阎锡山掌故
阎锡山在1911年辛亥革命时推翻了山西巡府陆忠琪的统治，登上了都督的宝座。这年春节，阎要“回家过年”。只因是都督“登基”后的第一次省亲，属下分析这必然是一种衣锦还乡的意识心理，一定要安排得既周密又隆重，显示出督军府的气魄。于是，庞大的随从人众、礼品物件、有崭新的军服也有笔挺的洋服、三十多辆大小车马等，拉下列单让督军定夺。阎锡山迷缝着眼，拿笔圈划下几个交属下。属下官员一看，弄得瞠目结舌，不知高低。原来，阎锡山圈定了一辆陈旧的美式吉普和两名没有家的士官和一名司机，其它自备。
车到离河边十华里的芳兰镇，阎让减半速行驶。到了河边村西头，即让停车。阎下了车，取出了他外祖母给他做的衣服，十分认真地穿好。然后，和颜悦色地叫上那位士官和司机，步行着进村去。阎一边走一边招呼村民，还不时地询问石沟街两边做生意的经济人，价格呀、产地呀，等等。阎一行四人，足足用了一个小时才回到了自己的家中。
事后，随行士官请教阎，为什么要这样。阎答道：“孙先生（孙中山）常说，民为本，我为仆。我岂能以严威慑于父老乡亲；苟能蔽令伯之忠孝，子厚之谦恭，有德于百姓，则伯川可少过矣！”。从这次归乡省亲以后，阎锡山凡是有返乡探亲，就用不着再吩咐了，其属下自然就按那一次归乡格式去安排，一辆普通车，一身家乡服，几样简单礼品，几个随从人员，车到芳兰减速，车到河边村口停住，下车换服，步行进村。这个习惯，阎锡山从二十四岁开始，直到离开大陆为止。
三月初八是五台县东冶镇的古会。每年这天，都要在东街的三角楼唱一台戏。东冶是五台最大的集镇，又是五台的经济中心，每当过会，总是选定名角荟萃的班社。东冶周围的村庄，甚至一、二十里以外的宏道、河边等地，也有人去赶会。每到会期，街上商贾云集，戏场里密不透风。阎锡山随父亲在五台县城开办钱庄时，曾领略过那里的盛况。自从离家从军，过海留学，辛亥革命之后，出任山西都督，又忙于军政事务。虽然权势显赫，都也别有苦恼。闲暇时，忆起往年作为平头百姓时的一些乐趣，很想再重新感受一番。
有一年，阎锡山在清明时节赶回家上坟后，正好赶上东冶的三月初八古会。便带了几个卫兵，乘上马拉轿车，来到东冶。卫兵们挥舞马鞭，大声开道，穿过正对舞台的门洞，在已是人山人海的戏场时，强行挤出一条通道，把车赶到场子中央，打开轿帘。阎锡山坐在车上，上有车蓬罩住，晒不上太阳，又没有人挤靠，很惬意地看起戏来。那些被挤出场子中间，挨了打的，虽说十分气愤，可看看轿车周围那些彪形大汉，只好忍气吞声，是，一个普通百姓，怎敢和什么长讲什么道理，论什么短长！谁知，还真有天不怕地不怕的血性汉子。那是个在外读书的青年学生，头脑里装了一些平等、民主意识，被这强横无理的场面激怒了。使劲挤开众人，近到台边，爬上戏台，大喝一声：“不要唱了！”戏班弄不清这人的来头，将戏停了下来，那个青年转过身，朝台下大声疾呼：“乡亲们，你们都是平头百姓，有什么资格看戏？！你们回去吧，回去好好培养自己的子弟，你们的子弟当了都督以后，再来看戏吧！……”阎锡山没想到会跳出这么个娃娃向自己挑战，当着这么多人，奚落自己，出自己的丑，十分恼怒，可又不能发作。本来么，自己就理曲。这里又是自己的故乡，戏班子里说不定就有自己的叔叔大爷。在乡亲和长辈面前，摆什么架子耍什么威风呢？阎锡山越想越发悔。唉，不该来呀，真不该来！
那些平时威风惯了的卫兵、马弁，头脑比较简单。他们心目中，就知道维护长官。大庭广众之中，竟然有人敢诋毁长官，这还了得？！一边向前挤，一边高喊：“抓住这小子！”“别让他跑了！”阎锡山见状，大吼一声：“站住！回来！”卫兵停住脚步，迷惑不解地问：“长官，那小子……”阎锡山打段卫兵的话，板着面孔喊道：“调车，走！”卫兵摸不着头脑，更不服气。可是，见长官面色不好，不敢再问，只也执行命令。
一九三三年（民中二十二年），阎锡山修筑同蒲铁路时，委派太原绥靖公署工程处处长李其昌（字文斋），负责地方材料、灰、砂、石等方面筹备事宜。
这年正月，李处长来到河边营业公社时，正巧碰上青石村的石匠武德珍。于是会同阎锡山的表兄曲清斋、族兄阎福斋，经商议言定，将旋桥用三百万中方（长宽各一丈、厚一尺、为一中方）料石，按每中方二十元大洋的价格承包给了武德珍。
事后，武德珍仅凭河边公社时言定的一句空话，就跑到太原工程处。在打听清楚建桥及石料开采的地点在西山石头村背后时，与工程处未签订任何书面协议，一回到河边就让庆春泉用大车将雇用的七八十名石匠以及米面、工具等送往西山得前开了工。
开工后，武德珍去工程处签订合同时，李处长提出每中方按十九元，武不同意，经数次往返交涉，都无济于事。合同既签订不了，预支款也就领不到，于是武德珍便只好回到了河边，将此情况如实报告了清斋和福斋。并指出：“前些时李处长在这里会同两位老先生，说定每中方按二十元，可到太原后李却变卦了，改成了十九元。”曲清斋听了，对李处长这种说话不算数的做法很生气。当时就说武德珍不会办事，李处长不按二十元给你，你就回来吧。武听此言，便将工人全部撤回停工了。
监工员将武人走工停的情况报告李处长后，李即派人将武打成的料石经验收，每中方按十九元的价格发给了武德珍。武说他因此而赔了大洋六百元，雇工的工资也兑不了现。曲清斋知道后对武说：“你不用怕，是我让你回来的，我给你扣李处长的工资。”李处长知道此事已闹坏了，便让郭廷兰同他一起到河边向曲清斋解释，说他为了省钱才一律按十九元出包的。曲生气地说：“武德珍赔了大洋六百元，你应负责。”李处长敢怒而不敢言。只是说：“我这也是为了给公家省钱。”这时阎锡山的族兄阎福斋，看到清斋正在火头上，便不让人将此详细经过告诉阎锡山。但此事还是被阎锡山知道了，他提出从庆山堂付给武德珍大洋。并嘱咐勿告他二哥（指曲）。清斋得知阎锡山在垫付后还固执地一再坚持要扣李的工资。这样一直等到阎锡山从太原回到河边亲自向曲解释：“修建同蒲铁路需要料石很多，如果每中方省一元钱，那就能省数万元。况且，李是咱的佣人，今天不用他，明天他就得背上铺盖回河北老家，你不必和他生气。”曲清斋听后当即向阎表示：“我错了！”
后来，郭廷兰与李处长又到营业公社时，那天天气较冷，曲清斋备了好酒好菜进行招待。席间，曲斟了一杯酒递给李处长说：“文斋今天要多喝几杯。”李站起身，双手接过酒杯喝了。曲又斟第二杯酒时，郭逐提出：“李处长不会喝酒，请老人家一杯顶十杯吧。”打这以后，才解开他们两人之间的疙瘩。
后来，学生逐年增加，村里一些掌权绅乡，感到堂堂一个河边村，阎都军的家乡，又是全省的“模范村”，没一个象样的小学校实在说不过去，说号召村民集资办学。阎锡山知道后，一再说：“这事提得好，应该刘娃娃们有个好的学习环境，”就带头响应号召，拿出不少钱来，派人送到村公所。不久，村民集资，在关帝庙遗址上，盖起了一座崭新的小学校。学校峻工后，阎锡山由村长、校董事陪同，亲自去参观。只见校舍宽敞，设备齐全，不但有十二排教室，教师宿舍，还有大礼堂、体育场、兰球、足球、乒乓球场地，心里十分满意，再三夸奖，还亲自给学校起了名字，叫“实生活小学校。”为什么叫“实生活小学校？”有人分析说，这是为了强调办学的目的，要求教学与生活实践相结合；有人分析说，这是要求学校搞勤工俭学，边读书边劳动，结合生活实际；还有人分析说，这是按照教育家陶行知先生提出的“生活教育运动”，强调“生活即教育”，“生活即学校”、“教学做合一”。但到底是什么意思，谁也不敢肯定。
实生活小学校建成后，阎锡山经常到学校散步，和老师谈话，具体指导学习，将来报效国家。因此，不但本村的孩子抢着上学，邻村有钱人家的孩子，也搬人说面子地跑来念书。几年功夫，越办越好，学生越来越多。
但女子学校却和实生活小学相反，学生很少，显得冷冷清清。女子学校，自成立以来，因为当时人们受封建礼教束缚，大多数人家不让女孩子念书。阎锡山知道后，就让阎府的女孩子带头上学。他把堂妹阎惠卿（五姑娘）、姨妹阎竹梅一齐送到女子学校，这样一来，有钱人家也就把女孩子送到学校念书来了，女子学校的学生逐渐多起来。
不过，一些穷苦人家的女孩子，因为生活困难，上学的仍然很少。实生活小学建成后，为了提高家乡的文化素质，阎锡山就刘女子学校和实生活小学合并，一律免费上学。还在学校设置了手板织布机和纺车，让女孩子半工半读，一面读书，一面学技术，毕业后，好学生可以到本村劝业工厂当女工。这样，穷人家的女孩子也就纷纷上了学。这所学校，后来培养了不少人才。如今，已经变成了一所高级职业中学。
阎锡山下跪
阎锡山在他父亲治丧期间，没和继母陈秀卿商量，就通知下面办事的人，凡阎族家人，不论男女老少，每人发给够做一身长孝衫的白布，以备发丧时穿戴。
这件事被陈秀卿知道后，心里老大不快活。她认为这么做，一来分不开远近亲属，会使近房本家不满，二来这样大的事不和自己商量，是看不起他这个继母，有意给她难堪。心想你父亲还没放土为安，你就这样待我，今后还不知道怎么样呢？越想越气，于是，死呀活呀地闹个没完完了。
阎锡山自知理亏，再三解释，终不见效，于是便一下跪在她面前，又赔不是又认错，最后继母才不闹了。这样，阎锡山既平息了这场风波，又赚了个“孝子”的美名。
阎锡山家教
阎锡山乡居时，只要有机会，就对阎家及其亲戚进行教育，并以“孝”为先。他常说只爱自己的子女是“下爱”，是不孝敬的人，与禽兽无异。因为禽兽只能“下爱”，没有理性，不能“上亲”。他要求族人等要有职业，学习本人从业的相当知识；要有健壮的身体；要勤劳刻苦，精于职业和和应有的技能；处人要和气，忍让等等。他不准仗势欺人，横行乡里，干扰地方官员的行政，违返国家法令，如有，要严办不饶。他勉励族人等自我成长，不能依靠关系，要依靠自己的本领。
早年阎族有阎树梅等，幼年遭受继母之苦，青年从军，一直在傅作义将军部队当兵，由排、连、营长直至1927年晋升为团长。1929年，阎军被南京政府裁军会议决定裁减官员七八万人时，其中就有阎树梅。经傅报请阎批准时，阎未加考虑就即准去职。阎锡山族侄阎志仍（字述先）在太原斌记五金行任协理时，以为有姑父曲清斋的依靠，生活放荡，好出风头。1935年夏，阎志仍乘人力车路过柳巷南口警察岗位时，因警察未能及时给他的人力车夫指挥行道，就顺手举起手杖（那时叫文明棍）将警察打了几下，打得警察头破血流，激起太原市警界的愤怒。警察局长程树荣当即据报请示，阎依法严惩。阎志仍闻之，即从汽车管理处借了一辆红牌小汽车潜逃老家河边村（当时衙门的红牌小汽车，出入城门不经检查），深居不出有数月之久，此后经曲清斋（斌记五金行经理）训示，阎志仍才有了一些收敛。阎族及阎的亲戚人等，多以经商为主，多数就地经商，做点乡村生意。阎家还有不少人守家在乡，以自耕或代他人种田而谋生，终身为佃。
阎锡山乡居河边村，生活起居，工作、会客、向有定时。每日早晨天刚亮，太阳尚未出山之时，即带数人外出，绕文昌堡外周围小路慢步散步。经常是从堡子大门下坡经五道庙旁向东叫狐子窝的小路，到堡子东南岗地，站在高地向四周撩望，面对初出山的太阳，每好稍停几分钟，呼吸所谓“东来紫气”，然后再转北行由田间小道至堡子东北石沟，随时随地观望地形，计划为河边的建设作一估计。每日行走约二、三华里，每遇乡识村人，总要举手招呼，遇有长者老者，还要停步交谈几句，问长问短，表示尊敬。如偶然停步不走时，总是有要事要办，当着随从秘书执笔，就地口授笔录，书成念过，如无修改，即在原稿上划一“速”字，嘱随从速送机要发出。此种情况多属重要电文或手谕。
阎乡居，一日三餐每饭必与全家同桌，三代老少，有说有笑，共享天伦之乐。侍者旁立，有呼速应。阎次子志宽，人称二少爷，时年十二三岁，健壮粗大，聪明而好思考，阎父喜如掌上明珠，每外出散步，志宽必随后。志宽喜爱毛驴，乃嘱村人识者采购骨架最精、皮毛最美的两头，交专人伺养；平时闲着，不准别人供唤，只供志宽回家时观赏；时有外人见之，莫不叫几声“好驴好驴，福气真大。”志宽随其祖父到马棚，到场外，到田园，好边看边问，有的地方还要问个究竟。阎每有暇，常到石沟街营业公社与其表兄、族兄用掌柜伙计攀谈，从而知晓村乡一切。阎不拘形式，随随便便，不知者一见，有的常认为是新来的掌柜。因而言阎为“老掌柜”者常有之。如傅作义与薄永注在天津寓所闲谈时，常称阎为咱们的“老掌柜”，其来源也许与上述有关吧。阎对小伙计也很随便，看出哪个有出息时，就对人说：“这个孩子行，将来要吃几天麦子窝窝头（指白面馍馍）。”
阎锡山曾受父命亲编《阎氏家族自治规章》，分十一章，二十三节。章节条款繁多，有族训、族规、组织、族祭、教育、族产等，应有尽有。阎为此作了自序。序中有“民国二十年（1931）冬在野身闲，父命编《家族自治规章》，……编拟成书，呈正余父，命与族人讨论后即印散族人，而为吾族后世子孙皆有所遵行。在家为好子弟，在社会能为好人民。而吾历世先祖之嘉言懿行遂永垂不朽也”等语。此后阎在河边办起医院、育婴院、在文山栽种松柏树等，均动机于此。
是年春节，阎对本族人祭祖拜年有了新规定：大年初一早八时，阎氏家族男子均集于文昌堡阎书堂宅院。因阎氏家族各代图像挂在北院主房内。集齐后按辈序大小前后横排整齐，指定一人唱礼，先拜祖宗，然后按辈序拜年，均行磕头礼。拜毕，由族长训话，训示族人一些处世的道理。然后到祖坟祭祖。凡能行走者，无论长幼老少，均须同行致祭。阎本人及其父其叔都不例外。家乡逢年祭祖为历代习惯，如有失礼村里就指责非议，尤其大人物，更是如此。阎对此特别重视。每逢清明节祭祖坟，河边村一带，有一种多年旧俗，全村各姓，均有“纠首”负责，按本族各户，轮流担任。所谓“纠首”，实际上就是主其事的负责人。在清明节前半月，就负责准备上坟祭祖的一切。到时除备有香、纸、酒等祭品之外，还必须准备铁锅几口，馒头几十斤，肉菜、盘碗筷勺等。祭祀毕，按所有人数分为几摊就地野食。年老者讲述历代的历史和传说，大都为善言和艰苦治家之举，训告后代。小孩们不懂事，乐于每人分得两个馒头，吃顿有肉有大锅杂烩菜，皆大欢喜。河边阎族，名头不小，但经常能吃到白面馒头的没有几家。现在看起来也许是不符事实，在那时确实是千真万确的。
阎锡山名字的由来
阎锡山小名叫万喜，出生在一个地主兼商业高利贷者的家庭里。父亲阎书堂，在五台山城开设“吉庆昌”钱庄，生活过得很富裕。
阎万喜十六岁结婚。婚后不久，到他父亲的钱铺里当了小伙计。在他父亲的教导下，不到一年时间，就学会了照料铺面，印钱贴子（私商发行的一种纸币），算利息，外出讨债，到市场上打探行情，以及协助父亲搞投机倒把等“本领”。过了两三年，有一次，他父亲在金融市场上买空卖空破了产，除卖掉店铺里的杂货外，还欠下了许多外债，债主们纷纷上门要钱，他父亲急得象热锅上的蚂蚁，坐卧不安，最后父子俩只好连夜逃回河边村。
回村后，债主们又赶到村里讨债，父子俩眼看在村里待不下去了，便决定到太原躲债。阎万喜从他本家叔叔阎书典那里借了几个钱，又偷了继母的一副银镯子，带在身边，便与他父亲到了太原，经同乡魏老五介绍，在太原柳巷“裕盛店”当了小伙计。
有一天，父子俩走在街上，见许多人围着看告示，挤进去一看、见是山西武备学堂招生，回家后，父子俩商量了一夜，就决定前去报名。武备学堂专门培养下级军官，当时规定，凡是报考学生，必须体格强健，略通文字。阎万喜知道自己只念过三年私塾，文化太差，就想请人代考。但请谁代考呢？想来想去，他父亲想起了在山西大学堂念书的赵廉佑。赵廉佑是代县人，阎书堂在五强城做买卖时，曾与赵家有过往来，也和赵廉佑见过两次面。这次落难中，为了儿子的前途，史好硬着头皮向赵求乞。第二天，阎书堂上街买了几包点心，带了阎万喜来到山西大学堂，拜会赵廉佑。赵廉右因情面难却，只好答应冒名顶替。阎书堂父子千恩万谢地辞了出来，就象夏天喝了凉水，心里非常痛快。当天夜里，阎书堂翻来复去地怎么也睡不着。想到儿子如果考进武备学堂，毕业后就成了带兵的武官，人前该何等光彩？又想到，要是儿子当了武官，逼债的人就不敢再那样逞凶了，……想来想去，越想越高兴，越想越睡不着。后来，猛地想起，如果儿子做了官，还叫小名，“万喜”“万喜”地到处叫，实在不雅，就想给儿子起个响响亮亮的官名。但自己墨水喝得不多，想了半夜，也没想出一个满意的名字来。因为他素日迷信，就又想到该给儿子算个卦，看能不能考取，顺便请算命先生帮助起个官名。
第二天一早起来，阎书堂就跑到一家算先生馆里。算先生是一个久考不中的老童生，书读得不少，就是中不了秀才，他粗通周易，会批八字。阎书堂把阎万喜的生辰八字，告诉算命先生。算命先生认真推算了一番后，说阎万喜五行缺金，这次考试一定得中。阎书堂又请算命先生结合阎万喜的命相，给儿子起个官名。算命先生摇头晃脑了半天，经过再三推敲商酌，最后决定叫“锡山”。从此，阎万喜就改名叫阎锡山了。
到了报名那天，阎锡山办了一切报考手续，领了入场证后，就一溜小跑把入场证送到山西大学堂，交给赵廉佑，同时又重新拜托了一番。那时武备学堂初成立，没有严格的规章制度，这次又是第一次招生，根本没有交验相片，所以，赵廉佑顺顺当当地进入了考场，见试题是《韩信点兵多多益善记》，觉得很平常，好写得很，就三两下迅速写完，交了卷子出来。发榜那天，阎锡山和他父亲前去看榜，见“阎锡山”三字名列前茅，父子俩喜欢得不知如何是好。
从此，阎锡山青云直上，先进了武备学堂，后保送到日本士官学校，在日本结识了孙中山，参加了同盟会，回国后，几年功夫，当了标统（团长），飞黄腾达，被人瞩目，二十九岁那年，爆发了辛亥革命，太原起义后，被推选为山西都督，在山西掌权近四十年.
校长徐明性剪了辫子，因为行七，人们都叫他七秃子，多数老师和学生都还留着辫子，徐校长在学校宣传剪辫子，批评辫子是猪尾巴，说留辫子是清朝的规矩，汉人坐天下的明朝就没有，应该剪掉，但是宣传是宣传，行动的人却很少。
大概是一年后过大年的那天，学校里锣鼓喧天。学生们，还有村里的许多人都拥到学堂去看热闹，突然大门关了，徐校长宣布要剪辫子；谁要出去，剪了辫子再走，两个青年拿着剪子守在大门口。有些大人怕得要命，有哭的、有闹的，但是不管怎么抵抗，进了学堂的，辫子都被剪了，当时人们对辫子只有一个顾虑，害怕清朝复辟后杀头。原来男人们留辫子，都是把头的四周剃光，只在后脑勺上留上片头发，即所谓辫盘子，等长长后，才结成辫子。现在从脑后一剪，辫盘子上还留着一些长发，辫不起来，只好用一段铁丝卡在头上，以防散乱，这就是剪辫子之后人们的发型。以后人们剪辫子的逐渐增多，到实行“六政三事”的时候，五台县人的辫子都已剪掉了。
阎锡山提倡女人放脚，也是早在推行“六政三事”之前，就在五台县开始了。
在东冶一带推行放脚是“保安社”，“保安社”原是辛亥革命后仍然存在。这时它就成为推行新政的民间机构。叫女人放脚，滹沱河的东冶、槐荫等村是赞成的，但受到河南河边、建安等村的反对，他们说：“阎锡山实在管得宽哩，连女人们的脚，他也要管。”河南各村人，会打拳的不少，以河边人曲汝霖（音农民）和宋周全（音，屠夫）为首，组织起一两千人的队伍，到东冶来打“保安社”。“保安社”的人着了急，关起大门上了房，那天东冶正好赶会，人越聚越多，河南各村闹事的就说“保安社”怕他们，气势越来越凶。“保安社”的人想驱散群众，便朝天放了一枪，围在外面的人却说，没枪子不要怕。闹事的人挤得更凶了。“保安队”于是朝人群里开枪，当场打死十几人，群众一哄而散。
过了几天，省里派人把曲汝霖和宋周全抓走了，走到路上问他们，你们还有什么事不放心？曲说，啥事也没有，还想见见老婆哩！宋说，家里有个七十多岁的母亲，没人奉养。到太原后，曲被杀头，宋陪桩，被刽子手在脸上篦了一刀，吓得昏倒在地。后来宋周全在河边杀猪卖肉，有人要提起他陪桩的事，他就吓得往裤子里拉屎。
从此以后，没有敢抵抗放脚了，原来缠脚时，女人们穿得木底鞋，只是鞋后跟上有一块木头。现在放了裹脚，女人们不会走路了，都做了一双全是木底的鞋，穿着袜子，扶着墙走。“保安社”派人挨户检查，不放脚的要罚款。最初，查脚的走了，多数又把裹脚缠一，查脚的来了的互相点头示意，通风报信，应付检查，后来，为了方便，查脚的都带一个女的，以便逐个脱掉袜子检查。天长日久，年轻的不再缠脚了，年纪大的也都放了脚，只有少数脚趾已经变形的矫正不过来了。
后来禁烟禁赌，进行得都很顺利，因为赌博吸大烟向来就是正派人所反对的。
大约是1917年，一天，学校集合学生到河边村迎接阎锡山。据说阎锡山从北京经大同而来，这是辛亥革命后他第一次回家。那天下午，五个一模一样的轿车过来了，阎锡山从中间一辆轿车里出来，他穿着黑爱国布（市布）袍子，戴瓜皮小帽，很不起眼。那四个轿车出来的人，打扮也和他一样。阎锡山下来以后，看见老汉们就作揖，看见穿制服的老师们就举手敬礼，看见村里的知识分子就鞠躬，看见娃娃们就摸摸头拍拍肩膀，挺和气的。后来阎锡山赏给迎接他的学生们每人一块钱。
第二天，雪下得很大，学生们又到河边村去听阎锡山讲话。这天他换了衣裳，戴着有缨穗的高帽子，穿着都军的草绿色大礼服。他第一句话说：人不是纸糊的，下雪不是下刀子，你们今天能来，还是不错的。接着就讲军国主义，他说：现在世界上是弱肉强食，要是没有力量，国家就存在不住，所以我们也得实行军国主义。中国若不实行军国主义，在世界上就站不住脚。
这里顺便说说阎锡山在川至中学的一次讲话。他说：你们现在年轻，当学生还没有野心，心里觉得能当上个老师、校长就不错了。但大了以后，就不是这样了。蹦褡几天，就觉得当校长不如当县长，当了县长又想当道尹，当了道尹又想当督军，还想当总统，当了总统还想坐皇帝。坐了皇帝又想长生不老。人的欲望没个够，所需要从小的时候就克制自己。不要想做不到的事。思想端正了，才能克制住自己的欲望。你们闭住眼，看能不能听到水哗哗地流？可能听不见，但是经常这样想，就没有大的欲望了。
阎锡山人在大连，但心在山西，生怕离晋日久，军队实力被蒋介石、张学良所利诱、控制，故于1931年8月5日，由日军护送乘飞机回到大同，随即返回河边村。蒋介石闻讯后，促其从速离开山西，否则将采取严厉措施。但阎已知大局将有变化，满不在意。果然，“九·一八事变”爆发，蒋、张已无暇顾及阎锡山，这其中的奥秘，可想而知。阎又通过各种关系向蒋疏通，还将“一二·一八”镇压抗日请愿学生运动成惨案的罪犯国民党山西省党部纠察队长王琚等释放，从而得到蒋介石的谅解。特别是在全国人民一致要求抗日救亡的形势下，蒋介石不能不表示“捐弃前嫌，团结御侮”，并接受汪精卫（时任南京国民党政府行政院长）的提议，派阎锡山为太原绥署主任。
1932年2月29日，阎由河边回到太原，匆匆就职。阎锡山重新执政晋绥后，为了消除蒋介石对他的疑忌，乃提出所谓“造产救国”的口号，实行裁减军队，绥西屯垦，从事生产，并拟制了所谓《十年建设计划》。阎锡山裁军、建设究竟为了什么，实施情况如何？这里暂且不说。
话说阎锡山因“见父衰老，大异于前，决身侍在村办公十月”。1934年11月初，赵戴文从北平来到河边，而见阎锡山，转达蒋介石要亲自到河边村拜谒阎父阎老太爷，以示慰问之意。阎锡山请赵戴文婉言辞谢，但蒋介石决意要来，并说想和阎锡山商谈两件事：一、国事如何处理，以济危难；二、山西建设如何推行全国？阎锡山遂至太原候陪，待蒋介石一行来到太原后，打电话连夜让村里做好准备。
第二天，11月9日，阎锡山陪同蒋介石、宋美龄及其随行人员邵力子、邵元冲等人于中午12点左右到了河边村。当时蒋介石身穿长袍马褂，头戴礼帽，披着斗蓬；阎锡山身穿长袍，头戴黑帽。二人下汽车，在汽车站环视一周，蒋向组织来欢迎的学生、“劝业厂”工人、河边商界代表挥动礼帽，轻轻点头致意，随后又乘车由石沟街到文昌堡旧宅北都督府拜见阎老太爷。
阎锡山的父亲阎书堂，年迈体弱，又受风寒，卧病在床，其时也不得不强打精神，由侍者扶持坐椅子上抬至大门口迎接。相见时，阎父强行起立，双手作揖，口称“有劳大驾，愧不敢当……”蒋介石以侄辈相称，口呼“伯父”，问安问好，甚是亲热，并向阎书堂恭恭敬敬地行了三鞠躬礼。进屋后，大家坐在一起，互相问这说那，少叙即被领到“上将军府”午餐。午餐备以家乡风味的“五盔四盘”（“五盔”就是用五个形似大碗而印有蓝花色彩的瓷具盛的菜，“四盘”就是四个盘菜。冷热杂配，有荤有素，多为乡土出产）、馍馍、黄米面油炸糕、米饭等。吃过饭以后，蒋介石登上了常春楼，这一下，阎府的所有建筑尽收眼底，弄得阎锡山十分尴尬。原来这几年，阎锡山修建了不少府第，又刚建起东西花园，怕蒋介石看见，就让人连夜把东西花园的路用高梁茬子堵死，等领蒋进来时，依旧走的是花咀老路。当天下午三点，阎陪送蒋返回太原。
在阎锡山陪同蒋介石等来河边的往返路上，二人同坐一辆小车，谈及预先提出的两件事。阎锡山回答蒋介石的大意是：后者简单，定方略，索计划，严督促，实考核，当赏罚，事即举矣。前者，内忧外患，时不我许，无未雨而绸缪，难常法以善后。阎锡山说，蒙（我）力主以非常法渡非常事，抛弃武力，发展民力，充实国力，减东邻忌，免日俄战前先后摧残。蒋介石问何谓非常法？阎答：废金银制改行物产证券制，废劳资合分制，改行按劳分配制。二人谈得似乎很投机，蒋介石约定派专员详讨。蒋离开太原时，阎锡山将其所著《物产证券与按劳分配》书一本面呈请示。蒋嗣派徐青甫到太原，与阎锡山商讨数日。徐青甫甚同意情，满意而归，禀报蒋介石。蒋介石阎锡山的书，只是交中央党部研究，仅此而已。
12月1日，阎锡山正拟返回河边村，电话中闻其父复咳嗽气短，小便短小，立即赶回探望。其父面色体温、脉搏如常，唯饮食大减。请医生看后，气短咳嗽减轻，小便与饮食未效，于17日逝世。乡人传说：“蒋介石一来看病，把老太爷吓死了。”阎父出殡时，蒋介石派何应钦到河边村代为祭祀，此是后话。
一九四九年四月二十四日太原解放当日的凌晨六时，人民解放军突破太原城，四个小时后绥署被我军占领的前半个小时，阎慧卿在山西省政府代主席、太原特警处中将处长梁化之的胁迫下二人一起卧床服毒自杀，并引火焚尸于绥署钟楼地下室。她的这种结局给世人留下了神秘女人的印象。在近年来的影视作品中，也把她塑造成一个懂政治、善军事的风云人物。其实这已是一个文学现象了，与实际生活中的五妹子不是一回事。
阎慧卿是有丈夫的。她的第一个丈夫是曲佩环，是个留日学生，早年就去世了。第二个丈夫就是梁蜒武，抗战初期在全国文化界很活跃，演出过不少进步戏剧，还拍摄过一些进步电影。后来被阎锡山派往太原任办事处产任，开始与日本人勾勾搭搭干了不少罪恶勾当。解放前夕，他带着在上海居住时的小老婆到了台湾。解放后，梁蜓武到了日本，又积极从事爱国活动，一九七五曾回大陆参观，要求去世后把骨灰存放祖国。一九八一年六月，他终于如愿以偿，把骨灰存放到北京万安公墓。
如果想知道这则歇后语的来历，便需要回到阎锡山初来吉县的时候。
吉县位于吕梁山南端，西临黄河、东接临汾、南连乡宁、北依大宁、到处沟壑纵横，梁峁交错，素有“地无三尺平，抬腿就爬坡”的说法，村与村之间，村与城之间连接的道路，象鸡肠子一般，又细又陡且不算，走三步一转向，行九步三掉头、脚底石子滚，身子半腾空（一边告崖，一边临沟）的路段随处可见。阎锡山一到吉县，一没法坐黄包车，二不敢坐轿子。至于费了九牛二虎力气弄到县城的一辆外国造的小汽车，一来没有可供燃烧的汽油，二来根本没有车走的公路。因而，对阎锡山的行走问题，可难坏了侍卫官。
也是事情就往一块凑哩，一天，阎锡山从吉县小河畔出来转游，见几头身负水桶的毛驴不用人赶，从城北垣盘山道上前后有序地、一路小跑，自动来到坐在河边的两位老汉跟前，待老汉给背上水桶加满水，便又自动返回向山坡小道，一时觉得很有趣，便走上去问道。“老乡，你们这搭的毛驴咋能调教得这么听使唤哩？”老头抬头见阎锡山象个当官的样子，因为身子后头还站着几位挎盒子枪的。便也有意向阎锡山卖弄起来：“俗话说‘川道骡子草地上的马，山路上的毛驴用不着打’长官敢情是打大地方来的，咱这山区人就时兴使唤毛驴，用着顺当。”另一个老头插话道：“长官有所不知，毛驴这畜牲能着哩，人称鬼驴，就是精灵得很和意思，夜里走路前头有一点响动，也都能听到，早早停下来，不往前走半步；白天走单边道，不知道避崖畔，叫人少操好多心，若按老百姓的讲究，黑驴左蹄还是一种最避邪的镇物呢！”听了两个老汉的话以后，阎锡山便随口说道：“毛驴虽小灵性大，不用扬鞭奋蹄疾，背负水桶忠职务，崎岖路上凶化吉。”身边的一位随行副官接口说道：“困难时期，我们每个弟兄都能象毛驴一般，对自己担负的工作，自动、彻底、维忠职责，何愁社稷不能复兴，鞑掳不能驱逐！”几个侍卫官一听，灵性一动，便设法在村里弄来一头浑身上下一根杂毛也没有的小黑驴，再经过一番涮洗打扮，作为阎锡山的坐骑。阎锡山一见便心里欢喜，驴上也很舒坦，一高兴便对侍卫官说：“要好好饲养，给它一个将官的待遇。”这句话不知怎地，传到社会上后不久，便生出一句“过了力马原，毛驴当将官”，意在说阎锡山军队里的将官多得很，是否与阎这句话有关，不得而知。
不过，阎锡山骑毛驴不操一点心确实不假，很多如今健在的老年人都说，阎锡山每次外出都是侍从们象抬“架子”（当地毛驴驮东西鞍子上固定货物的一种木制框架）一样，把他连托带背地放到驴背上，走起来侍卫们在两边再拥护着，自然不用他扶鞍鞒和牵缰绳，也不会出危险。因而，人们说阎锡山骑毛驴—用不着操心，便是实话了。
阎慧卿立刻叫人到附近周围找个名字吉利的村子去住。几个副官找了下寺周围几个村，“南原”和“难圆”谐音，“上寺”和“伤死”谐音，其他村子过河又不方便。最后，听说文城原有叫右县的村子，便给阎回禀。阎锡山一听，很满意：“很好，很好，我这个人，就爱礼贤下士，这个村古时一定出过贤人！”另一个副官说：“吉县志上记载说，晋文公逃难在外十八年，就是从吉县入晋后当的皇上，为了纪念这一件大事，人们才把这块地方叫成文城的。还是会长学问深！”从此，阎锡山就搬到吉县住下。而“古县”便改名为“古贤”了。
阎锡山在古贤住了不到两年，其间因为蒋介石把黄河以西的宜川划给了他，他觉得，自己字叫“伯川”，“宜川”就适合“伯川”住，便移到宜川的秋林镇住了一段时间。在宜川秋林镇居住期间，他觉得自己是山西人，离开山西在舆论上对自己不利；加之部下一大批爱国官兵也吵着要返回山西，便决定派人到河东给自己选行营。摆出一付实心抗战的样子，实际上骨子里却是阎锡山见八路军在晋西北、晋东南、太行山敌后建立了根据地，怕共产党力量大了，把自己挤出山西。心想，我阎锡山那怕就是住在山西地界的黄河边上，你蒋介石也商法说我把山西拱手让给了日本人，而共产党也不能说我不抗日。至于日本人，我先不惹你，你逼得我没法活了，我是兔子不急不咬人。你不逼我了，我可以和你背地里来往来往，我下山粮你放行，你上山拉煤我闭一只眼，把告山沿乡宁西部产煤区让给你。就在这样想法的支配下，阎锡山决定把行营搬到了吉县的文城垣。
几经参谋们筹划选择，最后决定将行营中心点建在古渡口马粪滩北边一个名叫“南村坡”的地方。阎锡山一听“南村”与“难存”谐音，便煞有介事地说：“我要生存，只有生存才能发展，再‘难存’的地方，只要大家有克服困难的毅力和决心‘困难’也就‘存在’不住了。从今天起，我的行营就改名‘克难坡’吧！”这样，南村坡便改名克难坡了。
阎锡山改村名的事已随着岁月的流逝过去好多年了，但吉县群众每遇到谁家孩子生日，上学时起大号（另立一个官名）时，总爱说，这和阎锡山改村名一样，图个吉利，也许名字叫好了，能给娃们带来锦绣前程呢！
拾弃婴兴建慈养院
阎锡山一生功罪在案，人们对他也是有褒有贬，毁誉参半。但对他的大力兴办社会慈善事业，却是有口皆碑，为民众所称道。
阎锡山从小就接受了民本的思想熏陶。他去日本士字学校学习期间，又得到了资本主义文明的教育。这样，民本、人文两位一体的理念强化了他的思想。当他山西大权在握以后，这种思想支配了他的一系列行动。
据说，有一次他在外祖母家吃饭时，听到外面人声嘈杂。出来一看，在这小堡的唯一东西长街一侧，有一对双胞胎弃婴，观者如堵。他于是分开众人，把这两个婴儿抱回了外祖母家。人们说他是个“大善人”，当下说给他说了很多很多关于穷人的事，什么有的穷人无法养活娃娃们呀，什么残疾人被饿死呀，什么孤寡老人寻死呀，还有具体事例呢，让他想个好法子来解决一下这个社会问题。阎锡山心想，这是个社会问题，从古至今就存在。自己尽管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但也要在管辖的地盘上努力。
不久，阎锡山委托村里亲威，用自家的钱，在家乡河边村的后陈堡上兴建一座收婴抚孤的慈善院。在兴建的整个过程中，阎从太原和外地写了几封信，询问情况，调整结构。河边慈养院大工告竣时，阎亲程赶回，做了详尽的布置。没多长时间，能收容三百人的食宿院就满了。阎有点犯愁。他撰文让社会上关注这一问题，同时以督军府名义发文，在各地兴建一些社会慈善建筑设施。
这项事业也得到了阎锡山的父亲—大地主兼资本家的阎书堂老先生的鼎力支持。老先生拿出一笔数字可观的巨款，在五台、崞县、定襄等地施舍兴办慈善事业。逢年过节，阎都安排人，给那些“过不了年”的穷人们送去白面、莜面等。在平时，凡达到一定年龄而娶不起媳妇的人，阎即派人送去四十个银元，帮助光棍们成家。为了从根本上解决这一社会问题，阎锡山还在家乡创办了一所中等学校。
据说，阎书堂老先生在服逝世前，口嘱阎锡山，把他留下的家资除遗继给有关家人外，不得用于军火方面，要继续用于社会慈善事业。这些，在阎的家乡一带的耄耋老人，都还记得清清楚楚。
About The Author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