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官吏是如何发放年终奖的？

朝廷不同于企业，企业怕员工跳槽，朝廷却不怕官吏辞职。但历代君王，为达到“邦典有叙”的目的，使自己的江山更稳固，给官员发“年终奖”自然出手大方。比如，在东汉时期，一入腊月，皇帝就开始给文武百官发年终奖了，发多少，有定例：大将军、三公，每人发钱20万枚（五铢钱，下同）、牛肉200斤、大米200斛；九卿每人发钱10万枚；校尉每人发钱5万枚；尚书每人发钱3万枚；侍中每人发钱2万枚。东汉后期，一枚五铢钱的购买力相当于现在人民币4角，一斛大米重16公斤，由此估算，大将军和三公每人所能领到的年终奖，折合成人民币大概在10万元左右。而当时三公和大将军的月薪只有17500枚五铢钱，折合成人民币不过7000元，领这一回年终奖，要超过他们一年的工资。再比如，清朝皇帝年底赏赐大臣也是大手笔，《啸亭续录》载：乾嘉时期“岁暮时诸王公大臣皆有赐予；御前大臣皆赐‘岁岁平安’荷包一”。里面有各色玉石八宝一份、金银八宝八份以及金银钱、金银探各四枚，“年终奖”颇为丰厚的。

当然，不是古代所有时期官员的“年终奖”都像东汉、清代这样如此丰厚。比如北宋，文武百官的工资很高，“年终奖”就很少，有点象征性的味道。每年冬至，皇帝给高级官员们发“年终奖”，宰相、枢密使以及曾经封王的大臣，每人只有5只羊、5石面两石米、两坛子黄酒而已。宋代一石是66公升，大概能装米55公斤，装面30公斤，两石米无非100公斤，5石面无非150公斤，再加上5只羊，撑死了值几千块钱。与宋代高官相当于现在人民币几百元年薪相比可以忽略不计。

高级官员的年终奖，一般由朝廷发放，国家财政出钱，有时候甚至是皇帝亲自掏腰包给宠臣发红包。那些低级官员和些不入流的小吏，朝廷是不会给他们发红包的，其年终奖还需要另外想办法。七品以上官员（相当于现在的县处
级），可以通过动用公款放利贷和做生意赚的钱来发丰厚的年终奖，而更低的官员甚至办事小吏们，他们给自己发“年终奖”大多是靠“卖废品”。秦、汉、魏晋时期，公文不是写在纸上，而是写在竹简上，一份较长的公文，得用一堆竹简。等到公文写成，从这个部门传达到那个部门，怕竹简丢失，也怕有人篡改，得用口袋装起来，扎紧了，再糊上胶泥，盖上公章。另一个部门收到这个口袋，剥掉胶泥，把竹简倒出来，装竹简的这个口袋就成了废品，那时候装竹简的口袋有皮质的，有丝质的，也有麻布的，都能卖钱。大点儿的部门像负责监察百官的御史台，公文往来最多，攒的口袋也最多，到年底运到市场上卖掉，一个部门的办事员就有年终奖了。南北朝以后，公文主要用纸张，鉴于传真机尚未问世，公文往来只能靠驿马运送，路上怕纸张磨损，还得用封套把公文装起来。这封套主要是布做的，史称“书囊”。有些穷衙门，旧书囊攒得多了，让裁缝改成衣服或者被单，过年时发给诸位同僚，虽然微薄寒酸，也算是一项“年终奖”。

不同级别、不同性质的单位，“创收”的渠道和能力是天差地远的。职权大的衙门小金库充足，“年终奖”就多；没人理会的清水衙门小金库寒酸，“年终奖”就少。比如，吏部是管官员升迁的，户部是管工资发放的，这两个部门，一个管人事，一个管财政，都是要害机关，所以红包多得收不完。而礼部主管文教，没人理会；兵部在太平时节用处不大，也没人理会，所以这两个机关的官吏就没有多少“年终奖”了。不过，有的衙门，虽然是“清水”，并不清贫。像历朝历代的翰林院，一没事权，二没财权，官员们跑关系走路子，很少到这儿来送礼，穷翰林是当定的了。好在皇帝给他们一个收红包的机会，譬如宋朝，朝廷册封某个大官，一般让翰林起草任命书，起草完了，皇帝会命令被册封的那个大官给起草任命书的翰林送谢礼。这谢礼动辄几千贯铜钱，或者几百匹丝绸，或者几十匹好马，相当优厚。为了能够利益均沾，每起草一份任命书，翰林们都尽可能集体上，分别拿人负责提纲、初稿、修改、润色、誊赞等。既然大多数任命书都是集体努力的结晶，那么得到的谢礼自然也要集体分配。怎么分配呢？集中起来，一年分两回，三伏分一回，岁尾分一回。岁尾分的这回，就当是年终奖。从某种程度上说，翰林们这样分发年终奖，等于是把平时的好处费集中到年终来发放。这样，每人分一份红包，高高兴兴回家去，开开心心过新年未必不是一样好事。

总体来说，古代官吏之间年终奖多寡差距甚远，其实很难一概而论。就拿如今公务员奖金来说，东部较发达地区和西部贫困地区肯定不可同日而语。虽然古今公务都存在年终奖的多寡，但他们都是端的“铁饭碗”，因此，古往今来，不愁没人做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