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6天占领的四川，活活折腾了宋朝30多年，逼得宋太宗“放弃”四川

文：言史社

宋太祖乾德三年（965年）正月；

就在赵匡胤“以宋代周”登基五周年之际，新生的宋王朝正以雷霆万钧之力，横扫黄河以南的割据势力，不断将帝国的版图向南扩张。

正月，两路宋军分别从陕西和湖北，向蜀地进军，一路势如破竹，攻城略地。蜀后主孟昶哀叹道：“我父子丰衣美食养兵四十年，哪知一旦遇敌，竟无人肯为我东放一箭”。

见大势已去，遂于初七这一天，上表请降，宋军进入成都府，割据蜀地三十余年的后蜀政权，就此灭亡。

在时隔五十年后，蜀地再次重归中原政权的统治……

自前一年，也就是乾德二年（961年）十一月，宋太祖起兵征蜀，至次年正月，孟昶上表请降，前后共历时66天，以宋军的压倒性胜利宣告结束。

但究竟该怎样统治这片地理位置特殊，且曾经高度自治的区域，宋太祖以及他背后的政治班底，显然还没有一套成熟的方案。更没有意识到，他们所面临问题的特殊性……

但宋王朝统一全国的战车已经发动，蜀地囤积多年的财富，成为驱动这辆战车前进的燃料。但与此同时，动乱与不安的种子已经在蜀地埋下，不需多长时间，就会让新生的宋王朝苦恼不已……

关于宋朝初年，蜀地持续性动乱的原因，史学界给出的说法是：北宋朝廷在蜀地大肆搜刮财富，以支撑宋朝的统一战争，引起当地底层民众的不满，进而爆发了农民起义。

这个观点，应该说还是很正确。关于宋军在蜀地横征暴敛、搜刮财富的史料，可谓是史不绝书。

随便说一条；宋军灭亡后蜀以后，后蜀军队也随之投降，宋朝中央按照人头，每人发十贯钱的治装费。可实际上，这些钱几乎是落不到蜀兵的手里，全部被当时驻扎在蜀地的宋军统帅贪污。

但事实上，敛财、贪墨、吏治腐败的情况，并非仅存在于蜀地一隅。那么，蜀地的持续性动乱，会不会还有其他因素？

我们不妨先来看看，宋朝立国之初，所面临的地缘政治格局：

北方面对的劲敌是辽朝，盘踞山西的北汉与辽结盟，互为犄角，与宋朝展开对抗；而在南方，还存在大大小小七个割据政权，其中距离宋朝最近的两个；一个是盘踞江淮的南唐，另一个就是割据四川的后蜀。

那么，这个后蜀又是怎么来的呢？

我们把时间拉回公元907年。这一年四月，梁王朱全忠（朱温），接受唐哀帝的禅让，正式称帝，国号大梁，史称“后梁”，唐王朝就此灭亡，中国历史再一次进入割据时代。

就在朱温称帝后不久，割据在蜀地一隅的地方军阀王建，拒不奉梁为正统。并于同年的九月，在蜀地正式即皇帝位，国号大蜀，史称“前蜀”。与后梁展开军事和政治上的对峙。

王建出身社会的最底层，人送绰号“贼王八”，从私盐贩子，一路逆袭，六十岁当皇帝。对于一个六十岁的老皇帝而言，当务之急则是安排继承人。王建最为属意自己的幼子王宗衍，在其母妃徐氏的软磨硬泡下，越位建储，立王宗衍为太子。

公元918年，王建去世，王宗衍即位，改名王衍。事实上，王建生前就发现，自己这个小儿子无才无德，但奈何年事已高，改立太子有心无力。遂在临终前留下遗言“太子不贤，可另立旁人”。

王衍果然是不辜负他老爹的“期望”，平生最喜欢干的三件事：

一、喜欢卖官，只要钱给够，多大的官都敢卖。不仅自己卖，还拉上自己的皇后、母妃一起在后宫倒腾“官职”买卖；

二、喜欢把自己打扮成灌江口“二郎神”，身披金甲，珠帽锦袖，执弓挟矢。从成都出发，历时五个月，沿四川诸州展览，盛况空前；

三、喜欢给自己立塑像，王衍特意建造上清宫，奉周朝的宗室姬晋（王子晋）为王姓始祖，为父亲王建和自己塑像，侍立于姬晋左右。

王衍当了八年皇帝，公元926年，后唐庄宗李存勖兴兵征蜀，70天兵下成都府，王衍举城投降，王氏一族被全部处死。前蜀就此灭亡，享国十八年。

前蜀政权本质上是军阀的进化体。军阀这种简单粗暴的物种，一旦开始运作，就会演化出一条极为粗暴但很有效的法则：只要拳头大，谁都可以坐上去。而且这种模式一旦开始，就会复制下去……

前蜀灭亡后，后唐朝廷任命孟知祥为西川节度使，控制蜀地局势（部分）。但与此同时，后唐朝廷内部发生政变，唐庄宗李存勖被杀，唐明宗李嗣源即位。后唐朝廷无暇顾及蜀地，孟知祥遂在蜀地不断扩大势力。

公元932年，唐明宗授孟知祥为剑南东西川节度使、封蜀王。两年后，明宗病死，孟知祥遂在成都称帝，国号仍为蜀，史称“后蜀”。在位114天后孟知祥病死，其子孟昶继位。

公元960年，赵匡胤发动“陈桥兵变”，以宋代周，迫使周恭帝柴宗训禅位于己。面对当时复杂的地缘格局，摆在宋太祖面前只有两个选择；

要么整军北上，1V2，开始和北汉、辽国死磕；要么挥师南下，1V7，一举荡平南方的割据势力，混一江南。

那么，这两套战略究竟哪一个更适合新生的王朝呢？

话说，北宋建隆元年（960年）的一个冬夜，北风呼号，大雪纷飞，天气寒冷异常。宋太祖顶风冒雪，密访宰相赵普的宅邸，几碟小菜，两杯温酒，二人推杯换盏之间，遂定下了“先南后北，先易后难”的统一方略。

当然，一个关系到宋王朝千秋大业的战略方针，不可能就这样简单而富有戏剧性地制定出来。必然要经过长时间的酝酿和反复求证，才最终形成。从某个方面来讲，宋朝承袭的正是后周柴荣时期，已经确定的统一方略。

只不过，此时战略的指挥者已经从周世宗换成了宋太祖。

乾德元年（963年）二月，宋军以优势力量迅速平定盘踞在两湖地区的，荆南节度使高继冲、武平节度使周保权，打通了进兵蜀地的通道。

虽说，进兵蜀地的通道已经被打通，但在此后九个多月的时间里，宋朝方面始终没有向蜀地用兵的迹象。

难道宋太祖不打算拿下蜀地吗？显然并不是。

事实上，宋太祖此时清楚地意识到一个问题：任何进入蜀地的势力集团，都有可能会效仿他的“前辈”，在蜀地再搞一个“后后蜀”。这个问题困扰了宋太祖很长一段时间。直到征蜀战争的前夕，这个问题依旧没有得到最好的解决。

就在两湖地区被平定后不久，主帅慕容延钊与都监李处耘，开始互为攻讦。这让宋太祖意识到，曾经的故帅宿将已经不可再用，他决定利用征蜀战争，任命一批名位较低的年轻将领作为统帅，并通过这些少壮派来逐渐替代曾经的宿将。

九月，宋太祖罢去枢密副使李处耘，贬为淄州（今山东淄博南）刺史。十一月，宋太祖任命名位较低的宿将王全斌为西征军（北路军）的主帅。

但就在大军开拔前夕，宋太祖突然发布了两条截然相反的诏令！

第一条，是昭告全军，宋军所到之处“毋得焚荡庐舍，殴掠吏民，违者以军法从事”，算是对入蜀宋军，军纪上的约束。但第二条诏令，则就显得更为意味深长了……

太祖对主帅王全斌等高级将领讲道：“凡克城寨，止籍其器甲、刍粮，悉以钱帛分给战士，吾所欲得者，其土地耳。”

这话说得再明白点：就是钱都给你们，我只要土地！

这种诏令一旦颁布，底下的将领马上心领神会。这等同于告诉他们，入蜀以后可以肆意掠财。于是，王全斌率领的东路军，在灭蜀过程中“日夜宴饮，不恤军务，纵部下掠子女，夺财货”。而这也成为后来蜀地持续动乱的根源之一。

整个灭蜀战役的过程非常简单。十一月，宋太祖接到后蜀勾结北汉的密函。同月，正式发兵进攻后蜀。十二月，北路宋军攻克兴州（今陕西略阳），击败蜀军数万，主将保正、李进被俘。宋军乘胜追击，攻占入川门户利州（今四川广元）。

东路宋军自江陵（今湖北荆州市荆州区）沿长江西上，连败后蜀水军，杀俘以万计。十二月，宋军直逼后蜀江防重镇夔州（治今重庆奉节白帝城）。蜀军在此阻击失败，宋军乘胜攻入城内夔州，守将自杀身亡。

次年（乾德三年）正月，北路宋军攻破剑门关，兵进魏城（今四川绵阳东北）。初七，孟昶自知大势已去，奉降表请降。同月中旬，在征得宋朝中央同意后，宋军正式进驻成都，孟昶出降，后蜀灭亡。

蜀地初定，宋太祖就不断收到前线士兵肆意掳掠的军报。他意识到持续下去，必然会激起民变。他马上派出当时的参知政事（副相）吕余庆，就任成都知府。可是还没等吕余庆到成都上任，蜀地就已经出事了……

为了确保蜀地不会再次出现割据势力，宋朝施行“诏发蜀兵赴阙”的特殊政策。乾德三年二月，被征召的后蜀士兵，开始源源不断的从蜀地赶赴开封。事实上，这些已经投降的蜀兵，并没有受到最起码的尊重，征服者与投降者之间的关系势同水火。宋军可以肆意克扣蜀兵的物资，而蜀兵则是敢怒不敢言。

从四川赶赴开封的蜀兵到达绵州（今四川绵阳）时，发现守城的入川宋军只有百余人，其余都是降宋的蜀军，于是便抢夺库存武器开始叛乱，尊原后蜀文州刺史全师雄为主帅。

全师雄自称“兴蜀大王”，灌口（今四川都江堰市）、导江（今四川都江堰市东）、青城（今四川都江堰市南）、郫县（今四川郫县）、新繁（今四川郫县东北）等地相继为叛军占领。

驻守蜀地的宋军不断向叛军发起进攻，在灭蜀战争中表现不佳的蜀军，却在这起大规模的动乱中，表现极佳。动乱一直持续到十二月，在多路宋军的合力攻击下，叛军节节败退，全师雄病死，叛乱才算彻底平定。

宋朝拿下蜀地只用了66天，平定全师雄叛乱，则用了将近一年的时间！

全师雄之乱只是蜀地持续性动乱的开始。宋太宗淳化四年二月，青城县（今四川都江堰市南）人王小波因贩茶破产而聚集百余人起事，率众攻占青城、彭山，杀贪官彭山县令齐元振。王小波战死后，起义军又推举王小波的妻弟李顺为首领。汇集万余人，接连攻占蜀州、邛州。淳化五年正月中旬，李顺攻占成都，建立政权，称大蜀王，建元应运。

宋太宗得知蜀地的严峻形势，随即任命亲信宦官王继恩为剑南两川招安使，率军征讨。起义军虽然很快就被剿灭了。但负责征讨的主帅宦官王继恩，隐隐然流露出赖在蜀地，不复还京的态度。原本用来剿的起义军，现在反而成为他向宋朝中央索求无度的筹码。

结果就是，起义军死灰复燃，蜀地的诸州县，不断出现被起义军攻占的情况。

这个时候，我们回过头来看看宋太宗，他面对的情况：叛军永远剿不彻底，杀掉一波，还有一波。今天可能还是个老实巴交的农民，明天起义军一到，随时可以变成叛军。而派去征剿叛军的主帅，和中央玩起养寇自重的把戏，而宋太宗明明知道，还得咬着牙，供他吃供他喝。你说他心里气不气。

无怪乎，宋太宗有一次意味深长地对副相赵昌言讲道：“西川本自一国，太祖平之，迄今三十年矣。”

言外之意，这都回归祖国的怀抱三十年了，怎么还这么能折腾。既然那地方原本就是自成一国，要不就算了，我们图个清静，不要他了……

在这里，我们不得不表扬一下宋朝初年的这一批。宋太宗这个人，满腔豪情的“弄”来了皇位，可是一次雍熙北伐的大溃败，算是彻底把他给打怕了。此后他的性格里，就多多少少有些怯懦的成分。

赵昌言察觉到宋太宗对蜀地“意颇厌兵”的态度，马上进言道：“国家士马精强，所向无不克，顾此草窃，不足仰烦宸虑”。然后对着地图一顿操作，给宋太宗画了一张“大饼”，并且自告奋勇去安抚蜀地的形势。这才算是打消了宋太宗想放弃“蜀地”的想法。

宋朝中央虽然又重拾统治蜀地的信心，但是蜀地的叛乱并未停止……

先是在淳化五年十月，王小波、李顺起义的余波仍在继续蔓延。嘉州、遂州（今四川遂宁）一带，仍有万余叛军在侵扰州县，宋军不得不继续派兵征剿；

至道三年（997年）八月，蜀籍宋将刘旴，发动兵变。连破汉州（今四川广汉）、蜀州（今四川崇州）、邛州（今四川邛崃）和永康军（今四川都江堰市），各地守军“望风奔溃”。

为了稳定局势，宋朝中央继续向蜀地增兵，侍卫亲军司步军主力神卫军被派驻蜀地，分别由王均、董福任指挥使。如此一来，地方势力与中央直属部队之间，又开始发生矛盾。

真宗咸平三年（1000年）正月元旦，王均（蜀籍）所部发生兵变，杀死宋真宗的舅舅，益州主兵官钤辖符昭寿。在蜀地自立为王，号为大蜀，在川西肆意横行，侵扰州县。宋朝中央只好继续派兵征剿，直到这一年的十月，叛乱才算彻底平定。

而此时，距离宋太祖灭亡后蜀，统一蜀地，已经过去了37年……

同样是被征服地区，南唐、吴越，甚至北汉，都没有暴发持续性的动乱，为何唯独蜀地会出现这种情况？

我们不妨把时间线拉得更远一些，来看看蜀地与中原政权之间的过往关系：

公元前316年，秦惠文王灭亡了统治蜀地300余年的开明王朝，蜀地被纳入秦国的统治范围，正式进入封建社会。

秦亡汉兴，汉朝接管了秦国原有的国土，蜀地的发展进入了一个加速期。西汗末年，公孙述割据蜀地，自立为王，蜀地进入短暂的割据时期。

公孙述叛乱被平定后，进入东汉时期。到了东汉末年，军阀割据的局面又一次出现，蜀地相继被刘焉刘璋父子，以及刘备占据。公元221年，刘备正式在成都称帝，与北方的曹魏政权，展开对抗。

司马氏篡魏，西晋统一全国，蜀地进入短暂的稳定时期。可这种局面仅保持了不到50年，西晋永兴三年(306年)，李雄在成都称帝，国号“大成”，是十六国中最早建立的国家。从此蜀地随同中国历史，一起进入了大割据时代。先后受东晋、前秦、樵纵；南朝的宋、齐、梁；北朝的西魏、北周共8个政权的统治。

进入隋唐时期后，蜀地重归中原政权的大一统，社会、经济发展进入全盛时期。但这种安定与繁荣的局面，在安史之乱后，便戛然而止。此后历代唐皇将蜀地视为避祸的天堂，一旦中原动乱，就逃入蜀地避难。

唐亡之后，中国再次进入割据时代，蜀地相继被前蜀和后蜀统治。与同时代的其他政权，展开并存对峙的局面。

说到这里，我们隐隐然觉察到一丝脉络。在这长达一千多年的历史进程中，蜀地与中原政权的关系，是分分合合若即若离。互相之间，既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而在历史发展的重要关头，又总是分道扬镳。而蜀地独特的地理环境，增加了其融入中原社会的成本，从而演化出与中原地区，相似但又并非完全相同的社会体系和文化内核。

这一现象的政治演化结果，便是蜀地民众对来自外部的政权，缺乏最基本的信任，对国家一体化缺少最基本认可。而宋朝中央对这一地区的国家意识形态的建构，至少在初期看来，是有所缺失的。

例如前文提到的，在征蜀战争中，放纵军士私掠敛财；歧视和压榨投降的蜀兵，并拆解其军队建制，编入在京的禁军，脱离原籍；将原后蜀的高级官员，召至宋京城另行安排职务；凡是赴四川任职的官员，不允许携带家眷，以免割据自立。

等等这些措置，虽然很大程度，规避了蜀地再次割据的因素，但同样也使蜀地的民众和军士，很难在宋朝初年这样一个大的政治环境中，找到自己的归属感。而与之相反的，则是遗民情绪的日益高涨。

有这样一个历史片段，最能体现这种遗民情绪。话说蜀后主孟昶在成都府上表请降后，被押赴东京汴梁居住。在押赴汴梁的途中，老百姓一路从成都送到键为县，长达数百公里“万民拥道，哭声动地”，恸哭昏厥达数百人。

而遗民情绪在民间最直接的一个体现，则是底层文化的冲突。蜀地民众的信仰在当时看来，与中原地区有着明显的差异。中原地区祭祀的神祇，多数是被朝廷承认的，有“编制”的神仙。而在蜀地，则存在一些“非主流”的神祇，谓之“淫祀”。其中就包括一些人神，例如秦代治蜀名臣李冰，而其中最著名的要数灌江口“二郎神”。

民间相传二郎神是李冰次子，帮助李冰治水，故与李冰一同受到后代崇奉。灌口二郎神在五代时被尊为“护国灵应王”，祠庙广布巴蜀地区。而此后王小波、李顺起义，正是借灌口神祭赛大典之时，以灌口二郎神的名义率众发起民变。

宋朝中央视其为“邪神”，夺去二郎神的王号，沦为“非主流”神仙。同时禁止民众祭拜“二郎神。然而官府的禁止并不能减少民间百姓对灌口二郎神的信仰祭祀。相反，这种大力打击蜀地民间信仰的行为，切断了蜀民的精神寄托的途径，这反而是引起广大蜀民抵抗宋廷的主要因素。

如何尽快安定蜀地的动乱，成为当时宋朝中央亟待解决的事情。淳化五年，也就是在王小波、李顺起义的前后。宋太宗派遣张咏入蜀主政。

张咏其实有很多作为了，比如平抑物价、以米易盐；招抚乱民、重建蜀地的行政体系，树立国家的公信力；移风易俗，逐步改善蜀地的信仰文化等等。篇幅有限，我们不再一一赘述。

但其中有一个非常关键的举措，就是推荐蜀地的士子，积极求学入仕。宋初，蜀人“知向学而不乐仕宦”，特别是在蜀地不断动乱的情况，很多士人不愿意参与宋王朝的科举考试。在张咏入蜀之前，蜀地曾有长达二十余年的时间没有入仕之人。

我们可以想见，一个本身就相对比较隔绝的地区，几十年都没有精英阶层参与国家到高层政治中。长此以往，这一地区肯定会逐渐演化成为政治上相对落后的地区，甚至还有可能和主体社会脱离。

张咏正是看到了这一点，所以在他主政蜀地期间，重视蜀地的教育事业。并且利用自己的身份，不断向朝廷推荐蜀地子弟入朝为官。由此，一代代蜀中子弟通过科举和举荐的方式，开始参与到国家的治理中。这无疑使整个蜀地的底层民众对这个国家有了基本的归属感，而且让普通老百姓也有了进身之阶。遗民情绪和对中原文化的抵触，遂慢慢消除。

宋真宗咸平四年（1001年），也就是王均兵变发生后的次年，宋朝中央鉴于蜀地持续动乱的局面，决定将原辖整个蜀地的川峡两路（省级单位），分为益州路、梓州路、利州路和夔州路，合称为“川峡四路”或“四川路”。后来简称“四川”，四川由此得名。其间设四川安抚制置使、四川宣抚使等官职，对蜀地这一特殊的区域，集中权力，分化治理。

五十多年后，宋仁宗嘉祐元年（1056年），四川眉州的苏洵，带着两个儿子苏轼、苏辙。自偏僻的西蜀地区，沿江东下，赶赴东京汴梁应试。三苏出川，意味着蜀地民众已经完全摒弃了遗民思想，正式接入到宋朝这个大框架下的社会体系。

文化的碰撞与磨合，再一次在跌宕起伏的社会变革中，完成了新的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