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广军阀“六一”事变
一九三二年一月中旬，蒋介石与汪精卫在杭州举行了有名的烟霞洞会议，相约联袂入南京共同负责，挤掉了由宁、粤和谈的孙科内阁。一月二十八日，由蒋介石主持的中央政治会议提名汪精卫为行政院院长。其后，汪精卫又在国民党四届二中全会推举蒋介石为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自此，南京政府遂形成蒋，汪合作的局面。
一、静待其变
1935年底,国民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后,迫于“团结”的需要,蒋介石不惜“降尊就屈”,推举胡汉民为中央常务委员会主席,汪精卫为中央政治会议主席,“而以余自兼两副主席,以为本党复合之张本”。
蒋对“党权”妥协退让的同时,牢牢掌控政权与军权,毫不假借,自兼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与行政院长。无怪乎时人评论蒋之“团结政策”称:“胡、汪虽居高位而无实权,实际之责任则集政党军之责任于蒋先生一人之身矣。”
蒋介石虽然通过“党权”的让步,促成与以胡汉民为首的西南派形式上之“复合”。但“团结”的表象背后,暗潮涌动,西南与中央之关系依然陷入僵局。1935年11月汪精卫遇刺后,蒋以政学系替代汪精卫之政府改组,令西南对蒋之所谓“精诚团结”深表失望,谓:“正面独裁以政学系为骨干,党国危殆,可知我人应请胡公返国,暗中集合全党,为救党救国准备,不出数月,事必可成。”对于行政院长一职,胡汉民本来属意由蒋、胡二人均可接受的王宠惠出任。胡本来便因汤山之被囚,对蒋成见极深,复因蒋之换汤不换药的政府改组,更加怀疑其合作诚意。
胡汉民于1936年1月19日归抵香港后,没有按原定计划赴京,而是转赴广州。一面继续等待蒋之进一步表示合作诚意,“待南京政府彻底改造后再行人京”;同时,更以民众导师与抗日领袖的超然姿态,高调批评和监督政府。对于胡之不来京,蒋早有心理准备。2月1日,蒋便在日记中写道:“胡不来京,对内对外皆得贯彻主张乎?”半月后,蒋得知胡公开诋毁中央政治,宣明暂不入京后,在日记中写道:“人以为忧,我无所谓,或以为慰乎?”
此时,蒋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既定政策,认为“两广未统一,何以对外?”若不统制两广,“终久必为后患”。但面对日军侵逼绥蒙、共产党军队入晋等更为急迫的形势,蒋因应两广之方针为“以静制动,不可先发制人”,但“如何策动应注意”。蒋之策动方法注重金钱收买,认为:“对内既不能用武力贯彻主张,即应用政治以求得统一,军阀政客所贪者为钱,彼既有所贪求,则事无难矣。”除消极的金钱策动外,蒋还思索通过经济与建设的积极方法,待水到渠成时,顺势实现真正之统一。2月23日,他在日记中写道:“统一长江与开通粤汉铁路为建国基础之中心,其他则暂置为第二步工作也”,“巩固长江以奠立经济建设之基本,乃为粤汉通车以前之政策,如欲兼顾,则利害参半也”。粤汉铁路为贯通南北的交通大动脉,北起武昌,南达广州,全长1094公里,定于5月中旬先行全线分路通车。粤汉路的通车,将打破横亘在西南与中央间的天然屏障,“汉粤之遥,隔宿可达”,其军事与战略意义不言而喻。考虑到此,蒋乐观认定:“胡如入京,则两广当不再用武力为主,一俟匪区肃清,与粤汉通车,则统一成矣。”
1935年6月,胡汉民因不满于陈济棠的处处掣肘,落寞出走。半年后,陈济棠的态度前后判若两人,为将胡汉民这块政治招牌继续留在两广,不仅派代表远赴新加坡迎候,且数载未离省城的他,居然躬自赴港迎候。时论对此评论道:“胡汉民自去年六月九日离港出国,甫逾半年,昨复回抵香港。关于昨日欢迎之盛.较之去年出国时光景,真有寒燠易时之感。政界变化之大,令人兴叹。”但胡汉民抵粤,并宣明暂不入京后,其在西南地位又重蹈覆辙,依然有名无实。李宗仁驻粤代表张任民观察道: “此间自胡先生回后时局仍沉闷,胡暂不他往。伯南(陈济棠)态度如常,照此情势,无非拖延。”西南内部地方实力派与元老派之间的矛盾越来越激化。西南元老之一的邹鲁入京参加五全大会后,因倾向与中央合作,返粤后即为粤中人物诋毁其“为中央所软化,遇事掣肘,乃不得安于其位”。3月初,陈济棠借口中山大学学生爱国运动为“共匪”利用,武力接收了中大附中,撤换邹鲁,自兼校长,并将该校改名为“广东省立模范中学”。3月底,胡汉民、邹鲁图谋打倒陈济棠,派代表入京试探蒋之态度。与此同时,陈济棠也派其胞兄陈维周入京,与蒋交涉。事后,蒋揣摩粤陈之用意,“其欲在中央未邀胡入京以前驱胡,使中央亦不要胡乎?”
蒋获知胡、陈暗斗之内情后,一面“任其内讧,暂作旁观”,同时积极着手川滇黔湘之整顿与部署。
1936年4月间,山西“剿共”告一段落,蒋之对内重心转向西南,于4月13日开始巡视川滇黔湘四省,历时半个多月。贵州的绥靖权一直是云南与广西所觊觎的目标。蒋在自身力所不及之时,故意借黔局的辖制权来操纵双方。五全大会期间,蒋为拉拢桂系,曾向桂方代表表示:可提前发表任命李宗仁、白崇禧为湘黔桂边区“剿匪军”总副司令,至于绥靖主任名义,待“剿匪”军事进展后再行发表。会后,蒋对绥靖名义不肯轻让,1935年12月31日仅宣布任命李、白为湘桂黔边区“剿匪”总、副司令。后因迟迟不肯助饷,李、白终未就任。1936年4月22日,蒋亲抵云南巡视后,在答应补助龙云军费与协助其购械的条件下,改任龙云为滇黔“剿匪”总司令。但蒋还留有一手,即没有授予龙云绥靖名义。湖南地居要冲,是粤桂出兵北上的必经之路。湖南省主席何键一直与粤桂暗通声气。蒋借“剿共”之机,将湘何兵力分散,至1936年2月间,已基本控制湖南局势,开始考虑撤换何键,并预定由刘建绪主湘。但因虑及“如湘事发动,桂胡行动与结果”之不可预料,转而欲“使湘何策动两广”。蒋为了笼络何键,借4月28日亲莅长沙之机,任命其为长沙绥靖主任。
蒋在确信“川滇黔湘形势已有七分把握”前提下,对内转向“集中全力解决广东统一问题”,从容部署“对粤之运用”。蒋一方面利用两广之间的矛盾,分而治之,其对桂方针“以经济与建设为重”,派员南下协商对桂经济协定。另一方面则利用粤中文武内讧之时机,操纵敷衍双方。1936年4月间,蒋通过陈济棠之胞兄陈维周向粤方交涉:铁路总站;粤闽名义;调林云陔;军名统一;飞机护照。蒋对于陈济棠索要粤闽绥靖名义,私下认为其“无智可笑”,但表面上却虚与委蛇,于5月1日复电表示:“闽省国防既归伯南兄负责,则中央驻闽部队,自当由伯南兄指挥,将来粤闽名义发表时,由中央派一副手,协助闽事,并望粤中能派队接防闽西各属也。”蒋虽一口应允陈济棠粤闽绥靖名义,但口惠而实不至。
蒋在敷衍陈济棠的同时,拉拢粤中元老派,欲以“疏解”的方式,通过委任广东省主席林云陔中央职务,与胡汉民离粤,“使陈(济棠)知感”;“如疏解不通,径由明令发表省主席之调换。”进入5月以来,粤汉路通车在即,蒋开始反复研究“对胡手续”,并决心“召邹谋粤”。正当蒋周密思索对胡手续时,胡汉民突然于5月12日下午7时因脑溢血去世。蒋未因此改变政治解决粤事之初衷,在日记中写道:“胡死后之粤局仍以政治方法解决之,而对桂与对邹等之方针须确定”,“对桂集中于统一广东一点,其他概可迁就。”13日,蒋又记称:“先以政治解决粤,以收邹联桂为主旨。”此时,蒋对自身之实力非常自信,认为“现在对内政治,只要中央能稳健进行,自强不息,则建威消萌,各省反侧必可销声匿迹,归顺恐后也”。
当时蒋所面对的燃眉之急,是“倭在华北增兵,已取包围北平之势,丰台、廊坊、通州皆将驻兵,其必一面逼宋哲元,一面求中央与之订立防俄协定”;与此同时,西北之危机更甚于华北,“倭寇目的以绥远为重”,“绥远之紧急甚于冀察”。受制于“攘外”之急迫,蒋对粤桂已现之谋叛征兆采取“监视与待机方针”,备而不发。5月21日,蒋获知李宗仁、白崇禧前往广州与陈济棠会晤的消息后,认为:两广“对中央之方针,其必谋反抗,中央之计划不能不预为之备。”但次日,蒋又认为两广形势不致生变,因若真要发动,“则李白必不能同时到广州也”。5月27日,西南执行部发表宥电,反对日本增兵华北,以激起全国反日情绪,争取舆论同情。蒋阅后,慨叹“外患内忧之交迫矣”,同时对粤桂依然坚持“以胡在时之权利不去减削,以其所有之困难为之设法解除,为统一之方针”。28日,蒋在日记中写道:“对两广应沉机观变,以待其变也。”30日.蒋义记日:“对两广取监视与待机方针,注意政治解决。”
由上可见,蒋对两广之统一虽念兹在兹,信心坚定,但受制于“攘外”与“剿共”,其对两广问题力主政治解决,一方面从大处与长远着眼,注重以经济与建设为中心工作,欲待粤汉路通车后,顺势为之;同时注重经营川滇黔湘西南四省,阻遏粤桂向外拓展之空间。具体之策动方法,则是首先利用两广之间的矛盾,分而治之,对广西暂时放任,先集中全力解决广东问题;再利用厂东内部之胡、陈暗斗,通过召胡汉民、邹鲁人京,使粤陈“知感”,并以调林云陔、刘纪文人京为其受命条件,欲以政治方法和平加以解决。蒋之针对两粤之军事部署以防备为主,取监视与待机方针,待其先行发动,方收后发制人之效。
二、先专对粤
面对中央无声无息、稳健推进之统一步伐,粤桂早有“知感”,终于忍不住先“动”起来。6月1日,国民党西南执行部、西南政务委员会具呈南京国民党中央、国民政府,吁请中央领导全国实行抗日。4日,陈、李、白等通电响应,并请国民党西南执行部、西南政务委员会“改颁军号”,准其“北上抗日”。国民党西南执行部、西南政务委员会旋即举行联席会议,将陈和李、白所部改称“中华民国国民革命抗日救国军”,并令其克日北上。5日,两广军队以抗日为名向湖南永州、郴州进发,事变于焉开启。
两广事变发动的经过,粤方的陈济棠与桂系之李宗仁、白崇禧等当事人的回忆录或讳莫如深,语焉不详;或败者诿过,相互指责。桂系的李宗仁、程思远的回忆都将事变发动的责任诿过于陈济棠,称桂系是被“拖下水”,为陈济棠“抬轿子”而已。证诸蒋之日记,陈济棠虽力主发动,但“两广之结晶犹在桂方”。6月2日,蒋接获两广以西南执行部及政委会名义所发之通电后,研究其内情,并考虑处置方针如下:“一、粤陈派遣王若舟密往北方,运动叛变。二、一面派其兄维周与中央讲价。三、一面挟广西以威胁中央,诿罪于广西。四、其惟一目的,在求自保,因此不能不谋叛中央,以推倒中央为其自保之地,而置国家于不顾。五、非收复广东不能统一全国,亦不能巩固革命基础。六、不能不调重兵于粤边镇慑之。”6月4日,蒋在日记中分析认为:“粤陈逆谋虽已显著,但其宣传与决心皆甚犹豫,其事不成,犹想诿过于桂逆也”,“两广结晶犹在桂方,应加注意”。
据程思远的回忆录：
蒋介石得到胡汉民噩耗，立电陈济棠派其兄陈维周去南京商量善后。蒋对陈维周说，中央将乘此机会解决广西，以维持广东现状。陈济棠就此问题召集重要干部研究对策。他的心腹李扬敬、林翼中等说，此乃假虞灭虢之计，桂亡粤何能独存？！遂决定先发制人，主动掲橥反蒋。
李宗仁这几年来，长住广州百子路孖棚岗，五月八日刚刚回到南宁，接胡噩耗，即派白崇禧、黄旭初、潘宜之、刘斐等四人去粤吊丧，并商粤局问题。他们十四日飞抵广州，吊胡后即往访陈济棠，陈主张乘机反蒋，其态度之坚决使白崇禧大吃一惊。白以这事关系重大，必须从长计议，特派黄旭初于五月十八曰飞抵南宁向李宗仁汇报。
李宗仁于五月二十日飞抵广州。甫到，即聆悉蒋派王宠惠、孙科来粤吊丧并带有包括取消西南两个机构、发还广东军政财权在内的五个条件。陈济棠对此态度异常坚决，认为与其坐以待毙，不如主动出击？李，白以为外侮日亟，不宜对内用兵；但粤桂唇齿相依，又不能各行其是。双方斟酌再三，遂决定共同行动，以抗日名义，分军北上。
一九三六年六月一日，西南执行部和西南政务委贝会举行联席会议，决议令笫一、第四集团军北上抗日。当日，陈济棠、李宗仁发出通电，痛陈“‘九一八’之创痕未复，‘一二八’之腥血犹存，辽、吉、黑、热四省之同胞，陷于敌人铁蹄之下，已逾五载，今年平、津又继之矣。”表示“黄河以北，寸土不让敌人”，誓率所部“为国家雪频年屈辱之耻，为民族争一线之机”。六月二日，西南执行部又以“冬”电致南京中央，请准予陈、李所部“北上抗日，收复失地”。同时，第一、第四集团军分途向湖南出兵。
广西军队北上时，第四集团军总司令部发出布告称：“本军师行所至，立即与日本断绝一切关系，凡中、日缔结之一切屈辱协定，均予取消无效。”是时南宁《民国日报》每天均刊载下面的标语：“要求中央政府北上杭口，收复失地！”，“实行对日经济绝交！”，“全国抗日力量联合起来！”，“反对内战，一致对外！”。
蒋反复研讨对手情况的同时,也充分考虑到自身之弱点:“甲、倭患;乙、赤匪;丙、冀察心理;丁、民众心理;戊、将领心理;己、兵力集中移调,匪祸又起;庚、交通;辛、财政外汇影响。”有此八大弱点,故“宣传应特别注意”。蒋之宣传方式,一方面是令各大报纸登载中央对于两粤动员之辟谣,以安定人心。同时,“对粤、对桂应分别进行,对桂以柔为主”。6月7日、10日,蒋之文电宣传均“专对粤陈责备”,而不提李、白。
获知粤桂出兵湘鄂的消息后,蒋没有立即直接派兵南下,先后致电福建绥靖主任蒋鼎文、重庆行营主任顾祝同加强闽西与贵州之防备。并致电西北剿匪总司令张学良告以:“中央对此决本御侮与剿匪之方针,继续进行,静观其叛逆之变化如何,再定处置。但此时应有准备,第一师在陕部队应限于文日前集中潼洛,以应事变。”直至6月7日,粤桂出兵侵入湖南永州之后,蒋方决定出兵南下,一面电令何键“派兵制衡”,一面直接电令驻守浏阳之中央军第77师长罗霖“星夜亲往衡阳布防,以资镇慑”。
当时任湖南省主席兼长沙绥靖主任的何键正摇摆于中央与两广之间,一面令其女婿李觉于4日飞桂与李、白交涉,一面先后派易书竹、朱经农、刘廷芳晋京见。何键因事先与粤桂有约,不欲派兵占领衡阳,以免冲突。蒋没有料到何键之“奸诈险恶,一至于此”,于是任命罗霖以衡阳警备司令名义处置一切,令其速率轻装部队一、二营,限于9日到达衡阳,固守城防。同时,下令第43与第94两师,于8日起由武汉乘火车运衡。6月9日,蒋得知白崇禧校阅湘边桂军,并已下动员令后,判定粤桂反叛必不能免矣,于是决定战斗序列。为确保衡阳万无一失,蒋一面电令刚刚就任西北“剿匪”总司令的干将陈诚急驰长沙,亲自部署督战;同时,特发罗霖部官兵犒赏费洋10万元,命令该部不顾一切奋进,务必完成使命。10日早晨6时左右,中央军的先头部队,仅比桂军早三个钟头到达衡州。
关于何键与两广事变的关系,事变后五十周年之际,当年曾任何键的密使、前往南京晋谒蒋介石的刘廷芳先生,揭秘其当年如何说服蒋介石相信何键是坚决拥护中央之经过,认为,蒋因此才放心采取行动,果断下令出兵进占衡阳,从而成功化解一场内战的危机。刘所揭秘的内幕秘闻,因唐德刚和章开沅两位史学前辈妙笔生花之评介,刘本人成为改变历史进程的小人物,何键则成为两广事变得以和平解决的功臣。唐德刚先生更在文中断言:“刘廷芳这段故事,我想在蒋公日记里,国民党中央如今尚未开放的秘密档案里,将来一定是可以印证的。”笔者因后来者的幸运,得以根据蒋之日记,来帮助前辈学者印证当年这一段纷繁复杂之历史。遗憾的是,因当事人“只缘身在此山中”之局限,未能识得“庐山真面目”,无意中夸大了自己当时所起的作用。两位学界前辈亦因误信当事人之回忆而致判断失误。
何键当年派刘廷芳晋京谒蒋,完全是敷衍中央的举动。他当时希望在中央与两广之间保持均势,借以自重,料定中央不敢对两广作战,因为两广有抗日招牌。何键事先已获知两广将出兵入湘,因恐中央不谅解,故知情不报。当蒋令其派兵进占衡阳时,何键以先在株洲布防为借口,加以阻挡。蒋因此对何之“奸诈愚劣,误国不浅”,痛恨之至。于是,直接委任罗霖为衡阳警备司令,全权处理一切,并急令陈诚南下长沙督战,最终得以确保顺利占领衡阳。衡阳之危解除后,何键方转而归顺中央,局势暂时转危为安。蒋亦如释重负,在日记中慨叹道:“何键通逆要挟……误军国大事,幸派兵入衡迅速,辞修入湘……竞得转危为安,此实国家治乱惟一之关键也。”
粤桂会师衡阳的计划失败后,陈济棠很快流露出妥协之意,一面通过其驻京代表杨德昭,向蒋转告“已商请德邻制止军事行动”;一面于10日致电蒋谓:“此间苦衷,家兄言之已详,谅荷镜察。外间谣传均非事实。兹谨遵命于三日内派淑资兄面陈一切,晋京乞赐指示。”蒋本有意“先对桂和谈”,但见粤陈态度软化,转而考虑:“粤陈如先来接洽,则先对粤安置亦可。”经过反复考量“对粤桂先后重轻”,蒋决定:对两广处置以五届二中全会以后为宜。原因有四:“甲、对外作用,以内战不起,则外侮不甚。乙、广东不敢受倭挑动。丙、军队集中完毕。丁、对内布置完妥。”
6月20日,蒋获知韩复榘与宋哲元密会于黄河沿的消息后,担心其“必有异谋,思与西南响应,组织政府乎?”果不其然,21日,宋、韩联名发表“马电”,以中立之态度,呼吁双方“克日停止各方军事行动”。“马电”一出,西南立即呼应,大有卷土重来之势。22日,两广正式组织独立军事委员会,陈济棠出任委员长并兼总司令,李宗仁为副。23日,陈济棠正式就任抗日救国第一集团军总司令职。当时,西南已与宋、韩秘密商定:西南以补助军费500万元为条件,待西南兵力进至武汉时,宋、韩即出兵响应。
获知西南与宋、韩相互勾结之内情后,蒋分析时局认为:宋、韩之联名通电,视中央与西南为均等,是“其心目中已早无中央”,但其目前尚无武力抗命之意图,“以截留中央税收与自委官吏为惟一目的”,因此虽然其“通逆抗命之迹已显”,但“尚有制之道”;而“两广叛逆称兵入湘,其恶已显,若不及时消灭,则内忧外患永无穷期”。遂决定:“对南征讨,对北放松,先定基础,再谋统一,当本安内攘外之一贯政策以求实现。”
正当蒋开始着手部署“集中讨伐两广之兵力”,预备“讨伐令之手续”之际,蒋之对粤分化收买政策大获成功,局势急转直下。7月2日晚,蒋获知粤中空军黄志刚等驾机来归的消息后,立即致电福建绥靖主任蒋鼎文、南昌空军总队长毛邦初谓:“今日飞来赣漳之粤中空军各同志,准每机犒赏洋贰万元,并各升一级”,并谓“此令只可对粤飞来之人员密告,不宜向我空军全部官生宣布,以免影响于将来空军之军纪也”。
对于粤方空军的投奔中央，还有一种说法：
粤、桂两系为与蒋介石争雄，都在依靠日本壮大自己的军事实力。尤其桂系，早就与日本暗中来往。“九一八”之后日本积极援助中国所有反蒋势力，桂系为首选对象。其军火及军事技术均来自日本，土肥原、冈村宁次都拜访过李宗仁、白崇禧，李自己也承认：“九一八以后两三年内，日本军政商学各界要员访粤，并来我私邸访问的，多至百余人。”（《李宗仁回忆录》，第683页）1934年广西派遣两批空军飞行员到日本明野飞行学校学习空战技术；广西军事教育长刘士毅等赴日参观日军秋操，并订购山炮、步兵炮、轻重机枪、弹药、工兵器材以及战斗机九架；日军并派军官担任广西各军事学校的教官、助教及部队军事顾问。（参见《陈济棠史料专辑》第2辑，阚宗骅：“陈济棠统治广东时期与新桂系的关系”）日本军部这样做显然不是为了帮助中国抗日。
但所有反蒋势力都打出抗日救国的旗号。李宗仁的至交刘斐便告诫李、白：“你们只有抓住抗日的牌子不放手，死了才有板子埋。”（参见《文史资料选辑》第三辑，刘斐：“两广‘六一’事变”）而胡汉民1936年1月19日自欧洲抵香港后，拒绝蒋所派专员劝他就任国民党中常委主席的任命，支持陈济棠反蒋。而日本明知粤桂两系几乎每天都高喊抗日，还是要继续给两系以军事援助，并支持胡汉民联络中国所有反蒋军阀及其他反蒋势力，使中国分裂得越严重越好。不料胡汉民5月12日与妻兄陈融下围棋时突发脑溢血死亡，这个计划只能落空。
白崇禧随即赶到广州，陈告知去年底派其兄陈维周见蒋时，暗中给蒋相面，发现蒋气数已尽，绝对过不了1936年；术士们也算出蒋的气数竭尽，自己运气正阳；还有一个叫翁半玄的大师为之求得“机不可失”之上上签，已是倒蒋良机。白则对他分析蒋之兵力无暇南顾，且湖南何健愿与两广合兵攻武汉，可以采取太平军战略，拿下武汉即挥师东进，攻取南京。白介绍说：“湖南的何健一向与我们有联系，只要我们挂起抗日的招牌，挥军北指，湖南决无障碍。舆论界也一定会支持的。”“至于友邦（指日本）方面，我们可以再派人去联络，基于过去几年日本军方曾与我们有过联系，又曾向广西派过军事顾问和教官，并曾售卖过军火给我们，我们此次举事，相信他们一定会同情和帮助我们的。”陈济棠之胞兄陈维周与日本驻粤总领事接洽后禀报道：“我们的策略是‘明修栈道，暗渡陈仓’，已取得日本军方谅解，愿意支持我们的行动。”（参见《陈济棠史料专辑》第2辑，李洁之：“陈济棠统治广东的始末”）一个“友邦”之称，一个“已取得日本军方谅解”，可见他们“抗日”的真谛。
上述史实证明，两广事变高喊的“抗日救国”不过是个宣传手段而已。日本军方谅解并支持两广“抗日反蒋”，岂不荒唐透顶？无怪乎陈部将领听到这番介绍之后，多数人大吃一惊。但事实确实如此。尽管两广6月1日起事宣言吁请国民党中央实行全国抗战；尽管他们宣布此举为“北上抗日，收复一切失地”；尽管他们的布告称：“本军师行所至，立即与日本断绝一切关系，凡中日缔结之一切屈辱协定，均予取消无效”，日本军方似乎宽宏大量，从事变开始到六月下旬共派遣军官百余人到粤军充当顾问指导作战——在桂军中的日本军事顾问尚未计入。但中国军人是有真正爱国良心的，例如30名日本空军顾问被派到广州天河、白云机场指导粤军空军作战时，引起空军将士极大愤慨。最后，连同空军司令黄光锐在内，全部空军都背叛了陈济棠投奔中央（广东空军之归附中央，对陈尤为一大打击，此之谓“机不可失”）；其主力第一军军长余汉谋、第二军军长陈达都举事归附中央，第二军副军长李汉魂更早便辞职赴港；而陈济棠最嫡系的陈汉光师，也抗拒投奔桂系的命令，宁愿接受余汉谋改编。陈济棠自己也后悔道：“不应听信那些策士去聘任日本军官，来做什么顾问，使人怀疑。”（以上参见《陈济棠史料专辑》第二辑）
蒋对粤策反工作之另一重心是粤军第一军军长余汉谋。早在1931年粤桂称兵入湘时,余汉谋便派密使携密电向中央表示归顺,后因粤桂自动退兵,余之密谋未得实施,蒋当即退还其密件以示信义。此后,余因任赣南“剿匪”的任务,一直与中央保持联系。此时,余虽欲归顺,但态度尚犹疑。1936年7月3日,蒋于日记中记称:“余汉谋态度变异。”4日,又在“本周反省录”中写道:“余汉谋态度似变劣乎?”7日,获知余汉谋决定来京后,连夜三电江西省主席熊式辉,指示安排自己的座机前往迎接。8日,蒋接见余汉谋后,决将粤中军事全权交余负责,并面告其广东必须为服从命令、拥护统一之模范省。
余汉谋来京后,粤军第二军副军长李汉魂亦通电“挂印封金”,离粤赴港。蒋于是决心“先专对粤陈”,委任李宗仁、白崇禧、黄旭初以原职,而独调陈济棠来京。蒋先礼后兵,于10日致电陈济棠,劝其辞职,保全公私。13日,正式下令免除陈济棠本兼各职,调为国防会议委员。因粤陈有负隅之意,为使之和平放手,蒋认为粤陈之致命伤,在令其与“桂逆之分离”,“桂逆不屈,则陈逆不逃也”。7月15日,蒋通过桂系旧人张定瑶进一步向桂转达妥协条件:准许其所谓抗日名称暂不取消,以待国防会议之决定;并允许其协饷以济其穷,以“使其早日就范,俾得速了粤局”。17日,蒋一面电令余汉谋向广州急进,一面再电陈济棠,讽刺其所为是重蹈陈炯明与陈铭枢之覆辙,若不听从中央之命令,必将身败名裂。18日,陈济棠以粤军第二、三军各一师通电反对作战,见大势已去,通电下野。李宗仁因粤军下级官兵一致反对桂军东来,桂军被阻于黄沙西村一带,未能夺取广州,所谋均告失利,亦于18日乘西南民航班机回桂。
蒋虽对粤事之终获解决成竹在胸,“自思对于两广处置之方针与政治运用之步骤,幸无失算”,但粤事之速决多少有些出乎意料之外,慨叹日:“粤乱平定,内外之形势大变,转危为安之机,是冥冥中上帝主宰其间,非人力之所能为力也。”
陈济棠离粤后,时局安危之重心转向广西。广西当时约有十多万可以作战的兵力,虽然兵力与财源都较广东略逊一筹,但凶其内部有子弟兵的关系,凝聚力很强,而且经历过多次失败的考验,不像陈济棠的军队一样容易被分化瓦解。广西地处偏僻山区,交通不便,不利于中央兵力之调集,速战速决。同时,广西处在内线作战地位,容易凭借有利地形,将兵力重点部署于桂林、梧州方面,集中优势兵力,灵活运用,进行旷日持久之抵抗。不仅如此,广西自1931年提出建设“新广西”口号后,励精图治,吏治清明,社会之观感远较广东为佳。
正因为以上诸多原因,两广事变初起,蒋即断定“两广结晶犹在桂方”。粤桂联合出兵入湘受挫后,桂军不得不暂作战略上之退兵,撤回省境,转向增防黔南。6月20日,蒋致电四川行营主任顾祝同,告以“桂逆蓄谋既久,准备必固”,提醒其注意桂军之多短枪与便衣队。当天下午,蒋研究广西地图后,又连发两电给顾祝同,指示进剿黔南之部署。蒋一面电令顾“详查桂军在黔南各县之残暴强迫与烟毒逼赌之罪恶”,认为届时可由黔南各县民众名义发起,通电要求中央令桂军限期撤回桂省;一面电令万耀煌军集中洪江后,择定桂林西北之古宜与长安为目标。如能占领二者中之一地并固守之,则桂林、柳州皆必动摇。蒋令万师必须秘密推进,“凡通信非万不得已,亦不用无线电报,即使用无线电时,亦应多用代名词,总以飞机送信或接信为最妥”。
陈济棠下野后,入粤的桂军成为粤局善后之最大威胁。7月20日,蒋致电余汉谋,告以:“目前重心,不在伯南之余部,而在入粤之桂军”,“现在只要对广州派队挺进,兄早入省城,即可解决一切”。21日,蒋开始考虑“对桂决撤李、白,派黄(绍兹)主持”。23日,蒋又思虑:余汉谋已抵广州,粤局既定,桂亦不难定矣。国内统一、国防问题尤为紧要,但须秘密进行,勿可打草先惊蛇也。25日早起后,蒋便开始考虑撤换李、白之时期,认为“对李、白已可撤换,虽带二分危险无妨也”。当日下午,蒋断然下令:免除李、白广西绥靖正、副主任之职,改任李宗仁为军事委员会常务委员,白崇禧为浙江省政府委员;调黄绍兹任广西绥靖主任,李品仙为副主任。为防夜长梦多,蒋将此令即交中央通讯社星夜发表。
对于蒋这一突然撤换李、白的决定,李宗仁在回忆录中称:蒋是因为听信时任湖北省主席、政学系巨擘杨永泰的建议,认为“彻底解决广西李、白,此正千载一时的机会”,蒋深然其说,遂顿食前言。李之高级参谋刘斐则回忆认为:蒋是因为听信另一政学系干将、时任江西省主席的熊式辉之建议,认为,蒋应乘广东问题解决的有利形势,用调虎离山之计,压迫李、白离开广西,去此心腹之患。后来学界之著述多受此二说之影响,认为:李宗仁、刘斐,一为两广事变的当事人,一为蒋、桂之间的调节人,两说当可并存。
证诸蒋之日记,其突然撤换李、白之命,并非听信杨永泰、熊式辉等政学系谋臣之建议,而是出自其本人的精心算计,自认“此着之妙用是世人不知其所以”。在更调命令发表之前,李、白已正式回复称:“兹拟定于八月东日(1日)在南宁就职,恳中央届时派员来桂监视”。蒋之所以甘冒自食其言、自毁信誉之指责,断然行之,其在日记中自暴“此着之妙用”道:“有人以为待李、白就职再调,则于势理较顺,其实待其就职后再调,则于事实为不可能也”,“对桂调李、白新命,虽冒数分危险,但此命不下,则李、白阳示和平,而中央军亦无机入粤,是则不仅桂逆不平,而粤事亦不能了也”。可见,蒋之突然改令撤换李、白,是欲有意激怒对手,借口李、白之抗命不服,顺理成章派兵入粤,一方面可以稳定广东之局势,同时更可借机威慑广西。
当事人李宗仁、刘斐所回忆之具体历史事实,虽有道听途说之嫌,但透过其回忆所反映的当时政治生态中不同派系之间的矛盾纠葛却是真实的。1935年底,蒋自诩为“引用党外人才”的行政院改组,招致党内诸多派系的不满。时任中央党部秘书的王子壮观察道:“自一中全会后,号称容纳各派的行政院各部相继成立,主持其事者显然为政学系之一般人。犹忆一中全会时,张溥泉先生慨华北之紧张,欲谒蒋有所陈述而竟不得见,于是于会中(十二月五日第三次会)痛切陈词,除责各派之纷歧外,并直陈:人谓欲知中国政局之真像,非至中国银行楼上探听不可,是真奇谈等语。所谓中国银行楼上者,即杨永泰、张群、吴铁城等之所在,政治上为蒋先生运筹帷幄之所也。行政院既如此告成,党内诸派均为不满,二位陈先生之消极为一明证,其他诸元老多同此感想,迎胡声浪之所以贯彻云霄,足以见各方面之不满现状者,欲持胡以改造现局之趋势。”两广事变后,坊间所流传关于蒋因听信政学系杨、熊之建议而对李、白幡然变计的说法,显然与当时国民党内诸派对政学系之普遍不满有关。
值得注意的是,李、刘之说法亦并非完全空穴来风,而是反映了两广事变爆发后,国民党内军政高层主战与主和两派意见之分歧。两广事变爆发后,以陈诚为首之军事将领力主用兵,以为三个月可以平定。时任国民党第五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中央政治委员会委员的邵元冲观察两广事变后之时局,于6月12日在日记中写道:“中央亦颇多主战派,并作乐观论者,谓率性乘此统一西南;自司计政者,亦鉴于财源之日涸,谓粤东赋税,岁人可溢万万元,故亦望乘机取之。众意如此,故当轴之意乃决,此亦天数也。”19日,又记日:“西南事,犹未可乐观,固由桂军悍气难训,亦中枢诸将不乏好大喜功者,欲乘机建立非常,仍(乃)图锐进耳。”
蒋之重要谋臣之一、时任山西省主席的徐永昌力主“必勘定广东,若广西则可以和平解决”。7月12日,蒋征询徐永昌对时局意见,徐告以:“广东、四川两省收入可抵全国二分之一。今欲以二分之一国家抗日,而彼二分之一尚自乘于后,国家危殆情形可想。今日天假以便,时广东必得最后成功乃已。惟日人及大小野心者环而伺我,我必周密运用,能用兵不战而平粤方属上计。”徐之所以力主和平解决广西,是因为广西之“政治及分子均优于广东,且广东已平,广西亦无能为力,只要有一桂将领之有信用者,出为居问,渐渐可为国家用也”。7月23日,蒋又召徐永昌讨论西南事,徐主张“乘粤内部未合,即令调出不愿受余(余汉谋)节制或相信中央者若干师,以免久而又蹈尾大故辙”;蒋则“殊虑李、白之据扰及北方不安全”。徐谓:“只要我勤政不息,终有机会安定之,且今日言抗日本极危险,曷若假日以词色,竭力准备,一二年内国家之光明必胜于今日。”蒋似为徐之建议所动,“亦以为对桂不能用兵”。
8月24日,正当对桂和战未决之际,蒋召熊式辉问询对桂事意见,熊即直言:
粤桂诸将领皆犯有一种勇于私斗、怯于公战之病。当此前门有日俄之虎,后门有朱毛之狼,依然忍心害理,反覆无常,作出为亲者痛、仇者快之恶剧。不是中央处理之宽大,恐早溃裂不堪收拾,朱毛在赣之漏网,虽不能全归咎于粤桂之隔岸观火,何尝不有幸灾乐祸之嫌。今其势穷力竭,尚图负隅自固,似不宜太为将就。人思蔓草留根,我必除恶务尽,姑息养痈,必贻后患,即为爱惜一部分国力,必对方确能成为一部分国力,而不是又变为将来对外之牵制,方可以谈和平了结,否则在押虎咒,宜为慎处,传日“一日纵敌,数世后患”。当日朱毛之困处瑞金,我未能给予歼灭,致任流窜,遗悔难追,今粤桂内情,非所深悉,愿公长虑而熟思之。可见,熊式辉的确主张对桂不宜太为迁就,除恶必尽,力主彻底加以解决。因此,刘斐认为蒋之更改李、白的任命是出自熊式辉之建议,亦事出有因,只是熊之建议在事后,而非调令发表之前。
四、“和平”解决
撤换调令发表后,李、白索性一不做二不休,摆出一副誓不两立、抗争到底的姿态,大张旗鼓地邀请各抗日反蒋的团体与著名人士南下,以壮声势。知名反蒋人士李济深、蔡廷锴、刘庐隐、翁照垣、胡鄂公等云集南宁;救国会代表杨东莼、华南救国会代表何思敬、第三党代表章伯钧先后南下;民族革命同盟、中华职业教育社、乡村建设派、民社党、青年党筹组织也有代表驻南宁。各方反蒋势力积极酝酿成j自治军政府,欲与蒋之南京政府分庭抗礼。
桂方一面拉拢反蒋势力,作为与蒋对抗的资本,同时对蒋之宣传留有余地,暗中试探转圜的办法。李、白之宣传攻势不直接针对蒋本人,而是转致南京的其他“中央同志”,攻击蒋以政府名义擅自更调委任,系“另有作用”,“违反二中全会决议”,是“违法失信”;他们于7月31日直接致蒋本人之“世电”则语气委婉,留有余地,称:“至更调新职,中央苦心措置,职等无不尽谅。唯于抗战救亡大计,仍恳根据钧座……为更明确更具体指示,俾便遵循。此间善后事宜,俟与季宽兄面商决定。”蒋分析李、白之态度之所以忽转和缓,欲由黄绍兹出面调解,“是知中央军已到广州与教导团已到黄埔之故也”。
此时,蒋已进一步调整滇、黔之军政部署,令龙云、薛岳为滇黔正、副绥靖主任,顾祝同为贵州省政府主席。中央军由广韶铁路转至西江布防后,蒋自认“统一政策之基础告成”。蒋解决广西之决心甚坚,虽然担心“桂逆与冀鲁相应”,但坚定认为:“如冀鲁叛变,则先专力解决广西”,“广西可以无中央,而中央不能无广西”。对于李、白之世电,蒋“颇费思索”,一面决定“派员赴桂劝解”,同时致电除诚告以:“世日李白忽复中之俭电,未知其内容究有变更否。总之无论其事实如何,我军应积极设防,务于此五日内为战略之展开完毕。中意第18军两师先调至英德、清远为预备队,以便随时增加,而将连县之夏师主力移驻阳山,另调能守之部队,约一师进驻广宁,则布置较稳矣。”
时任桂军高级参谋刘斐之回忆一语道破了当时局势之微妙,谓:蒋、桂双方调兵遣将,剑拔弩张,锣鼓打得很紧,同时电信往还,互相责难;但双方都有所顾忌,所以也互留余地,暗中寻找转圜的办法,遂形成当时一种外张内驰的局势。7月底,陈诚商同余汉谋,派粤军总参议邓世增飞桂,寻求和平解决之可能。8月3日,蒋于临睡时接获邓世增赴桂交涉之报告后,当即电复陈诚告以:
对桂谋政治之解决,本为原定之方针,一遇机缘即当进行,但未知此议起自桂方,抑由弟等自动提议,若桂方果有此意,自可与之讨论,否则不必由我急提,此时应先求部署完妥、稳固为要。至于德邻名义,不可有地域字样,不如以行营主任名义为妥,或以行营名义指挥湘桂两省各绥靖主任,但粤省不能加入在内,否则伯南既去,而仍欲令粤中将领戴一德邻为其上官,令人难堪,既于情理不合,而于全局统一上言,广东仍受广西统制,则于统一前途反多暗礁,且德邻名义必须待健生来浙或离桂方能发表,否则朝令暮改,徒失政府威信而已,望照此意进行,请与幄奇(余汉谋)、慕尹(钱大钧)慎重切商之。8月7日,陈诚电告蒋称:李、白将派其总部高级参谋刘斐随同香翰屏、邓世增抵粤商谈和平。8日,蒋拟派居正、程潜、朱培德入桂调解,同时电南京中央党部秘书长叶楚伧,告以:“中央社与各处党部切勿[可]再有日人助桂之宣传,请速办勿延。”11日下午1点40分,蒋飞抵广州,5时往吊黄花冈与朱执信、邓铿、胡汉民等之墓。这是蒋自1926年出师北伐后第一次回到广州,他在日记中写道:“十年旧地,今日重临,感慨无限,不觉悲喜交集。”当晚,与陈诚、钱大钧、余汉谋等商谈解决桂局问题,决定“政治解决”,“军事解决,惟万不得已采用之,但为防范起见,不得不充实监视力量”。
8月12日上午,蒋与各将领商定对桂最后答复,力主彻底解决,具体条件为:(一)李宗仁、白崇禧立即放弃抗逆动作,接受中央新任命,则中央予以相当名义出洋考察;(二)广西部队准照甲种编制改编,师长人选由双方共同物色切当人员充任;(三)广西政务由新任广西省绥靖主任黄绍骇负责;(四)广西党务财政由中央派员负责,军费及建设费,中央自当予以相当补助云。下午,蒋接见桂方代表刘斐后,着手对桂谋求政治解决,将李、白所提之“和平条件”修改为:(一)桂省有相当自治权,中央军可不入驻桂省;(二)李宗仁仍任南宁绥靖主任,李品仙副之,白崇禧下野,李济深离桂,黄旭初任桂府主席;(三)桂军改编更另军号及番号,军政、军令悉统一于中央,然仍由李宗仁主持之;(四)党政财加以整理,由中央按月拨款助桂建设;(五)桂省新任党政军人员联电明确表示拥护中央,完成统一云。当天,蒋在日记中写道:“对桂条件:甲、白离桂;乙、李留桂代绥靖,黄留浙代主。丙、桂军半数以上离桂他调。”
由上可知,在桂方答应白崇禧离职的前提下,蒋同意和平解决,由李宗仁留任广西绥靖主任,并由中央按月拨款助桂。双方最大之分歧在于桂军之处置,桂方欲名义上服从中央,实际仍由李宗仁主持,蒋则欲将桂军半数以上调离桂省。军队是地方实力派安身立命之所在,决不肯轻易退让。果然,18日晚,蒋接刘斐之复电,李、白以撤退中央军相要挟,称“非要求撤兵不能再谈”。蒋在日记中慨叹“至此和平绝望”,“不胜抑郁之至”。
李、白之态度之所以忽转僵顽,蒋分析其谋算所恃者约有三端:“一、日寇近日压迫绥远,华北情况顿形紧张,以为有机可乘,欲挣扎以待局势之变。二、粤局新定,以粤军厌战必不相犯。三、滇军昔挫于桂,不敢劳师远出,重冒危险。”蒋认为和平希望虽尚未绝,但讨伐之准备亦在积极部署之中。蒋之对桂战略,欲诱敌主动出击,“黔呈巨先动,吸引逆军于北路,抑使其全部东出,以为一网打尽之计乎?”桂方之军事部署,原来以对湘黔为主,置重点于桂林和柳州,以夏威部驻桂,廖磊部驻柳。因中央军置重兵于粤之西江地区,桂军之战略部署相应调整,转向增防梧州与玉林一带之粤桂边境,调廖磊部驻守梧州所属之岑溪一线,夏威部防守玉林所属之博白、陆川之线。蒋侦知桂军动向后,一方面为了转移其注意力于滇黔,命令朱培德电告龙云出面“严张声势加以警告”,同时电令第九师直开广州三水登陆,增强对梧州方面的部署。
李、白为逼迫中央撤兵,和解条件随之变本加厉。8月22日,随同刘斐前往广西交涉和平条件之粤军总参议邓世增返粤,所携李、白之条件更为苛刻,要求:(一)维持二中全会任命李、白为广西绥靖正副主任;(二)桂省军队非对外不能移动;(三)恢复李济深、陈铭枢自由.取消通缉令;(四)迅速对日本作战; (五)恢复十九路军云。与此同时,李、白发表“马”、“漾”二电,高调主张:“中央果有诚意团结全国救亡统一途径,莫如实行下列三事:1、明令全国部队立即北上抗日。2、如认定对日抗战尚需相当时间准备,则先撤退南下之师,北上布防,免敌人再乘虚深入。3、克日解放民众救国运动与救亡言论,以增强御侮力量,否则陷国家民族于万劫不复,责任谁归,天下人自有公论也。”事已至此,蒋不禁在日记中悲观地认为:“李、白顽逆,和平似已绝望。”和平之前景忽明忽暗,变幻莫测,蒋之对桂方针摇摆于和与战之间,犹豫不定。8月22日,蒋在日记中分析认为:“桂所要求者,一保体面,二保实力,三保地位,如能使白离而保其体面,暂不提减军条件,且声言撤兵,以驰其势而堕其气,总欲驰张得宜,进退自如,强弱兼用,以达到和平解决之目的也。”23日,蒋又考虑认为:“中央军对桂目的:甲、藉此派兵入粤;乙、使白离桂。故对桂之处置以不违背此二大目的为要”,“对桂如不能彻底解决,则中央统一对外与整理各省计划不能贯彻”,因此,“对桂决先以无条件撤兵”,“对桂和平解决为根本之方针”。24日,蒋又转而考虑“对桂用兵时,仍应随时进行和平解决”,“占领梧州后即发和平宣言”,“交季宽用政治途径解决,可乎?”28日,蒋一面考虑“对桂政治解决方案”,一面又担心桂方借机负隅顽抗,拖延时日,后患无穷,于是决定“使桂逆必取攻势方案”:“甲、用飞机破其交通与封锁;乙、用飞机散发传单,令其不能忍耐;丙、令湘与之勾结,使其援湘而击之;丁、整顿湘粤,使之干涉而击之;戊、开国防会议,用政治解决;己、置之不理,沉机观变。”
见中央迟迟不允撤兵,李、白以破釜沉舟之姿态,一面派遣由原十九路军改编之翁照垣师出击广东南部之钦廉,一面紧抓抗日救国之旗帜不放,于8月28日致电余汉谋,坚决要求中央履行和平方案之第一项“解放抗日救国舆论及民主运动”与第二项“调南下中央军队北上准备抗日”,并谓:“在一二两项尚未实现,和平尚无保障之前,敝军为救国救民为自救计,不得已始派一部开赴南部。此举完全为预防南路经济封锁,救济盐荒而已。对于贵省之政治财政诸端,绝无丝毫之侵犯,务求保全贵省政治之完整,业经严饬翁师长照垣约束所部,切实遵行。”
战事一触即发之际,蒋反复权衡内外之形势,绥远事件未了,成都事件又起,同时又。陇虑“赤匪会集陇南,势焰复张”,于是决心和平解决广西问题。8月29日,蒋在日记中写道:“对桂决定和平解决,如其仍顽强不服,亦惟置之,听其自然,一本原定方针,先防倭寇与消灭赤匪为主旨。以桂省地瘠而僻,无论政治经济皆无用兵之价值。此后只要广东掌握确实,则广西当不战而屈,惟稍延时日耳。”8月30日,蒋手书致李、白函,告以推派居正、程潜、朱培德到邕,与之恳谈和平解决桂局之办法,谓:“党国存亡,革命成败,全在此举”,“凡中央之措施方针及中之志意,且可为兄等尽言其详。而兄等有何意见及困难,亦可对三公面罄。务望开诚切洽,使公私均得其宜,以达到吾人共同一致,团结御侮之目的,尤盼能与兄等,早日把晤,共图救国大计,是为切祷”。31日,黄绍兹致电劝慰李、白称:“此次纠纷,已将数月,弟以为,兄等既不能脱离国家而别树革命旗帜,则事情总要有解决之一日。尤其广西目前政治,经济,年来皆入在战时状态,决难长久下去,今后或自动而求战,或自动而求和,皆所不利。何如适可而止。在兄等立场,面子、实力皆风头十足,亦可谓不战而胜。故弟劝兄等,得好休时便罢休,不必再过于争持也。”
蒋一面派员赴桂协商和平,但又担心李、白“冥顽不化”,不肯轻易就范,于是积极准备对桂轰炸之各种计划。9月1日,蒋致电南京航委会主任周至柔,令调意大利重轰炸机飞粤,为对桂轰炸之用;又告以在粤新到法国重型轰炸机亦应赶装使用,最重炸弹应悉解粤使用。蒋详细考虑轰炸桂林之结果,认为:“解决广西,决用空军周旋,而不用陆军进攻,使其恼羞成怒,出攻粤湘,则为我攻敌出击之计,是乃求之不得者也;若其固延拒时,则我陆军伸缩进退皆可自由,无碍大局,是乃惟一之方略乎?”并还拟定“炸桂之手续”:“甲、令其限期撤退南路逆军;乙、令其迅速接受新命。”
因天气原因,居、程、朱于9月2日方飞抵南宁。李、白因财政不易持久,各方的响应难靠,在蒋答应撤兵、发表新命,保全其面子与地位之前提下,同意就此罢手言和,白崇禧以军事委员会常务委员名义出洋考察,广西军队保留三军,每军两师,每师四团,其余编遣,其编遣费由中央负担,以后之经费,请中央补助。9月4日中午,蒋还在考虑对桂提条件:甲、第四集团军名义应撤退;乙、军令政令应统一;丙、军费负担以半数为限,并听调用;丁、双十节开国防会议;戊、军费以就编派后补助。当天下午,居正、程潜、朱培德等回粤报命后,蒋即决定对桂妥协,同意撤兵与发表新命,以换取“李白表示绝对服从”。9月5日,蒋下令撤退西江驻军,先示和平诚意。9月6日,国民政府明令改派李宗仁为广西省绥靖主任,白崇禧为军事委员会常务委员,黄旭初为广西省主席,黄绍兹仍任浙江省主席。9月10日,李宗仁、黄旭初复电表示,将于9月16日在南宁遵就新职,恭请中央届时派员莅临。至此,一场内战之危机,终告平息。
五、余 论
无条件撤兵与收回成命,蒋之对桂可谓用心良苦。蒋对桂方代表刘斐直言:“他们(李宗仁和白崇禧——引者注)有什么要求都可以,叫我吃亏我能吃的,我的地位可以吃亏,就是对国民失点信用也没什么。他们吃不起亏,为了他们政治生命,不能叫他们吃亏。”蒋虽吃得起无形之面子亏,但对经济上有形之亏,要为桂方之造反买单,补助其财政与复员经费,其内心实在很不情愿,“为桂事踌躇抑郁”。他有感于春秋时期郑国政治家子产之所言:“小人争于勇,啬于祸,以足其性而求名于世者,非国家之利也,奈何从之”,特抄录于雪耻栏内以自励;并以其先慈所教之“宰相肚里可撑船”之忍训自勉,告诫自己对“桂逆与叛逆须忍耐到底”。蒋最终答应再加桂补助费100万元,共为300万元法币,但须李、白取消第四集团军之名义,此款才可早发。9月12日,蒋电告周至柔:“对桂作战计划,可以取消,此后应集中于对倭一点为要。”
白崇禧之离桂,本为蒋对桂和解之根本目标。蒋履行完撤兵与发表新命之承诺后,即于9月7日致电白崇禧,以“党国多难,时叹才难”为由,劝白哲勿出洋。蒋表示将在粤稍待,等白处理完桂省军政交接后,一起相携入京。10日,白崇禧复电称.等候陈诚、黄绍兹莅临南宁后,即协同赴粤晋谒请训。13日,黄绍兹与程潜专程来邕,商约邀白晤蒋。但此时桂系内部依然怀疑蒋之诚意,有人警告白称:“时无齐桓,内无鲍子,难乎其为管仲,东行宜细酌。”最终,白崇禧决暂缓赴粤,李宗仁、黄旭初于17日先赴粤谒蒋。18日,蒋主动前往拜访李宗仁,“以免引起其归降之感”。但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蒋、李对立七年后重新握手言和之际,内心之芥蒂依然存在,蒋于日记中自叹:“自惭不易以精诚感人也。”
蒋之左右幕僚担心广西未能彻底解决,将来必贻后患,而白之在桂势力未除尤为可虑。对于桂白之“疑虑不敢来见”,蒋为令对手心服,一度考虑“可先赴桂往见也”,但并未过分纠结于白之行止。因为在蒋看来,“只要广东稳固,则广西不足为患,而且粤黔禁烟实施,彼之财政收入大减半数,若再由中央补助其经费,则其依赖中央之心将不可一日脱离,虽有十白(崇禧),非绝对听命中央,则无能为力矣,从此知广西之不足虑也”。白崇禧一直留在省内,直至抗战爆发后,才人京任职。但一旦利益格局发生变化,桂系李、白反蒋之心又起,1949年1月,蒋于风雨飘摇之际因桂系之逼宫第三次下野后,于日记中慨叹道:“此乃必然之事。而余愚拙,未先计及耳。……人情世态本来如此,而余忽略自大,不先及防耳。桂系叛变已经有四五次之多,岂啻今日始乎?”
蒋之解决两广六一事变大体上是有一整套方针与步骤的,用他自己的话说:“自思对于两广处置之方针与政治运用之步骤,幸无失算”,蒋之这一自我评估大体公允。蒋处置两广之方针与步骤虽无明显之失算,是两广问题得以和平解决之关键,但其所运用之手段没有超出中国传统政治术之羁縻反侧的范畴,对粤施以离间分化与策反收买,对桂则在优势武力之威慑下,以人事、地盘与金钱三者加以笼络与利诱,恩威并施。李、白之就范,是在蒋保全其体面、实力与地位前提下,形式上宣告服从中央之统一,并以白崇禧之离桂照顾蒋之情面。也就是说,双方的和解是在利益交换基础上达成的形式之统一,并未如论者所谓,从此奠定了中央与两广互信合作之基础。
不过,蒋在两广事变和平解决后自认为:“两广收服,统一告成,如此大业,若无大患阻碍,实为历史鲜有。”中国历史上鲜有之统一大业经由自己亲手缔造,蒋内心之得意与成就感跃然纸上。他在日记中感慨地写道:“六月一日以来,两粤谋叛称兵,全国动摇,华北冀察以及川湘几乎皆已响应,其态度与两粤完全一致,党国形势岌岌危殆。时经三月幸得上帝佑我中国,乃至本月广西李、白拜命就范,一场恶潮至已平熄,两广乃得统一,革命基础于此已定。十三年来之恶战苦斗,从此内忧果能告一段落,是诚上天不负苦心之人也。”
两广事变的和平解决,蒋不仅个人声望大增,整个国家的形象也为之改观。英国《泰晤士报》评论称:“两广事件业已解决,此不独令人对该国领袖表示钦佩,即对其整个民族亦发生良好印象。该国中央政府此次若不采取和缓手腕解决时局,而出以任何切实行动,则日本必加以曲解,久而引起危机。今兹得此结果,不独中央政府之权力得以增强,即该国各级人民在政治上所抱之健全观念,亦可藉此得一明证矣。要之,中央政府应付两广问题,不愿诉诸武力,此乃促成全国团结之一种步骤,而举国上下临事镇静,尤足称道云。”
两广事变后,蒋介石声望如日中天,缘何旋即沦为西北“叛将”张学良、杨虎城之阶下囚?唐德刚推断其中的因果奥秘道:“两广事变之和平解决——尤其是兵不血刃,便使当时叛逆性最强、实力最大而位居国内半独立的诸省之首的粤桂湘三省俯首听命,这使得蒋委员长当时声望之提高,也真是如日中天了”,“这客观情势,显然也使他对‘安内而后攘外’政策的正确性,益发坚信不疑,务必于最短期问,促其实现。两广事变如不胜利和平解决,蒋是不能到西安去的”。
蒋之对桂决主和平解决,除去“对桂之政治、经济皆无用兵之必要”一点外,更主要是顾及自身之弱点,“对内作战本身各省之弱点颇多,一经发动则不易收拾”。蒋之担忧很快应验,“广西之白尚未心服,而西安之张今又欲变,真所谓一波未平一波又起者也”。9月20日,蒋得知张学良托冯庸转告陈诚谓:“决意统率所部抗日图存,与其剿匪损失,不如抗日覆没,况余自赞助统一后,无一事不服从领袖,深(仇)不能报,奇耻不能雪,年复一年,隐痛日深,今之出此,非得已也等语。”对张学良不稳之征兆,蒋“始闻之甚为不安,继思之环境与习惯,皆不可能也”。此时,蒋因刚刚平息两广之反侧,内心非常自信,认为:“建威销萌,东北军之隐患,所谓联共抗日、自由行动之企图,乃因桂事和平解决而消乎?”并更加坚信自己对桂力主和平解决之英明决断,“如果对桂用兵,则不测之变不知伊于胡底,天翼(熊式辉——引者注)等主张彻底讨桂者,实不知己之弱点也”。
果然不出所料,“汉卿态度当在意中”。9月22日,张学良回电澄清冯庸传言之有误,称:“只以良不善辞令,钧座所知。出言既以率直,而经转他人,又或不无轻重失真之处。”张向蒋陈述自己的本意为:“欲救亡必须抗日,欲抗日必须全国力量之集中。良此时在钧座指挥下,尽剿匪之职责,尤愿早日在钧座领导下,为抗日之牺牲。惟冀钧座于国防会议内确定整个计划,实行抗日,良决负弩前驱,惟命是从。”24日,蒋复电张学良告以:“不可与言而与之言者,以后请勿与之言。中一闻而知冯之言为夸妄。……好在中直问,而兄亦明答,彼此始终以肝膻相照,事事开诚直道.则谗间之言,误会之事,皆无从生矣。”蒋刚刚令多年的死敌李宗仁与白崇禧就范,此时,对曾与自己有过换帖之交的张学良,显然有些大意轻忽,过于自信地认为:“汉卿有联俄、联共脱离中央之趋势,而不敢实现,此乃以诚制诈之效乎,实对内最大之隐患而竞得破除。”正因过分自信,1936年12月,踌躇满志的蒋介石才有亲率部分文武官员的戏剧性的西安之行。
本文是依据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员罗敏之论文《蒋介石与两广事变》略加改动而成。在此谨致谢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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