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班牙的野望：八千大军征服明朝

1582 年 3 月，阿隆索·桑切斯修士终于率领 3 艘船舰朝着他所谓的“中华帝国”（los reynos de China）进发了。桑切斯家族世代为工匠，他本人是个既有才华又自负的耶稣会士，出生于瓜达拉哈拉附近的蒙德哈尔（Mondéjar），1579 年就去了新西班牙。与他同行的有他的“左膀右臂”尼古拉斯 · 盖拉多（Nicolás Gallardo），还有两名方济各会修士，其中一名是胡安·波夫雷（Juan Pobre）修士，此外还有 22 名水手随行。在远东地区，耶稣会和多明我会之间互相竞争，但他们却与方济各会相处融洽。

腓力二世统治下的西班牙帝国

在从菲律宾到中国的途中，远征队遇到了大风暴，船在中国的柘林港附近沉没了，当时的柘林港因走私而闻名。桑切斯修士在一封信中记述了此次远航，读来引人入胜。信中提到“船只在海面上颠簸，周围巨浪如山”。还有一名领航员惊呼：“这个夜晚极其可怕！”但桑切斯和他的同伴最终还是获救了，他们被带到了柘林。

记述完这起海难后，桑切斯讲述了他和同伴在中国的所见所闻。他回忆道，在棕榈主日：“所有的中国船舰都聚集在一起，每一条船的船尾都挂着四面丝制大旗以及很多三角旗；船上兵士荷枪实弹，器械严整，彩旗攒动。战船及其旁边一座城堡里集结了许多士兵，那城堡由体形硕大的斗兽（狗）守卫着，那些斗兽身着黄色衣衫，非常醒目，但我们猜不透这背后的用意。我们以为他们想要将我们杀掉，但到了中午时分，我们才明白原来他们正在陆地上进行一场精心安排的操演，海上的水师也鸣响枪炮，声震云霄，表现得十分勇猛。

事毕，有三位船长过来通报我们，说守备要把我们送到兰博（lanbo）去。我们不知道兰博是什么地方，便要求他们把我们送到广州，我们还说要把我们都送走，一艘快艇恐怕不够。结果他们给我们派了 3 艘船，其中一艘整洁美观，像一把宝剑，纤尘不染，船上连个蜘蛛网或昆虫都看不见，壁橱宽敞明亮，甚至可以在里面睡人。我们从那里起程，穿过一个大海湾，经过了许多小岛……我们连夜航行，在圣周的那个周一我们就弃舟登车，然后经陆路继续前行。在一些风景秀丽的田野乡村，我们还见到了许多跟西班牙的农夫一样的农民，他们在田里劳作，驱着水牛，但在某个地方我们却见到了一头套着犁具的骆驼。”

因为葡萄牙人的缘故，中国人也有了火绳枪和犁具，这着实令西班牙人感到不安。后来，桑切斯和同伴被送到了一座不知名的城堡里，在这里，他们被严加盘审了一番，所用的翻译也不尽人意。这 4 名传教士获得允许，可以直上广州，而其他船员则在柘林滞留了 7 个月之久。教士们一路舟马劳顿，涉过无数江河，到达惠州后又被拦下再次盘问他们此行的目的。他们见到了当地知府，知府允许他们继续前往广州。在广州他们遇到了葡萄牙商人和耶稣会士。当时有个叫马卡·马蒂亚斯·潘尼拉（Maca Matias Panela）的葡萄牙船长，他结识了一些华人，手下还有许多华人侍女。潘尼拉将桑切斯他们从监禁——甚至更糟的处境——中解救了出来，安顿在来自那不勒斯的耶稣会士米格尔 · 罗吉耶洛（Miguel Ruggiero）的豪宅里。

明军舰队立营图，1为座船（中军大船）；2为中船（中军大船之前次等船）；3为哨船（中船之前再次等船）

就在桑切斯一行正在进行这次史诗般的远行（这似乎是西班牙人首度来到中国内地）时，马尼拉的西班牙教士召开了一次会议，讨论兼并整个菲律宾群岛计划的合法性和授地制的改革方案。与此同时，龙基略总督将菲律宾的西班牙军队集结在新塞戈维亚，这是在吕宋岛东北部新建的一座城市，是未来向中国扩张的基地。

1582 年 5 月，历经数月的艰苦跋涉后，阿隆索·桑切斯终于抵达澳门。在那里他遇到了瓦利尼亚诺，瓦利尼亚诺是一名很有才华的那不勒斯人，也是耶稣会的“督查官” ，他当时正要从长崎回欧洲，途经澳门。瓦利尼亚诺来自佩斯卡拉附近基耶蒂（位于意大利阿夫雷乌齐南部）的一个世家，他的父母同位高权重的卡拉法教皇（后来的教皇保罗四世）相交甚好，卡拉法教皇先前在他的家乡担任过主教。瓦利尼亚诺本人在 18 岁时就成了某修道院院长，到 20 岁时已然成了教士，之后被擢升为罗马新修士的督学，没过多久，他又在安科纳附近的马切拉塔耶稣会学院担任院长。后来，耶稣会第四任会长、荷兰人埃弗拉德·默库里安又任命他担任驻印度地区的耶稣会传教团督查官。在默库里安看来，“印度”也包括日本。

瓦利尼亚诺是耶稣会在远东地区的殖民先驱，正是他告诉自己聪慧的门徒利玛窦要学习汉语的，利玛窦早在 1582 年时就已经从意大利来到了中国澳门；瓦利尼亚诺本人也在 1577—1578 年间在澳门待过 10 个月。瓦利尼亚诺蔑视印度的莫卧儿王朝，认为印度人与牲畜无异。他起初对日本人印象深刻，但后来对日本人的幻想也破灭了，要说他还对殖民东亚有一点儿热情和兴趣的话，那么中国就是他关注的唯一焦点。据记载，瓦利尼亚诺曾在 1578 年给默库里安的继任者克劳迪奥·阿夸维瓦写信说，他相信日本人能帮助西班牙人征服中国（“日本人能在陛下的中国伟业中发挥重要作用”）。

一名澳门的中国官员告诉阿隆索·桑切斯，他很清楚瓦利尼亚诺及随行修士的诡计。听了这话，桑切斯觉得自己最好先躲藏起来。所以在 1582 年 7 月，桑切斯便启程前往日本，他乘坐的是一位名叫巴尔托梅奥·巴斯·兰代罗（Bartolmeu Vaz Landeiro）的葡萄牙商人的商船，船只行至台湾岛附近时遇到了海难。桑切斯和随行的一名葡萄牙修士弗朗西斯科 · 佩雷斯便另造了一艘船，同年 10 月初，他们乘坐这艘船返回了澳门。

利玛窦

当时，西班牙统治阶层在中国问题上的争论依然很激烈。1582年 6 月，西班牙王室在马尼拉的代表——或高级官员——胡安·包蒂斯塔·罗曼（Juan Bautista Román）上书腓力二世，要求全面与中国建立商贸联系，他在奏疏中称，如果不能与中国和平建立商贸联系，那就使用武力强行建立。但龙基略总督却告诉腓力二世，目前菲律宾的军事力量尚不足以入侵中国。要征服中国，正如前面其他人所提的那样，需要从新西班牙派一支庞大的精锐部队。

龙基略当时命阿隆索·桑切斯再度返回澳门，一来是让他探查澳门是否有克拉托修道院院长安东尼奥的活动迹象，他自称是葡萄牙王位的继承人；二来是为了确保把澳门移交给葡萄牙的新任国王，即西班牙国王腓力二世。桑切斯返回澳门还有一个目的，即摸清中国军队士气如何，一旦决定对中国实行永久性的军事占领行动，那掌握这些情报十分有必要。

1582 年 4 月，果敢的葡萄牙船长马蒂亚斯·潘尼拉从澳门出发，向北前往广东省肇庆。后来，赫罗尼莫·德·布尔戈斯（Jerónimo de Burgos）又进行了一次这样的远征，随行的有 17 名方济各会修士，还有一支军队。在肇庆，时任两广总督陈瑞要求潘尼拉将银币出售给他，但潘尼拉并没有出售银币，而是将一块手表赠予了他，手表在当时还算得上是稀罕物件，陈瑞得到手表后便就此作罢了。澳门作为葡萄牙飞地的地位进一步得到巩固。耶稣会士获准在这里传教，聪慧有才、别出心裁的意大利人利玛窦很快便开始了自己长达 27 年的传教历程。

分布在明朝各地的耶稣会教团

在马尼拉，萨拉萨尔主教与新任的迭戈·龙基略总督鲜能达成共识，主教为人仁慈公正，而总督却心胸狭窄。但在 1583 年年初，这二人却在一件事情上达成了共识：只要有 8000 名西班牙精锐部队，再加上12 艘战舰，西班牙国王就足以征服中国了。萨拉萨尔主教承认，过去他的确曾支持西班牙国内大多数饱学之士的观点，反对征服印第安人，但自从他来到菲律宾后，他同很多忠于上帝的饱学之士进行了深入交流，改变了主意。他认为科尔特斯也会同意这种做法。

1583 年 3 月 27 日，耶稣会士阿隆索·桑切斯从中国返回了马尼拉，他表示支持萨拉萨尔主教的意见。桑切斯说，要在中国传教，背后没有武力的支持是不可能的。他对征服中国能够带来的商业利益和政治利益十分有信心，就此高谈阔论了一番。虽然桑切斯认为彻底征服中国需要 1 万精兵，这比龙基略和萨拉萨尔估计的人数还要多，但他认为征服广州有 200 人便足矣。一旦征服广州，中国的其他城市很快便会屈服于西班牙。因为桑切斯去过中国，龙基略总督很容易便相信了他的观点。桑切斯还提到了利玛窦，说他和中国人走得很近，简直与地道的中国人无异。

1583 年春，负责“中国大业”的委员会在马尼拉召开会议，讨论了西班牙国王征服中国的详细计划。就征服中国这一问题，萨拉萨尔主教提出了他所谓的“合法的传教过程”，他把自己的计划呈给了教皇格列高利十三世和腓力二世。萨拉萨尔还设计了一份调查问卷，这份问卷有 18 个问题，须找 8 名相关人员回答。这份问卷深受弗朗西斯科·德·比托里亚的影响，比托里亚是萨拉曼卡大学的神学家，萨拉萨尔是他的门生。该委员会还就这场冲突能否被定义为“正义战争”展开了讨论：萨拉萨尔认为，虽然这算得上是一场正义之战，但现在还不是宣布的时候。

此后不久，马尼拉新成立了一所最高法院，主要负责监视菲律宾群岛及中国大陆（“不管是已经发现了的还是尚未发现的”）。这个机构看起来不像个真正能运作的机构，但依然有官员隶属于此，并于次年开始运作。1583 年 6月 9 日，桑切斯给克劳迪奥·阿夸维瓦写了一封长信，当时克劳迪奥·阿夸维瓦仍是耶稣会会长，桑切斯在信中要求耶稣会支持武力征服中国的计划。

两个星期之后，菲律宾总督迭戈·龙基略向马德里报告中国的风土人情和国力，他在信中说，虽然这里有世界上最为富饶、最为肥沃的土地，但征服这个国家是轻而易举的事。他再次提出有 8000名精兵便足以征服中国。

在 1584 年年初，萨拉萨尔主教似乎要改变他对入侵中国的看法了，但同年 6 月 25 日，葡萄牙一名耶稣会传教士弗朗西斯科·卡夫拉尔（Francisco Cabral）却从澳门给腓力二世写了封奏疏，表示他会无条件支持入侵并征服中国的计划。他还说，中国是一个统一的帝国，要征服这里是轻而易举之事，正如他们之前征服墨西哥和印加帝国那样简单。西班牙士兵将逮捕远在北京的中国皇帝，正如他们逮捕蒙提祖马和阿塔瓦尔帕一样，接下来所有的事情便顺理成章了。不管从精神上还是物质上，征服中国都是有利可图的。卡夫拉尔认为征服中国需要 1 万精兵，他们很容易就能在日本募到 2000 名兵勇，那些已在日本传道的耶稣会神父可以负责招募兵勇。这些人还认为马尼拉的华人也会支持征服中国的计划。

尽管西班牙对入侵中国及后续的征服满怀期待，但当时也有人在极力提倡采用更加和平的方案。就在卡夫拉尔上奏的同一天，即6 月 25 日，西班牙王室在马尼拉的代表胡安·包蒂斯塔·罗曼提议给北京的中国皇帝献上早年就已经为他备好的礼物，即一套由天鹅绒及锦缎制成的西洋服饰，一条佛兰德斯挂毯，还有一些威尼斯玻璃及半身镜，以及来自米兰的古董，红酒和白酒，几柄宝剑，此外还有我们在前文提过的桑切斯·科埃略的画作。然而，这些礼品只会让中国人感到困惑，而非欣喜。

几个星期之后，阿隆索·桑切斯再次重申在中国和平传教是不可能实现的，尽快采取武力行动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当务之急。任何一个了解中国的人都认为这场讨论“最终会以中国陷入新西班牙和秘鲁那样的境地而告终”。

因为一次偶然的机会，当时马尼拉的华商已经搬到了一个地理位置特殊的华埠——名为拜拜（Baybay）或帕罗斯区（Parian）——地处马尼拉城内。这块地方无比繁华，周围是井然有序的街道，中央是一处湖泊，可以从海上驾船抵达这里。在湖心中央，有一块专门用来行刑的小岛。当时马尼拉约有 4000 名华商，自 1589 年起，拜拜就建起了天主教堂。20 这里的华人世代经商，有的是钉书商，有的是烘焙师，有的是酒栈店主，有的是石瓦工，后来他们也偶尔搬离过这里，但时间都不长，在 19 世纪之前，他们基本上一直在这里生活。在这里，敌对双方及两种文化融合得天衣无缝。

尽管如此，有些西班牙人对在菲律宾殖民地日益高涨的主战浪头感到忧心忡忡。葡萄牙认为这样的战争势必会有损他们的商业利益。葡萄牙的耶稣会士则尽力疏远阿隆索·桑切斯，极不赞同桑切斯所说的修道士的生活过于悠闲。1585 年 1 月，耶稣会驻新西班牙的会长安东尼奥·德·门多萨给阿夸维瓦写信，指出阿隆索·桑切斯实际上主张的是“如果采用和平方式的话，我们在中国将一事无成，武力征服不仅是合法的，而且是极为必要的”。显然，门多萨对此持反对观点。

西班牙治下的马尼拉

持同样观点的还有瓦利尼亚诺，他也致信阿夸维瓦，提醒他注意阿隆索·桑切斯的观点，他说，桑切斯“沉迷幻想”，已经做出了“很多轻率的举动，这些举动无一不让我震惊”。后来，阿夸维瓦给门多萨回信，说桑切斯“在中国问题上”的确犯下了很多错误，“他一再坚持武力征服中国很有必要”。阿夸维瓦说，也许应当把桑切斯遣回西班牙，换个环境，他可能还能提出有用的建议，少制造一些麻烦。

当时，马丁·依纳爵·德·罗耀拉还是个足智多谋的旅行家，他是耶稣会罗耀拉奠基者的侄孙。他是一名方济各会修士，他写道，虽然中国人犯了很多过错，但如果我们可以自由地向他们传教，那么就可以轻而易举地让其皈依我们的信仰。如果出现了日食或月食，中国人就会认为是天子想让他们勇敢地舍弃生命，他们就是这样解释自然现象的……虽然他们也相信太阳是男人，而月亮是女人。他们相信灵魂不灭，在下一世的时候，他们将得到赏赐或接受惩罚，这都是他们应得的，主要得看他们如何度过了这一世……

1586 年春，菲律宾最高法院主席圣地亚哥·德·贝拉（Santiago de Vera）博士召集菲律宾所有宗教团体举行会议。贝拉曾在圣多明各、新加利西亚、新西班牙担任法官，还曾负责审理新西班牙总督辖区的刑事案件。在“中国大业”的问题上，他本人也犹豫不决。尽管如此，他还是无法阻止阿隆索·桑切斯作为代表返回西班牙报告主教的决策，也无法阻止他就征服中国给西班牙带来的益处在会议上发表长篇大论。但也许并没有必要发表这样的长篇大论，因为这些宗教领袖都已经被说服了，都相信这些大胆的计划将给西班牙带来什么样的好处。

他们以为由菲律宾总督带领一小支精锐部队便可撬开中国的大门，所需的兵勇可以从西班牙帝国的任何一块属地上招募，虽然巴斯克是招募兵勇的首选之地。菲律宾不就是由巴斯克人米格尔·洛佩斯·德·莱加斯皮征服的吗？埃尔卡诺不也是巴斯克人吗？此外，从菲律宾本土还可以募集到 6000 名兵勇，另有 500 名奴隶和 6000名日本士兵可以参战。

有些日本人也已经明确表示支持西班牙入侵中国，日本颇有权势的大名小西行长（Konishi Yukinaga）给西班牙提供了6000名兵勇，帮西班牙征服中国、婆罗洲或摩鹿加群岛。武备是个需要认真考虑的问题。此外，还需要筹集买通中国高官所需的钱财，西班牙人认为只要有足够的钱财，这些官员便会倒戈背主。此外还须仔细筹划入侵方略，入侵中国肯定不同于入侵古巴（入侵古巴时，他们可以不顾西边的岛屿，只集中在东部进军。

萨拉萨尔主教又回到了征服中国的论战上，他想借用比托里亚的教义粉饰这场征服战。当时已经在中国立足的耶稣会传教士利玛窦及来自萨莱诺的罗明坚（Michele Ruggieri）认为，在西班牙入侵之前，他们应当留在中国。但到了入侵的时候，西班牙可能还希望从他们那里获取情报，了解中国人对入侵战的反应。同时，萨拉萨尔本人也开始揭下伪装，说自己不再是中国人的朋友，还称在菲律宾的中国人“引诱原住民从事邪恶与腐败的勾当”。

利玛窦的想法与他们有所不同。他曾应肇庆知府及两广总督的邀请，和罗明坚去了广州附近的肇庆。肇庆知府给他们划拨土地，允许他们在这里建立教堂，还准许他们自由出行，并为他们提供保护。

1588 年，欧洲人最重要的探险旅程便这样开始了。罗明坚回到了意大利，打算说服教皇给中国派一名教廷大使。当时利玛窦依然留在中国，先后在肇庆、江西省首府南昌、南京、北京建立了耶稣会教堂。

这些耶稣会传教士这次之所以可以留在中国，得益于罗明坚上次来中国时给两广总督献上了一只精致的手表——“这个精美的铜质小机器可以准点走动，不需要任何人拨动”。他还给两广总督送了几只万花筒。休·特雷弗–罗佩尔（Hugh Trevor-Roper）说，之后的事实证明，这些小物件为“在精神上征服中国提供了强大动力”。

1587 年 3 月，教区领袖们做出决议，他们承诺征服中国之后将会授予征服者大片的监护领地，更不用说还需要任命新的法官、公爵、侯爵及总督，还要建许多大学、修道院、兵营等。从一开始，大家都承认征服中国后，将在那里建起一个由混血人种组成的国度，因为中国妇女“谨守妇道，忠于丈夫，仪态优雅，端庄大方”。这些宗教领袖还认为征服中国后，印度、交趾支那（Cochin China）、柬埔寨、暹罗（Siam）、摩鹿加群岛、婆罗洲及苏门答腊岛等地也会望风归附。西班牙现在似乎即将开始一场胜利大游行！

但凡对西班牙帝国政治稍有了解的人都知道，要等王室批准这些计划尚需时日，所以龙基略总督也就不慌不忙地为入侵中国做着准备。安东尼奥·德·塞德诺开始着手在马尼拉周围筑建防护墙。同年 4 月，马丁·佩雷斯·德·奥尔萨巴拉（Martín Pérez de Olzabal）从新西班牙率领 400 名兵勇抵达马尼拉，至此，菲律宾已有 900 多名火枪手。没过多久，弗朗西斯科·德·卢汉（Francisco de Luján）也从巴亚莫（古巴第三大城市）率领 90 名意欲参战的士兵来到了这里，其中有一个名叫胡安·包蒂斯塔（Juan Bautista），他出身势力庞大的罗哈斯（Rojas）家族，担任卢汉的副官。这些便是计划入侵中国的第一批西班牙兵勇。可能过不了多久，罗哈斯就会成为黄河侯爵，卢汉会成为北京大公！

1587 年 12 月底，阿隆索·桑切斯代表菲律宾宗教团体返回了西班牙，他在埃斯科里亚尔宫觐见了腓力二世，并与之会谈了 2 个小时。这可是激动人心的时刻，在耶稣会的历史上值得大书特书。桑切斯给腓力二世呈上了一份题为《菲律宾特点与现状概述》的备忘录，备忘录把菲律宾群岛描述得天花乱坠，还对将来的富庶前景做了一番展望——这里必将成为未来对华贸易的中转站。阿隆索神父也在场，全程遵照耶稣会会长克劳迪奥 · 阿夸维瓦的教导，在腓力二世面前闭口不提“中国大业”。但阿隆索的确给腓力留下了一份名为《特论入境中国》（De la entrada de China en particular）的报告。

他告诉萨拉萨尔主教、多明我会修士胡安·沃朗特（Juan Volante）、方济各会修士赫罗尼莫·德·布尔戈斯等人，说他没有同腓力讨论入侵中国的问题，甚至在国王面前没有提过这个问题，“但我把一份秘密报告呈给了国王”。可惜，这份报告早已遗失。

桑切斯觐见之后，腓力二世在 1588 年 3 月召集组建了委员会（junta），专门负责研究阿隆索 · 桑切斯上呈的奏议和马尼拉宗教人士的提议。当时，多明我会修士米格尔 ·德·贝纳维德斯请求腓力二世准许多明我会出席委员会。最终，这个负责制订中国行动计划的委员会由以下成员组成：西印度院主席埃尔南多·德拉·维加，他一心一意地为公共事业服务；卡斯蒂利亚战事委员会（Council of War）的 4 名成员；阿隆索·德·瓦尔加斯（Alonso de Vargas）；舰队司令胡安·德·卡多纳（Juan de Cardona），取得过勒班陀大捷，还曾担任西西里舰队的舰长；阅历丰富的秘书胡安·伊迪亚克斯；还有腓力二世的首席葡萄牙顾问大臣克里斯托瓦尔·德·莫拉。此外，佩德罗·莫亚·德·孔特雷拉斯也是该委员会成员之一，曾担任新西班牙宗教法庭庭长和大主教。在这些人当中，伊迪亚克斯已经站在了桑切斯这边，他支持桑切斯入侵中国的计划；莫亚是个很容易就被说动的人，因此也有望站到桑切斯这边；然而维加却是名职业官员，不要指望他能提出什么雄心勃勃的建议。

现在，这位不同凡响的桑切斯神父又给腓力二世呈上了第 3 份题为《论对华关系》（Relación de las cosas particulares de la China）的备忘录。桑切斯提到中国富甲一方，希望中国的财富可以为西班牙所用。他把入侵并征服中国的计划称之为“世界上向君王提出的最伟大的建议和计划”。即便到了这个时候，桑切斯依然没有谈到入侵中国的详细计划，而是一再强调在中国的传教事业离不开军事保护。委员会在马德里召开会议时，就征服中国的合法性展开了热烈讨论。后来，方济各会修士赫罗尼莫·德·布尔戈斯、多明我会修士胡安·沃朗特的到来打断了委员会的讨论，他们转而就传教与军事征服之间的关系展开了辩论。至于他们具体说了什么，没有留下确切的记录，但我们得知在辩论中，阿隆索神父老调重弹，再次强调要在中国传教就必须有武装力量的配合。他承认，传教士凭着高超的口才就可以创造奇迹，但现在到了需要武力的时候。任何人都不应该忘记在16 世纪初，十字架是与刀剑枪炮一起传播到美洲的。

1588 年 8 月初，阿隆索·桑切斯再次在埃斯科里亚尔宫觐见腓力二世，但当时无敌舰队 8 月 8 日惨遭败绩的消息正好传到了西班牙，腓力得知后匆忙赶往马德里。虽然说好还有第三次觐见，但他意识到现在跟腓力提议进行另一次大规模海上远征并不是时候。

西班牙从未正式放弃武力征服中国的计划。如果这项计划得以通过，那西班牙百年征战、开疆拓土的历史就会达到前所未有的顶峰。然而，腓力二世不愿批准任何远征中国的冒险活动。如果 1588 年战败的是英国的话，西班牙毫无疑问会制定新的政策。

本文节选自《无止境的世界——腓力二世的西班牙和历史上第一个“日不落帝国”》

“青年维也纳”是历史作家高林和他的小伙伴们的园地，喜欢聊聊旧欧洲的社会、文学、音乐及风俗轶事，其趣味可以概括为“他们在过去憧憬我们，我们在他们憧憬的年代里怀念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