断代工程在进行夏代年代学研究时使用了两条天象资料，其中一条来自纬书《孝经钩命决》的所谓“禹时五星聚”，另一条来自《夏书》的所谓“仲康日食”。《孝经钩命决》的这条记录最早为北宋类书《太平御览》卷七所引，其文如下：
累累若贯珠，炳焕如连璧。[1]
明人孙瑴辑《古微书》卷三十亦录其文：
时五星累累如贯珠，炳炳若连璧。[2]
《古微书》卷三十《孝经钩命决》图影
根据这一记载，夏商周断代工程把禹时五星聚会发生时间推定为公元前1953年[3]。那么，这一推定可靠吗？
一、禹时五星聚年代与《尚书》、《史记》年代体系的矛盾
按照《史记·夏本纪》的说法，大禹是在帝舜去世三年后受诸侯推戴而即天子位，故司马迁作《夏本纪》乃以大禹为开篇人物。按照夏商周断代工程以公元前2070年为夏朝始年的观点[4]，若“禹时”五星聚发生在公元前1953年，则大禹在位至少将达118年。
羌族祭祀大禹的活动（图源：王金虎）
又按《尚书·尧典》及《史记·五帝本纪》的说法，大禹治水始于尧舜时期。其时，舜刚代尧摄政，将九载治水而无功的崇伯鲧“殛于羽山”，随后在四岳的推荐下，大禹被起用治水。《尚书》说舜“在位五十载，陟方乃死”[5]，《史记·五帝本纪》将这五十年细化为三段，说舜是“年五十摄行天子事，年五十八尧崩，年六十一代尧践帝位。践帝位三十九年，南巡狩，崩于苍梧之野”[6]。另《尧典》又说崇伯鲧治水始于唐尧时期，这说明大禹从治水到即“天子位”，跨越时间至少为41年。此外，大禹要担当治水大业，需要以一定的阅历为前提。若假定大禹是在20岁开始主持治水，则其在即“天子”位前至少已有六十岁。据此，若禹时五星聚发生在公元前1953年，那么大禹的寿命就会至少达到178岁！
五星聚（图片来自网络）
由此可见，断代工程同时把夏代开始年代定为公元前2070年和把“禹时”五星聚定为公元前1953年，这是不可思议的。根据中科院紫金山天文台徐振韬研究员提供的《公元前2826——公元2876年五大行星会聚表》可知[7]，从公元前2070年至公元前1000年，我国境内共发生14次五星相聚，其中最早的为公元前1972年4月。《史记》说大禹在位十年而崩[8]， 《竹书纪年》的说法是大禹在位四十五年[9]，这两个说法都比较平实。因此，如果按照断代工程给出的夏代始年为公元前2070年，则大禹时期都不可能会发生五星聚。
二、禹时五星聚年代与“仲康日食”年代的矛盾
《左传》昭公十七年引《夏书》说：
辰不集于房，瞽奏鼓，啬夫驰，庶人走。
这条文献也见于《古文尚书·胤征》，通常被视为是夏帝仲康时期某年“季秋”的一次日食记录。关于这条日食记录的年代，断代工程对已有的13种说法进行了核算，结果发现要满足“季秋”与“房宿”相对应的时代在公元前14世纪至公元前6世纪，换句话说，除非“夏商并行”，否则这条文献就不能成立。但是，断代工程并没有考虑去审查《史记》的三代框架，而是根据三国时期杜预的说法，以这次日食发生在“秋季”的可能性比在“房宿”要大为前提，给出了四个可能的时间，即公元前2043年10月3日、公元前2019年12月6日、公元前1970年11月5日和公元前1961年10月26日。[10]
“日食”现象（图片来自网络）
这样问题就又出来了。按照《史记·夏本纪》的说法，夏代在大禹之后的世系依次为夏启、太康、仲康、帝相、少康。[11]其中，仲康和太康是兄弟，换句话说，仲康是夏禹的孙子。如果按断代工程给出的禹时五星聚年代为公元前1953年，那么，禹在位年代岂不是比他的孙子仲康还要晚？
三、《孝经钩命决》“禹时五星聚”的可靠性问题
笔者在研究中获得的认识是，夏代时期确实可能已经存在五星观测以及五星崇拜。但是，就目前的情况而言，试图把这种“五星文化”运用到具体的夏朝年代学研究中还有不少困难。所谓的五星，即岁星、荧惑、填星、太白、辰星，今则称为木星、火星、土星、金星和水星。目前，在出土文献中最早能见到的有关五星系统记录是出土于马王堆三号汉墓的帛书《五星占》（下葬于汉文帝十二年，即公元前168年）。其文如下：
东方木，其帝太浩，其丞句芒，其神上为岁星。岁处一国，是司岁。……西方金，其帝少浩，其丞蓐收，其神上为太白。是司日行、彗星、天夭、甲兵、水旱、死丧、□□□□道以治□□□侯王正卿之吉凶。……南方火，其帝赤帝，其丞祝庸，其神上为荧惑。……中央土，其帝黄帝，其丞后土，其神上为填星，宾填州星。……北方水，其帝颛顼，其丞玄冥，其神上为辰星。主正四时。[12]
马王堆帛书《五星占》图影
《淮南子·天文训》的记录与《五星占》非常相似，其文如下：
何谓五星？东方，木也。其帝太皞，其佐句芒，执规而治春。其神为岁星，其兽苍龙，其音角，其日甲乙。南方，火也。其帝炎帝，其佐朱明，执衡而治夏。其神为荧惑，其兽朱鸟，其音徵，其日丙丁。中央，土也。其帝黄帝，其佐后土，执绳而治四方。其神为镇星，其兽黄龙，其音宫，其日戊己。西方，金也。其帝少昊，其佐蓐收，执矩而治秋。其神为太白，其兽白虎，其音商，其日庚辛。北方，水也。其帝颛顼，其佐玄冥，执权而治冬。其神为辰星，其兽玄武，其音羽，其日壬癸。[13]
类似的五星占内容在《史记·天官书》中也存在。何幼琦先生推测《五星占》成文的时期当在公元前370年至320年之间。[14]但也有学者持不同的见解。卜辞中有不少有关于“帝五臣”的记载，如《屯南》930载：“贞，宁秋于帝五丯臣，于日告。”丁山先生认为：“甲骨文所见帝五丯臣，实即明堂月令的五方神，亦即《淮南·天文篇》所谓‘五帝佐’了。……五臣，既附丽于上帝，是天神也。”徐振韬先生因此认为，五大天神可能是殷代对五大行星的统称[15]。按笔者所提出的“夏商并行说”，如果卜辞存在视五星为天神的情况，则夏代有五星观测也是很自然的了。
卜辞的帝五丯臣（屯南903）
当然，我们应该意识到，那些把王朝的兴衰系于五星运动的记录究竟有多少可靠性，仍是需要我们谨慎对待的。战国时期的《石氏星经》说：
岁星所在，五星皆从，而聚于一舍，其下之国可以义致天下。[16]
这里把“五星聚”与王朝兴衰联系了起来，但没有提到具体的案例。类似的记载也见于司马迁所著的《史记·天官书》，其文如下：
五星合，是谓易行。有德受庆，改立大人，掩有四方，子孙蕃昌；无德受殃，若亡。五星皆大，其事亦大；皆小，其事亦小。[17]
有德则庆，无德则殃，这同样也是强调五星聚与改朝换代的关联，但同样没有案例。自西汉末年起，谶纬学兴起。特别是光武中兴，刘秀以符瑞图谶起兵而据帝位，“宣布图谶于天下”，大量的纬书在东汉时期登堂入室。值得注意的是，目前我们能看到的那些把夏商周三代与五星聚相联系的记录也是从这一时期开始的。比如，《春秋元命苞》就把商周的王朝更替与“五星聚”联系了起来，其文曰：
殷纣之时，五星聚房。[18]
迷信图谶的光武帝刘秀（清人绘）
又比如东汉桓谭的《新论》说：
甲子，日月若连壁，五星若连珠。昧爽，武王朝至于南郊牧野，从天以讨纣，故兵不血刃而定天下。[19]
把大禹之兴与“五星聚”相联系，目前我们能看到的文献只有前引的东汉纬书《孝经钩命决》。纬书是迷信的渊薮，多“增饰依托，剽窃矫称”之辞，总体上可靠性并不高。对于夏商周断代工程把纬书作为夏朝年代学研究依据的做法，张富祥先生批评道：
从文献学的角度考察，《孝经钩命决》的说法是不可信的，用现代天文学的推算去套合古人虚构的东西也不合情理。尤其是对于纬书材料的使用，严肃的古史年代学研究更需要格外小心和提防。[20]
我国有古老的天文学渊源，有世界上最早的哈雷卫星、日食记录。在文献中，这些记录绝大多数是可靠的，但也存在一部分记录被历史事件利用的现象。天文学家张培瑜先生在研究五星会聚的时候就指出，“五星会聚天象如不与历史事件、政治牵连，它的记载是完全可靠的”，但与时变、瑞应联系时，经过后人的附会，在时间上则往往有提前或推迟的现象[21]。张培瑜先生举出了两个例子，比如东汉时期班固所著的《汉书·高祖本纪》说：
汉元年十月，五星聚于东井，沛公至霸上。
江苏丰县刘邦广场
但通过计算秦汉时期的五星运动可知，汉初最佳的五星会聚发生在汉二年四月九日，而不是汉元年的十月。再比如南朝梁沈约编著的《宋书·天文志三》说：
今案遗文所存，五星聚者有三：周、汉以王齐以霸，齐则永终侯伯，卒无更纪之事，是则五星聚有不易行者矣。
夹注：
周将伐殷，五星聚房。齐桓将霸，五星聚箕。汉高入秦，五星聚东井。[22]
根据《左传》的记载，齐桓公始霸在鲁庄公十五年[23]，即公元前679年。而实际的五星运动表明，最接近这个时点的五星聚合发生在公元前661年[24]。
四、小结
鉴于目前所能见到的把五星聚与王朝兴衰相联系的记录无不出于谶纬兴起后的东汉甚至更晚的历史时期，因此，把《孝经钩命决》的五星聚记录应用于夏代的年代学研究无疑应持慎重的态度。
最后需要说明的是，近些年新见的出土文献《清华简》以季连生活于盘庚、武丁时期[25] ，《郭店简》以皋陶生活在武丁时期[26] ，而传世文献中的大禹与季连、皋陶生活的年代相近。也就是说，按《清华简》、《郭店简》的记载，夏商应当为曾经并行存在的两个政权。夏商周断代工程把武丁在位年代定为公元前1250─前1192年，而据徐振韬先生给出的《公元前2826——公元2876年五大行星会聚表》，公元前1255年9月24日、公元前1197年11月20日、公元前1197年11月29日都会五星会聚的情况出现。由此可见，按照“夏商并行”的观点，不仅有可能支持禹时发生五星会聚的记载，也完全有可能支持前述“仲康日食”的记载。当然，前提是需要我们先对《史记》的三代年代框架进行审查。
参考文献：
[1] 《太平御览》卷七，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2月，第34页。
[2] 孙瑴著录：《古微书》卷三十，济南：山东友谊出版社，1990年，第611页。
[3] 夏商周断代工程专家组编著：《夏商周断代工程：1996-2000年阶段成果报告》（简本），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北京公司，2000年10月，第80页。
[4] 夏商周断代工程专家组编著：《夏商周断代工程：1996-2000年阶段成果报告》（简本），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北京公司，2000年10月，第82页。
[5] 《尚书》卷三《舜典》，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10月，第132页。
[6] 《史记》卷一《五帝本纪》，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9月，第44页。
[7] 徐振韬、蒋窈窕：《五星聚合与夏商周年代研究》，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北京公司，2006年，第《史记》卷一《五帝本纪》，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9月，第44页。
[8] 《史记》卷一《夏本纪》，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9月，第83页。
[9] 《太平御览》卷八二《皇王部七》，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2月，第381页。
[10] 夏商周断代工程专家组编著：《夏商周断代工程：1996-2000年阶段成果报告》（简本），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北京公司，2000年10月，第81页。
[11] 《史记》卷二《夏本纪》，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9月，第85~86页。
[12] 马王堆汉墓帛书整理小组：《马王堆汉墓帛书〈五星占〉释文》，《中国天文学史文集》第一集，北京：科学出版社，1978年4月，第1~7页。
[13] 何宁撰：《淮南子集释》，北京：中华书局，1998年10月，第2061~188页。
[14] 何幼琦：《试论〈五星占〉的时代和内容》，《学术研究》1979年第1期，第81页。
[15] 徐振韬、蒋窈窕：《五星聚合与夏商周年代研究》，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北京公司，2006年，第3页。
[16] 《开元占经》卷十九《五星占二》，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6年9月，第216页。
[17] 《史记》，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1321页。
[18] 李善等注：《六臣注文选》，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第567页。
[19] 《太平御览》卷三百二十九，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2月，第1513页。
[20] 张富祥：《关于夏代积年与“五星聚”》，《管子学刊》2005年第3期，第118页。
[21] 张培瑜：《五星合聚与历史记载》，《人文杂志》1991年第5期，第105~106页。
[22] 《宋书》，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735─736页。
[23] 《左传》卷九，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10月，第1771页。
[24] 张培瑜：《五星合聚与历史记载》，《人文杂志》1991年第5期，第105~106页。
[25] 李学勤：《论清华简〈楚居〉中的古史传说》，《中国史研究》2011年第1期，第53－58页。
[26] 徐在国：《释“咎繇”》，《古籍整理研究学刊》1999年第3期，第36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