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党起义第一军在长治“兵变”的两个版本

一、解放日报发社论 迷迷糊糊忆当年

1946年解放日报发表社论，标题是《旧军队要脱胎换骨》。

鄙人少时，学习中国近现代史的启蒙书籍竟是“毛选”四卷。当然，那时是黄口小儿，对正文的大段描述不感兴趣，只是对每篇后的注释–历史事件人物若干条情有独钟，如获至宝（据说那多出自田秀才家英的笔下）。没办法，谁让那时候只有样板戏可看呢，几部老阿和朝修的电影都是奢侈品。除了红宝书，家里啥书都缺。从毛选第四卷里知道有个“高树勋运动”，是伟大领袖树立的降将典型，是供千百个国军将领学习的好榜样。心想这样的人物在我朝里总该吃香的，喝辣的了吧。长大了翻翻书，发现蛮不是这么一回事儿，说起来还真是有点凄惨。

高树勋是什么人，他干过点什么壮举，就不用鄙人我多罗嗦了，想必在这里游泳的诸位鱼虾们都知道，前些年连电视剧都拍过了嘛。俺要讲的是从他倒戈受编后说起。高部起义后，起初似乎有用“和平建国军”的意思，但这个是汪兆铭伪军用过的，政治上当然通不过，最后由我朝太祖毛爷爷钦定，番号称作“民主建国军”，高是理所应当的总司令了。高的辖部主要由两部分组成，一部为高一手带出来的新八军，编为民主建国军第一军，由豫西趟将出身的范龙章任军长；另一部为河北民军，编为民主建国军第二军，由原河北民军总指挥、抗战期间和八路军斗得象乌眼鸡似的的乔明礼任军长。党派来的政工人员是万万不能缺少的，由长期从事地下兵运、也是高树勋的策反者王定南任政治部主任，曾任太岳军区敌工部长的张力之被派来担任了政治部副主任。这就是民主建国军的上层构成情况。不久，由邓爷爷、薄书记亲自介绍，高树勋也变成了党里的人。

大局既定，该出的风头也出过了，下面才开始正题。何也？部队的改造呗，那些政工人员当然不是来白吃干饭的。从抗战初起，党已经逐渐形成了一套完整、行之有效的改造其他部队的方案，其基本行动步骤唤作“改造斧法三招式”：

改造斧法第一式：“统一战线”。基本上满口答应保留对方对原部队的建制、人事等方面的要求，但坚持一条：必须派遣政工人员。

改造斧法第二式：“联系群众”。政工人员开始施展神通，其核心关键是抓住下层官兵，架空对方军事长官、打击其威信（比如将军事主官的命令或软或硬地抵制上几次，下层官兵看到他们奉若神明的的长官原来都是废物一群，自然就会“要求进步”喽）。当然表面上的一些文章还是要做的，如时常关心一下军事长官们的生活呀，给点经济上好处，但涉及到职权冲突，那是万万不可松口地。

改造斧法第三式：“党的建设”。逐步在下层官兵中建立起党的组织，待时机成熟后，把大部分不太顺眼的军官或送去后方“学习”，或明升暗降，或转调其他或有或无的位置，换上可靠的人，只有少部分要求“进步”的军官得以继续留任。这样，一支部队就彻底地“革命化”了。

可别小觑这区区三斧，这比程咬金那三下子管用多了。抗战开始后八路军何以在北方象滚雪球似地壮大？主要靠的就是这个屡试不爽的三斧头，北方纷起的各种背景的游击武装提供了很好的练斧试验场。这一拿手好戏最出彩的一出就是一面向老阎伸手要枪要钱要物，一面把他手下的十万新军几乎全部挖走，闹得阎老西差点在山西无立锥之地，而八路军几乎一夜之间就double了一番。为什么阎老西以后一见我党就分外眼红？生意的合伙人连本带利都卷走了嘛，想起来自然不爽。当然，这套斧法也偶有不灵的地方，象当初王平被派去冀中柴恩波的部队“搞工作”，可恶那个柴司令的不但不肯受领我党的“好意”，而且宁肯把部队拉去投了日本，难怪在解放后的镇反运动中没好果子吃了。大凡象柴司令这样少数坚决不肯入毂者，有两顶帽子可戴，投了日本人的，“汉奸”帽子是摘不掉了；不投日本也不要紧，还有一顶叫“顽军”的帽子在等着呢。不管戴上哪顶帽子，面对的就不是一双板斧，而是一大群刀斧手来伺候的了。

话归正传，现在轮到政工人员发挥作用的时候了。不妨看看《高树勋将军》一书中一位当事人的回忆：“在民主建国军的政治工作人员，不是按照中共中央对待起义人员的政策，真诚团结，耐心教育，提高起义人员的思想水平，使大家逐渐接受社会主义，而是采取左的关门主义，争取下级排斥上级，所以与起义军官的关系闹得极不融洽。加上一些政工人员品质恶劣，弄虚作假，欺上瞒下以邀功请赏，结果自然唱出一场闹剧。”其实这正是上面说的斧法中的第二式。

但是有一点需要指出的是，政工人员并非是没有听上级的话，犯了什么“左”的错误，而是遵循了改造其他部队的一贯经验做法，斧法舞得应该说非常好，非常到位。而且斧锋所指，本来都是些秃子头上的虱子——前科都明摆在哪儿的嘛：高树勋——军阀，乔明礼——顽军，范龙章——土匪，不革您的命那革谁的命啊？

二、上党风起六一四  “兵变”经过颇蹊跷

在这样的气氛和环境下，本该要待时机来临，瓜熟蒂落的。不料，形势不等人哪，这个过程加快了。到1946年底，“特务案件”出笼了。当时因为部队供给困难，允许部队弄一些小买卖，搞一点创收什么的。一名保卫干部在集市上看见民建军的一位连长向一个商人举三个指头，阶级斗争的弦立即绷紧：向特务发暗号，这还了得！抓起来一顿臭揍，果然战果辉煌：咬出来一批通敌人员，其中涉及到一些营、团长和更高层的军官，赶紧上报军区。刚开始时涉及的人不多，范围不大，这些人被陆续送到设在潞城县的神泉村训练班，在棍棒的教育之下陆续地交代自己的问题。有的人在严刑下开始胡说，挖出萝卜带出泥，又供出一批又一批的人。涉及的范围越来越宽，层次越来越高，搅得民主建国军内谣言四起，官兵人心惶惶。直到最后不可收拾，以高树勋“阴谋暴动”来了结。

凑巧的是，这段时间里，民主建国军总部王庄驻地，确有国民党人来策反，就是高树勋原来的马师长从西安派人带信给他，让他“弃暗投明，回归国府”。高树勋为表清白，将信送给军区首长，然后把送信人看守起来。没想到，此人半夜逃跑了。因此，有人怀疑是高树勋有意放跑的。接着，军区领导指定当时给高树勋当副司令的邢肇棠，每天跟着高树勋，监视他的一举一动。

1947年6月14日，是民建军历史上关键的一个日子。当时管事的晋冀鲁豫军区第一副司令员徐向前大帅发了话：“郝鹏举叛变了，我们对高树勋要先下手为强，打主动仗。”据说那天清晨，民主建国军总部各部、处正在按照政治学习计划，学习老毛的《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突然，政治部代主任张力之（时王定南去了军区）奉军区命令，带领一个团包围了总部，高树勋的警卫团开头还不知对方来头，双方发生了枪战。几分钟后，警卫团听到张力之喊话，就停止了射击。抓人的部队直奔高树勋的住宅而来。高树勋听到枪声，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赶紧从院子里跑到会客室去打电话，摇了半天没声音，知道电话线已被割断了。总部里乱做一团，有的是以为部队暴动了，有的以为国民党打来了。当时那个地方是老解放区，不少人藏进了老乡的地窖，准备躲避想象之中的“反动派”。院子里的卫队听到了外面的喊声，都掏出枪来，准备还击。当高树勋终于弄明白是上面派人来抓他以后，果断地命令：“不许开枪，谁也不许开枪!”卫队这才把枪都放了下来。

高树勋的女儿高继芳被突如其来的事情吓呆了，坐在炕上一动不动，几乎哭出来。这时高树勋进来叫她蹲下，蹲在炕边下，他怕射进来的子弹打着女儿。高继芳刚蹲下，一群八路军战士端着枪跑进了院子，命令高树勋和保姆到后院去。高树勋回到后院屋里，不放心女儿，对一个干部模样的人说：“我的女儿高继芳在前院屋里蹲着，让她也进来吧。”那个干部迟疑了一下，让一个战士叫人。战士来到前院屋里问：“谁叫高继芳?”高继芳站起来说：“我是。”他说：“高树勋叫你去。”高继芳就随着这个士兵，重新回到会客室。

高树勋和夫人、孩子被软禁在会客室里，从早上七点多直坐到晚上六七点钟，粒米未进。在这期间，高树勋向站岗的八路军士兵要信纸、信封，说要写信。不一会儿，一个干部送来了纸和笔。高树勋一会儿写了几封信，信的内容大体相同，是写给军区领导和政治部主任张力之的。每封信上都没忘记表忠心，写有“我海枯石烂心不变，要革命到底”等字样。这样，他一会儿一封，也不知到底写了多少封，每写好一封就扔到门口地下。信一会儿被战士送走了。

约到晚上六时，政治部主任张力之老婆石磊来了，她推说张力之病了，不能来。问过话后，知道他们还没有吃饭，于是她通知厨房做饭。吃过饭，高树勋的女儿高继芳提出回学校，石磊马上同意，找了一辆木轮车把她送回了学校。次日，高树勋夫妇被押到军区驻地，继续审查。政治部在给军区的报告中夸张地写到：“……经战斗，解除了高树勋的武装。”此即所谓的“六.一四民主建国军暴动案”。

同时，民建军的政治部主任王定南也在军区驻地被扣押。当天下午，王定南还和一位军区领导下了三盘象棋，战绩是两胜一负。当他回到驻地，还在回味刚才的棋局的时候，住处里早已等了四个彪形大汉，不容分说来了个五花大绑，关押起来。然后逼他供认“参与高树勋暴动”的阴谋。王哪知道这个，随即被押送神泉训练班，吊打、背拷逼供达56天，也没松口。后来，王定南到处嚷嚷要向中央申诉，于是就戴了个“思想顽固，反党”的大帽子，继续关押，直到全国解放后许久，1953年才从北京监狱中释放出来。

列位看官可能要奇怪：王定南不是民建军政治部的头么，怎么也抓起来了？须知王定南以前一直是做地下工作，是所谓白皮红心的“白区党”，在上级眼里，政治上当然不如红皮红心的自己人可靠。要不现在红皮红馅的广式月饼为什么卖的比白皮红馅的苏式月饼要贵？敢情和这个也多少有点关系。另外王定南与高树勋私交不错，任命他为政治部主任完全是统战的需要，做个泥塑牌位在哪儿，实际上管不了事，政治部的实权是掌握在上面派来的副主任张力之手里的。

三、一笔糊涂帐  一批冤枉鬼

这样，到1947年7月，民主建国军从高树勋、王定南、范龙章以下近千名排以上干部都被集中到了潞城县神泉训练班继续“学习”。只有乔明礼，据说关系与高树勋比较远，部队“改造”的比较好而得以幸免。民主建国军部队番号被撤消，士兵分散被并入晋冀鲁豫第十纵队（后来的58军），张力之因平息高树勋暴乱有“功”，担任了十纵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此公1958年在担任统战部副秘书长期间因胃癌病死，只活了45岁，报应吗？）。

进了训练班人员的学习材料是《抢救失足者手册》，在上面派来的主管“学习”的人的棍棒、绳索、引诱、威迫等多种教育方式的启发下，大家的认识和觉悟提高神速，纷纷交代了自己的问题，几乎每个人都承认是特务，争先恐后地写了很多材料。在一个组里的人，因互相启发，口径还算一致，但拿出去和别的组里的材料一对，怎么都对不上碴，一头乱麻，最后这个叛变的七巧图板怎么也拼不起来。

当时晋冀鲁豫军区将情况报告给中央，毛爷爷回电曰：高树勋归顺有功，准免一死。这样，总算保了高树勋一条命。过了几个月，看看前一拨人拼图本事太差，上级又换来一帮新人来管大家的“学习”。这会不再动用木器和铁器了，改要学员们“向组织个别支持问题”，最后总算是澄清：原来嘛事都没有，就当是又交了一把学费吧。

这个案子闹了将近一年，后来就不明不白地收场了。1948年4、5月间，学员们开始“毕业”，重新安排工作，但一律降低了原有待遇，政治上也留下了污点。但最可笑的是，学员分配时，辅导员要每人个别谈话，一般均暗示“高树勋组织暴动，与你无关。”而对高树勋则这样说：“民建军中有人要暴动，与你无关。”
这样两头蒙，先草草地应付过去了。

既然有了“六.一四暴动案”，“高树勋运动”也只好有疾而终了。不仅如此，反而还给国府送上了一个很好的反面教材：“看，这就是叛变的下场！”我党脸上大概也挂不住了，连忙再把高树勋拉出来，“高升”了一个领干薪的华北军区副司令员的名义。但影响已经造成，从暴动案的发生以后一年多时间里，效法高树勋“起义”来归的国民党军将领出奇的少，只有东北营口的一个伪满军改编的王家善暂58师，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光荣起义”了一把，保住了一些既得利益。直到1948年9月，在济南的吴化文以后才络绎不绝，但那肯定不是高树勋的功劳了，而是大家都想争做识时务的“俊杰”的缘故了。

四、犹抱琵琶半遮面 含糊其辞不求是

转眼三十年过去了，到了改革开放，高树勋也已在1972年去世了。民建军暴动的案子也被重新审查，按理事实很清楚，不难解决。可是大家都不敢说，讳莫如深。何故？千怪万怪只怪高树勋起义错了地方！如果是在陕北、东北或华东的话，问题就好办了，像康生啦、林总啦、高岗啦、小饶啦，都可以拉来做个替罪的羊羔子。可偏偏是在晋冀鲁豫，不光是替罪羊不好找的问题，而且是老虎头上拍苍蝇的事，这如何能做得？又如何敢做得？

从目前掌握的一些资料看，这个暴动案是军区直接抓的，军区自始至终把握着方向，仅仅是民建军几个政工人员并无此大能耐。直接处理暴动案的是当时的军区第一副司令员徐大帅和第一副政委老薄书记。但这个案子从1946年底军区就已经开始插手了，陆续抓了很多人。徐大帅是1947年春天才从延安过来，在“六.一四”发生前几天才走马上任。所以，前面的那段时间里，军区里政治上拍板的人物——邓爷爷的领导责任嘛，是脱不了干系的。而且徐、薄在动手前也请示了刘、邓（那时正在准备过黄河）同意。徐大帅在1987年的回忆录《历史的回顾》的705-706页里曾写到：

“晋冀鲁豫主力部队向南集中，准备沿黄河南进，上党地区空虚。我刚刚上任，就接到报告，说高树勋部拟利用我腹地空虚的机会，发动叛乱，带部队过黄河，投靠蒋介石。该部起义后，我军曾派了一些政工干部去工作，普遍开展下层的翻身运动，撤换反动军官，发展党的力量，取得了一定成绩。但是，高树勋在一些上层反动军官及特务的包围下，对我离心离德，并与国民党军统洛阳站取得联系，秘密召开反动军官会议，加紧进行叛变的准备。经请示中央和刘、邓，我们决定采取先发制人的方针，防患于未然。六月中旬，我派往高部的政工人员带领士兵首先扣押第一师的反动军官，接着包围高树勋总部及住宅，经战斗，高被解除武装。连同该部一军、二军的高级反动军官，一并送来军区司令部，听候处理。高树勋起义有功，与坚持叛变的反动分子不同，故中央采取宽大政策，只让我们对其进行批评教育，仍留军区工作。这一事件的顺利平息，证明我们采取的方针和措施是正确的。”

看来，大帅一直坚持认为高的叛变确有其事，最后高是被“宽大处理”的。

1979年6月，中央组织部发出《关于民主建国军的调查报告》并附有耀邦的批语，但只是作为落实民建军干部政策的依据，而不是给“暴动案”作结论的平反文件，而且此文件只发给了山东、山西、河北、河南、四川等少数几个省委。

1983年10月，在邯郸起义38周年纪念会上，由中央统战部顾问平杰三出面，召集与会的原民建军干部谈话，宣布民主建国军暴动事件及神泉训练班的“学习”是错误的，做了口头上的平反。在该次大会上所有的讲话、报告、文件中，凡是公开发表的，都对“暴动”事件略而不提，好像根本没有发生过这件事情，大家一团和气，其乐融融。当年曾经参加处理民主建国军问题的薄老书记，给大会发来了贺信，信中也只字未提到暴动案，只是在信的最后，仅向“高树勋将军及已故的范龙章、乔明礼、陈明韶、田树青等将领致以深切的悼念，并对他们的家属致以亲切的慰问。”以一笔带过。

这个扑朔迷离的“民主建国军暴动案”总算是口头上平反了，尽管没什么白纸黑字的中央文件。但事情并没完。几年后徐大帅的回忆录《历史的回顾》发表了，其中对暴动案的处理描述如上所述。此外里面还有一段有点意思的内容，说的是事变前大帅夫妇从延安去山西，路过高部防地时的描写（《历史的回顾》704页），说到了三颗炸弹之仇：

“…..当地驻军系起义不久的高树勋部，尚未彻底改编，成份比较复杂，有些人对起义不满，与特务勾结，暗地里搞名堂。高树勋来看过我，请我吃了顿饭，我对他弃暗投明，率部起义，说了些鼓励的话。本来，我们不想在长治久停，但因黄杰产后身体虚弱，加上我一路过度疲劳，需要休息，便拖了下来。半个月后，敌机来轰炸，在我住地附近扔了三颗炸弹，险些炸着我们。估计是高树勋部的特务捣鬼，给敌人送了情报。为安全计，我们搬到离城四十多里的村子里居住，直至四月间。”

到了1989年，那时原民建军将领已基本作古。这年当时处理该案的最高职务当时人——邓爷爷他老人家终于开了金口，那是在接见二野战史撰写组的时候，回忆到了邯郸战役，顺便把高树勋提了一提，据查原文是这么说的（见《邓选》第三卷337-338页）：

“上党战役之后，随后就是平汉战役，国民党第十一战区两个副司令长官马法五、高树勋带着3个军，还有一个乔明礼的河北民军纵队，几个部队打过来。马法五的第四十军、第三十军都是强的。高树勋的新八军也有战斗力呀!锡联在马头镇拼了一次，一拼就是几百人伤亡。我们打平汉战役比打上党战役还困难。打了上党战役，虽然弹药有点补充，装备有点改善，但还是一个游击队的集合本。在疲惫不堪的情况下，又打平汉战役。队伍没有到齐，敌人进攻，我跟苏振华通电话，叫他坚持5天，等后续部队到达指定地点。那次他们那个第一纵队的阻击战是打得不错的，完成了阻击任务。这样，后面的队伍才赶上来。平汉战役应该说主要是政治仗打得好，争取了高树勋起义。如果硬斗硬，我们伤亡会很大。我一直遗憾的是，后来我们对高树勋处理不公道。他的功劳很大。没有他起义，敌人虽然不会胜利，但是也不会失败得那样干脆，退走的能力还是有的，至少可以跑出主力。他一起义，马法五的两个军就被我们消灭了，只跑掉3000人。这个政治仗，我们下的本钱也不小。高树勋受汤恩伯指挥的时候，就同我们有联系。由于关系比较久，所以我们是派参谋长李达亲自到马头镇他的司令部去做工作的。这件事你们好多人可能不知道。同李达一起去的还有王定南，当时是我们的联络员，我见过他多次。我们确实知道高树勋倾向起义，但在犹豫当中。那时国民党要吃掉西北军，有这个矛盾。李达、王定南一到那里，看见所有的汽车、马车都是头向南，准备撤退的。他们见面后，一谈就合拍了，高树勋决定起义，并且第二天就实行起义，把部队开向西北面的解放区。起义的第二天，伯承就到马头镇去看望高树勋。这样，马法五就惊慌了，命令他的两个军南撤。结果，我们在南面，在漳河北岸，把敌人截住了，又打了一个胜仗……”

里面和暴动案有关的就是那闪烁其辞的一句“我一直遗憾的是，后来我们对高树勋处理不公道。”虽然对邓爷爷他老人家来说，或许只是那么即兴地顺口一说，并没把它当一回事。但对那些幸存的、风烛残年的老民建军官兵来说，无意是久旱忽降甘霖。几十年来，凡事不忘忠字当头，夹着尾巴做人，今天终于有了回报。读读那些老民建军分子的回忆文章，每每提到那今上的口谕，无不感激涕零，谢恩之情溢于言表，这下子就是入土也可以安心了。四十二年过去了，不容易啊，同志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