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3年长城抗战真相：张学良误国，军阀分裂恶果

文章来源：抗战史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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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3年长城抗战，是九一八事变后至七七事变期间。中国局部抗战最重要的战事之一。蒋介石和国民党继一二八淞沪抗战后，继续采取“一面打，一面谈”（即边打边谈打边备战）的主张，一面进行抵抗，一面与日本谈判。但因张学良消极应对，东北军内部斗争，腐败和保存实力，再加上红军反攻，胡汉民策动地方实力派“倒蒋”。国军再次惨败。这使得蒋介石全面“安内”，同时继续推动对日备战。并催生了抗战初期，影响深远的“诱敌东来”战略。

本文将依据权威史料，讲讲1933年长城抗战和《塘沽协定》签订史。纪念国军抗战烈士！

一，张学良消极应战，汪精卫愤然辞职

热河省位于长城以北，日军一旦占据之，即可进取西蒙和华北，又可巩固在“伪满”的统治。早在1931年11月，日本进攻锦州与辽西时，驻北平，天津，山海一线的“中国驻屯军”约千余人，就要求关东军以追击东北军名义，直取山海关，入侵平津地区。这得到关东军特务头目土肥原贤二的支持，并唆使日本特务伪装成日本兵于11月26日晚8时20分，射击天津日军兵营，造成东北军“报复”的假象。并立即向关东军求援，关东军按既定方针发布命令：“我军为解救天津军的危急，要尽快集结全部兵力向山海关进发”。但因土肥原在天津的阴谋很快失败，再加上日军未完全侵占锦州，辽西地区，故遭到陆军省反对，暂时中止。

1932年1月，张学良拒绝蒋介石，孙科等抵抗命令，弃守锦州，辽西后，日本关东军就视山海关为“统治之下”。甚至露骨称：“锦州之战除了战略上的意义外，还有其打击张学良的政治目的。不过锦州只是张学良的前进据点，真正的根据地还在北平。一旦锦州被占，张学良必然在北平加强反攻态势。所以，如果攻占锦州后不解决北平问题，那么满洲国的建设也难以期望太平无事”。按此逻辑，日本关东军确定向热河挺进的方针。

1932年3月25日，伪“东北行政委员会”奉日本旨意在发表的伪“满洲国建国通电”中，公然宣称热河省属“满洲国”。伪“满洲国”成立时，即任命东北军将领，热河省主席汤玉麟为伪参议府副议长，企图以此诱降。汉奸张景惠，张海鹏也多次派人到热河诱降汤玉麟，与汤熟识的日本浪人高原也化装赴热河。在蒋介石，张学良的督促下，汤玉麟被迫拒绝，并表明抗战的决心。此后，日本转向诱降何柱国，也遭到拒绝。但随后忙于“围剿”东北义勇军，组建“伪满洲”国，还有支援一二八淞沪抗战。直到同年底，才迅速占据了山海关南门与东门外围地区。《现代史资料7.满洲事变》第336，339，351-352，359页，第442页。《从九一八到七七事变》第422-423页。

日本诱降不成，遂开始武力侵占热河。1932年7月22日，关东军参谋长小矶国昭在给参谋本部的电报中提出，热河省是威胁 “满洲国建设的一大祸根”，“应立即采取军事行动，攻占热河省，从根本上解决满洲问题。为此，至少需要给关东军增加1个师团和1个骑兵旅团的兵力”。而此时张学良也调部队进入热河，准备迎战。日军因此认为：“征服热河，具有使热河省真正成为满洲国领域，消灭扰乱满洲国根源的张学良势力，以及巩固满洲国建国基础的重大目的和意义”。《日本帝国主义侵华资料长编—大本营陆军部摘译》（上），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2页。

早在1932年一二八淞沪抗战爆发后，国民政府外交政策曾暂取“抵抗，不交涉”政策。不久，蒋汪合流，提出“一面抵抗，一面交涉”的方针（即“边打边谈边备战”）。3月，国民党四届二中全会上，该外交方针上升为国策。这也成为蒋，汪解决长城抗战的既定方针。

据张学良晚年口述回忆录记载，1932年6月时任行政院长汪精卫曾赴北平劝张学良准备热河抗战。张回答：“我做不到。你也没有准备吧，有战则必胜的希望吗？”“你想利用我部下的生命和你的政治生命做交易，我是绝对不干的”。汪精卫对张学良极为不满。是年7、8月份，蒋介石也多次催促张学良先发制人，出兵控制热河，“热河问题，不得不从速解决，以后治乱关键全在乎此。”但均不见张学良下文。8月6日，汪精卫竟发出鱼电，指责张氏在兵力充分和地理便利情况下，“未闻出一兵，放一矢，乃欲借抵抗之名，以事聚敛”，直言要张“辞职以谢四万万国人”。同时向中央催请巨款，以此为由，辞职赴沪。张学良则致电中央辞职。

蒋则一面劝挽汪精卫，一面通过张群，劝张学良以大局为重，宜隐忍处之，并再次提议出兵热河抗日，撤换汤玉麟。张却不从，坚持辞职，并提出成立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以下简称军委会）。国民政府遂于16日准许张辞职。17日，中央政治会议决定裁撤北平绥靖公署，设立军委会北平分会，由军委会委员长兼任北平分会委员长。张学良未列名北平军分会，而由蒋命其以委员长之全权代表。对此8月9日，蒋也在日记中写道：“近日东北义勇军攻击牛庄，截断南满铁路之运输，而日军海陆并进，尚不能抵抗。当此日寇手足无措之时，正是张学良收复热河，策应义勇军最佳机会，亦所以表明心迹，为民为民也。复何惧他人狂言哉？而张学良仍犹豫不决，不敢前进，不诚不足与共事”。

1932年12月25日，蒋介石致电张学良：“倭寇北犯侵热，其期不远。……甚望吾兄照预定计划火速布置，勿稍犹豫”。明确要求张学良增兵热河，准备抗战，同时撤换不抗日的热河省主席汤玉麟。1932年底，日军准备进攻热河。蒋介石决定准备率部北上抗战，同时致电张学良指出：“今日之事，惟有决战，可以挽救民心，虽败犹可图存，否则必为民族千古之罪人。” 但张学良仍拖延犹豫，始终未执行蒋的命令，最终酿成热河速陷的悲剧。秦孝仪等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绪编第1册，第559页。汪精卫致张学良鱼电，《国闻周报》第9卷第32期，1932年8月。

二，山海关沦陷，蒋介石仍命张学良指挥长城抗战

山海江是万里长城的东端，背山临海，战略地位重要，自古就有“天下第一关”之称。1932年12月8日，日本关东军铁甲队炮击山海关，并提出中国驻军取缔民众的抗日活动，切断关内对东北义勇军的一切支援（蒋介石，张学良等秘密援助东北义勇军），遭到了驻山海关的东北军独立第9旅兼临永警备司令何柱国的拒绝。当时日军关内外驻军的协调尚未完成故未扩大事态。《传记文学》第29卷第5期载关邦杰《榆关抗日战役与何柱国将军》第75页。

1933年1月1日下午，日本天津驻屯军秦（秦皇岛）榆关（即山海关）守备队长落合正次郎少佐，指使所部在其兵营内自掷手榴弹和鸣枪射击，并袭击中国哨兵，然后诬陷中国军队。何柱国见形势紧急，率部“星夜由北平回防”。张蓬舟《近五十年来中国与日本1932-1982年》第1卷第77页，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1月2日凌晨，日军提出中国军队撤离山海关南门，由日军进驻等四项要求，限即刻答复，“否则开始夺取”，遭何柱国断然拒绝。日军遂出动步兵3000余人，火炮40余门，铁甲车3列，坦克20余辆，从东，南，东南三个方向进犯山海关。东北军独立第9旅第626团第1营，第3营奋起抵抗，与日军在山海关南门，东门，贡南角展开激战，击退敌首次进攻。日军遂出动飞机8架，军舰2艘，海陆空立体打击守军阵地，东北军坚守不退，又击退敌多次进攻。

1月3日上午，日军集中主力强攻山海关南关南门，东北军伤亡过半，但仍多次将敌击退。午后，日军再次增援，主攻山海关东南城角，安德馨营六百官兵全部殉国。午后2时，东南门，南门先后陷落；这使东门，北门的侧背暴露，无险可守。第626团长石世安率留守西门的预备队与敌机械化部队英勇巷战。终因，“兵力薄弱，武器悬殊，伤亡过重，捉襟见肘，无险可守”，山海关四门皆破。石世安率十余人艰难突出重围，山海关及临榆县（设于关内）沦陷。中国台北“国史馆”《长城战役》第44页，48页，1980年版。

日军大肆报复中国伤兵和无辜民众，“城内商店毁于战火者五百家以上，人民死伤千余”。山海关之战，中国守军以两营兵力（第626团第2营驻防孟家店，角峙等地，未参战）1300余人抗击近3倍的强敌，毙伤敌400余人（日本战史记载伤亡280余人）。山海关沦陷后，敌曾派一部偷袭五台山，被何柱国部击退。1月4日，国民政府外交部即发表声明：“中国政府认为国联应迅即以最有效之方法予以制裁，同时中国军队仍当尽其力量，抵抗日军之暴行”。《从九一八到七七事变》第410页

1月10日，日军稍作休整后即沿长线一线向山海关西侧的九门口，石门寨地攻。遭到中国守军阻击，但寡不敌众，于12日晚和21日撤离两地。此后，日军暂时在山海关，九门口，石门寨一线暂时转入防御。

为应对长城战事。1933年1月5日，蒋介石决定任命张学良为北平军分会常委，兼代委员长，统筹华北军事。但华北的西北军，晋绥军等将领均对张学良失望，宋哲元，商震，庞炳勋等联合向蒋介石在北平的代表蒋伯诚致电：此次对日作战非蒋亲自前来，前途不堪设想。当年任军委会北平分会参谋长的黄绍竑回忆，见到张学良时，“骨瘦如柴，病容满面，精神颓丧……坐谈久了，他就要到里面去打吗啡针。……这样的情况怎能长久处下去”。

但当时蒋介石担心与东北军当局的关系而不愿北上。同时1928年济南惨案后，蒋介石放弃北上。改专注经营南方。故在华北先后扶植冯玉祥，阎锡山，张学良集团统治。以致九一八事变后，9月21日蒋下达武装自卫命令后，张学良拒不执行。之后多次向张下达抵抗命令，也遭到张的拒绝。虽然九一八事变后，东北军遭到毁灭性打击。但其主力在事变前就调入关内，并始终掌控华北政局，故蒋只得将长城抗战交给张学良的东北军处置，“热河战事，惟有汉卿亲出督师，方能如计奏效。汉兄果赴热河，中必北上。如汉兄前进有期，中即可随时启行”。

胡适就认为：热河政治贪腐暴政，是热河抗日“失败的最大原因”。同时，“张学良应负绝大的责任。他的体力与精神，智识与训练，都不是能够担负这种重大而又危急的局面的。但他偏要恋栈，致使六十万方里的热河全省在他的治治之下，陷于敌手”。

三，热河速陷，蒋介石决心拿下张学良

1933年1月27日，关东军司令官武藤信义下达热河作战命令，在锦州设立了总指挥部。2月10日，关东军司令部宣布“攻占热河计划”，宣称要“使热河省真正成为满洲国的领域”。2月21日，日本关东军以精锐第6师团，第8师团及第14混成旅团，第33混成旅团，并纠结张海鹏部伪军共10万余人，分三路直犯热河。日军作战部署：以第6师团为主力的右翼（北路），出通辽直犯开鲁，进逼赤峰，围场；第8师团为主力的中路，出锦县，义县，直犯北票，朝阳，继攻凌源；以混成第14旅团为主力的左翼（南路），出绥中，兴城，直犯凌源，与第8师团在凌源会合。同时，日军以第33混成旅团出绥中直攻山海关西北方向的长城界岭口，义院口一线；以属第6师团的骑兵第4旅团出辽西的林西地区，直取察哈尔省多伦，作侧翼牵制。为不扩大战事，武藤命令参战各部，“不要在河北省内实施作战”，且要“在结冰期间结束主要作战行动”。

为催促东北军当局积极应战。2月初，蒋介石派代理行政院长宋子文等赴北平，与张学良一同赴热河，督促汤玉麟等抗战。2月26日，蒋介石还亲自向前方将领发出手令：“倭寇攻势，业经开始，时至今日，吾辈军人为国家民族争人格，为公理正义尽责任，惟一牺牲一切，以报党国”。 《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绪编第1册，第559页。

北平军分会主任张学良命令张作相为热河前敌总指挥，热河中国军队主力为第5军团汤玉麟部和第4军团万福麟部，均为东北军旧部；再加上各类杂牌部队号称8万，但实际可作战的正规部队只有2万左右。再加上汤玉麟治热期间，横征暴敛，大开烟禁，以充军饷为名，中饱私囊。他本人都承认：“看我热河的军政，只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其具体作战布署：驻防开鲁的为第5军团第17旅崔兴武部，第41军孙殿英部纵深布防于赤峰，围场，多伦，为其后援，部分撤至此地的东北义勇军也参与布助；驻防朝阳为第5军团董福亭旅，第5军团其余部队则在建平周围设防，以侧应朝阳；第4军团第30旅于兆麟部驻防凌源，第4军团余部及第29旅王永盛部为前导，纵深展开于平泉，承德，滦平地区，为其后援。张宪文《中华民国史纲》第339页，张蓬舟《近五十年来中国与日本1932-1982年》第1卷第96页，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2月23日，三路日伪军均抵达开鲁，朝阳，凌南，凌源，热河抗战全面爆发。然而当天，第17旅长崔兴武就率部投日，开鲁沦陷，日军第6师团迅速向赤峰挺进，第41军孙殿英部稍作抵抗亦弃城逃跑，转守围场。第6师团一部则威逼多伦，以策应其第4骑兵旅团，另一部则转南挺进，准备与第8师团，第14混成旅团会攻凌源。

朝阳方面的董福亭旅邵本良团，也叛变投敌，董部防线被敌楔入，朝阳外围之南岭，北票相继失守，整个防线呈崩溃之势。2月25日是，朝阳即告不守。日军第8师团遂直趋凌源，南路日军第14混成旅团一部攻击凌南时，另一部也向凌源进犯。

凌源为扼守平泉，承德之要冲。防卫凌源的第30旅于兆麟部在外围叶柏寿与敌激战，打的非常英勇，顽强坚守三昼夜。2月28日，第4军团调第29旅火速驰援，该旅第684团急行军13小时抵达叶柏寿。此时，日伪军在汉奸邵本良的引导下发起强攻，两部在叶柏寿又苦战两昼夜之久。3月初，日军突然插入第684团和于旅结合部，于旅为避免遭敌合围，被迫撤入平原，与第29旅主力汇合。第684团在撤退时被敌截断，转向围场方向突围，与第41军孙殿英部会合。此时，第5军团完全丧失了作战意志，由建平向平泉溃退。

由于第4，第5军团分属不同派系，在平泉会合后均保存实力，不愿抵抗。故不久继续退却。第4军团在平泉以西的后续部队纷纷撤向西南，经长城喜峰口撤至关内，不久，军团司令部也撤至喜峰口。平泉守军也弃守平泉，第5军团失去右翼保护，急调驻防隆化的第7旅张从云部南下承德，在承德正东十余里的青石峦一线布防。3月3日晚，该部与进出承德东效的日军展开激战，坚守一夜。张作相急命汤部在承德周围布防，但“汤部官兵不从，要求先补发三个月军饷”。汤玉麟见大势已去，竟扣留军车等二百余辆，由承德先装载私物运天津。张作相见状也将司令部从承德撤出，“逃往古北口”。

4日拂晓，日军除从东面进攻外，分兵从南北两翼迂回承德。第5军团溃逃到承德的部队尚未展开，就纷纷后撤，承德的防御全线动摇。第7旅也弃守青石峦一线，其一部继续西撤，经长城古北口入关；大部分则随汤玉麟北撤至丰宁县，经大阁镇，大滩，退往察哈尔省沽源县一带，日军仅以128名骑兵即轻取承德。孙殿英见状稍事抵抗就弃守围场，经多伦撤往张家口。至此，热河全境仅10天就全部沦陷。

1933年3月5日，蒋介石见热河战事急转直下。即急电张学良，要求其指挥各部制止后退，反攻收复失地。6日，蒋再电张，指示反攻承德。张学良曾回电表示愿意带兵反攻热河，然而反攻没有实施，反而是一溃千里。

热河沦陷后，华北失去屏障。这引起全国舆论哗然，民众纷纷要求严惩张学良，张作相，万福麟，汤玉麟等。不久，张学良辞去北平军分会代理委员长职。国民政府发布命令，将汤玉麟先行撤职，并“彻查严缉究办”。3月8日，蒋介石北上石家庄时，在与何应钦，黄绍竑，徐永昌等人会议时，众人明确要求张学良辞职。次日，蒋同意张辞职。张蓬舟《近五十年来中国与日本1932-1982年》第1卷第104，107页，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李云汉编《抗战前华北政局史料》载《国民政府通缉汤玉麟》。

德国军事总顾问佛采而，曾在1934年致蒋介石二份报告中。直指长城抗战失败的最大问题就是东北军首领张学良，张作相，汤玉麟等军事素养太差。而东北军官兵军事素养，精神及心理素质弱。更嘲笑东北军面对日军坦克“靡不望风而溃”。这也影响了之后长城战事。抗战史记《1934年国军对日备战十三大问题—德国顾问佛采而致蒋介石呈文》。

四，第29军喜峰口大捷，中央军北上抗战

1933年3月6日，蒋介石从江西前线北上保定，并电国民政府称，“热河失守，悲愤填膺，中正决由赣即日北上部署一切”。决定在坚决抵抗的同时，寻求与日本和谈。但遭到外交部长罗文干及许多涉外的外交机构，包括驻国联代表团坚决反对，主张强硬政策。蒋介石只得寻求对日秘密外交。同时，蒋也想利用长城抗战的机会，使国民党势力进入华北。宋子文在视察华北和热河时，就曾电蒋“出二师为总预备队”。但担心东北军会抵制。热河失守后，中央军北上自然水到渠成。

日军进抵长城一线后，即继续向平津地区挺进。关东军司令部要求于1933年3月中旬前，占领长城各口，以“一面确保长城要隘，对华北方面加强戒备，；一面继续扫荡热河省内残敌，以恢复治安”。以第33混成旅团进攻长城界岭口，义院口一线；以第14混成旅团和第8师团一部由凌源南下，进攻长城冷口一线；第8师团与第6师团主力兵分三路，一路由凌源经平泉南下，直犯喜峰口；一路由承德经峦平南下直犯罗文峪；另一路则从承德西犯古北口，直指独石口。另外，第6师团一部占领围场；以其骑兵第4旅团于3月上旬陷多伦，作为长城沿线日军的北翼侧应；以海军外遣第2舰队巡弋山海关，秦皇岛，塘沽一线，作为长城沿线日军的南翼侧应。张学良急令驻守平津地区的第29军宋哲元部沿遵化，蓟县，宝坻一线集结，以随时策应长城各口。《从九一八到七七事变》第453页。

西北部第29军辖3个师合计22000余人，一部留守阳泉等地，开赴华北前线的仅为15000余人，该军三分之一的枪械为老毛瑟枪，还有三分之一竟是军械所旧枪械拼装制造，重武器尤其缺乏，而且弹药不足，每名士兵仅手榴弹6枚。幸庆的是，宋哲元任军长后，经过刻苦训练，使这支残破之师恢复了战斗力。特别一直以日军为假想敌，故日后成为地方军抗战的头号王牌部队。《从九一八到七七事变》第447页。

3月10日晚，日军尾随万福麟部逼近喜峰口。第29军第37师109旅赵登禹部星夜急行军40华里，先行抢占喜峰口孩儿岭，很快就与敌展开血腥肉搏，成功击退日军先头部队。与此同时，第29军第37师冯治安部，第38师张自忠部，暂编第2师（后改编为第143师）刘汝明部，均急行军驰援喜峰口，罗文峪一线，成功先敌抢占各阵位。

11日拂晓，日军发动进攻，西北军将士采取潜伏不动，待敌进至百米之内后，突然冲出，以手榴弹，大刀进行近战。使日军大炮，飞机，坦克无法发挥作用。连战两天，阵地岿然不动。12日，第37师决定夜袭日军，当天傍晚，除留第111旅王治邦部扼守喜峰口正面外；以109旅赵登禹部，第110旅佟泽光部从两翼突然迂回包抄敌侧后。西北军将士雪夜行军，很快抵达敌后。日军第27，28联队由于在九一八事变到热河事变的作战顺利，故轻视中国军队，放松警戒，被西北军夜袭部队打了个措手不及，赵登禹将军曾在10日战斗中被炸伤，仍亲自带伤率部出击，所部士气高昂；砍杀日军甚众，并焚毁敌辎重，缴获大量武器装备。敌增援部队也被赵部打援部队击退。第111旅则乘机在正面出击，在三路夹击下，日军从喜峰口溃退。赵旅特务营成功击毙敌支队长植田。此后数日，日军虽发动数次攻击，但已锐气尽失。连续七昼夜，第29军始终坚守在喜峰口。日军见进攻受挫，遂暂时转入防御休整。

喜峰口大捷，是自一二八淞沪抗战庙行大捷以来，中国军队对日作战取得的第二次重大胜利。将全国人民抗战推向高潮，就连日本媒体也承认，喜峰口之役“丧尽皇军名誉”，使日军遭受了“50年来未有之侮辱”。张宪文《中华民国史纲》第400页。

张学良辞职后不久。3月12日，国民政府任命何应钦接替军委会北平分会代理委员长，任命黄绍竑为参谋长，统一指挥长城抗战。何，黄到职后，一面调整长城沿线的作战部署，将士气严重低落的东北军主力调往后方整编。调晋军第32军商震部坚守冷口一线，第29军继续坚守最重要的喜峰口，罗文峪一线；将未参战的东北军精锐第67军王以哲部放置在古北口一线。晋军第59军傅作义部防御独石口，镇岭口，怀柔一线；以掩护长城一线国军北翼，后又令第41军孙殿英部自沽源起与傅作义同线展开，以监控多伦之敌并策应傅部。同进调国民党中央军精锐第17军增援古北口，第17军长徐庭瑶，下辖第25师关麟征部，第2师黄杰部，第83师刘戡部，第1骑兵旅李家升部，之后独立炮兵第4团，炮兵第7团，重迫击炮第1营也先后北上参战。《从九一八到七七事变》第389-391页，第442-512页。

1933年2月28日，国军第17军第2师长黄杰在开赴长城前线官兵誓师大会演讲：“我们是国家的军人，我们的责任就是保国卫民。今天国土被侵占，同胞被屠杀，是国家的耻辱，更是我们军人的耻辱，因为我们军人没有负起我们应尽的责任。……本师已奉到委员长的命令，即将离开潼关，北上参加对日军作战。这是我们全师弟兄报国的最好机会，希望大家要认清倭寇的企图。此次发动侵略，不但要亡我们的国家，而且要消灭我中华民族。因此，我们必须击败日本人，否则，不但国家不能保全，我们的同胞以及后代子孙都将永沦为日本人的奴隶，受日本人任意宰割。朝鲜亡国后，日本人在朝鲜的横行霸道，朝鲜人民所过的悲惨生活，以及流亡在我国的朝鲜人流离失所的痛苦情景，你们都是知道的。你们愿意步他们的后尘吗？你们愿意你们祖先的坟墓被敌骑兵践踏吗？愿意你们的子孙永远做日本人的奴隶吗？”可见国民党中央军官兵士气之高昂。

在长城战事最危急时，蒋介石甚至拟将负责拱卫南京的最精锐部队第八十七、八十八师北调，“以为背城借一之计”，准备死守平津，绝地求生。他公开表示如不奋起抵抗，“不惟世界之大无吾人立足容身之地，且为千秋万世后民族之罪人”。 但因红军反攻，胡汉民，陈济棠，李宗仁等策动“粤桂闽”“西南”独立，并组建西南联合军北上与冯玉祥，宋哲元等联合抗日“反蒋”，牢牢牵制住了中央军主力无法北上。导致一二八淞沪抗战失败的悲剧再度上演。但仍在极度困难情况下，增派炮兵参战，下文详解。来源古屋奎二《蒋总统秘录》第9册，第88页。

五，国民党中央军浴血古北口，长城抗战转危为安

喜峰口激战正酣时，在界岭口，义院口，石门寨的东北军第57军何柱国部也顽强阻敌，击退日军20余次攻击。战况非常惨烈，但仍屹然岿立。战至3月中旬，第57军阵线仍基本稳定。何柱国将军也是长城抗战期间，东北军表现唯一优异的将领。

日军进攻长城沿线月余无进展，“担心补给线被切断而使战局逆转”，“对此紧急情况，关东军命令积极作战”。19333月27日，关东军司令官武滕信义下令发动第二次全面进攻，攻击喜峰口至石门寨的滦（河）东（岸）一线，主攻冷口。《日本军国主义侵华史料长编—大本营陆军部摘译》（上）第225页。

守卫石门寨，义院口，界岭口一线的第57军何柱国部自3月下旬以来，虽多次击退敌攻势，但已伤亡惨重。北平军分会在3月中旬已注意到该部孤军突出，且受日海军威胁。考虑到一旦冷口，喜峰口被突破，日军将长驱直下滦州，唐山一线，截断何部退路并合围。决定缩短战线，于3月20日令何部撤至滦河西岸，并破坏桥梁，依托滦河构筑新的防线。3月下旬，何枉国部开始渡河西撤。为掩护其撤退，第53军，第51军组织部队坚守原防线至4月上旬，随之亦西撤。三个军西撤后，与敌隔河对峙，牵制了敌兵力，有力的掩护了冷口，喜峰口侧翼。

第29军方面，继续在喜峰口，罗文峪一线苦战。全军将士在“行则堕指裂肤，息则卧雪嚼冰”的冰天雪地里，与敌展开近战，夜战，使喜峰口阵地多次失而复得。3月17日，日军铃木旅团三四千人在20余架飞机的掩护向，向罗文峪等处进攻，遭到国军英勇反击，“反复争夺阵地十余次”，并于夜间从两翼夹击日军，“营长王合春率部抄到敌后，重创日军，王营长阵亡，全营生还者仅七十余人”。战至4月上旬，喜峰口一线国军阵地仍岿然如初。张蓬舟《近五十年来中国与日本1932-1982年》第1卷第112页，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但是冷口方面，晋绥军第32军商震部战斗力较弱。4月上旬，敌军突以优势兵力，“向我阵地猛攻，晋绥军亦奋勇拼杀，炮兵多次击退敌装甲部队，有力遏制敌攻势，血战5天后，于4月11日被迫放弃冷口，撤往滦河东岸之前进阵地”。李云汉《抗战前华北政局史料》第226页。

至此，滦东长城一线，国军仅剩喜峰口一处据点。自3月中旬，日军见正面强攻喜峰口受挫，遂将进攻方向转至罗文峪，企图从侧背迂回喜峰口。罗文峪第29军将士，“咸抱只进无退死而后已之决心”，“虽在炮火弥漫血肉横飞之际，仍能表现不屈不挠之精神”。连续与日军血战月余，致敌溃不成军。第143师长刘汝明亲率手枪队参战，以至一度，“罗文峪北十里以内，已无敌踪”。但冷口全线失陷后，日军兵分两路，一路南占迁安，扼滦河上游；主力则迂回喜峰口—罗文峪侧后，对第29军形成前后夹击合围态势。第29军被迫后撤。4月12日，北平军分会命令第29军后撤至平谷，三河以东地区，沿蓟运河布防。喜峰口沦陷。

长城抗战开始后，驻防古北口的东北军第67军王以哲部在日军打击下节节败退，企图等待中央军第17军增援。但第17军先头部队第25师关麟征部于3月10日夜到达古北口时，坚持第67军第112师张廷枢部继续坚守关口第一线阵地，第25师则在古北口南城东西两侧高地构筑第二道防线。但张廷枢却擅自率部撤退，11日古北口关口丢失。随后第25师反攻古北口北口失败，只得退守第二道防线。第2师黄杰部到达后，遂在古北口方面与敌对峙。

日军随后居高临下向第25师阵地发动猛攻，该师在无坚固阵地依托的不利情况下，抗击第8师团及骑兵第4旅团的轮番攻击，血战三昼夜伤亡四千余人。不得不退守南天门，在战斗中师长关麟征将军身负重伤，由副师长杜聿明将军代师长。第25师某团七名勇士因远离主力，未能撤退。故携带一挺轻机枪坚守日军必经的一座小山头，毙伤敌数十人，最后全部力战殉国！其忠勇决死精神极大震慑日军。战后日军第八师团立碑“支那七勇士之墓”纪念，高级军官列队集体祭奠。

4月15日，日军集中第6师团部队，第8师团主力，第33混成旅团一部以及由多伦转进的骑兵第4旅团一部全力扑向古北口方向，企图歼灭中国军队主力第17军，并由西向南迂回长城线国军侧背。第17军3个师又1个旅继续轮番血战，并“充分利用作战间隙，加强构筑阵地，积极修筑阵地内的交通，以利炮兵的活动”，顽强遏制日军攻势，双方一度陷入对峙局面。第17军各师及骑兵第1旅曾组织别动队，多次迂回敌后袭扰，给敌后方部队沉重打击。敌久攻不下古北口，遂自4月21日转攻与古北口一线的南天门，企图迂回包围古北口。第17军遂将第2师与第83师的主力防守南天门，两师与敌血战8昼夜，“致敌伤亡，为九一八来所少有”，而南天门阵地仍固守在国军手中，“殊出敌预期之外”。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宋哲元致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电》1933年3月10日，国民政府军令部战史档案。《从九一八到七七事变》第492-493页，第451页。

国民党中央军在古北口，南天门一线英勇作战，牢牢牵制了日军主力，使长城沿线作战陷入胶着状态。滦东地区南段，国军与日军隔河对峙；滦东地区西南段与北段国军沿平谷—三河—蓟县—玉田—遵化即蓟运河东岸一线与敌对峙。

六，古北口失守

日本关东军曾为确保对长城一线控制，决定放弃“不要在河北省内实施行动作战行动”的原定部署，在1933年4月11日命令：“本军以不使敌人停留于滦东地区为目的，并配合宣布及其他各种工作，急迫敌人，予以铁锤的打击。”日军开始向河北进军。但不久，因担心久攻不下，怕引起国际干预（美英出兵秦皇岛）。再加上日本天皇裕仁直接干预日本关东军的行动。故4月19日，武藤下令：“在滦东地区作战的部队，迅速撤回长城线”。21日开始，日军逐次返回长城，河北门户得以确保。中国军队趁机于4月23日夜在河北转入反攻，先后收复安山，卢龙，迁安，昌黎，抚宁。30日，一直推进至北戴河。

日本内阁见战事不利，遂紧急召开会议，陆相荒木贞夫认为：“扩大不扩大战争要对时间，地理，兵力三方面进行考虑，如时间能缩短，地域和兵力的扩大都可认为是次要的，时间的延长才是大忌”。要求内阁承认关东军在滦东地区的攻势，以速战速决。5月3日，关东军在军部和内阁的支持下，决定增兵，集中力量对滦东及整个平津外围战斗力较弱的东北军发动第三次全面攻击，企图“予中国军队以致命打击”，并要求平津地区的日本驻军和以旅顺口为基地的日本海军第2外遣舰队，“以严肃态度支持关东军”。 武藤遂于5月3日再次下令命令：“决续予敌以铁锤的打击，以挫其挑战的意志”。并决定继续以古北口的中央军为主攻目标。5月6日，日本参谋部制定了《华北方面应急处理方案》，命令关东军“断然对长城沿线所有中国军队反复进行打击”，“造成华北当局实质性的屈服或导致瓦解”。长城抗战进行第三阶段，即日军战史称“关内作战”。《现代资料7满洲事变》第515页，《日本军国主义侵华史料长编—大本营陆军部摘译》（上）第225-229页。

4月20日夜，日军由汉奸带路奇袭战略要点八道楼子成功。第2师长黄杰闻讯后，即命令第4旅长郑洞国率部反攻，但未能成功。第2师只得撤至田庄-小桃园一线坚守。4月23日里7时，日军向南天门中央421高地发动攻击，第2师第4旅郑洞国部英勇抵抗，予敌重大杀伤。战至次日晨6时，日军再次全线猛攻。午后，第6旅第21团因伤亡过半，阵地一度被突破。黄杰遂命师属补充团增援，才将敌击退。4月25日，日军集中火炮向南天门全线轰击。当夜，第17军第83师接替伤亡惨重的第2师。

4月26日晨五时，日军再次向421高地猛攻。第83师第497团顽强抵抗，战至下午终因伤亡过重，被迫放弃阵地。4月28日晨五时，日军又集力火力轰击南天门附近372高地及425高地。随后步兵全线冲锋，战车，骑兵也威胁国军两翼。第83师第497团及补充团1个营，与敌激战整日，伤亡过半，阵地防御工事全部被毁，被迫于当晚撤往南天门以南预备阵地。

5月10日晨，日军再兴攻势。500余日军向东头峪阵地进攻，被第83师第493团击退。次日凌晨一时，日军第31，32联队发动总攻，双方在稻黄店，涌泉店及其以南高地展开大规模激战。第493团和补充团伤亡极重。晨五时，日军战车数辆冲入上店子，威胁国军侧背。晨七时，日军又出动8架飞机。双方陷入混战。八时，日军集中全部火炮协同2000余步兵，骑兵，猛扑国军左翼笔架山阵地，第83师第494团拼死抵抗，战至午时，团长魏巍重伤，全团伤亡三分之二以上。其他各团也伤亡惨重，阵地全线动摇。被迫撤至后方10华里的预备阵地。为与阵地共存亡，师长刘戡竟拔枪自杀；幸被参谋长符昭骞等人及时发现并夺下枪支。

为挽回濒临崩溃的战局，军长徐庭瑶紧急向南京请求增援。但此时蒋介石受到红军反攻，胡汉民西南党部和地方实力派牵制，已无兵可调。徐庭瑶只得将已奉命撤至后方整补的第2师和第25师，全部顶上火线支援第83师。其中第2师第4旅郑洞国部于5月12日夜首先接替第83师防务，即与日军在磨石山，大小新开岭，香水峪一带激战，日军一部在10余战车配合下冲至白水涧附近，企图切断国军后方交通。第4旅此时仅2000余人，在郑洞国将军指挥下顶住了日军疯狂进攻。

5月13日，日军再次集中重兵发动全线攻击，第2师伤亡惨重，被迫撤至后方6华里的新阵地。第25师第149团等部也在西北岭及下会一线与敌激战，支撑到13日才撤至新阵地。大小新开岭沦陷。

当晚，日军即向石匣镇进攻，与第2师在摇亭，南香峪一线激战。日军战车10余辆突击至南茶蓬国军第4炮兵团，造成该损失火炮3门。国军在潮河西岸的炮兵阵地也遭到日军优势重炮轰击，一晚损失4门火炮。日军战车趁机全线突进，第2师防线呈崩溃之势。

军长徐庭瑶于14日急命防御潮河右岸的第25师，抽出第73旅向左翼延伸，占领后方8华里的新阵地，以掩护第2师撤至黄岗峪，不老屯一线。但该旅在转移时，与日军发生遭遇战，损失惨重。而日军战车趁势突破石匣镇3华里，冲至国军在南山口附近阵地。午后4时，石匣镇失守。

5月15日晨，日军步骑兵2000千余人在飞机，战车和火炮的支援下，向潮河右岸突击。第25师力战三小时后，成功将敌击退。日军又反复攻击，第17军将士视气高昂，抱与国土必死之决心，节节抵抗，直至阵地全部化为焦土，仍拼死固守。但鉴于第17军伤亡殆尽又无补充，为避免全军覆没，北平军分会于5月14日令其撤往密云。古北口，南天门终告失陷。古北口保卫战前后两个月余，国民党中央军第17军将士孤军浴血，予敌重创，其悲壮惨烈为长城抗战独有，也创造了整个会战作战时间最长，最血腥一战，就连日军也称赞“激战中的激战”。据同年6月19日蒋介石日记记载：“此次第二、第二十五、第八十三师等师战结果，所余官兵不过三分之一，而各团反攻时，有只余六人生还者，其余因伤自戕之官长，不可供仆数。”可见长城抗战，国民党中央军伤亡之重。

下

一，平津危急，蒋介石全面转向与日和谈

古北口沦陷后。北平军分会令第26军萧之楚部驻防九松山预备阵地敌前接防。北路日军日军第8师团，骑兵第4旅团一部则乘势于5月19日攻陷密云。滦东方面，早于5月7日，日军第6师团，第14及第33混成旅团3万余人，出冷口，迁安一线进攻滦东地区，威胁平津；以海军第2外遣舰队沿秦皇岛—塘沽海岸线策应。当天日军即突破滦河东岸突出部东北军第51军阵地，继而向两翼扩展。5月11日夜，从多个渡河口成功渡过滦河。北平军分会乃令何柱国，于学忠，万福麟部撤至宁河，宝坻一线，并令商震，王以哲等部也撤往该线，与北部第29军据守平谷—三河防线衔接，企图稳定防线。但5月16日，遵化沦陷。18日，玉田沦陷。19日，蓟县失守。至5月下旬，南路日军主力攻陷秦皇岛，北戴河，抚宁，卢龙，滦县，昌黎，唐山，乐亭等地，推进至芦台，天津危机。北平军分会急令第59军傅作义部迅速向怀柔一线展开，以阻止日军行动。此时，国军已在长城沿线苦战两个月，人员，装备均损失极重；陷入孤军鏖战的危局。国民政府在无兵可调的情况下，被迫转向与日本“媾和”。

5月21日，第59军易地进抵怀柔效外日军先头部队击退。5月23日拂晓4时，日军第8师团主力在飞机，大炮掩护下，强攻怀柔，第59军官兵与敌连续激战15小时有余，击退敌11次进攻，毙伤敌千余人；并拟于当晚组成敢死队夜袭敌营。但却在是夜7时，由于受到和谈影响，北平军分会何应钦命令：“着全军即刻停战，撤至高丽营集结”。此后，何又三次致电傅作战，命令全军立即开始后撤高丽营一线。午夜，第59军以团为单位逐次向指定地点秘密撤退，长城抗战最后一仗就此结束。

5月下旬，日军进至顺义附近，距北平仅50余里，同时，原从遵化，蓟县向北迂回企图突袭，夹击古北口的国军，见国军已撤退，遂西向三河挺进，第29军守卫部队也奉令后撤通县，三河沦陷。南路日军占滦东后，又兵分两路，一路继续据芦台威逼天津；另一路则转进宝坻进逼香河，与进迫通县和顺义之日军，对北平形成三面包围的态势。日本飞机在北平上空盘旋示威。至5月下旬，日军已侵占平津以东地区22个县，进至北运河与蓟运河之间，已损失惨重的国军在此两河地区，勉强与敌对峙。《从九一八到七七事变》第395页，491，495，503-504，507-508页。

整个长城抗战，中国投入包括中央军，西北军，东北军，晋绥军及其他杂牌部队在内，共9个师，29个步兵师，5个骑兵师（一说14个军，36个师）共25万人（一说16万余人），伤亡4万余人，日军伤亡仅2600人（另二说伤亡四千余人或五千余人）。第29军喜峰口大捷和第17军血战南天门，古北口，都是“最悲壮的牺牲”。傅作义在奉命后撤时，曾对何应钦说：“只有敌军先撤，我们才能撤。我们决不在敌人火力下撤退”。李云汉《抗战前华北政局史料》第245页。

战后，德国军事总顾问佛采而曾在致蒋介石报告中，称赞“中国底层士兵甚佳，作战意志坚强，面对极端条件能严守纪律。在1933年长城抗战中表现忠勇”。同时指出，国军防坦克力量严重不足， “华北抗日战役证明（指1933年长城抗战）。二公分小炮之破甲弹（指苏罗通20毫米小炮），故能抵御战车及半旧式战车，然对日本新式战车，须有口径较大之炮，始能完全有效”。抗战史记《1934年国军对日备战十三大问题—德国顾问佛采而致蒋介石呈文》。

二．蒋介石无法增兵北上原因：红军抢地盘，胡汉民，陈济棠等密谋“倒蒋”

1933年3月6日，蒋介石亲自北上保定时。即命令迅速结束对江西红军的第四次“围剿”，先派第17军北上抗战，再视战事继续调兵转用于华北。在长城抗战最紧急时，蒋介石甚至拟将负责拱卫南京的最精锐部队第八十七、八十八师北调，“以为背城借一之计”，准备死守平津，绝地求生。他公开表示如不奋起抵抗，“不惟世界之大无吾人立足容身之地，且为千秋万世后民族之罪人”。来源《古屋奎二：《蒋总统秘录》第9册，第88页。

然而，红军却重演了一二八淞沪抗战发动赣州战役，商潢战役，苏家埠战役，牵制国民党中央军北上抗战的悲剧。再度发起全线反攻。于4月3日解放了江西新淦（疑似新干），金谿和金乡，蒋介石即电告何应钦，黄绍竑，“新淦失守，江西紧急，统御无人，中本日赴赣，待布署妥当，即当北来”。很快，各地苏维埃政权迅速扩大，红军数量猛增；造成江西苏区的国军无法北上。4月6日，蒋介石见状只得在南昌电令各将领，提出必先肃清“内匪”，再言抗日。4月10日，蒋介石在南昌公开声称，“安内始能攘外”，“在匪未能肃清前绝不能言抗日”。4月29日，蒋介石宣布“剿共”军事失利，同时谋求对日停战，继而准备第五次“剿共”。朱汇森主编《中华民国史事纪要（初稿）1933年1月至6月》，中正书局1984年版第558页。

1933年5月20日，蒋介石在致电陈济棠：全力“剿共”，“稍收效果，转而对外，名言至理，实获我心”，盖“剿共”利于速决，抗日利于持久。不肃清“共匪”，“亦无长期抗日之可能……欲达此目的，非肃清心腹大患之……不可，更非全国一致集中力量不可”。王正华编注：《事略稿本》第22册1933年5月至6月，中国台北2005年版第257-259页。

1933年5月23日，汪精卫在谈及长城抗战失败原因时，曾指言“江西军队不能调开，其他军队则不能听调，例如两广高谈抗战但至今迄未出兵。中央对于华北各军苦战三月，不能不急筹援应，但能做到若干，诸兄已不难洞悉”。来源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编《长城抗战资料选辑》载《汪精卫告以国防会议决议致何应钦，黄郛电》1933年5月23日，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98页。

汪兆铭提及“两广高谈抗战但至今迄未出兵”，指的是牵制蒋介石无法调兵北上另一个原因。即胡汉民的西南党部策应“闽粤桂独立”“西南独立”，并组成“西南联方军”打着抗日旗号，北上与张学良，冯玉祥，宋哲元，方振武等联合“倒蒋”。早在日本关东军大举威胁热河时，1932年12月，张学良就突然派秘书陈言赴港，秘会西南党部首领胡汉民。之后胡汉民一方面积极联合张学良“反蒋”，另一方面积极联合粤，桂，闽三方势力于同年2月初，成立西南国防委员会，实行“一面抗日，一面反蒋”政策。准备派兵北上抗日，同时联络冯玉祥，宋哲元，孙殿英，石友三等，在华北策应，以便“整齐抗日步调，俾南北两方于捍卫国家能互相促进”。杨天石《胡汉民的军事倒蒋密谋及胡蒋和解》载《致韩复榘，石友三》

3月1日，方振武首先响应，在山西介休成立抗日救国军。之后华北将领公举鹿钟麟为总指挥。24日，鹿致电胡汉民，李宗仁等，公开欢迎西南方面“雄师北指”。25日，胡汉民回电，称西南方正在组建军队准备北上，愿先提供“实际援助”。3月底，闽军援热部队开拨，计划通过湖南北上，不久桂军第24师，粤军独立第4师先后北上。杨天石《胡汉民的军事倒蒋密谋及胡蒋和解》载《广州转李德邻先生转季雨农先生》《致伯南，德邻，贤初》《致鹿钟麟》

4月4日，方振武部先期抵达邯郸。4月12日，蔡廷锴被推为西南抗日军总指挥。同时密谋西南与粤，闽，桂独立“反蒋”。但5月31日，塘沽协定签订后，蒋介石急令蔡廷锴的援热部队回闽，此时该部已抵达湖南郴州，耒阳。但粤系首领陈济棠并不热心，再加上闽，桂无钱，而粤系首领陈济棠又不愿出钱。所谓的“粤，闽，桂”反蒋同盟，很快崩盘。杨天石《胡汉民的军事倒蒋密谋及胡蒋和解》《致护黄，颂云》《陈融致胡汉民》。

三，全面陷入被动，何应钦同意“阵前求和”

1933年3月30日，汪精卫回国，在蒋的认可下，出任国民政府行政院长并兼外交部长。汪到任后，则力主由“抵抗交涉”并存转变为对日全面“和谈”。蒋则专注江西战事和两广事态。由此，战后汪精卫也开始全面转向“对日和平运动”。

由于长城抗战初期，国军占据兵力优势，且在喜峰口，古北口屡挫敌锋。故日军曾两次试探性与国民政府接触。3月17日，日本驻沪领事馆武官岩松，根本博在上海与张群联系，并希望军政部次长陈仪到上海谈判，还建议可达成口头协议。3月22日，日军山海关守备队长落合也向前线东北军何柱国试探。但山海关和热河沦陷后，国民政府外交部就迅速向国联提出申诉。故国民政府和东北军当局均希望国联，并“顺道解决东北问题”，再加上外交部方面的强硬态度，故未予理会。《何应钦将军九五纪事长编》（上）第289页。

但美，英等国一改一二八淞沪会战时积极调停的政策；在长城战事爆发后，美英等国则采取消极坐视态度。1933年2月7日，美国国务卿史汀生曾电告美国驻国联观察员，仅表示：“美国主张不承认满洲国，但反对经济或武力制裁”。英国舆论则公开支持日本。而且英，美一直默认日本在“满蒙”地区所谓的特殊利益。直到4月15日，日军进占秦皇岛，英美海军陆战队才在秦皇岛登陆，以示抗议。4月17日，为避免与英美直接冲突。日本驻华使馆代办中山祥一会见美国驻华公使詹森，再次提议由第三国安排中日停战谈判。但此时，在天津，唐山有利益的英国，受制于国内外诸多问题，自顾不暇。故将“皮球”踢给美国。此时，美国不是国联成员，在华北利益又少于英国，也不愿出头。法国则追随美英。所以尽管何应钦，外交部常务次长刘崇杰在北平一再与各国公使接触，而中国驻国联代表顾维钧在日内瓦也多次与麦克唐纳，西蒙，保罗-彭罗等会晤，提出国联应对日进行经济制裁或武器禁运，但英法等国以“一切要等5月在华盛顿召开的世界经济会议上，英美法三国首脑会谈后才能决定”。国民政府只得再派宋子文赴华盛顿，等待三国首脑会谈的结果。《顾维钧回忆录》第二分册第197-210页。

与此同时，何应钦在北平也请北大校长蒋梦麟去见英国公使蓝浦森（《淞沪会战停战协定》主要调停人），请他据间调停。蓝浦森提出谈判内容应有所限制，中方代表必须有政府任命等，并要请示本国政府。何应钦则电令张群等人暂停与根本博谈判，由美英出面。但随后蒋梦麟与蓝浦森会谈并不顺利。再加上外交部长罗文干坚决反对求和，指示刘崇杰等人采取“不通过第三国求和，不与日方直接谈判，不签约，用造成事实上的休战状态来结束战争”，期希望英美对日警告或建议停战，重演淞沪停战谈判。这违背了国民政府的外交政策，而且英国也不愿介入。直到4月底，未获得实质性的进展。宋子文在在美期间，曾于5月中旬会晤美国国务院远东司长项白克，提议由美国调停长城战事，项白克敷衍后条陈国务院，认为：“英国前些时曾尝试斡旋，不久即宣告放弃，可见对于此事美国也不宜充作调人”。蒋介石只得让汪精卫全权负责。

中方只得单独与日本开始秘密谈判。4月19日，黄郛，张群，陈仪与根本博在上海会谈。根本博表示：（1）关东军对中国方面继续增兵抵抗表示不满；（2）如果中方有意求和，应与平津日军当局联系。张群则请根本博继续与关东军联系，同时答应让何应钦与日驻北平武官永津佐比重联系。《现代史资料》日文版7，第533页。

不久南天门失守，战局急转直下。4月26日，北平军分会决定除继续抵抗外，要尽快外交解决。4月27日，陈仪再赴上海，重新与根本博秘密谈判。根本博提出：1，在滦东，中国军队不得推进；2.在古北口方面，中国军队应撤到炮火所不及之处（几十里外）。3，中方不要使英美介入。对此，何应钦答复，南天门中国军队可以撤（实际已经丢失），但密云无险可守，一旦日军失信，北平将受威胁。关东军方面坚持：中国如想停战，必须撤退到密云—平谷—玉田及滦河右岸地区。这形成了日方提出的第一条停战线。《日本军国主义侵华资料长编》上册载《本营陆军部》第三章第四节第225-226页。

从5月1日开始，在上海的秘密谈判改由上海市政府官员王长春继续进行。5月3日，国民政府任命黄郛为北平政务整理委员会委员长，具体负责与日方谈判。但此时，关东军决定先取军事上的绝对优势，再谈判。故态度消极。故发动了第三期作战。小矶国昭在东京与参谋本部制定了“关内作战方案”，即“以军事打击迫使中国方面屈服为主，以在平津策动内变建立伪政权为辅”的方案，将来的停战线为“宣化—顺义—三河—玉田—滦县—乐亭一线”。这即为第二条停战线，比第一条更苛刻。

5月4日，王长春告诉根本博：可否只撤出新开岭阵地，但不撤到密云以南，而停止在密云以北的九松山高地。但遭到拒绝。根本博称中国军队必须单方面先撤，可分两步撤，先撤出新开岭，后退密云以南。他还警告，关东军限定时间已近，请迅速决定。这个期限实际上是日军“关内作战”的发动日期。这时，在北平的何应钦还希望尽量拖延，为后方新工事构筑争取时间。而在南昌的蒋介石则判断错误，认为日军不会继续向南深入。因而在撤退与否上，蒋只含糊的指示何“似应隔离”。何应钦接电后，再致电蒋，汪，希望中央明确是战还是和，要战则要动员全国的力量。对此，蒋答复尚无法全面抗战，只能先在华北谋求缓和。就在犹豫之时，5月8日，根本博接到东京训令，单方面中止上海秘密谈判。《何应钦将军九五纪事长编》（上）第303-304页

由于军事失利，根本博渠道中断。何应钦为此在北平与日方积极寻求接触，通过多个渠道联系。均未取得实质性进展。而与美英各国使节接触也不甚理想。英公使蓝浦森因病住院，英参赞劝中方与日军自行接洽。美公使詹森告知，日军如攻平津，美国只能采取道义上的支援。而各国与日方会晤中，除与中国军事合作的德国较积极外，其他各国均表示在中国正式提出停战请示后，才愿以中间人的身份与日本联系。至此，罗文干寄希望列强能警告日本停止侵略的希望破产。

5月12日，在何应钦催促下，黄郛在上海寻求会晤根本博，但遭到拒绝。黄郛只得建议何应钦，在新开岭的中央军第17军先脱离日军，撤至密云或密云以南。5月14日，石匣一线已经失守。何应钦只得决定向密云，平谷，蓟县，玉田，唐山一线撤退。黄郛立即通知根本博，希望他能斡旋。但根本博未经新的授权，拒绝恢复谈判。

5月15日，关东军突然致电根本博，同意接受中方的停战提议。同日，关东军司令官武藤发表声明：“中国军队如果断绝放弃原来的挑战态度，撤退至远离伪满洲国的国境线地区（此时已指热河省境），我军将迅速回到长城一线”。此时坂垣在平津策动旧军阀叛乱，成立伪政权进展不大。而蒋介石派戴笠刺杀张敬庶，逮捕部分投日份子，并重金收买“安抚”孙传芳，石友三等地方实力派，成功破坏坂垣的行动。5月16日，根本博通过日本驻南京武官转达军政部陈仪，提出日军要求第四条停战线“顺义—玉田—唐山”。何应钦立即同意日方要求，并希望明确在北平谈判的联系人。《太平洋战争之路》第3卷，第18-43页。

实际早在5月14日至17日期间，北平军分会熊斌曾多次会见永津。因谈判期间，日军已经获悉中国全线撤退的消息，全速向平津逼近，故拒绝停战谈判。随后，永津才提出新的停战线，顺义—宝坻—芦台，即第五条停战线。5月17日，熊斌在与何应钦商量后，与永津商定：1，在密云方面，中国军队退顺义。日军在石匣停止。密云县城由中国警察维持。2，在北平以东，中国军队退蓟县，芦台一线，撤兵由中国单方面先撤。

与此同时，日本关东军下达了《关于长城以南地区第二次作战的停战善后处理方案》，制定了原则：1，谈判内容只限军事，不谈政治。2，不允许英，美介入谈判。随后，日本参谋本部又下达《指导华北方面停战要领》及其补充说明，提出保留日军在长城线各关口驻军的权利等条件。就在当天，黄郛抵达北平。5月18日，日本参谋本部决定，由日本驻北平的永津助理武官负责停战谈判。《现代史资料》7载《关东军参谋部第二科机密作战日志摘要》第543-544页。

但黄郛见永津是中国通，在谈判中不断刁难，故派秘书李择一改成日公使馆海军武官藤原喜代间接洽，并派政整会官员殷同火速赴大连，长春，直接找关东军司令部寻求谈判。陈仪也在上海派王长春继续见根本博。

外交全部碰壁后，何应钦一面调部队在白河一线布防，准备坚守平津，一面准备将北下军分会迁到长辛店。此期间，日本还在天津策动汉奸郝鹏“华北人民联合自卫军”暴乱。北平，也发生了爱国青年赵敬时刺杀日本使馆卫兵事件，引发日本天津驻屯军增兵北平。局势陷入全面失控状态。被避免日军以此为借口，进攻平津。汪精卫，何应钦决定尽快结束谈判。

5月21日，关东军担心北平军分会撤离北平，使谈判陷入停滞。再加上坂垣在天津策反失败，故决定“见好就收”，授权永津为谈判代表。迅速重开谈判，甚至指示可以接受“阵前求和”的条件，尽早结束战事。这被南京国民政府捕捉。5月22日，汪精卫就致电何应钦，认为日军不会进攻平津，应尽快寻求签约。蒋，汪起初不愿签文字条约，但何应钦判断日军不会答应。故汪在给黄郛的电报中称：“弟以为除签字承认伪国，割让四省之条约外，其他条件皆可答应，且弟决不听任兄独任其难，弟必挺身负责”。5月25日，在南京国防会议通过决议，同意接受日方停战条件，但要求“只限军事，不涉及政治”。李云汉《抗战前华北政局史料》载汪精卫《汪兆铭致何应钦黄绍竑电》《汪兆铭致黄郛》第250，258页。

5月22日夜，永津派藤原喜代间出面，约黄郛到崇文门东丁香胡同的日海军武官宿舍会谈。实际真正谈判对手为永津和中山代办，双方展开6小时的秘密谈判。永津交给黄郛早已拟好的备忘录，共4点：1，中国军队应撤至延庆—昌平—高丽营—通州—香河—宝坻—林亭口—宁河—芦台以西以南之线，以后不得有挑战行为。2，日军不越过此线追击。3，何应钦派遣代表赴密云，向日军指挥官表示停战意愿。4，双方代表择日在北宁线上某地缔结停战协定。永津恫吓黄郛，必须于23日中午12时以前答复，否则关东军将向北平进军。黄郛基本接受了备忘录四点，但对“阵前求和”一条表示要回去研究。北平军分会召开会议，讨论日方提出备忘录。会上黄郛，张群，熊斌主张接受。因来不及向在庐山的蒋介石请求（无直通庐山电话），故何应钦同意派军使赴密云“阵前求和”。这也是何应钦急电傅作义部和第29军驻三河部队后撤的原因。《现代史资料》日文版7，第578-579页。

同一天，汪精卫在南京主持的国防会议上通过决议：1，如日军要进攻平津，要尽力应战；2，在北平仍要继续谈判。5月24日，蒋介石致电何应钦，同意谈判条款。同时再次召开的国防会议上，决定;1,以不签文字条约为原则。2，万不得已，只作军事协定，不可涉及政策。3，如签约要报中央最后批准。与此同时，北平军分会下令全线停战，并单方面撤往指定地点。

四，塘沽协定签订及大边“善会”会议，日本全面推行“华北自治运动”

1933年5月25日，何应钦派代表，参谋本部第二厅长徐祖诒以北平军分会上校参谋徐燕谋的名议赴密云，向日军第8师团长两羲一中将正式提议停战。然后在日方拟定的《关东军司令官之意志》备忘录上签字，双方就停战谈判问题取得一致意见，该备忘录在永津备忘录上增加“日方为检查中方诚意，要派飞机侦察及必要的人员视察中国军队撤退情况，中方对此要给予保护和便利”，该条示永津临行前增加。对此，徐燕谋提出异议，经争议，最后将“人员视察”改为“或其它方法”。随后，关东军司令官命令各部队停止作战。李云汉《抗战前华北政局史料》载熊斌《塘沽协定经过》第269页。

5月30日，中日停战谈判在塘沽日陆军运输派出所正式举行。中方首席代表为北平军分会总参议熊斌，日方首席代表为关东军参谋副长冈村宁次。日本海军舰只同时开入塘沽港以示威胁。

谈判开始，中方随即提出有关恢复战区原状，维持治安等要求的意见书。日方则提出已印好的停战协定草案，基本内容与5月23日晨的《停战方案备忘录》大致相同。5月28日，汪精卫，孙科，罗文干等乘军舰赴庐山与蒋面商。蒋，汪决定除与国防会议相同的原则外，还对一些谈判细节给予指示。其余皆允许何，黄共同商定然后报中央追认批准。

5月31日，冈村宁次则蛮横地表示：“鉴于此次停战协定之性质（指日军掌握了战场主动权），只需质问中方是否同意关东军所提示之协议案，故中方上述提案不在回答之列”。中方代表熊斌曾提出，要求日方删除协定草案的第4条（即关于“刺激日军感情的武力团体”一项）遭到日方拒绝。日方坚持所提原案不得改动一字，中方首席代表被迫屈辱签字，且立即生效。《日本军国主义侵华史料长编—大本营陆军部摘译》（上）第232页

《塘沽协定》主要条款：“一，中国军一律迅速撤退至延庆，昌平，高丽营，顺义，通州，香河，宝坻，林亭口，宁河，芦台所连接之线以西及以南地区，尔后不得越过该线，亦不各有挑衅扰乱之行动；二，日军为证实第一项之实行情况，得随时以飞机及其他方法进行监视，中方对此应予保护，并提供各种便利。三，日军在证实中国军业已遵守第一项规定时，不再越过上述中国军之撤退线继续进行追击，并主动回到大致长线一线。四，长城线以南及第一项所示之线以北，以东地区内之治安，由中方警察机关负责维持。上述警察机关不得利用刺激日军感情之武力团体”。

据此协定，河北省滦东等地的19个县被划作了“非武装地带”，中国军队无设防权力；协定在实质上承认了日本侵占热河省的“合法性”，使“伪满洲国国界”扩展至长城一线，而且使平津地区大门洞开。战后日方亦承认：“日军越过长城线在关内河北地区设置了有力据点一事，意味着作为将来继续进入华北的第一步，也可以看作不久即走上通往中国事变的路程”。

另外依第1条和第4条及附则规定，中国军队必须从冀东撤走，代之以“不刺激日军感情的中国警察机关”，变冀东为所谓“停战区域”。这使得中国失去了在冀东实质性主权， “无形中造成中国领土的又一次割裂”。

值得注意的是，冀东是日本向华北走私贸易的主要通道。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开始走私贸易。而《塘沽协定》中的“停战区”只限于陆上，不包括领海；“非武装”只适用于正式军队，不含海关巡逻船。借此日本以履行协定为名，对中国海关稽私船提出非武装要求，借机解除海关武装，使冀东的水陆海关取缔走私的工作全失效力，日寇遂以冀东为大本营，专搞走私，其势益见猖獗，私货充斥平津，且祸及山东乃至长江流域。1935年10月土肥原还向宋哲元提出组织华北自治政府时明确要求“修改津海关进口税则，便利日货输入，打击英美贸易”，这大大助长了日本在冀东走私贸易。

还有《塘沽协定》第2条准许日军使用飞机及其他方法对中国军队进行监察，由此取得了在华北“自由飞行”的特权。与第1条的附则联系，该附则为中国军队“不能进行一切挑衅和扰乱之行为”。也就是说，日本有权用飞机和其他方法监视一切被它视为“挑衅”和“扰乱”的行为。其实质是借此获得一个既能全面禁止华北抗日活动又有法理依据的手段。日本飞机便有恃无恐，在平津地区不经过中国政府的批准，擅自开辟航线。1935年秋，当平津少数汉奸蠢蠢欲动之际，日军飞机在北平上空作超低空飞行，以示“支持”。

在随便时使用飞机的后面还允有“及其他方法”。当时的舆论曾指出：“条文中最大危害且最大耻辱处，在‘其他方法’几字”。“何谓‘其他方法’？今后大队日兵进驻平津，作为视察，河北省政府以日本军队驻扎，实行视察，此固‘其他方法’之一。今后日本方面派人点验中国军队，派人搜检中国军民，实行视察，此固‘其他方法’之一。‘其他方法’四字包括无穷。今后日本的妙用，当然无穷”。这段话可谓切中要害。

天津《大公报》社报指出，协定中“充满战胜国对战败国之形式，狰狞面目，活跃纸上”，要求当局“不必讳言屈辱，勿再饰词自欺”。李云汉《抗战前华北政局史料》第245页。

塘沽谈判结束后，中方代表立即电话通知河北省主席于学忠，然后转北平军分会，南京国民政府和在庐山的蒋介石。而罗文干领导的外交部，由于在黄郛与永津拟定停战备忘录时，才知晓蒋介石等人绕过外交部直接与日本秘密谈判后，曾多次通过刘崇杰转告何应钦，坚持强硬态度。并附上国联代表，驻法公使顾维钧，驻英公使郭泰祺，驻美公使施肇基等人反对意见，但已无法挽回。不久罗文干提出辞职。

5月31日，塘沽协定签订当天。汪精卫在南京发表声明，进行辩解。随后又向全国通电。6月2日，南京国防会议开会，由于有反对意见，经两天讨论后才批准了该协定。6月3日，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第32次临时会议，通过了《关于塘沽停战协定的决议案》。6月上旬，日军在中国军队后撤完毕后，才陆续退兵。但长城各关口及部分关内重要据点，则始终未交出。日军实际上控制了整个冀东地区。《现代史资料》日文版7，第526页。

但《塘沽协定》实际内容不仅止于上述的五条，还包括双方就协定的善后处理所议决的各项问题。为此，黄郛与日驻平使馆的中山洋一先后举行了第一次大连会议（1933年7月3-5日），北平会议（1933年11月7日-9日）和第二次大连会议（1934年7月23-24日），以商讨所谓善后问题的处理。所议决一的内容概要为：

第一，对协定的第3条确认中国军队撤出战区后，日军“主动回到大致长城一线”解释为中国“接收不包括长城线在内的长城以南以西的地方”，亦即“停战协定上说的大体上的长城线就是说在长城以南某些地方日军当然有驻屯权”。这些地方为“山海关，石门寨，建昌营，抬头营，冷口中，喜峰口，马兰峪，古北口”以及在“滦州，迁安，撤河桥等地配置所需的设备及警备部队”。另外，中国在山海关，古北口，喜峰口，潘家口，冷口，界岭口6地为关东军配置处理交通，经济等事务的机关，为其在业务上给予方便。上述地区，无一不具有重要的军事意义。中国军队撤出战区，不得越线进入，日军却占据要津，仅此一项就足以决定华北的命运了。

第二，在落实成为协定第4条的附则中负责维持战区治安的“警察机关”中。将李际春伪军的三分之二遣散，三分之一收编为河北省保安队，仍驻原地。不仅如此，关东军还将亲手扶植起来的汉奸部队的遣散一切费用由中国承担。并推李际春为战区杂军编遣委员长，共收编伪军4千人，遣散6千人，编遣，善后等费用共48.4万元。中国对恶名昭著的汉奸没有处置权，相反还要委以重任，妥为安排，无异于养虎贻患。

第三. 借机提出通车，通邮，通航问题，这些问题的解决，使国民政府在实质上承认了“满洲国“。也使日本叫嚣已久的中日“满”提携和把华北变成亲日“满”的特殊区域，保证“满洲国”安全等一系列计划迈出实质性的一步。刘国新：《塘沽协定》与“华北自治运动”。

五，历史公论

综上，长城抗战的失败和主要原因。除了中国贫落，美英等列强消极应对，更重要的原因是国内分裂。正是江西红军在国民党已结束第四次“围剿”北上抗战时，却趁机全线反攻。而胡汉民则联络张学良，陈济棠，李宗仁，冯玉祥等地方实力联手以抗日名议“倒蒋”。造成国民党中央军主力无法继续转用华北抗战，日本再次成功利用中国内部分裂。而张学良消极应对，指挥又不利，且东北军集团内部派系斗争，也是失败的主要原因之一。另外，在长城抗战期间。国民党中央军为首的中国军队，虽兵力占据绝对优势。但在平原地带与掌握火力，空中，机动性绝对优势的日军作战时，完全落于下风，且一味防御，日军自始自终掌握战场主动权。特别是东北军内部腐败，又保存实力，从热河全线溃败，到长城抗战的消极应战。给整个中国军队作战造成极负面影响。张学良和东北军是战败的罪魁祸首。

毫无疑问《塘沽协定》是丧权辱国协定，助长了日本“华北自治运动”。但要看到避免了中日过早的全面战争，为中国抗战赢得了四年多的宝贵时间。李云汉先生曾在《抗战前华北政局史料》客观的指出“塘沽停战协定，虽挽救了平津的陷落，却未能解除华北危机，或者说孕育了新的危机”。近代史著名学者吴相湘先生也认为：“《塘沽协定》避免了中国更大的损失，为中国对日备战赢得了四年宝贵时间；对于中国现代史实在非常重要”；“黄郛实为民国最有担当的政治家”。1933年6月3日蒋介石在日记写道：“我屈则国伸，我伸则国屈。忍辱负重，自强不息。”6月5日，蒋介石日记又记：“协定成立停战政策得告一段落，人民暂可安息；国际形势，当有进步。对内对外，得此整顿准备之余豫，其足为复兴之基乎！为日后抗战做整顿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