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宋代县丞职能的探究——以经济职能为例

文：花式聊史

关于县丞的职能，《通典》中有比较明确的记载：“汉诸县皆有，兼主刑狱、囚徒。后汉令、长、国相各置丞一人，署文书，典知仓狱，署诸曹掾史……隋及大唐县丞各一人，通判县事”，这是关于中国古代县丞职能的比较明确完整的记载，在《文献通考》等文献中，也都有相类似的记载。从《通典》的记载可以看出，历史上县丞一职从一开始具有司法方面的职能，到东汉以后，除了司法职能，还需要兼管文书方面的工作，还要负责监督诸曹掾官吏。自此之后，县丞的职能大致就是这些职责范围。从县丞设立一直到隋唐时唐高宗时，县丞才被列入品官之列，有了品级，需要通过吏部选授，选任程序逐渐制度化，“为县令之贰”，通判县事。

一、县丞在宋代的职能

宋初不设，后因赤县簿、尉多差出，县中无人可用才设置了县丞。在初设县丞时，对于县丞来说，县丞的职能不算很明确，只是为了解决县中其他官员被差出时被搁置的各项事务，帮助知县（县令）共同处理县中的各项日常事务，那么宋代县丞的具体职能究竟有哪些呢？是否与知县（县令）所掌管的职能完全相同？为了进一步的明确县丞在一县之中的具体职能和其所处的位置，就有必要对此进行详细的分析研究。

从宋代县丞的废设中可以看出，宋代县丞的废设是随着变法的实行与否而变化的，则县丞的职能也一定与变法的相关政策实施是紧密相关的。在宋代的相关政令中，并没有正式地做出对县丞具体职能的规定。但从行变法之事时，设置县丞的一些政令中也可以看出县丞的一些职能：如在高太后掌握政权时，废除新法政策，并规定因给纳常平等事所设置的县丞等官职可以一律省罢，从这段记载的侧面来看，也可以得知，县丞所负责的事务一定与给纳常平事务有关。

二、县丞所起到的经济职能

1.农田水利

县丞的农田水利之责，在宋徽宗采纳蔡京的建议，重设县丞时，有很清楚的记载：“农田如荒田可耕凿，瘠卤可变膏腴，陆可为水，水可为陆之类；水利如陂塘可修，灌溉可复，积潦可泄，圩堤可兴之类……山荒可种植之类，县并置丞一员，以掌其事”，其中明确规定了县丞开垦农田、劝课农桑、兴修水利方面的职责，并以此为标准对县丞进行赏罚。

首先关于县丞的农桑方面的职能。劝课农桑是县级官员的基本职能，有臣僚曾提出判断县丞等官员是否尽职的四证之法：“按田莱荒治之迹，较户产登降之籍，验米谷贵贱之价，考租赋盈亏之数”，其中就提到了“田莱荒治”，也就是看田地是否荒芜，以此作为核实县丞是否尽职尽责的判断标准之一。同时还制定诏令，颁布天下，要求“县以农时，分轮令、丞行……县有荒而不治者，罚及令、丞”，在每年岁终，监司核实县丞是否尽职的标准就有田地是否荒芜不治这一项。

对于已经荒弃的农田，要求县丞仔细检照置籍，鼓励民户耕种。除了负责农田之外，还规定各知县、令丞任内要劝谕乡民于道路或驿路种植林木，开荒种植，并据此明确了任内所栽种林木数量不同，所对应的不同奖励，以此达到鼓励县丞在任内能够尽心尽力的劝课农桑的目的。正如提到的，宋代官员升迁需要遵循循资原则，因而，对县丞劝课农桑的奖励也都是直接升迁或减少磨勘年限，这是最直接的奖励办法，具体的磨勘年限，根据所完成职任内工作多少的不同而有所不同。

县丞还要负责兴修水利。水利与农田有着很大的联系，都是农业发展的重要环节。县丞负责兴修水利的职责，体现在很多统治者所发布的诏令中，如乾道九年十一月，宋孝宗就下诏规定“诸路州县将所隶公私陂塘川泽之数开具……专一督责县丞……于农隙日浚治疏导。务要广行潴蓄水利。”宋理宗时，黄干在《代抚州陈守上书 论水利役法赋税》中写道：“江西之田瘠而多涸……大抵皆陂塘不修之故”，于是请求“申严旧法，在州委通判，在县委县丞”，负责所辖县的陂塘兴修，从这些记载中可以看出县丞修复公私陂塘的职责。

在实际的县丞工作中，还会根据县丞水利兴修工作的完成与否对其进行升降赏罚，嘉定八年七月二日，就有臣僚奏请各路监司“提督令丞，躬亲相视，开广陂塘，疏导沟渎，掘井泉，通地脉……若令与丞有能兴修水利，浃济若干顷亩，不拘多寡，守以其实申之监司，监司保奏，即行推赏。”对能兴修水利的县丞，有一定的奖赏，如漳州龙溪县丞范熏在任期间，因“劝率田户开垦东湖，修饰斗门及陂塘、浦港六十一所，灌田甚多”，而得到循两资的奖励；定海县丞赵师程在任期间，带领民户挖掘被堵塞的定海县崇邱乡的南北二港，疏通了水利，灌溉了农田；徽州休宁县丞谭次山，因修筑陂塘循一资。从这些事例中可以看出兴修水利是县丞的分内之事。

县丞的兴修水利职责与开垦农田、劝课农桑的职责其实是相互关联的，只有兴修水利，才能灌溉农田，农业才能得到发展，政绩才能得到体现，因此，一般县丞任内都会尽心尽力的负责好陂塘等水利的兴修工作。

2.主管坑冶

关于县丞的坑冶职能，在普设县丞之前，是以知县（县令）主管一县之内的坑冶之事的，但随着社会的逐渐安定，知县的事务日益繁忙，急需增置官员专门管辖坑冶事务，于是在宋神宗增设县丞一职之时，就规定了县丞主管坑冶的职能，后在宋徽宗政和二年蔡京的重设县丞的奏章中是这样描述的：“山泽如铜、铅、金、银、铁、锡、水银坑冶，及林木可养，斤斧可禁”等事务，都委之县丞，此后关于县丞的坑冶管辖权的史料记载就很常见了。如贵溪县丞马随在任期间就“摄铅山银厂，课倍而不以规赏”，主管贵溪县铅山的坑冶之事。

对有坑冶之处的县分每岁末所记录的数量，出现错误的要由县丞负责，从此一个侧面说明了县丞要负责坑冶之事。宋徽宗时由于冗官问题越来越严重，徽宗朝后期又颁布了省罢县丞的政策，但却保留了有山林川泽、坑冶去处的县丞，可以看出县丞的坑冶职能被保留了下来。南宋初，罢监官，对于所任县内有坑冶去处的，要求由县令领其事、县丞兼管，实际上事务主要由县丞负责的，如吉州安福县有连岭场、信州弋阳县有宝丰银、铜场，在两处原来各设置有监官一员，后由于罢监官的政策，就以“别无职事，合行省罢，就令县丞兼监。”

由县丞负责兼领监官职务。若是县丞监管不力，则要对其进行处罚，如绍兴十二年十月，就有韶州曲江、潭州浏阳、信州铅山、饶州德兴四县令丞因为“点检得有弛慢不职、课利亏见”，被处以对移的处罚，后又将此项规定将推行于各个有坑冶之处的县令、丞身上。此外，对于县丞所任县内有坑冶去处的，还规定每年的坑冶数量，对年终未达到标准的，要对县丞问责，完成则赏，如宋孝宗时就曾具体规定了监官岁收的数量，“岁收买金及四千两，银及十万两，铜、锡及四十万斤，铅及一百二十万斤者，转一官”，各县令、丞则岁收“及监官格内之数，减半推赏”，但这样的规定，从文本规定来看是为了对能够尽心负责坑冶之事的县丞进行奖赏，实际上，从规定的坑冶数目来看来看，收买数额规定的太高，实际上是极难实现的，因而这样的奖励规定实际上“成为一纸空文。”

或许因为在实际操作的结果并不理想，使宋统治者看到了问题所在，因此，乾道六年十二月，又重新颁布奖赏规定“若令、丞措置招坑户，一年内趁发过铜一万斤、铅三万斤、锡五万斤、铁十万斤，各减一年磨勘；更增及五分，减一年半磨勘；增及一倍以上，减二年磨勘。”降低了所收标准，这次的规定相对来说还是比较现实的，因而有实现的可能性，如在淳熙二年，处州就因“所产铜银铅坑，岁收铜十万斤，铅十五万斤”，通判和县丞都因此而获得减两年磨勘的奖励；而对有些未能达标准，甚至亏欠的，也有相应的处罚，如信州铅山场，因“亏欠亦各展一年磨勘，比额亏五分以上即合对展。”

总结

南宋后期，关于县丞的坑冶职能，资料相对来说比较少，可见的资料如淳熙十三年八月一日，都大提点坑冶铸钱公事赵师言：“窃详铅山令、丞各系主管坑冶官，……今欲将铅山场兵级，令、丞与监场检踏官同共统辖弹压，措置坑冶事务。其场兵衣粮，县丞专一拘催，及时支散。其余有坑冶场兵处，亦乞准此”，最晚关于县丞坑冶事务的史料，则见于宋宁宗嘉定五年五月的一条诏令：诸路坑冶“州以通判，县以令丞主之。”尽管南宋时期的资料较少，但从最晚所见资料的时间也可以看出，有宋一代，县丞的坑冶职能应是一直存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