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法由帖入碑，工楷、隶，尤善行楷字体，取经欧阳询及苏轼，而得力 于北魏碑版，所作字势偏长而苍劲朴茂，然笔墨寒伧，品格不高，且用笔过于夸张，用笔给人有雷同之感，常有观一足以之感，不足学。亦能诗，著有《海藏楼》。
至今“交通银行”的形象仍沿用他的字，虽不能以人废言，但作为一个国有银行，此举实在令人费解！他的书法艺术真的高于一切？
看上图，100多年历史的“交通银行”，四个大字给我们留下深刻印象。字体结构紧炼方折，既肃穆典雅，又险绝纵逸，既不出规范，又奇姿流美，但有些人并不知道，这4字竟是出自汉奸郑孝胥之手。
是的，郑孝胥，除了背负汉奸之名外，还是我国著名的书法家。
郑孝胥（1860年—1938年），满洲国建国的参与者之一，曾任伪满洲国总理。郑孝胥以他的“郑派”行书闻名于世，同时他也是一位工于楷书的书法大家。据后人推断，该字更多地源出于有“魏碑之王”之誉的《张猛龙碑》。
始建于清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的交通银行，是中国早期四大银行之一，解放后是中国第一家全国性的国有股份制商业银行，现为中国五大国有大型商业银行之一。
说到这里，想必很多思友的疑问来了：交通银行为何到今天还沿用这个汉奸的字？
毕竟出自汉奸之手，必定有不少人对交通银行这一做法颇有微词。但分析当时的背景情形，也不难理解，有以下三个原因：
其一，交通银行有意沿用其长久的历史渊源。交通银行始建于1908年，作为百年老店，是中国早期四大银行之一，也是中国早期的发钞行之一。民国成立后，交通银行受央行委托，与中国银行共同承担国库收支与发行兑换国币业务。
1928年，国民政府立法院通过《交通银行条例》，交通银行成为扶助农矿工商的专责银行。交通银行成立之初，总行设在北京。
1928年，随着全国政治中心从北京转移到南京，交通银行也将总行迁到上海外滩14号。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交通银行将总行迁到重庆。战争结束以后的两年，上海总行重建为艺术装饰主义风格的6层大楼。交通银行的前后见证着中国曲折的近现代史。
其二，郑的负面影响不大。郑孝胥不能算是国人尽知的大汉奸，他对于伪满洲国的作为有限，如果换成汪精卫，就算他书法如何了得，情况都不一样了，根本不可能被正面引用。
其三，郑的书坛地位较高。郑孝胥在当时的书法界的地位是极为可观的。其书法工楷、隶，尤善楷书，取径欧阳询及苏轼，而得力于北魏碑，作品苍劲朴茂，就连国学大师沙孟海先生都对其评价很高。
而且郑的文学影响力很大。作为诗坛“同光体”倡导者之一，闽派诗的首领。郑孝胥与陈衍都是闽派诗的首领。晚清光绪12年(1886)在北京时，与陈衍标榜“同光体”。
陈衍论道光以来诗，区分为“清苍幽峭”、“生涩奥衍”两派，把郑孝胥列在清末前一派之首。郑孝胥诗学古趋向，在于谢灵运、孟郊、柳宗元、王安石、陈与义、姜夔、元好问诸家，它特点是意度简穆，韵味淡远,造语生峭,往往清言见骨。
其代表作为《海藏楼杂诗》，名句如“乱峰出没争初日，残雪高低带数州”《泰安道中》《渡江会议商约归得上海书》等。当时影响较广，但后辈往往是“直效海藏，未必效海藏所自出也”《石遗室诗话》。
因为上述原因，交通银行继续沿用了这位汉奸的书法字体，庆幸的是并没有带来太多负面的质疑。
有人说“字如其人”，而有时，“字如其命”，比如蔡京、严嵩、秦桧等。而郑孝胥，则是相对幸运的。不难想象，如果郑孝胥没有走上汉奸歧途，其历史形象会有多大变化？
宽容的思友，也许已在心底暗自呢喃：可惜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