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非固若金汤——漫谈长江抗战中的沿江诸要塞

1932年2月4日，中日“一·二八”淞沪战争激战正酣！这天，日军陆战队在舰炮和20架飞机的支援下向吴淞要塞（今上海宝山区吴淞街道）进攻。猛烈炮火之下，守军的全部宿舍及6门要塞炮被炸毁。危难关头，指挥官邓振铨贪生怕死，临阵脱逃。群龙无首的情况下，吴淞要塞官兵自发坚持战斗，直至继任指挥官到来后指挥大家将强敌击退。在这次战争中，吴淞战斗的规模并不大，炮台也被战火摧残，但它仍给当时的中国军事决策高层留下启示。即，如果将那些位于长江两岸的要塞炮台充分整理，能否凭其阻遏住日本海军逆长江向首都南京进攻的行动？

亡羊补牢：逐渐向上游延展的长江要塞链

自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以来，中国清政府无力拒止东西方列强于外洋，遂在镇海（今浙江宁波市镇海区）、福州（今福建福州市）、厦门（今福建厦门）、虎门（今广东莞市东虎门镇）等沿海城市及吴淞、江阴（今江苏江阴市）、江宁（今江苏南京市）等长江要隘构筑要塞炮台以备不虞。但因经办者或贪或愚，以致清朝覆亡之际，大多数炮台已年久失修，武器既少又旧。然民国前期连年军阀混战导致的国力疲弱，使得沿海沿江要塞的废怠之势一直持续到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

但南京国民政府一开始也不大重视江防。在其成立之初，也曾有人认为吴淞、江阴、镇江、江宁等要塞“皆系逊清旧有工程，装备俱嫌弃陈旧”，难堪江防重任，提议对其进行彻底改造。但为政者推辞“兹事体大，且关财力”而未予落实。日本人在上海的挑衅使得南京当局看到，“自吴淞因‘一·二八事变’被毁以来，长江门户洞开……向少防御设备，万一有事，敌人可到处上岸……长江腹地，敌舰亦横行无忌”。因此，上海战争尚未结束，他们便已着手整理、建设沿江要塞，以防日舰攻击南京。其采取的措施主要有：

建立领导机制。1932年2月，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在军政部内成立要塞实施委员会，责成军务司主办工事设计、实施事宜。同年12月，又在参谋本部内成立城塞组，组长由参谋次长贺耀祖兼任(1935年以后由杨杰接任)。城塞组的首要任务是，在德国军事顾问的指导下，对江阴、江宁、镇江等沿江要塞进行整理。

制订要塞整备计划。1932年5月，中日双方签订《淞沪停战协定》。参谋本部为“亡羊补牢”起见提出了一个为期五年的要塞整备计划（即《中国中部各要塞及守备区整备实施计划》）应运而生。该计划设定：一旦战争爆发，日军舰队必将闯入长江航道内破坏航运，对南京及其他沿江商埠进行扰乱。为首都安危及长江航运安全起见，各要塞守备部队将利用险要地形和既有工事，以火力击毁敌舰。基于日军最可能的入侵方向，计划制订者将黄河至甬江（宁波）之间的中部地区选定为防御中心。具体来说，就是以南京为中心，将整备计划中所确定好的“中部地区”再细分为中、南、西、北四个区（以后又将福建划为闽区）。而中区和西区所涉及的江阴、镇江、江宁、马当（今江西彭泽县马当镇）、田家镇（今湖北武穴市田镇街道）等要塞均处于上海至武汉之间的长江沿岸，可谓重点中的重点。其采取措施大致是增加要塞的强度，并辅以相当守备队，重视游动炮兵及水中防御器材的设置，以阻止敌人登陆。

由于关系南京和武汉之安危，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对长江要塞的整理工作很重视，特意强调“如无此要塞图案之顾问，则不惜重资另聘，并须从速也”。同时，他考虑到各要塞目标暴露，易为敌海空军破坏，特下令在苏皖赣鄂诸省长江沿岸构筑炮兵阵地，以遏制敌舰的行动。

由于受“剿共、安内”政策的影响，这个整备计划直至1935年后才开始真正启动。以致到1937年6月时，只有江阴、镇江、江宁等9个要塞区初具形制（共拥有炮台41座，各种要塞炮273门）。其他地区的整备工作基本还停留在规划阶段。全面抗战爆发后，华中日军于攻陷上海、南京后继续沿江西犯。中国军队为保卫武汉，又先后将马当，田家镇、黄鄂（今湖北黄石市-鄂州市）编为要塞。武汉失守后，中国军队又紧急在宜昌以上至万州之间设4个总台（辖9个分台）和1个直属台，其火器及守备部队均为海军舰艇自沉后拆卸\移驻防而来。

江阴与田家镇：长江诸要塞中的两大“样板”

1933年，“城塞组”巡视完长江各要塞后认识到，在敌寇威胁日甚的形势下，整理工作刻不容缓。但若“通盘计划，同时俱举”，则时间与经费均不允许，遂决定对部分要塞“先行整理”。在这种“小修小补”思路的影响下，江阴和田家镇先后成为长江诸要塞的“样板”。前者，因是首都的第一道门户而成为战争爆发前的重点工程；后者则作为“战时首都”的最后屏障而在武汉会战前被紧急修建。那么，这两个“样板”究竟建得如何呢？

先来看看江阴要塞。

江阴简称“澄”，因处“大江之阴”而得名。万里长江自镇江折向东南流到这里骤然缩至不足1500米，然后江面放宽，最后奔腾入海。这是兵家必争之地，素有“江海门户”之称。早在清康熙年间，驻防官兵开始建造炮台。清朝末年，那些炮台已初具规模。民国成立后，江阴炮台的土炮逐渐被替换为洋炮，还增筑了堡垒。但其真正得到近代化改造还是在“一·二八事变”之后。由于吴淞炮台毁于日军炮火，以后又受制于停战协定而无法修补。因此，江阴要塞事实上成了长江防线的第一道门户。多方考量后，要塞组决定以下几方面入手对其进行整治：

1、调整炮位。原有炮位虽整齐排列但过于密集，易遭敌炮火压制，现将其抽出一部分安置他处。

2、增加新炮，在长山北面山脚和西山脚各增设4门150毫米加农炮；在萧山和东山各增设4门德制88毫米高、平两用火炮。至抗战爆发时，江阴要塞共有黄山、东山、西山、萧山、鹅山等八座炮台，配备各种口径火炮33门，另设若干移动火炮以出其不意地打击敌舰。

3、改造旧炮、增设新炮座。无论新旧炮座，均用混凝土浇砌，并加固炮手隐蔽室和弹药室。

4、各炮台还在适当的高地建筑钢筋混凝土制炮兵观察所。

5、在各炮台附件构筑的防空、通讯、指挥等隐蔽部和弹药库。

6、在易于敌军登陆的地点，构筑钢筋混凝土步兵炮和重机枪工事……

经过整理和改善，江阴要塞的作战能力得到了显著提高。

不同于江阴要塞的 “初具规制”，田家镇要塞在进入战斗时其实是个“半成品”。

田家镇位于广济（今湖北武穴市）西南的长江北岸，东距九江130华里，西去距武汉约300华里。其背靠阳城山，与南面的半壁山夹江对峙，长江在此突然收窄至500米左右，故有“楚江锁钥”之誉。该要塞以山锁江，湖泊连接，其东为黄泥湖，以西是马口湖；二者之间是一道宽3~4华里、长6~7华里的丘陵地带；松山高地延绵10余华里、标高300米，从北面屏护着要塞的侧背。

南京失守后，蒋介石向部下强调：“……田家镇防务特别重要，其工事与炮位以及部队防务，应由军令部特别督促布置勿误。”

此后，田家镇要塞防务在军令部的屡番督促下得到了明显的加强。但战局的急剧演变使得，当陆军第57师于1938年7月初接收要塞时，发现这里只建成了20个永久工事，规划中的野战工事则全未动工。此时的田家镇共有田一（南岸）和田二（北岸）两座炮台，每座炮台又各辖两个分台。火力配系方面，这四座炮台各装有一门105毫米舰炮。除要塞自身火力外，战斗中还可还有江防部队的野战火炮（游动炮兵）的支援。这些部队的炮兵实力如下：半壁山有7门榴弹炮、8门77毫米野炮；田家镇有两个营的野炮（8门日式“三一式”野炮，2门奥造“史高德”野炮；12门辽造“一四”式77毫米野炮），4门105毫米榴弹炮，4门20毫米高射炮和6门37毫米战防炮。为了保护这些火炮，人们特意在半壁山构筑永备野炮掩体4个，观察所1个，人员隐蔽部1个，重机枪掩体10个；田家镇方向则有永备野炮掩体4个，观察所1个，人员隐蔽部1个，重机枪掩体16个。各炮台之间，以铁丝网相连，并备有400枚地雷待机埋设。陆军部队进驻阵地后，开始分工段抢筑野战工事：但至9月中旬战斗开始时，只构筑了面对武穴和对江方向的阵地，田家镇西北方向的工事并未完成。

节节抵抗，战斗中的长江要塞

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后，长江成为其重要的进攻方向。他们挟海陆优势向上海、南京、武汉和重庆等地逐次进攻，企图迫使中国在丧失这些政治军事重镇后不得不屈服。尽管很多长江要塞甚至连“初具规模”都谈不上，但它们仍在战斗中发挥了相当的迟滞作用。

“七·七事变”爆发后，中国军事当局曾拟订过一个较为积极的作战计划。即，利用数十艘沉船（合计约6.3万吨）封锁江阴航道，再利用要塞火力将尚游弋于长江中下游水面的近20艘日军舰艇扫荡一空。最高军事决策者对是否“立即开战”尚在犹豫之际，日舰却因得汉奸黄浚的告警而在最后关头溜出了炮火封锁区。9月22日以后，中国海军以“平海”等主力舰艇扼守江阴最前线。日军舰艇在江阴江面受阻后，遂改派飞机狂轰滥炸。在连续损失十多艘舰艇后，中国海军改变战术，拆卸舰炮安装于江岸炮台，多次打退来犯日舰。淞沪会战失利后，中国军队曾以陆军103师、112师等部加强江阴要塞部队（只有2个步兵营及部分海军官兵）。11月25日起，日军开始从陆路向江阴要塞的侧背攻击。战至12月1日晚间，防守部队在“摧毁炮台”后撤离要塞。日军夺取江阴之后，其损失并未马上结束。如，12月8日，日军7艘驳船搭载士兵途径江阴水面时触发了水雷……

南京沦陷以后，马当要塞成为之日军进入长江中游的首道防线。中国军队在加固马当的同时，继续以水雷和舰艇封锁航道，迟滞了敌人达半年之间。武汉会战开始后，由于马当、湖口等要塞先后失陷，田家镇成为拱卫武汉的最后一道防线。1938年9月中旬，日军从东北，东南两个方向猛攻田家镇要塞。15日，日军第6师团今村支队从广济南下攻击田家镇；16日，波田支队在海军配合下沿长江南岸进攻要塞。日军的进攻遭到了顽强抵抗，今村支队在中国军队优势兵力的反攻下陷入苦战，波田支队也被阻在田家镇对面的半壁山一线。遗憾的是，中国军队未能将优势转化为胜势。26日，得到增援部队的日军今村支队恢复攻势。两天后，该敌在大量飞机，重炮和毒气掩护下攻占田家镇北面最后屏障玉屏山；同一天，阳城山落入日本海军陆战队之手。28日夜间，守军开始撤离。第二天上午，日军进入田家镇。10月4日，半壁山阵地被主动放弃。

武汉失守后，中国军队为阻敌入川组建“长江上游江防司令部”和宜万、渝万（万州至重庆）两个要塞指挥部。1939年1月起，江防司令部开始勘定宜万要塞各炮台的位置，先后构筑了石牌、庙河、泄滩和牛口四个分台。1940年5月日军侵占宜昌后，石牌遂成为拱卫重庆的第一道门户。1943年5月，日军沿长江先后占领洪湖（今湖北洪湖市）、华容（今湖南岳阳市华容县）、石首（今湖北省石首市）、藕池口（今湖北省公安县）等地，直逼鄂西，企图歼灭中国第六战区野战部队，打通长江航道，西取重庆。当月下旬，战场中心已移至石牌。面对日军的海陆夹击，中国军队以第11师死守石牌，诱敌深入，同时外线各部分头阻击；空军协同美国飞机参与攻击，断敌补给；江防军施放水雷，并以巨炮封锁江面。战至5月31日，日军不支向后败退。

得与失

从江阴封江到石牌却敌，中国军队用了六年的时间，终于在三峡入口处挡住了沿江而来的日军。在历次阻击战斗中，大多数沿江要塞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如江阴要塞的顽强抵抗，令日舰迟迟不能窜抵南京江面；田家镇的正面坚守与外线反攻也曾令敌今村支队陷入“苦战”；石牌一战，更是彻底粉碎了日军继续西犯重庆的企图。

但我们还应看到，以上要塞，除石牌外，大部落入敌手。究其原因，除敌我军力差距较大这一客观因素外，还存在以下几方面的不足：

设计有缺陷。只注意了对江面的防御，忽视了来自路上的威胁。事实上，无论是江阴还是田家镇，都能在相当一段时间内抵挡住沿江而上的敌人猛攻，但其最后失陷皆为敌从陆路迂回侧背所致。

指挥不力。本来，马当要塞还可以再坚持一段时间，但由于守备部队指挥员麻痹大意，终为敌所乘，如此轻易丢失，实不应该。

缺乏配合。田家镇要塞的指挥权在开战前夕才交到五战区，以致战斗中各部配合明显生疏，痛失了歼敌一路的良机。

长江诸要塞在战斗中的得失表明，人的因素第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