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东北军派系纷争与九一八事变之关系

一、张作霖时代的奉军派系纷争

在许多人眼里，东北军是一个以张学良为首的整体，实则不然，东北军内部不但存在着不同的派别，而且其形成可以追溯到张作霖奉军时代，在当时奉军即可分为三个主要派别。

首先是老派，由跟随张作霖起家的元老组成。老派成员可分为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包括汤玉麟、张景惠、张作相、孙烈臣、吴俊升等人，他们或是张作霖的起家兄弟，或是率部加入张作霖集团的合作者，在奉军中地位最高，先后都成为管辖一省的封疆大吏；第二层次包括阚朝玺、汲金纯、张海鹏、于芷山等人，他们有的出身张作霖的书办，有的是作为辽西绿林其它团伙的元老被并入张作霖集团的，地位虽次于第一层，但也都做到了师长、镇守使一级；第三个层次包括马占山、李杜等人，他们并不是东北军的元老，但与元老们有较深的个人关系，因此也属于这一派，比如马占山就是吴俊升的亲信，而李杜是张作相的亲信。

第二派是士官派，由奉军中的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毕业生组成。士官派首领是张作霖的总参议杨宇霆，此人系张作霖的主要谋士，是奉军战略的实际制定者。他通过自己的职权，在奉军中大量引入士官生，形成了围绕张作霖的士官派，代表人物有韩麟春、姜登选、王树常、于珍等人。

第三派是学生派，由陆军大学、保定军校、奉天陆军速成学堂毕业生组成。清末制定的军事教育体制分陆军小学、陆军中学、陆军兵官学校（保定军校）和陆军大学四级，因而人们将四级学校毕业生统称四校同学，奉天陆军速成学堂学生是从奉天陆军小学选入的，因此也属四校同学。这些人在奉军中因受士官派排挤，以致四校同学关系逐步结成一派与之对抗，代表人物有郭松龄、李景林、刘伟等。

在奉军三派中，老派地位最高，但能力最差；士官派平时围绕张作霖充当幕僚，战时充当前线统兵官，控制着奉军的指挥中枢，处于“挟天子，令诸候”的地位，但缺少实际兵权；学生派地位最低，多是旅、团长和下级军官，但却是真正掌握着部队的带兵官。三派各有特点，互相制衡，张作霖正是利用三派矛盾分别加以控制，从而驾驭整个奉系的。然而随着奉系势力的不断扩大，三派的矛盾也不断激化，最终酿成了改变奉系发展轨迹，并对九一八事变造成影响的郭松龄反奉事件。

二、郭松龄反奉事件及其影响

郭松龄曾参加过辛亥革命和护法运动，思想进步，他加入奉军的目的是为了掌握兵权，以实现个人理想。郭任东三省讲武堂教官时，与在该堂学习的张学良结成密友。张学良毕业后在乃父的关照下不几年就由旅长、师长、军长而升到军团长，因其年轻经验不足，所以将日常军务全部交郭松龄处理，郭俨然成了张的代理人。郭松龄在奉军中的迅速崛起，引起欲独霸奉系实力的杨宇霆不满，杨处处对郭进行限制，郭、杨矛盾日深，这种矛盾进而又上升为学生和士官两派之间的矛盾。奉军在第二次直奉大战后，势力扩张达到顶峰，两派的矛盾也随之激化。

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后，郭松龄先是与士官派的姜登选因争夺战功发生争执，几乎影响整个战局，战后又因地盘分配与杨宇龄发生争夺。当郭松龄看见李景林、张宗昌抢先占领直隶、山东，形成半独立于奉系的势力时，是非常希望得到一个省，以脱离张作霖自立的。他自认为战功卓著，获得一省应无问题，曾秘密派人南下考查安徽财政。可谁知，经杨宇霆一番活动，张作霖竟将江苏、安徽两省分别交给了杨宇庭和姜登选。这使郭松龄对奉系彻底失望。1925年11月底，郭松龄率奉军主力7万余人，以讨伐杨宇霆并拥护张学良子继父业为名义起兵反奉，虽然最后以兵败身亡而告终，但此举的影响却非常深远，不但改变了奉军乃至日后东北军的发展轨迹，而且间接对九一八产生了影响。

影响之一是导致了皇姑屯事件的发生。在郭松龄反奉最紧张的关头，张学良不经张作霖同意，私自前往大连同日本关东军达成密约，以苛刻条件换来了日本的军事干涉。事后，日方屡次要张作霖兑现密约的条款，但张始终不肯就范，日方乃制造皇姑事件，将张除去，以便杨宇霆接管东北统治权，从而达到由日本实际控制东北之目的。孰料最后却是张学良在张作相等人支持下，子继父业统治东北，日本借代理人控制东北之野心完全落空，不得不转向直接侵略，进而引发九一八事变。

影响之二是改变了东北军发展轨迹。张作霖一直对其子张学良刻意培养，将奉军精锐全部交给张学良统率，而郭松龄在张学良的支持下，将这支部队的军官几乎全部换成了学生派骨干。郭松龄反奉失败，学生派随之瓦解，张学良也因此丧失了自己的基本力量，不得不通过大批破格提拔年青将领的方式来重建亲信势力，结果造成一些老派的嫉妒和不满。同时，由于张学良和郭松龄与学生派存在的深层关系，使东北军中的原士官派人员始终视自己为异类，时时欲另寻出路。

三、张学良时代东北军派系的发展

张学良子继父业之后，于1928年底率奉军易帜加入国民革命军，从此习惯上被人们称东北军。在东北军时代，其内部派系的矛盾又有了新的发展。

首先是老派的分化。当张学良继承东北军政大权的时候，老派中的吴俊升、孙烈臣已死，阚朝玺、汲金纯淡出军界，剩下的代表人物只有汤玉麟、张景惠、张作相和张海鹏、于芷山等人。这其中，除了张作相因力保张学良继位而深得张的信任与重用外，汤玉麟、张景惠因有过叛离张作霖的经历，已不为张学良所信任，而张海鹏、于芷山等人本就不是张作霖嫡系，所以张学良对这些人采取的是置之高位，削其实权的政策。表面上张学良任张景惠为东省特别区长官、汤玉麟为热河省主席、张海鹏为洮辽镇守使、于芷山为东边道镇守使，职位很高，但细一分析不难发现，上述地区大多相对偏辟贫瘠，给予他们的军队，也全都是装备和战斗力较差的省防军，目的不外乎是防止这些难以驾驭的所谓长辈形成尾大不掉之势，这些人也就难免与张学良产生隔阂，从而转向与日本人勾结，另谋出路。

其次是士官派的离心。张作霖死后，士官派首领杨宇霆是有接管东北政权野心的，虽然没能成功，但他仍准备通过架空张学良，独揽东北军政大权，迫使张学良不得不采取断然措施将其除去。杨宇霆之死在士官派中引起极大的恐慌，虽然张学良为安抚士官派，将士官派的臧士毅委为辽宁省政府主席，并继续重用王树常等人，但士官派的心理影阴并未消除，他们中的不少人也转而与日军勾结，以求自保。

第三是少壮派的崛起。前文已经说过，张学良原有亲信势力在郭松龄反奉中瓦解，其中多数人虽然后来重回东北军，但已不被张所信任，只安排到机关任职，而不被付予军权。由于与老派和士官派存在隔阂，张学良不得不突击提拔讲武堂和教导队出身的青年将领，因为张曾长期兼任讲武堂堂长，教导队亦由其一手创办，这些人都可算是张学良的学生，比较容易驾驭，张学良将东北军的精锐部队编为国防军，以旅为最高单位交给少壮派们统领，在架空原有军、师长的同时，王以哲、牛元峰等亲信却在极短时间里迅速跃升，几年中即由团、营长升到军、师长。

四、九一八事发后各派的表现

1930年中原大战爆发后，张学良经过长时间的观望，最终决定倒向蒋介石。正是由于他出兵平津威胁冯、阎后方，导致了反蒋联军迅速瓦解。事后蒋介石为酬谢张学良，将整个黄河以北地区全部交给他管理，于是张学良便移住北平，入关的东北军主力也留在关内，用以震慑华北。1931年7月，驻扎在河北、河南交界处的十三路军总指挥石友三起兵进攻张学良，张学良又被迫将留守东北的部分主力调入关内增援，这样就造成了东北兵力的空虚，尤其是作为东北统治中心的沈阳，实际只剩下第七旅一个旅防守。

正当沈阳空虚之时，代替张学良坐镇东北的张作相偏偏又请假赴锦州老家办理父亲的丧事，许多东北军政大员也纷纷到锦州去吊唁，使沈阳处于群龙无首的状态。九一八事发当日，辽宁省主席臧士毅被日军抓走，留守沈阳的东北边防司令长官公署参谋长荣臻不敢作主，急忙向远在北平的张学良请示，张学良因不了解具体情况，以为这只是日寇为寻找侵略借口而进行的又一次挑衅，因而命令部队忍让。而其实上，沈阳北大营第七旅部分官兵已经自发进行了抵抗，只是由于事前毫无准备，临战又缺乏指挥，才不得不被迫撤走。需要注意的是，即便是张学良下达的不抵抗命令造成了沈阳的失守，日军所占领的也仅仅是一个城市，而不是整个东北。如果此后东北各地，面对日军的进攻能进行坚持抵制话，东三省全部沦陷的局面很可能不会发生。须知，1928年日军已曾占领济南，但济南之失并未造成整个山东或更大范围的国土沦陷。然而不幸的是，东北军内部固有的矛盾，在此关键时刻充分地暴露了出来，与张学良存在矛盾的老派与士官派成员纷纷投降日寇，甚至充当其帮凶，从而导致了东北全境的迅速沦陷。

在辽宁，被日军抓走的省主席、士官派成员臧士毅很快就投降了日军，并下领全省各地与日军合作。手握兵权的洮辽镇守使张海鹏和东边道镇守使于芷山，不但投向日军，还出兵帮助日军进攻奋起抵抗的东北军。在吉林，代理省主席的熙洽和镇守使吉兴，不但出身士官学校，而且是清朝皇室后裔，他们早已被日寇的满蒙独立政策所打动，拱手将吉林献给了日军。更有甚者，东省特别区长官张景惠和原东北军师长于琛澄等人，竟公开组织伪军，充当日军进攻哈尔滨和黑龙江的急先锋。三省东北军中，敢于起兵抵抗的，只有张作相的亲信李杜、外甥冯占海，吴俊升的老部下马占山和苏炳文等极少数人。

由此，我们不难看出，那种传统的“东北军好几十万，一枪不放让出东三省”的说法是不全面的。事实上，当时张学良的嫡系主力已经大部入关，而留守部队中的大部分将领又因为在东北军派系斗争中失势而投向了日军，恰恰是人们不甚留意的东北部内部矛盾，造成了东北沦陷的严重后果。我们甚至可以说，不论有没有不抵抗的命令，也不论是谁下达了这样的命令，整东北的局势发展，都不可能为这一纸命令所左右，历史有偶然，但在偶然的背后，却有着更多深层次的必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