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伪满洲国军飞行队

1942年9月20日值日本年度航空节庆典，现场来了一支特别的受阅队伍，即伪满洲国军飞行队的12架战斗机与2架运输机。曹文辉是16名飞行员中唯一的中国人，另有朝鲜人与蒙古人各一，其余都是日本人。

这是伪满洲国军飞行队成军以来最具有宣传意义的活动，有纪念日本承认“满洲国”十周年，以及宣扬黄种民族在对抗白人帝国主义的“大东亚圣战”中相互提携的政治意涵。然而，仅仅是这16名飞行员的种族比例，即展现了伪满洲国“独立主权”的实质。

• 政治意义重于军事的飞行队

随着伪满洲国的合法性不断遭国际社会质疑，关东军在1934年后赋予治安部队性质的伪满洲国军更多权力。于是，现代化军事院校陆续在关东军的督导下建立，他们训练出能获得日本人充分信任的专业青年军官。

1937年2月，安田行秀与三谷胜正两位日本陆军中佐筛选三十名伪满洲国军的士兵，前往哈尔滨接受地勤人员训练。他们在训练结束后被调往新京（长春）机场，与国营民航公司伪满洲航空株式会社共享一个机库，这是伪满洲国军飞行队的雏形。

在关东军的全力支持下，奥野正大佐决定将此扩编为一支拥有3个飞行队、50架战斗机的队伍，附设一支有15架飞机的独立飞行队。最初机库里仅有一架经改装的法国战斗机，后慢慢从关东军手中要到了3架日式飞机。以此为基础的伪满洲国军第1飞行队，于1939年4月在奥野正的领导下于新京正式宣告成立。

第2、3飞行队随后分别在奉天与哈尔滨创立，由入江实与慎吾担任队长。1940年7月14日，负责督导三个飞行队与防空部队作战的防空司令部正式成立，伪满洲国防空体系基本建成。相比汪伪政权只有几架运输机与教练机的空军，隶属于伪满洲国陆军的飞行队装备了战斗机，是轴心国在远东地区除日本外最强大的空中力量。

培养飞行员的航空学校，于1940年4月1日在奉天开班授课。该校使用的初级、中级、高级教练机都是由日本立川飞行株式会社研发。受完高级飞行训练后，飞行员会驾驶97式战斗机以适应真实的空战环境。当时的航空学校共有30架97式战斗机，3、4架“隼”式战斗机。

飞行员始终是以有伪满洲国国籍的日本人为主，他们中不少人还是日本陆军航空士官学校的毕业生。另外，参加日本陆军航空队“少年飞行兵”即15到17岁间的飞行员，获准在本土接受完基础训练后进入伪满洲国陆军飞行学校深造，毕业后为伪满洲国军飞行队服务。

出于对宣传说辞的自圆其说，“五族协和”的旗号总需要让几个中国人、朝鲜人、蒙古人进入伪满洲国军飞行队服役，这让少数东北青年有了成为战斗机飞行员的机会。那时，中国人想要成为伪满洲国军的飞行员只有两个管道，一是报考位于新京的陆军军官学校，二是加入伪满洲国政府招募的“少年航空兵”，前提要日语流利并受过一定程度的日式教育。相较飞行员，中国人想当地勤人员就容易得多了，14到17岁者都可报考伪满洲国的“少年技术士”计划，入陆军航空学校的少年技术士教育中队受训。

目前旅居美国洛杉矶的苏焕忠，于1940年从伪满洲国陆军军官学校毕业，是第一批进入陆军飞行学校接受训练的中国人之一。他向《凤凰周刊》回忆，教他驾驶95式3型练习机的东北籍教官多是陆军官校的学长，这些非科班出身的飞行员水准稀疏平常。

定居于台北的王长太，是1943年报考“少年航空兵”的东北飞行员。他们先被送往朝鲜新义州基地接受下士官候补的训练，后被送入陆军飞行学校受正式训练。在新义州时，中国飞行员们被要求学习唱《爱国进行曲》与《予科练之歌》等日本军歌，并参拜日本神社。

1941年4月1日，50架飞机组成的飞行编队出现在奉天上空，庆祝建校一周年并展现实力。当年9月新京基地举办开放活动，飞行队在德国与意大利外交官面前进行了模拟空战。

• 飞行队里的抗日事件

毕业后分配到第2飞行队的王长太，回忆当时队长是日本人和田孝，副队长才是中国人宁昌荣。进入第1飞行队的苏焕忠表示自己没遭受歧视，领的薪水不比日本人少，出于维护部队的团结，日本飞行员被要求在执行任务时尽量以中文同中国队友沟通。

即便如此，苏焕忠仍抱怨日本人从来不让中国人驾驶新型作战飞机。中国人始终只能驾驶老旧的97式战斗机，到战争末期飞行队开始接受新锐的2式战斗机“钟馗”与2式复座战斗机“屠龙”，这种配置也没有得到根本性改变。

这种歧视，一定程度上激发飞行队内中国军人的抗日情绪。不过中国籍飞行员当时的待遇还算优渥，从事抵抗运动者主要是地勤人员。苏焕忠指出，前往关内投奔国民政府的想法，普遍存在于中国飞行员脑里，但过于遥远的路程无法让97式战斗机直接飞过去。

1941年1月4日的王岗事变，是伪满洲国军飞行队最大规模的一次有组织反抗行动。第3飞行队的中士班长苏贵祥，受到投奔抗联第3路军第12支队的老同事刘远泰吸收，率领74名地勤人员起义，击毙基地的11个军官后，他们集体朝苏联撤退。

前来接应的抗联部队被敌人重创，起义部队也很快遭到日军与伪满洲国军的包围，他们在阵亡近三十人后投降。被义军击毙的中国人军官中，有两位就是苏焕忠在陆军飞行学校的同学，其中一人名叫温魁林。《日苏中立条约》签订后，类似的大规模抗日运动再未在飞行队内发生。

• 从参战“打酱油”到覆灭

伪满洲国军飞行队成立之初的主要任务是保卫领空，假想敌是苏联。围剿抗联的一系列任务，被交给了伪满洲航空株式会社和海上警察飞行队的飞机。伪满洲国军飞行队从头到尾只参加了两次空战，1944年12月7日和21日，第2飞行队在奉天上空拦截美国陆航第20航空队的B-29轰炸机。其97式战斗机无法到达B-29编队的高度，主角皆是日本陆航第2航空军。

第2飞行队唯一能够做的事，是待日军性能较好的“屠龙”与“钟馗”式战斗机把美机编队打散并迫降高度后，对零星的B-29实施自杀攻击。12月7日，队里的春日园生中尉成功地自杀撞击掉一架B-29，他成为飞行队成军以来的第一位“烈士”。隔日，《朝日新闻》表扬了春日中尉的壮举，首度使用“兰花特别攻击队”来称呼第2飞行队。

兰花在当时是象征溥仪皇室的花朵，“特别攻击队”之意则与日本海军的“神风特别攻击队”一样，以激励伪满洲国军飞行队里面的中国人、朝鲜人和蒙古人为日本战死。被分配到兰花特攻队的王长太回忆，进去后被加强灌输“日满一体”、“日满一家”的观念。

12月21日，第2飞行队的西原盛雄少尉也在空战中以自杀攻击的方式，击落B-29一架。那是最后一次战果，也是最后一次阵亡。春日园生与西原盛雄虽成为榜样，但自杀攻击的命令在伪满洲国军飞行队里面并没有被强制执行。

学过剑道与柔道的苏焕忠，认为自己没必要去跟B-29拼命。他表示，绝大多数中国飞行员都是抱着这种心态看待太平洋战争，不少东北老百姓和军校生看到B-29空袭东北的日军目标时，会趁日本军警不注意偷偷拍手叫好。

随着第20航空军由中印缅战场转移到了马里亚纳群岛，B-29停止了对东北的空袭，但此时的日本大势已去。越来越多的第2航空军精锐飞行部队，被调离伪满洲国去支援日本本土防空战；同时，许多有经验的日本籍飞行员被调到关东军去。

为了应付美军在南满一带海岸线登陆，伪满洲国军飞行队在冲绳战役结束后训练对登陆部队的自杀攻击。苏军进攻开始，关东军要求伪满洲国军飞行队与陆军航空学校做好自杀攻击的准备。未来得及执行这项作战任务，裕仁天皇在8月15日宣布向盟军无条件投降。

三个飞行队放下了武器，陆军航空学校校长野口雄二郎将伪满洲国陆军航空学校的指挥权转交给中国籍官兵，由他们负责在苏联红军到来后办理移交手续。1945年12月，出关的八路军接收了航校，许多中国飞行员成为了日后东北民主联军航空学校的骨干分子。

苏焕忠与王长太在内的一些飞行员，则投效了国民政府。不过，此刻的国民党空军已从美国接收了包括P-51、P-47、B-24与C-46等新锐战机，飞行员中不乏很多在美国接受过一流训练的精英。曾接受日军训练的东北人，一时间陷入了无用武之地的窘境。

他俩最后获准加入了国民党空军，但因历史污点不被允许驾驶飞机，只能担任地勤工作。投效中共的前伪满洲国军飞行队员，起初在创建解放军空军上扮演了积极的角色，但不光彩的经历使他们难逃历次政治斗争。从此，海峡两岸的前伪满洲国军飞行员，在很长时间里都不敢公然讨论自己的过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