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察冀为何“自废武功”？萧克回忆：10万人复员，兵工厂停产

作者：莫孤烟

抗战时期，晋察冀边区是八路军在华北最早建立的根据地，也是经营时间最长、实力最为雄厚的一个解放区。到抗战胜利时，晋察冀边区连同野战军和地方部队在内，共有约32万人。不过，这样一支家底厚实的部队却在解放战争开局阶段，表现输于其它方向，以至于华北战场成了我军最为被动的一个战场。造成这一局面的原因很多，但最重要的一条就是——抗战胜利后复员人员太多，使得部队伤筋动骨，用耿飚和李运昌的话说，就是“拳头不够硬”。

抗战胜利之后，百废待兴，民众热切期待战乱终结、彻底走上和平建国的道路。在这种大背景下，即便是毫无和谈诚意的南京当局也不得不摆出一副和平的姿态来。重庆谈判之后，美国也介入到调停之中，经过多方讨价还价，南京与延安于1946年2月25日签署了军队整编方案，约定按照方案组织军队复员，最终的目的，是把蒋军缩编为50个师，我军裁剪到10个师。

十天之后，延安发出指示，要求各解放区实行精兵简政，具体实施分两期，第一期于三个月内精简三分之一，第二期再精简三分之一。指示中强调，除东北及热河外，各地复员整军“不论时局变化如何，均应力争完成。”

发出这样的指示，难道是延安方面对战争的爆发缺乏警惕吗？显然不是，否则就不会强调东北及热河不执行复员政策了。在和平建国的大势下，执行精兵简政是必要的，也是应该的，但延安发出的公开指示，未必是说给各解放区的部队听的，更像是说给广大民众和各中间派人士听的，甚至是说给美国和苏联听的。各解放区如何具体执行这一指示，那就是原则性和灵活性相结合的问题了。

事实上，大部分的根据地并没有安全按照复员三分之一的要求执行。中原军区只撤销了一个旅（2纵14旅）的番号，总兵力由7个旅变成6个旅；西北晋绥军区把两个教导旅合二为一，358旅并入警备3旅，总共裁了10个团，复员了2700人，算是复员规模较大的。苏中解放区非但没有裁军，反而还在积极招兵，因为粟裕根本就不相信和平真的会到来，早早就做好了作战的准备。

在对待复员这一问题上，晋察冀算是不折不扣地执行了延安的指示，这也是聂荣臻一贯的风格——原则性极强，执行命令绝不打折扣。到1946年6月晋察冀军区整编结束后，所属野战军编为4个纵队，9个旅，27个团，共计5.1万人；地方军编为6个军区，21个军分区和13个独立旅，27个团，共15万人。晋察冀军区共复员10万左右。

晋察冀军区的这次整编规模是空前的，在军队内部引起了很大的思想波动，很多干部对此持有异议。时任冀热辽军区司令的李运昌给聂荣臻写了信，直言蒋氏没有和平诚意，部队减员太多是不行的。

李运昌的担心很快得到了印证。减员人数过多，使得晋察冀部队的实力受到严重削弱，但他们面对的对手却是十分强大的。晋察冀边区周围的蒋军部队包括第11战区孙连仲部，第12战区傅作义部、阎锡山部，总共有13个军、38个师，加上非正规军有38万人。本来装备上差距就大，人数上又减了10万人，打起来自然就感到吃力，而军事指挥上的失误，又放大了实力上的差距，最终导致战场上用兵捉襟见肘，局面愈发被动。

张家口失守后，晋察冀部队士气低落，官兵们怨声载道。在1946年冬天的一次会议上，素来以直言敢说著称的2纵司令员郭天民当场发火，怒斥军区决策有三大失误，矛头直指聂荣臻：一是盲目乐观，对战争准备不足；二是盲目裁军，自废武功；三是盲目轻敌，对傅作义的威胁视而不见。郭天民因言辞过激而被撤销了职务，但他所说的却有很多是实情，只是方式有所不当。

聂荣臻多年后在回忆录中，解析了自己当初的矛盾心情：他一方面担心战争再起，一方面看到总部裁军的决心很大，于是对和平前景产生过分的乐观，总觉得美国人不赞成开战，他们不支持南京当局，那么蒋氏就发动不了战争，于是就不折不扣地执行了总部的指示。

晋察冀部队中的和平幻想是比较普遍的，据时任军区副司令员萧克回忆，停战协议生效后，和平思想重，不仅军区复员了近三分之一官兵，大约减了10万人，导致兵员很不充实，有的兵工厂甚至干脆停产了。这些都是导致战斗力削弱的直接原因。

晋察冀军区之所以执行复员指示如此彻底，除了对和平存在幻想之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财政上不堪重负。

抗战期间，八路军总供给部部长杨立三曾算过一笔账，要想供应一个八路军战士的口粮及武器弹药，即便按照最低标准算，也要依靠根据地至少50个农民来养。每增加一名抗日战士，就意味着减少一个农村壮劳力，而抗战胜利后晋察冀部队由初创时期的30多个团猛增到100多个团，财政开支大大增加。即便开展了大生产运动，农民的负担依然十分沉重。抗战胜利后，农民迫切希望减轻负担，如果短时间内无法增加生产总量，那就只有减少脱产人员数量了。军队是最大的脱产群体，要落实精兵简政的指示，那就首先要从裁减军队数量入手了。

如此大规模的复员工作，执行起来是相当艰巨的，必须做大量细致的工作。部队的精力都放到复员安排上，不仅放松了对战争的警惕，而且耽误了练兵，使得部队的训练水平大打折扣。这些问题在和平年代自然看不出来，但一到战场之上便暴露无遗。部队的备战思想原本已经松了下去，突然紧起来难免不适应。训练水平不高，战备水平就不高。再加上各级指挥员也缺乏指挥大兵团作战的经验，从上到下都是游击队出身，还都不太会打运动战、攻坚战，所以就造成了晋察冀部队在解放战争初期的不利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