闰生活下去。

1959年到1961年，是史载的“三年困难时期”，中国遭遇严重饥馑，一向富庶的长江下游平原也未能幸免。又因为“大跃进”与“浮夸风”，江南地区的受灾程度，比河南等北方省份更甚。于是，有人把孩子送到当地福利院，或直接送到上海。但上海也没饭吃了，1960年中央发出《关于为京津沪和辽宁调运粮食的紧急指示》提到，京津沪这三个最大城市的存粮是：北京为7天，天津为10天，上海无库存。

只有继续北上，才有生路。

把孩子送走两天后，吴南生42岁的母亲就饿死了。这吻合了《无锡县志》第五卷农业的记载：1959到1961年，农民口粮每月仅7.5到10公斤稻谷，弃婴、外流和饿死人、畜现象时有发生。

75岁的吴南生，早活过了母亲去世的年龄，说起这段苍茫少年事时，眼泪仍然簌簌流个不停。他说自己总是梦到弟弟。刚刚两岁的他就那么靠在快要倒塌的老房子里，眼睛低垂，有气无力，喊着“哥，我饿”。这个梦纠缠他一生，56年了。

同样受煎熬的，是吕大姐寻亲网站的创始人吕顺芳。母亲在弥留之际，总提起1960年4月送走的妹妹吕雅芳，吕顺芳在她耳边承诺，一定把妹妹找回来，她才闭了眼。

吕顺芳是长姐，母亲那双眼睛，折磨她半辈子，也决定了她之后所做的事情——在16年里，以一己之力，建立寻亲网站，举办寻亲大会，给离开父母的孩子救赎，给失去孩子的父母安慰。

2000年5月，她在无锡组织了第一届江南弃儿寻亲会，这是弃儿寻亲从无组织到有组织的关键节点。此后年年的五一长假，她都在南京、无锡、常州、江阴等弃儿较多的城市办寻亲会，一天一个城市。各省弃儿循例南下，举着资料牌寻找亲人的身影。

希望与绝望

上万北方孤儿，怀着一腔热望而来，又因为隔着遥远的时空，只能小心翼翼地试探。

吕顺芳家里上千份寻亲资料可以佐证他们的心理：大多数人都在资料中强调，“我如今事业有成，家庭幸福，不求金钱，只为一份血脉亲情，见老父母最后一面。”

从2000年至今，无锡、常州、南京等地每年举办寻亲会，从来都是弃儿多，父母少。

潼关另一位弃儿周进峰回忆起他经历的多次寻亲会，内心酸涩：偌大的场馆里，挤满了五六十岁的弃儿，人人把写了个人简介的寻亲牌举在胸前，左等右等，却等不来几个找孩子的亲人。一场寻亲会办完，回潼关的车厢里，都是女人们的哭声。

吕顺芳猜测，隔了漫长岁月，父母们老的老，死的死，还有些并不知道寻亲会的消息。“当然也不排除，当时家家孩子都多，没那么金贵，确实有人没打算把孩子找回来。”

每次去一趟南方，潼关寻亲团里总有人退掉QQ群，犹豫半晌，又加进来。说下次再也不去的人，也狠不下心，下次还是跟着满怀希望地去了。但不管是南下十次的王金虎，还是南下七次的李万成，都没有找到亲人。

王金虎比李万成稍好点，他在派出所找到了自己的迁移证明，他被嘉定福利院收留，取名叫毛凡。在那个特殊时代，弃儿们男孩姓毛，女孩姓刘，寓意毛泽东的儿子，刘少奇的女儿。

这些年，DNA认证逐渐普及，一度给王金虎带来新的希望。但他很快发现，他认定的自己家乡嘉定，只有2人入了寻亲库。

“没人找弃儿，你去和谁对？”他眼神黯淡下去，脸上是一种木然的绝望。当然，并非全是不幸。

“真正能找到亲人的，也有千分之一。”这是吕顺芳多年的经验。

到如今，“吕大姐寻亲网”仍不时有标红大字的滚动文章，“向大家报告一个好消息，又有亲人的DNA比对成功了！”16年来，吕顺芳促成了200多对亲人相认。

而那极少数找到的幸运儿，面对一段陌生的血缘亲属，双方的心情又是尴尬而复杂的。

亲人间的相互试探，并不少见。一位洛阳的弃儿，如今已是富商，在去年找到上海的亲人。在没做DNA之前，他要求隐藏自己的富庶，“一是看看他们会不会瞧不起送走的孩子，二是不想太早露富，让事情变复杂”。

一位洛阳弃儿，前两年找到了在温州的母亲。找到后，四个姐姐、三个哥哥便叫她回去伺候卧病在床的母亲，直到母亲去世，兄姐都未帮她一把。她难过心塞，母亲死后，她回了洛阳，与兄姐断了联系。

另一种情况是，就算找到了亲人，对方也不想相认。

去年，一位洛阳弃儿寻亲时，一男子看了她的资料和胎记，明确告诉她，你就是我妹妹。但是父母已经不在了，这位哥哥不想再走动。

吕顺芳介绍，这种情况不在少数，多发生在父母去世、多兄弟姐妹的家庭。

对方最常说的是：看看你还活着，生活还可以，我们就放心了，不用再来往。

是不是真的又有多重要？

7月中旬，新京报记者走访宜兴高塍镇、官林镇等地，发现几乎每个村庄都有家庭弃婴。

在绝望中泅渡的人，总是需要一根救命稻草。

李万成在宜兴认了个亲，他知道那“妈”不是亲妈，但这种关系，给了彼此一些安慰。

那是在2000年，他第一次到宜兴高塍镇。李万成一米八的高个子，大眼睛，高鼻梁，第一眼见着他，70岁的陈老太就坚称，他们是母子。

李万成有些蒙了，陈家人身高都不到一米七，看模样也怎么都不像是一家人。

陈老太太兴奋了，拉着他在高塍镇的大街上四处转悠，说儿子终于回来了，说自己对不起他。李万成有点儿触景生情，又觉得难堪。

直到欢迎他的宴会上，老太不停给他夹菜。他见着她的脸又小又皱，牙掉得没有几颗了，只有眼睛是几乎透明的淡绿色，像小孩儿一样单纯，用宜兴话语速极快地跟他说着抱歉。

他当时心就软了，认下了这门亲。

为了捍卫自己好不容易找到的儿子，陈老太甚至和同镇的周老太吵了一架——她们在庙里上香时遇见了，互骂对方，都说李万成是自己家的，对方不该横插一刀。

潼关那批孤儿里，有好几个都是这样模模糊糊认了亲，不愿再去做DNA验证。

潼关弃儿周进峰和宜兴一户人家已经认亲十多年，“回家”那天，长嫂端来一盆热水，要给他洗脚。这是无锡风俗，游子在外漂泊归乡，长辈要给他洗脚，慰藉他的辛劳。

回潼关时，哥哥又给他准备了50斤自家的米。当年他饿着出门，如今要饱着走。

“我还能活多少岁数呢？是不是真的又有多重要？找到个亲人，有个安慰，就行了。”

甚至还有的家庭，做DNA表明双方没有亲子关系，他们却坚持是DNA验错了。一年一年，仍然走动着。

余生像江水漂月

更多的慰藉，其实是来自这些寻亲的同路人。

这些当年的弃儿，如今都到了当爷爷奶奶的年纪。离1960年，半个世纪过去了。

从2000年算起，寻亲进入第16个年头了。

他们参加寻亲会、网上发帖、DNA入库，甚至算卦，求签，该做的都做了。

大多数弃儿已经放弃。余浩目送他们灰着心离开无锡。临走时，他们捎上一袋子江南的土，或一瓶太湖的水。聊做寄托。

余浩曾动员无锡当地的官方机构特别是民政部门参与寻亲，但应者寥寥，“这是时代的悲剧，谁敢去揭这个疮疤呢？”

上海市嘉定区民政局的工作人员告诉新京报记者，六十年代的收容、领养手续不齐全，资料大多已丢失，“寻找亲人的难度已经非常大，政府能提供的帮助实在有限。”

王金虎的养母今年96岁了，时常糊涂，偶尔清醒。每次他一无所获，从上海回来，养母就为他生气：为什么她不出来找？你都去了，她怎么这么狠心。

但因为耳朵上那两道为相认剪下的疤痕，王金虎没法儿死心。他想着，感情在血肉里，尖刀剜不掉。要么是父母不在了，要么他们不知道自己在寻亲。

两年前，他白发一茬茬冒出来，添了外孙，一天见不到，就想得不行。小家伙一声声姥爷喊得清脆，王金虎忙不迭掏钱包，坐摇摇车、喝QQ星，要啥给啥。

“隔代亲都如此，更别说生养之亲，哪能是轻易抛得掉的呢？”

李万成在潼关开着一家饭店。大西北最深的夜，大家总在他开的饭馆吃饭。上一锅最辣的辣子鸡，把头栽进去吃，头上全是豆大的汗珠。

他们吃完一锅，各自倒一杯当地的西凤酒，点上一根糙烟。

讲寻亲时走过的千山万水，还有在心里沤烂的那些，关于父母和故乡的想象。说到动情处，把筷子一扔，就放声大哭。

哭什么呢？他说，“五十多年啊，像江水漂月，哭可能永远都见不到的父母亲。”

他顺手捞起桌上一块青花瓷盘，灯下泛着幽微的光，格外好看。只是磕了一角，永远补不上去。

“我活这一生，找不到亲人，也是这样，永远缺这么一块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