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红军长征过广西到“两广事变”

南方周末 钱文军

从红军长征过广西到“两广事变”

1936年6月4日,陈济棠、白崇禧等成立军事委员会,以要求蒋介石抗日为名,出兵湖南境内,内战成一触即发之势。图为陈济棠、李宗仁宣誓就职情形。

从红军长征过广西到“两广事变”

陈济棠失败后,李宗仁在广西仍与蒋介石对抗。经谈判,双方于9月达成妥协,两广兵变和平解决。图为李宗仁(戎装行礼者)在广州会见蒋介石的情形。

1936年7月13日,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决定免去陈济棠所兼各职,任命余汉谋为广东绥靖主任。图中为余汉谋。余汉谋(1896-1981),广东高要人。原任陈济棠的第一集团军第一军军长。两广事变时,发表拥蒋通电,迫使陈下野。

1933年4月,蒋介石开始第五次“围剿”江西苏区。广东军阀陈济棠奉命派其第一军出征湘赣边界大庾地区;广西军阀李宗仁、白崇禧也奉命派遣桂系44师(师长王赞斌)配合,后又增派45师134团加入其中,以广东第一军军长余汉谋指挥两广军队。这两支部队担负了苏区西面的“围剿”任务。

就在第五次“围剿”开始前夕,两广军队已经攻占了信丰、定南、安远等苏区地方。当第五次“围剿”逐渐得手,中央苏区面临危机时,周恩来、朱德决定利用两广与蒋介石的矛盾,争取两广停战,以便红军有可能突围。

李、白也自有打算。李称:“其(指蒋介石)期待我和共军互斗而两败俱伤之后,中央军可有借口入占广西,居心极为险恶。”白也对部下说:“蒋恨我们比恨朱毛更甚,——有匪有我,无匪无我,我为什么顶着湿锅盖为他造机会。不如留着朱毛,我们还可有发展的机会。”(参见《文史集粹》第六辑,第139页)

  秘约

1934年8月,肖克的湘赣根据地失守,他率领红六军团作为长征先遣队向湘、桂、黔突围,李、白命令桂系第七军廖磊部,在进入广西的龙虎关、永安关、清水关、雷公关等要隘重兵设防,不使红军进入广西。其他地方则按照“只宜尾追,不宜堵击”的原则,决不与红军打硬仗,第七军六个团成了肖克的红六军团的“护送队”,一直“送”到贵州施秉、石阡地区。(参见《广西文史资料选辑》第二辑)同时,白崇禧电蒋:“如为阻挡共军通过湘桂边境,广西部队愿独任其事,但必须先令王赞斌师归建制,否则兵力单薄,难以抵御。”其实白早已秘密潜至江西安远四十四师师部,面授机宜与王赞斌,令其向粤军余汉谋交接,率部急返广西全州、兴安一带,增加堵截红军及中央军进入广西的兵力。8月底,蒋准白的请求,桂系部队立即撤回广西。(参见《文史资料选辑》第62辑、《广西文史资料》第17辑)

1934年9月,得知两广军队动态后,朱德致函陈济棠,提出抗日反蒋的五项建议。(见《朱德选集》第17-19页)陈立即密电周、朱约派代表密谈。周、朱即派潘汉年、何长工为代表,在江西寻邬县附近与陈所派代表杨幼敏、黄质文等人密谈三天三夜,达成五项协议:1.就地停战,取消敌对局面;2.互通情报,用有线电路通报;3.两广军解除封锁;4.互相通商,必要时红军可以利用陈的防区作后方,建立医院;5.必要时可以相互借道,红军有行动事先告知陈,陈部撤退40华里,红军人员进入陈部防区可用陈部护照。(见何长工:《难忘的岁月》,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32页)

有此秘密协议,1934年10月18日,红一方面军从江西雩都出发,开始长征。陈济棠命令他的少将以上军官:“敌不向我袭击不准出击,敌不向我射击不准开枪。”让开一条通道,使红军经过他的防区信丰、大庾顺利进入湖南汝城;红军也沿湘粤边境西去,不进入广东。而桂系派到蒋介石机要系统的王建平密报:政学系干将杨永泰提议蒋“一举除三害”,压迫红军进入广西东部和广东西南部,两广兵力不足以应付,中央军乘机跟进,消灭红军的同时,也解决桂系与粤系问题。并称蒋已经采纳杨的建议。(参见《广西文史资料》第17辑)11月13日,蒋任命何健为“追剿军总司令”,率薛岳、周浑元部等30万大军追剿,设总司令部于衡阳,又电令贵州王家烈部及广西白崇禧部协助追剿,还要求广西配合湖南的何健与中央军周浑元、薛岳部在湘江以东利用有利地形夹击红军,答应拨付开拔费100万元给桂系,所用弹药实报实销。

  让路

桂系则派飞机侦察,发现中央军在湖南道县、新宁间停止不前已经七日,任由红军开向广西方向。白崇禧首先紧急调回在贵州南部的廖磊部,加强桂东北防御。接着桂系接连召开紧急军事会议,商讨对策。会议讨论红军的几种可能去向,白最后断定,红军最大可能为经过广西北面进入贵州,然后攻入四川,认定防共不如防蒋。李、白接连致电蒋,称桂系完全有能力拒红军于广西境外,暗示希望中央军不要进入广西。蒋复电,不到万不得已,中央军不进入广西。(参见《学术论坛》1986年第6期。黄启汉:《国民党桂系见闻录》)

为达到既防共又防蒋并且不能两边作战的目的,李、白决定放弃原来坚决拒红军于境外的策略,改为开放桂东北通道,让路并促使红军尽快过境。其相应部署是:19师防守桂林;43、45师防守恭城、富川、贺县及龙虎关要隘,坚决堵死红军进入广西腹地的必经之路;44、24师防全州、灌阳,但必须对红军开放,采取占领侧面阵地,只作监视行动,对其后卫部队可以侧击和追击,决不能迎击。白称其为“打尾不打头”,促使红军快走。(参见《红军长征过广西》之“刘斐谈话记录”,广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11月下旬,红军主力沿着红六军团走过的旧路进入广西,结果湘江一战,红军战败。正当红军形势危急之时,11月21日夜,白崇禧下令桂系第15军撤离湘江防线,第7军也集结到恭城县。22日开始撤军。于是从全州到兴安60公里湘江无兵防守。中共广西桂林地委党史办后来经3年查证:李、白确实让出走廊给红军过境。只是因为红军并不知道桂系已经让出走廊,所以南攻江华县,失去3天宝贵时间。23日湘军得知湘江无兵防守,何健急调刘建绪部四个师下全州,企图堵住湘江防线的缺口。而红军也于25日获悉走廊情况,27日改变部署挺进湘江抢占两个渡口。但湘军也抢占了全州,于是只剩下几个小渡口摆渡红军,8万余人的红军只剩3万,但已避免全军覆灭并顺利转向贵州。

44师和24师始终按照白崇禧的命令,稍有接触即撤退。待红军主力通过后,他们才回师文市、石塘圩等地,搜捕湘江战役被打散的红军及老弱病残、随军百姓数百人,却大肆宣传,禀报蒋称“俘虏七千”。相反,尾追红军进入广西的中央军周浑元、万耀煌各一部,却都被桂系军队包围缴械,经保证不再进入广西以后才驱逐出境然后发还武器。

  追剿

蒋介石接到何健、周浑元等密报,得知桂系让路使红军顺利进入贵州,怒不可遏,电斥李、白“无异放虎归山”,还责问白崇禧:“其谁信兄与匪无私交耶?”白深知“通匪”这顶帽子是戴不得的,便不客气地复电:“职部仅兵力十八九团,而指定担任之防线达千余公里,实已超过职等负荷能力。孙子曰:”备左则右寡,备右则左寡,无所不备则无所不寡。‘竭十八九个团全力,不足当彭匪德怀狼奔豕突之势也。钧座手握百万之众,保持重点于新宁、道县之间,反迟迟不前,抑又何意?得毋以桂为壑耶?虽然职部龙虎、永安一战,俘获七千余人,以较钧座竭全国赋税资源,带甲百万,旷时数年,又曾歼敌几许?但此不是与中央争短长也。据中央社露布:某日歼敌数千,某次捕匪盈万,试加统计,朱毛应无孑遗,何以通过湘桂边境尚不下二十万众,岂朱毛谙妖术,所谓撒豆成兵乎?职实惶惑难解。“(参见《广西文史资料》第17辑)

蒋被白崇禧噎了嘴,置其电不复,只严令桂军急速追剿西去贵州的红军,“勿得稍纵”。自己亲赴贵阳督战。而廖磊奉命率领第七军尾追红军,却始终与红军后卫部队保持两天行程,且追到贵州都匀、独山一带便干脆不追了。红军摆出进攻贵阳的姿态,蒋急电廖磊星夜来援。却不料廖磊复电:“容请示白副总司令允许,才能前进。”蒋只好叹息道:“这真是外国的军队了。”白崇禧的真实心思是希望蒋永远被剿共拖住,他在桂系明说道:“蒋一天剿共未了,就一天不来搞我们。”(参见:《广西文史资料》第17辑)

其实中央军在贵州也并不积极与红军作战,红军在贵州打的都是王家烈的黔军。例如1935年3月5日,毛、朱制定《关于消灭肖(致平)、谢(溥福)两师的部署》,下令打中央军,结果周浑元命令部队不动,此计划告吹。15日毛指挥红军主动进攻鲁班场的周浑元部,结果进攻失败。周部也不追,听凭红军“以消灭黔敌王家烈为主要目标”。王家烈顶不住,黔军溃败,并从此销声匿迹。中央军控制了贵州。

接着红军进入云南,“云南王”龙云只得听凭中央军进入云南。再接着又进了四川,刘湘也只得听任中央军进入他的地盘。蒋飞贵阳、昆明、重庆,不打只追便控制了他原先插不进去的云、贵、川,只有桂系把红军堵在山门之外,也就同时拒中央军入桂。只有两广军阀保持了自己的实力与地盘,这才有可能发生1936年6月的“两广事变”。

  事变

1936年6月1日发生的两广事变,是一幕日本默许并以军火、技术支持的“抗日壮举”,实在是中国历史上离奇而又滑稽的闹剧。

当蒋以追剿红军为由控制了原来由军阀控制的云、贵、川三省以后,面临被中央控制却又不甘心的两广军阀陈济棠、李宗仁、白崇禧,开始为保全自己的割据势力操心。陈自觉声望、资历连李、白也不如,而且广东这块地盘也是1929年蒋桂战争时蒋授予的,粤军与他完全不像桂军与李、白那样形同子弟兵的关系。但他决不愿意归附中央,一心要保住割据状态。桂系也清楚自己的实力根本不是中央军的对手,必须联合粤系才可能保住已有的割据局面。于是除秘密联络日本,向日本购置军火,由日本派军事顾问和军事教官以增强实力之外,积极联络粤系,甚至派出刘仲容与中共联络。还与粤系一起,指望以国民党三巨头之一的胡汉民为依托,搞反蒋割据。

其实粤、桂两系都在依靠日本壮大自己的军事实力。桂系为与蒋介石争雄,早就与日本暗中来往。“九一八”之后日本积极援助中国所有反蒋势力,桂系为首选对象。其军火及军事技术均来自日本,土肥原、冈村宁次都拜访过李宗仁、白崇禧,李自己也承认:“九一八以后两三年内,日本军政商学各界要员访粤,并来我私邸访问的,多至百余人。”(《李宗仁回忆录》,第683页)1934年广西派遣两批空军飞行员到日本明野飞行学校学习空战技术;广西军事教育长刘士毅等赴日参观日军秋操,并订购山炮、步兵炮、轻重机枪、弹药、工兵器材以及战斗机九架;日军并派军官担任广西各军事学校的教官、助教及部队军事顾问。(参见《陈济棠史料专辑》第2辑,阚宗骅:“陈济棠统治广东时期与新桂系的关系”)日本军部这样做显然不是为了帮助中国抗日。

但所有反蒋势力都打出抗日救国的旗号。李宗仁的至交刘斐便告诫李、白:“你们只有抓住抗日的牌子不放手,死了才有板子埋。”(参见《文史资料选辑》第三辑,刘斐:“两广‘六一’事变”)而胡汉民1936年1月19日自欧洲抵香港后,拒绝蒋所派专员劝他就任国民党中常委主席的任命,支持陈济棠反蒋。而日本明知粤桂两系几乎每天都高喊抗日,还是要继续给两系以军事援助,并支持胡汉民联络中国所有反蒋军阀及其他反蒋势力,使中国分裂得越严重越好。不料胡汉民5月12日与妻兄陈融下围棋时突发脑溢血死亡,这个计划只能落空。

反蒋大旗既倒,蒋派孙科、王宠惠赴穗吊唁胡时,顺便向陈济棠提出归附中央之五项条件:1.取消西南执行部和西南政务委员会;2.改组广东省政府;3.西南两机构人员愿到南京工作者,中央妥善安排,愿出洋者给予旅费;4.陈改任第四路军总指挥,各军、师长由军委会重新任命;5.统一币制。此五条意味陈必须把广东军、政大权交给中央政府。(参见程思远:《政坛回忆》第77页,广西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陈济棠决定立即举旗反蒋,并通知桂系马上商讨反蒋计划。

白崇禧随即赶到广州,陈告知去年底派其兄陈维周见蒋时,暗中给蒋相面,发现蒋气数已尽,绝对过不了1936年;术士们也算出蒋的气数竭尽,自己运气正阳;还有一个叫翁半玄的大师为之求得“机不可失”之上上签,已是倒蒋良机。白则对他分析蒋之兵力无暇南顾,且湖南何健愿与两广合兵攻武汉,可以采取太平军战略,拿下武汉即挥师东进,攻取南京。白介绍说:“湖南的何健一向与我们有联系,只要我们挂起抗日的招牌,挥军北指,湖南决无障碍。舆论界也一定会支持的。”“至于友邦(指日本)方面,我们可以再派人去联络,基于过去几年日本军方曾与我们有过联系,又曾向广西派过军事顾问和教官,并曾售卖过军火给我们,我们此次举事,相信他们一定会同情和帮助我们的。”陈济棠之胞兄陈维周与日本驻粤总领事接洽后禀报道:“我们的策略是‘明修栈道,暗渡陈仓’,已取得日本军方谅解,愿意支持我们的行动。”(参见《陈济棠史料专辑》第2辑,李洁之:“陈济棠统治广东的始末”)一个“友邦”之称,一个“已取得日本军方谅解”,可见他们“抗日”的真谛。

  抗日

上述史实证明,两广事变高喊的“抗日救国”不过是个宣传手段而已。日本军方谅解并支持两广“抗日反蒋”,岂不荒唐透顶?无怪乎陈部将领听到这番介绍之后,多数人大吃一惊。但事实确实如此。尽管两广6月1日起事宣言吁请国民党中央实行全国抗战;尽管他们宣布此举为“北上抗日,收复一切失地”;尽管他们的布告称:“本军师行所至,立即与日本断绝一切关系,凡中日缔结之一切屈辱协定,均予取消无效”,日本军方似乎宽宏大量,从事变开始到六月下旬共派遣军官百余人到粤军充当顾问指导作战——在桂军中的日本军事顾问尚未计入。但中国军人是有真正爱国良心的,例如30名日本空军顾问被派到广州天河、白云机场指导粤军空军作战时,引起空军将士极大愤慨。最后,连同空军司令黄光锐在内,全部空军都背叛了陈济棠投奔中央(广东空军之归附中央,对陈尤为一大打击,此之谓“机不可失”);其主力第一军军长余汉谋、第二军军长陈达都举事归附中央,第二军副军长李汉魂更早便辞职赴港;而陈济棠最嫡系的陈汉光师,也抗拒投奔桂系的命令,宁愿接受余汉谋改编。陈济棠自己也后悔道:“不应听信那些策士去聘任日本军官,来做什么顾问,使人怀疑。”(以上参见《陈济棠史料专辑》第二辑)

1936年7月18日,陈济棠失败下野。桂系立即收缩回广西,并马上将所有日本军事顾问、教官和技术人员悉数驱逐出境。面临粤系彻底垮台,蒋已经从容调集各路兵马其中包括原粤系的余汉谋等集中对付桂系,李、白决定“以破釜沉舟之计,作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打算,抓住抗日救国的旗帜不放,用持久战和蒋介石纠缠到底,即使失败,也是为了抗日救国,虽败犹荣。”(参见《文史资料选辑》第3辑,刘斐:“两广‘六一’事变”)他们确实也这样做了,在广西积极开展抗日、民主等活动,并在归附中央之后及“七七事变”后,桂系两个月即装备四个军,共48个团开赴抗日前线,居全国之首,并在台儿庄一战中立下不朽功勋,此乃后话。(图片选自《图片中国百年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