玛丽亚·伊里尼奇娜·乌里扬诺娃《盗劫事件》

文：雪球

1918年冬，经济破坏现象在各个方面都有反映：工业停滞，食品和燃料不足，市内街道上路灯昏暗不明，商店大门紧闭，满街都是严重妨碍交通的雪堆。经济破坏现象引起的后果之一是偷窃、抢劫和土匪活动，而要制止这些犯罪活动却不是轻而易举的事。强盜拦截了某个人的一辆汽车，以便驱车到各个机关和私人住宅去抢劫，下一次，他们又冒充前来进行搜查的肃反委员会的侦探人员。这种情况也是屡见不鲜的。

因此，值勤民警常常拦住汽车，要乘客出示通行证。民警拦住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汽车的事也发生过两三次。有一次，我们的车子在凯旋门—花园街上行驶。同我们一起乘坐汽车的好象有伊里亚·戚夫戚瓦泽[1]同志和其他同志。司机没有注意到民警的信号，因而没有按他的要求立即停车。民警思索了一下（这个时候是很不安定的）就开枪了，不过，好象是朝天开的枪。记得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批评了那个民警，说没有调査清楚乘客是什么人以前，不可以立即开枪。民警惶窘地为自己辩护说，在这种时候根本没有功夫去弄清情况，如果有人不立即执行他的停车要求并出示通行证，那他除了开枪之外别无他法。

另一次，“左派”社会革命党人的暴动被镇压下去后，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乘车去视察他们的大本营，在途中遭到了民警的射击。还有一次，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汽车引起了认真执勤的莫斯科街头保卫人员的怀疑，在他们的押送下开往民警局。车子两旁的踏脚板上站着武装民警，我们驱车来到了民警局，他们把我们赶下车来带进局里。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微笑着出示通行证后就被释放了。那些扣留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同志因这件事感到很窘，但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却和气而亲切地安慰他们。

尽管釆取了种种措施同匪徒作斗争，但拦路抢劫、杀人越货等犯罪活动仍然相当猖獗。1919年初，连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也成了一次盗劫的受害者。

在这件事发生前不久，娜捷施达·康斯坦丁诺夫娜的病情（凸眼性甲状腺肿病和心脏病）显著加剧，根据医生的意见，她被送往索科里尼奇的林间学校。在校舍的二层楼上为她安排了一个单独的房间。学校的全体工作人员对娜捷施达·康斯坦丁诺夫娜十分关切。医生希望新鲜的空气、完全放下工作和安静的环境能对她的健康起到良好的作用。选中这个林间学校的原因，还在于学校离莫斯科不远，因此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可以不时去探望娜捷施达·康斯坦丁诺夫娜。

就这样，娜捷施达·康斯坦丁诺夫娜移居索科里尼奇，我和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常常去探望她，一般都是在傍晚乘车去的。除司机以外，负责警卫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切巴诺夫同志也随同我们前往。在1月19日星期日那天，我们也到索科里尼奇去了。那天晚上，娜捷施达·康斯坦丁诺夫娜居住的学校里要举行儿童节庆祝会和枫树联欢会，要求我们在规定时间以前到达，以便参加这次节日庆祝活动。为了使孩子们高高兴兴过个节日，弗·德·邦契—布鲁耶维奇曾为此出了不少力。

记得我们出发的时间在傍晚六点钟左右。因为是节日，街上熙熙攘攘。在我们去索科里尼奇时经过的索科里尼奇公路上有很多行人。车子开到一个拐弯角上，突然在远处响起了口哨声，这引起了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注意。然而我们对此并没有特别重视，仍旧继续赶路。但是当我们快驶近铁路桥的时候，突然响起了吆喝声：“停车！”这吆喝声是几个站在路边的人发出的。

我们想，我们这是遇上检査证件的民警了，生怕要是不立即停车，可能又会遭到他们的射击，于是就叫司机停车。汽车停下了。使我们大吃一惊的是，拦住我们汽车的家伙（记得一共有三个人）刹那间把我们都赶下车来，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出示了通行证，但他们并不感到满足，竟把手枪口对准他的太阳穴，并开始翻抄他的口袋，搜走了勃朗宁手枪和克里姆林宫的通行证。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对他们说：“我是列宁。”但是他们并不理会。我不明白发生了什么事，我们到底同谁在打交道（因为那时民警还没有穿制服）。我冲向拦住我们的人中间那个仍然把枪口对准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太阳穴的家伙。这是一个高个子浅黄色头发的汉子，身穿厚短上衣，头戴灰色毛皮高帽，脸上镇定自若，不动声色。

我对他说：“你们要干什么，要知道这是列宁同志！你们是什么人，拿出证件来。”

他冷笑一声，满不在乎地回答我说：“对刑事犯来说，不需要任何证件。”

三个强盗跳进汽车，把手枪对准我们（其中一个肤色黝黑、长着一副十足强盗嘴脸的家伙，做的动作特别凶狠），随即开足马力向索科里尼奇方向疾驰而去。

应该给他们一个公正的评价：整个行动他们完成得杂耍般地利索，而且非常迅速，甚至没有引起过路人的注意。我想，那些强盗已经知道，站在他们面前的是列宁，因为其中一个家伙看了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通行证后，在他脸上可以察觉到某种慌张的神色。大概他们已经感觉到闯了一场大祸，整个莫斯科（实际上也正是这样）都将出动搜捕他们。但作出这个判断为时已晚，他们就，我再说一遍，开足马力逃之夭夭了。我们留在大路上，由于整个行动发生得如此突然和迅速，一时还没有清醒过来。后来我们看到切巴诺夫同志手提一桶牛奶（我们常把牛奶带给娜捷施达·康斯坦丁诺夫娜）站在那里，都不禁哈哈大笑起来。虽说处境狼狈，但他却没有忘记把铁桶拿下车来，现在也仍然把它当作宝贝似的提在手里。大家你一言我一语地谈论着出事的经过，谁的手枪被抢走了（我的手枪仍在口袋里，因为总的说来强盗们对我并不注意，司机吉尔把他的手枪藏在坐垫下面）。吉尔同志说，他不敢打枪，因为这只会使强盗也打起枪来。当然，他这样做是对的。切巴诺夫同志看到他们把手枪对准了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也不能开枪。

现在又怎么办呢？我们站在铁路桥边的大路上，一个过路人指给我们看，索科里尼奇苏维埃在什么地方。我们就朝那里走去，边走边取笑切巴诺夫和他的那只铁桶。到了苏维埃，那里没有立即同意放我们进去，里面空荡荡的，好象只有一个同志在那里。起初他对我们不太信任，我们就请他把苏维埃主席叫来，同时又自己动手打电话。我们要了一辆汽车，并向全俄肃反委员会，好象还向捷尔任斯基本人报告了出事的经过。这时苏维埃主席或副主席来了。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一面摇头，一面对他说，这太不象话，竟然就在苏维埃的鼻子底下拦路抢劫。他又问，他们那里是否常常发生这种事情。主席回答说，这是常有的事，他们正在尽一切努力同匪徒作斗争，但收效不大。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又摇摇头说，再不能容忍这种不成体统的局面，必须更有力地同匪徒作斗争。这时汽车来了。我们很快驶向林间学校去参加枫树联欢会。我们当然迟到了，但还是参加了孩子们的晚会，虽然我们的情绪（特别是我的情绪）同整个晚会的气氛不太协调。

与此同时，这个案件使全俄肃反委员会和侦讯处大大地忙了一阵子。所有的力量都动员起来了。就在当天晚上，我们的汽车在城市的对面，即靠近克里木桥沿河岸的那条街上找到了。由于街道上堆满了雪，汽车陷入了雪堆，那几个强盗就分散逃窜了。据去寻找汽车的吉尔同志说，汽车旁边躺着被打死的一个民警和一个红军战士。后来査明，那天晚上全莫斯科被强盗打死了二十二个值勤民警。

经过一段很长的时间以后，袭击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汽车的那伙强盗才被缉拿归案（其中一部分人在进行武装反抗时就被击毙）。这是一伙无恶不作的强盗，是一伙杀人越货、作案累累的惯匪。后来其中一个强盗在审讯时交代说，“由于酒醉”，起初他们似乎还没有弄清楚同谁在打交道（他们听到的仿佛是列文），他们在仔细看过证件之后曾经转回来，想要打死列宁。一个叫雅科夫·科舍尔科夫的（他似乎是这群匪徒的头目之一）说过这样的话：“我们干了些什么，要知道乘坐这辆汽车的是列宁。要是我们追上他并把他打死，那他们就不会想到我们身上来，而会想到反革命身上去，那时就有可能发生政变。”

但他们未必敢于跑回来找列宁。他们首先要做的是消灭痕迹，然后利用汽车去进行抢劫，那时候强盗是常常这样干的。

在审讯中査明，这伙强盗作了大批抢劫和凶杀案。他们的胡作非为达到了如此猖獗的程度，有一次竟带着莫斯科肃反委员会侦探人员的证件到阿菲涅尔工厂去进行“搜查”。这次“搜查”是当着很多工人的面进行的。这伙强盗甚至把工厂委员会的代表也叫到现场，结果抢走了约三俄磅金块、约三俄磅半白金丝和两万五千卢布，然后就隐蔽起来了。在这同一次审讯中还査明，匪首雅科夫·科舍尔科夫写信给他的未婚妻（我们还保存着这封信的照片）说：“他们不惜任何代价在追捕我，就象追捕野兽一样。他们到底要从我身上得到什么？我已经给了列宁一条命。”不管他如何狡猾，但仍然感到无法逃脱逮捕。在最后一段时间，只要他在街上觉得迎面走来的人在用怀疑的目光瞧他，他就把这个人打死。

后来，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一书中引用了这次盗劫事件。

他在书中写道：

“假定你乘坐的汽车被武装强盗拦住了。你把钱、身份证、手枪、汽车都交给他们，你才能从强盗的光顾中脱险出来。这当然是一种妥协。《Do ut des》（‘我给’你钱、手枪、汽车，‘你让’我安全脱险）。但是很难找到一个没有发疯的人，会说这种妥协是‘原则上不容许的’，或者说，实行这种妥协的人是强盗的同谋者（虽然强盗可以坐上汽车，利用它和枪械再去打劫，我本人遇到的一次情况中，他们正是这样干的，后来都被逮捕和枪毙了）。我们同德帝国主义强盗的妥协，正是这样的妥协。”[2]

这一次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没有付出很大代价把强盗摆脱了。“妥协”起了作用。在袭击伊里奇的汽车之后过了几天，莫斯科进入军事状态，同匪徒的斗争大大加强，市内秩序也很快变得比较安定了。

最初载于1930年1月21日《真理报》第21号

按玛·伊·乌里扬诺娃：《忆列宁》1966年莫斯科政治书籍出版社第2版第88—93页刊印，根据报纸作过校订

[1] 伊利亚·本尼迪克维奇·戚夫戚瓦泽（Илья Бенедиктович Цивцивадзе，1881年3月8日——1938年3月15日），1902年起开始从事革命活动。1903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15年被捕并被流放到伊尔库茨克。二月革命后获释。十月革命期间参加了莫斯科武装起义。1919—1921年任俄共（布）中央检查委员会委员。1921—1922年任第比利斯人民委员会副主席。1937年被捕。1938年遇害。1956年平反。

[2] “我本人遇到的一次情况中，他们正是这样干的，后来都被逮捕和枪毙了”这句话在《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一书的铅印本中被列宁删去了。（参见《列宁全集》第31卷第18页。）——编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