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清华大学校长、著名教育家梅贻琦

梅贻琦，我国现代著名教育家。他在担任清华大学校长、西南哈大常委和创办台湾新竹清华大学期间，为中国科教事业的发展撤出了杰出的贡献。笔者最近在搜集整理有关史料时发现，梅贻暗先生在那样一个战乱频仍、政局动荡、贪污成风、贿赂公行的年代里，独能廉洁自律，节资俭用，如今更觉梅先生志洁行廉之难能可贵，遂撮其数例，联缀成篇，以表达对梅贻传先生的怀念敬仰之情。

梅贻琦，字月涵，1889年12月出生于天津鼓楼西板桥胡同。杨氏祖籍江苏武进（今江苏常州市），祖上曾于明成祖年间奉调驻防天津卫，遂为津门望族。清朝末年，家道中落。父梅臣，字伯忱，中过秀才，后沦为盐店职员。母张氏，其先人曾在天津鼓楼北开设义生堂药店。梅张联姻，生子女共五人，贻琦为长。1900年庚子之乱，梅家避难保定，秋季返津，家被洗劫一空，父又失业，生活极其困难，使梅贻琦自幼便养成了勤奋节俭的好习惯。

1904年，梅贻琦以世交关系人严范孙氏家塾读书。不久，严氏家塾易名为敬业学堂。这一年底，该校男生迁入南开区新址，遂定名为南开学堂。梅贻琦是南开学堂第一班学生，因品学兼优而成为校长张伯苓先生最为得意的弟子。1908年毕业考试，梅贻琦成绩高居榜首，他的名字便一直镌刻在学校门前的纪念碑上。

南开毕业后，梅贻琦被保送到保定直隶高等学堂就读，时年十九岁。这一年，美国政府决定以资助中国学生赴美留学的方式向中国“退还”部分庚子赔款。次年夏天，中国政府成立游美学务处（清华学校前身），经严格考试，录取首批留美学生四十七人。梅贻琦以在保定高等学堂未读完一年的资格应试，竟高中第六名。是年10月，梅漂洋过海，赴美留学，人吴斯特工业学院（WorsestorPolytechnicInstitute）学习电机工程。在校期间，梅贻琦省吃俭用，把生活费节省下来一些，寄给父母，贴补家用。他因勤奋苦读，成绩优异，被选人“Sigma
Xi”（美国大学中一种专为奖励优秀学生而设的机构）。他还担任过中国留美学生会书记，吴斯特世界会会长，《留美学生月报》经理等职。1914年夏，梅贻琦从该校毕业，获工学士学位，按留美学生章程规定，他可以继续留美进研究院攻读更高学位，但因家庭经济括据，弟妹们学业难以为继，他只好提前回国，并挑起了家庭生活重担，以微薄的薪水收入，赡养父母，供弟妹们读书。

1915年9月，梅贻琦应清华学校之聘前去任教。自此，他与清华结下了终生不解之缘。1925年，清华学校设立大学部，梅贻琦任物理系首席教授兼系主任。次年春，被教授会公选为教务长。关于这次当选，梅贻琦夫人韩咏华女士回忆说：“那时清华教授中，有博士学位的大有人在，为什么选中了他，我认为这是由于大家对他人品的信任。”

也正是出于对他人品的信任，1928年11月，他又被任命为清华留美学生监督处监督。清华留美学生监督处设在美国首都华盛顿，其任务是管理分散在全美各地学习的中国留学生，掌握着留学经费的分配、学业和操行评定等大权，又因远离国内，学校当局对它鞭长莫及，留美学生监督处被公认为是一项肥缺。当时清华校刊曾发表消息说：“近来，监督处开支泛滥，政府及本大学校长对前任监督曾一再函电指责申斥，令其搏节。梅先生两任本大学教授及教务长，公正廉洁……将来到美后必有一番改革。”

梅贻琦奉命到美之后，马上着手对监督处进行全面改革。为了节省开支，他首先简化了办事机构，精简了办事人员，并以身作则，把两个孩子留在国内，只让太太一人跟随去负责做饭，且不给报酬，秘书管买菜，也不另付报酬。同时将负责做饭和打扫卫生的助理员改为半日制的工作，只管打扫卫生。他自己也学会了开车，辞退了专用司机。日常生活上坚持一切从俭。例如冬天取暖，地下室有个大火炉，他多次亲自下到炉道里掏拣没燃尽的煤渣再用，常常弄得满身炉灰，一脸墨黑。在他的努力之下，监督处的工作大有起色，经济混乱现象很快就得到了彻底改观。

三年之后，梅贻琦又一次离美返国，回清华大学担任校长。清华校长人选问题，向来是个颇让政府头疼的大问题。从1911年到1928年的十七年时间里，校长一职便十易其主，这十位校长多数任期不到一年，有的只两三个月就被师生们赶走，有的甚至连校门都未能进就为师生们所拒绝。1928年，清华学校易名为国立清华大学后，校长问题又风波迭起，罗家伦、吴南轩连遭师生们驱逐，阎锡山任命的校长乔万选，还未到任就被拒之门外。政府只好暂时委托著名地质学家翁文灏和著名物理学家叶企孙等先后代行校务。翁、叶二人又先后以种种理由坚辞，并吁请当局为清华前途计，尽快解决校长人选问题。清华无校长的局面长达十一个月之久。在此期间，许多知名人士被举荐为校长人选，但不是政府不同意，便是师生们不接受。反反复复，选来选去，人们想起了远在万里之外异国他乡的梅贻琦，一经提出，便获一致通过。

I931年I0月，梅贻琦出任清华大学校长，从此结束了该校长期不稳定的局面，开创了清华大学历史上的黄金时代。

是年12月，梅贻琦住进了校长住宅?清华园寓所。搬家之后，他首先作出的决定，就是宣布放弃校长在生活方面的所有特权。家里的佣工，自己拿钱付工资；电话费，自己掏腰包；学校每年供应校长住宅的两吨煤也被他取消了。过去历任校长，住所的一切日用物品包括手纸都是公费，由公务员按时送到，他把这一切也都全免了。他认为这些开支虽然款额有限，但涉及到观念和制度问题，不可小视。据梅夫人回忆：“我和月涵一起进城时可以坐他的小轿车，我一人进城时永远乘班车。”为了尽可能节俭，梅校长常以步代车，走很远的路。办公用品能省就省。清华大学档案室里，至今还保存有他的一些用废纸头起草的公函、报告提纲等。校务管理方面，他尽力减少办事机构，裁减办事人员。他常说：“因事设人效率高，因人设事扯皮多。”清华大学校长的地位很高，权势很大，每年招生期间，都会有些政界要员、亲朋好友想通过他将自己的子女破格录取入学。为此，他给有关工作人员定下一条规矩：凡有此类信件，一律不准上呈，也不准签复，只搁在一边了事。

像清华这样一所大学校，那时候并不设副校长，一切由校长一人负责。梅贻琦的生活几乎就只有工作，甚至吃饭睡觉都想着学校的问题。他为人严肃，不苟言谈，回到家里，对公事和人事问题只字不提，有人到家来谈公事，妻子儿女都不准参与。梅夫人晚年曾回忆说：“我作为他的妻子，一生没有财权，他给多少钱我就过多少钱的日子，从不计较，也绝不干预他认为应该做的事。”

梅贻琦的公正廉明在清华深得民心，受到师生们衷心拥戴，所以其校长“宝座”也就非常牢稳。一次有人问他：别的校长在任时间都很短，有的只几个月便被赶走了，怎么你一做就是这么多年？他很幽默地答曰：“大家倒这个，倒那个，就是没有人愿意倒梅（楣）。”

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日军大举入侵，平津很快沦陷。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仓促南迁，在湖南长沙联合成立“长沙临时大学”。不久，南京陷落，武汉告急，长沙危在旦夕，“临大”不得不再踏上迁徙征途，三千里路云和月，最后驻足于云南昆明滇池湖畔，并易名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联大的领导机构为三校校长组成的“联大常委会”，原定常委会主席由三校校长轮流担任，第一任从梅贻琦开始。但后因北大校长蒋梦麟和南开校长张伯苓长期在重庆兼任要职，所以联大工作实际上自始至终由梅贻畸一人主持，师生们都亲切地称他“梅常委”。

北大、清华、南开三校，各有自己的历史传统和风格，经济条件也大不相同。清华由于有美国“退还”的庚款做后盾，经济实力为其他两校无法相比。如今联合办学，平分秋色，殊非易事。抗战初期，别的学校也有合办的例子，但鲜有成功者。例如上海复旦和大夏二大学联合内迁，但不久就散伙了。另有几所大学曾组建过“西北联合大学”，也是昙花一现。西南联大合作办学近九年，在梅贻遭领导下，彼此团结一致，亲密无间，内创学术自由之风气，外树民主堡垒之形象，在战乱年代，为国家和民族保存了元气，造就了包括杨振宁、李政道、朱光亚、邓稼先等在内的一大批蜚声中外的著名科学家，卓有成效地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联大的存在、发展和所取得的成就被公认为是战时教育的奇迹。

西南联大初创的几年里，日本飞机几乎天天空袭。学校没有防空设施，每有警报响，作为学校最高领导的梅贻琦也跟一般教师一样往学校后面的小山上跑，躲在一片乱坟地里，而且表现出一种沉着镇定、从从容容的气度。曾长期担任清华大学法学院院长的陈岱孙先生回忆说：“他这一镇定、坚毅、平等、同艰的行为在西南联大起了不言而教的作用。”

在居住方面，梅家也没有与身份相称的什么公馆别墅，而是和普通教授一样租用民房，阶沿上摆几把椅子，便成了所谓客厅。后来从花椒巷搬到西仓坡，一栋小楼，楼上是书房和卧室，楼下便是联大办事处，热闹得很。外出开会办事，梅贻琦多是步行，实在太远就搭别人的车。自己无车可乘，也毫无怨言，因为他“自作自受”，在联大成立之初，就考虑到学校人员多用车紧张，把自己的校长专车交给学校充做公用了。

吃的经常是白饭拌辣椒，有时吃顿菠菜豆腐汤，全家就很满意了。战时经济困难，教授们的月薪只够勉强维持两三星期的生活。陈寅恪先生是当时为数不多的部聘教授之一，又有中央研究院的兼职，薪水远较一般教授高，也有诗曰：“淮南米价惊心问，中统钱钞入手空。日食万钱难下箸，月支双俸尚忧贫。”为贴补家用，教授们只好变卖家中衣物等。再往后，卖无可卖，便打小工或做些小手工艺品卖。例如闻一多先生就曾挂过刻章治印的招牌。梅贻琦家境也很困难，夫人韩咏华女士一开始还想为人做佣工，后来被人家认出来，堂堂名牌大学校长、中央委员的夫人，谁还敢雇，只好做罢。回家跟别的教授大大一起做些围巾、帽子等女工，或者做些小食品，拿出去卖。她回忆当时情形说：“我年岁比别人大些，视力也不很好，只能帮助做做围巾穗子。以后庶务赵世昌先生介绍我做糕点去卖。赵是上海人，教我做上海式的米粉碗糕。由潘光旦太太在乡下磨好七成大米、三成糯米的米粉，加上白糖和好面，用一个银锭形的木模子做成糕，两三分钟蒸一块，取名‘定胜糕’（即抗战一定胜利之意），由我挎着篮子，步行四五十分钟到冠生园寄卖。月涵还不同意我们在办事处操作，只好到住在外面的地质系袁教授太太家去做……有人建议我们把炉子支在冠生园门前现做现卖，我碍于月涵的面子，没肯这样做。卖糕时我穿着蓝布褂于，自称姓韩而不说姓梅。尽管如此，还是谁都知道了梅校长夫人挎篮卖‘定胜糕’的事。由于路走得多，鞋袜又不合脚，有一次把脚磨破，感染了，小腿全肿起来。”此外，梅夫人还在大西门旁铺块油布摆过地摊，卖些旧衣物和用毛线头编结的小物件等。

联大的学生也长期挣扎在饥饿线上。梅贻琦先生从重庆政府教育部申请来一些补助金发给学生。他自己有四个子女都在联大上学，却不让他们领一分钱的救济。一个孩子的眼镜丢了，就没有钱再配一副新的。

1945年8月，日本宣布投降。八年艰苦的岁月终于熬到了头，联大也完成了历史使命，1946年5月4日，举行结业典礼，宣告解散，三校分别复员北返。梅贻琦继续担任清华大学校长。

沦陷期间，清华园被日军占据，做了兵营和伤兵医院，遭到了严重的破坏，体育馆被辟为马厩和贮藏室及厨房，图书馆改做手术室和病房，教授住宅成了随军妓院等等，图书资料、仪器设备等荡然无存。为了恢复重建清华园，梅贻请一方面力争尽可能多地向政府申请拨款并力争保住美退庚款的所有权，另一方面，他大力提倡艰苦奋斗，勤俭节约，使复员后的学校能够迅速治愈战争创伤，顺利开学上课，而且在短短的两年多时间里，又有了较大的发展：校园面积从战前的一千二百多亩扩大到一千六百多亩，建筑面积增至十多万平方米，院系设置也有很大变化，除新增加一个农学院外，原有的理学院、文学院、法学院、工学院都分别增加了一些专业，另外有研究院下属的二十多个研究所等，教职员工和学生人数也都有所增加。

清华复员重建的二年多时间，正是战争阴云密布，整个社会处于一片混乱无序状态。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征地扩大校园，盖楼设计施工，开学聘师招生等，在今人心目中，哪一项不是炙手可热大有油水的“好事”？哪一项不给主管人员送点什么优惠、提成、劳务费、好处费之类能够办成？梅贻琦手中每年几百万上千万的款项出人，他何曾将其中哪怕一分钱装入自己腰包！

1948年底，北平解放前夕，梅贻琦乘飞机离开了他为之呕心沥血数十载的清华园。那一天，吴泽霖教授在校门口碰见他，问他是不是要走。他说：“我一定要走，我走是为了保护清华的基金。假使我不走，这个基金我就没有法子保护起来。”（按照有关规定，清华使用的美国退还庚款基金，只有中国的教育部长和清华大学校长一致同意，才能动用。）离校南下后，他暂时住在上海老友家中，不久即取道香港赴巴黎参加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会议。会后住在巴黎南郊的一个小镇，同时给在英国伦敦的一个校友拍电报，要他帮忙在伦敦租一间价格低廉的旅馆准备去住一段时间。1949年底，他又飞抵美国，客居于纽约。其时清华基金全部在他掌握之中，他每月却仅仅给自己支薪三百元，租住的公寓也小得连一间单独的卧室都没有。有人看不下去，甚至说他是“守财奴”，并以“清华基金是庚子赔款，最好尽快花光，以雪国耻”相劝，他却依旧“我行我素”，过自己的俭朴日子。

1955年11月，梅贻清离开美国到台湾，开始用清华基金筹办“清华原子科学研究所”，并在此基础上创办台湾新竹清华大学。为了选择一个合适的校址，他的足迹几乎踏遍台湾全岛，最后又经过七次实地勘察，才选定新竹县赤土畸。校址选定后，他又全身心地投入到繁忙的创建工作中，清地基、盖校舍，购置仪器设备和图书资料，招聘教师和研究人员，招收学生等等。辛辛苦苦，毫不懈怠。为了建一座游泳池式原子反应堆，他多次远涉重洋，到西方各国原子能机构访问考察，引进技术，延揽人才，订购设备。从1958年5月原子炉基地破土动工，到1961年4月，仅三年时间，便完成了包括核子科学馆、放射性同位素实验室、原子炉炉房及实验馆等在内的所有建筑项目和有关装置的建造安装工作并调试完毕，达到了临界。这种建设速度，一度被人们称誉为“魔术师般的神速”。

在整个新竹清华的创建过程中，梅贻琦仍是一贯的廉洁和节俭。虽然手中握有巨款，但他的办公室却连一套普通的沙发都舍不得买，只有几把藤椅。他曾这样对人说：“学校有点儿钱，要撙节用在图书、仪器、请教授上，房子要坚固持久，不要好看舒服。”

梅贻请廉洁、节俭，但并不吝啬。就他自己，他从不因为生活清苦，用积蓄改善生活。相反，他经常从自己工资中支付各种名目的捐助，从创办义务教育到赈难赈灾，从救济困难师生员工到营救被捕学生，每次他都是“身先士卒”，有许多事例，至今鲜为人知。早年从清华到城里去的路上，常有一些妇女儿童向过往的师生乞讨，梅贻琦每次出门都预备好零钱，从不会让乞讨者失望。他的一个学生林公侠生了重病，经济上陷入困境，他得知后立即汇款救助，并予安慰和勉励：“好好养病，保留此身，将来为国家出力。”梅贻琦去世后，林公侠曾回忆道：“如果当年没有月涵师救济，没钱治病调养，怎能尚生存人间，最难得的是一次再次的救助，而且数目庞大。我一家人都感激他的大恩，永远不忘。”

1954年，他曾从美国回台湾参加过一次“国民大会”。会议结束，他把所得全部津贴都用来为学校驻美办事处购买了图书。于公，梅贻琦并不因为节俭而舍不得花钱，他只是主张应该把钱花在该花的地方。所以人们说他“是俭，不是吝，为公家办事是要钱花得经济、有效、持久，不是舍不得花。如此，是积极的俭，才够上德”。

早期清华大学教授的工资相当可观，任职不数年，即可置买私人小轿车。梅贻琦做了几十年校长，却始终没有一点地私蓄。1955年，他到台湾后，把家眷留在美国。他在台湾挣的钱，无法养活远在美国的夫人。韩咏华女士只好自谋生计，以六十多岁高龄，仍要做工作，先后在衣帽店打过工，在首饰店站过柜台，在医院做过代班，最后还到一家盲童学校照料过盲童，一直工作到六十六岁。梅贻琦晚年病重住院治疗，逝世后的殡葬开支等费用，都是由校友们捐助的。

1962年5月19日，梅贻琦病逝于台北。在病危期间，有一个加锁的手提包一直放在他的病榻下，谁也不知道装有何物。他去世后，秘书立刻加封，后组织专门人员启封查验，原来全是学校基金的账目，一笔一笔，清清楚楚，毫厘不爽。

梅贻琦的去世，清华校友感到无比悲痛，他们纷纷撰写挽联和诗文，捐款修建墓园等以寄托不尽哀思。曾任清华大学工学院院长的华裔美籍著名学者顾毓琇先生的悼诗，表达了众多清华人的心声。诗中这样写道：

没有死亡：青青草原的云雀重复地唱。

清华园荷花池畔的钟声赞赏响应！

整整三十年的春风化雨，桃李成行；

长城的烽火消散，昆明湖依然宁静。

没有死亡：原子炉的临界可以保证。

静听呀，宇宙的神秘像呼吸般轻盈，

在核心破裂中放射出无穷的巨能。

伟大的梅先生，高风长在，英灵永生！

关于梅贻琦先生一生的高风亮节清正廉明，在港澳台和海外清华人中有口皆碑。本文所披露的，也仅仅只是他在廉洁节俭方面的一些零星小事，不过是云中窥龙一鳞半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