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1年7月10日，在苏俄的扶持下，八世哲布尊丹巴在库伦“即位”，外蒙古正式“宣布独立”。同年10月，以苏赫巴托代表的蒙古人民政府代表团抵达莫斯科，并于11月签订了苏蒙“友好关系协定书”。
1922年，苏联控制外蒙全境，并向其各军政部门派驻政委和顾问，实行改组和相关“教育”工作。
为了让外蒙古独立，苏联都做了哪些“小动作”？
20世纪20年代的外蒙古军队
值得注意的是，外蒙古的国家最高权力，自始至终都没有掌握在蒙古人自己的手中，外蒙古当局更像是受苏联（俄）操控的“工具人”。一旦新选拔上来的领导干部不能贯彻“亲苏路线”，大概率会遭到报复和清洗。
于是，在外蒙古“建国”之初，本就支离破碎、饱受摧残的蒙古草原上，掀起了一场又一场红色的腥风血雨。
1、“一边倒”的红色外蒙古
1922年8月，时任总理和外交部长的人民党创党元老鲍陀，因希望保持独立自主发展，改善“中蒙关系”，反对激进的“苏化”政策，与同为创党元老之一的查格达尔扎布等40名干部一起被打成“反革团分子”并遭到了逮捕。
其中，包括鲍陀和查格达尔扎布在内的13人被处决。
1923年2月22日，伴随着年仅30岁的苏赫巴托的离奇死亡（有人认为是被苏联设计暗杀的），外蒙古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反右斗争”。
在这场“反右斗争”中，很多在当地颇具声望的原王公、喇嘛和学者们受到了严重冲击，甚至连“国家元首”哲布尊丹巴都被软禁了起来。1924年5月，哲布尊丹巴离奇死去，（不少人认为他也是被苏联谋害的），外蒙古方面即刻宣布“哲布尊丹巴活佛不再转世”。
当时的蒙古国宪法
同年8月，人民党召开第三次代表大会，将党名更改为“蒙古人民革命党”，并宣布在内政、外交等领域施行“向苏联一边倒”的政策。
对于这一提议，作为创党元老之一，接替苏赫巴托担任人民军总司令的丹增表达了强烈的不满。
他一度以“这是武力胁迫下的会议”为由，拒绝参会。8月26日，在苏联的授意下，丹增被就地枪决。不久，以政府秘书长巴瓦桑为首的一些赞同丹增观点的干部，均以“反革命”为由被处决，丹增的总司令职务由乔巴山兼任。
完成了这一波清洗后，同年11月，外蒙古正式宣布废除君主立宪制，并将国名更改为“蒙古人民共和国”，首都库伦改名为“乌兰巴托（意为红色英雄）”，正式开启了“苏化进程”。
苏赫巴托（左）与乔巴山（右）
苏联方面始终认为，很多人民革命党的党员们，一直心存“难以改造”的“旧思想”，无法忠实贯彻斯大林的命令。因此，他们提出了“从娃娃抓起”的解决方案。于是，“蒙古革命青年团”应运而生。
在20世纪20年代中期，苏联选拔了大批“有潜力”的外蒙古年轻人，前往苏联参加政治培训，统一接受“蒙古革命青年团”领导和组织。在他们“学成”之后，被送到青年团各机构担任领导职务，并被“输血”到人民党的高层担任要职。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青年团成为了监督人民革命党的“亲苏机构”。如果党内有“反苏倾向”，青年团不仅可以“越级”向苏联告密，甚至可以公开对党内的领导人进行抨击和指责。
以青年团中最为“猖狂”的组织“意识形态战斗旅”为例，他们发动对蒙古传统文化和习俗服饰的清除运动，甚至连蒙古人最重大的“白月节”（即春节）都被禁止了。
“白月节是一个封建节日，尽管已被禁止，但还有很多蒙古人在过节，党的领导必须有人为此受谴责”。
另外，他们大肆打压和贬损知名学者和喇嘛，协助官方搜查、举报、没收寺庙财产文物，搜查集体化运动中牧民隐匿的财产和抓捕逃亡牧民。
20世纪30年代的外蒙古骑兵
2、血腥的集体化
1928年底，在苏联的“指导”下，以创党元老丹巴道尔吉（1899－1934）为首的“右倾集团”被肃清。次年，苏联要求外蒙古当局，必须全面展开对“封建主、富牧、僧侣等反动派的阶级斗争，没收他们的财产，完成社会主义经济大改造”。
为了让“改造工作”顺利实行，外蒙古再一次掀起了一场“党风大整顿”行动。
在“大运动”中，5306位党员被直接开除（要知道，当时外蒙古境内的党员总人数为1.8万人），很多党员一度被要求重新“登记审查”。
30年代的外蒙古官兵
20年代后期，为了实现国家的快速“工业化”，苏联提出了“全盘集体化”的任务，“富农阶级”遭遇到了毁灭性的打击，有些被当作反革命分子而入狱甚至枪决，有的被驱逐流放到边远地区。有数据显示，到1932年年底，原本100万户左右的富农，只剩下不足6万户了。
伴随着苏联的“全盘集体化”进程，外蒙古也紧随其后，进行了同样粗暴的集体化改革，并全盘照抄了“阶级划分”政策。
在今天看来，这一改革给外蒙古人民造成了灾难性的后果。在当时，阶级是这样划分的：
贫牧：财产600蒙古图格里克以下
中牧：财产600至2400蒙古图格里克
中富牧：财产2400至3000蒙古图格里克
富牧：财产3000蒙古图格里克以上
封建主：拥有500头牲畜（价值约为2.5万蒙古图格里克左右）
在外蒙古经商的中国商人
在苏联，如果有八九头牛或几十头羊，就会被视为“富农”。不过，作为典型畜牧经济为主的外蒙古，倘若照搬苏联的“划分方法”，会出现致命的问题。
在当时，一个普通牧民家庭要想维持基本生存，至少需要有25—30头羊，若在更荒凉的戈壁地区，这一标准还得提升。若以5口之家计，需要有200—300只羊，才能维持基本温饱。如果遇到雪灾、瘟疫等情况，即便是“封建主”家庭，也会一夜返贫。
按照当时的物价，一头比较贵的母羊大致在50蒙古图格里克左右。于是，本来只能维持温饱的牧民家庭，一下子成为了“反动阶级”的中富牧。
他们的财产不仅被尽数充公，还要遭受各种歧视，如不准使用水源和草场，政府要征收惩罚性重税等。后来，连更为贫苦的贫牧、中牧家庭也不能保留牲畜，充公到集体牧场（相当于苏联的集体农庄）。在最极端时期，一个家庭只能留下300蒙古图格里克的财产（相当于6头母羊）。
数据显示，在1930年，外蒙古当局共没收了520万蒙图的财产，可谓“战绩卓著”。不过，苏联依然不满意，并要求进行更为猛烈“充公战役”。到1932年春，外蒙古共计“罚没”1000万蒙图的财产。
20—30年代的蒙古商队
由于饥荒和各地民众愤怒情绪的快速蔓延，从1930年开始，外蒙古各地就出现了零星的抗暴运动，但均遭到了强力镇压。
几十名喇嘛和原王公甚至联名写信，请求民国政府“驱除苏蒙政权”，事情败露后这些人全被处死。
为了抗拒集体化，不少牧民甚至故意宰杀牲畜（和乌克兰农民为了抗拒集体化，故意破坏农具的行为如出一辙）以示示威。数据显示，外蒙古损失约750万头牲畜，占到了存栏数的三分之一。
因为“集体化”，外蒙古残存的一点手工业和商业几乎被全面摧毁，中国和其他国家商人和工匠被驱除殆尽。再加上粮食、物资的极度匮乏，国家经济陷入崩溃边缘。
比如在1932年，大约有7000多个家庭（超过3万多人）因不堪忍受“集体化”政策，向边境四处逃亡，很多人在越境过程中被无情射杀。
牧民散养的牲畜
1932年春，在蒙古西部爆发了大规模的武装抗暴行动，并迅速蔓延至中东部地区，甚至连大量的人民革命党和青年团的党团员也加入了进来。他们撕毁党证、团证，打出驱除“傀儡政府”和反对“集体化”的旗号，捣毁了很多基层政权和集体牧场。
据说，这一次大暴动几乎摧毁了人民革命党的政权。但在苏军的飞机和坦克等重型武器的镇压下，暴动最终以失败告终，外蒙古当局为此欠下了苏联2950万卢布的外债。
蒙古草原上的汽车
考虑到日本已在中国东北建立“满洲国”，对苏联形成了边境压力。因此，面对外蒙古经济极度恶化和民众大规模离心的不利局面，斯大林只得命令“暂时罢手”，并在外蒙古推行“新经济政策”，缓解经济困境，并停止了“灭佛运动”。
伴随着牧场集体化的暂时终止和“新经济政策”的施行，牧民不仅允许拥有自己的私人财产，还可以进行商品交换，苏联还提供了160多万蒙图的贷款。为了平息民愤，时任总理的吉格吉德扎布“下课”，以佐尔宾吉扬、巴德拉赫为首的忠实执行“集体化”的领导干部，被“驱逐”到了苏联。
实行“新经济政策”后，外蒙古的经济情况有所复苏。比如两年内境内的牲畜总数量增加了34万头，但经济衰退的局面直到40年代后期才得以缓解。值得一提的是，这次“集体化改革”，很多干部们“大赚了一笔”。
1939年2月，乔巴山从苏联返回蒙古，他送给前妻的钻石吊坠就价值1.5万多蒙古图格里克。
乔巴山和苏联军官
3、大清洗的前夜
1932年7月，颇受斯大林赏识的根登担任总理一职。
据说，此君酒醉后经常犯“爱说胡话”的毛病，甚至说过“既然蒙古的路线失败了，斯大林就应该为此负责”的“胡话”。或许是斯大林在他的身上看到了自己的影子，因此对他的“肆意妄为，一直采取“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态度。
1933年，斯大林在苏联发动了“大清洗运动（肃反运动）”。
作为“卫星国”的外蒙古也亦步亦趋，在根登的“统筹”下，很快炮制了以中央委员会书记鲁浑贝为首“反革命间谍集团”案。
数据显示：此案合计有317人被捕，有251个是布里亚特人，260人被判3—10年不等的有期徒刑，126人被流放苏联，56人被处决。令人发指的是，一位名叫敦格尔吉德的孕妇也被处以极刑。
另外，前任总理吉格吉德扎布，也以“鲁浑贝反革命集团”成员的罪名，在家中被乱枪打死。
根登画像
但从这以后，斯大林的指令与根登内心深处的宗教信仰、觉醒的良知不可调和，最终剑拔弩张。1934年，斯大林召见根登，要求他尽速完成“1937年前消灭宗教阶层”的任务。
不过，根登已经将更多的心思放在发展经济和文化上面，对于“灭佛主张”一直十分抗拒。
“在我们蒙古，喇嘛在人民中比党和政府还有更大的影响力和威望，对待他们我必须要另寻良策”。
对此，斯大林“耐心解释”道：
“在你的国家不能有两个权力中心，他们能跟你抢夺人民的支持，懂吗，你必须要解决这问题……你的内务处做了什么，什么都没做，你应该把内务处改组扩大成内务部”。
1935年初，根登与人民军总司令德米德，内务处处长那木苏赖第二次晋见斯大林。对于外蒙古大力扩军，拖延对喇嘛教阶层清洗的行为，斯大林表达了强烈不满：
“喇嘛还存在于你们国家，已经成为‘独立自主’的敌人，只要你善待他们则武装力量建设没有意义，他们能影响你的士兵….你的内务处那木苏赖对这些反革命做了什么，什么都没做….你的政府与他们不能共存，你必须毁灭他们。”
斯大林
根登一行人尽管被骂的狗血喷头，但依然绞尽脑汁讨论如何搪塞回去。失去耐心的苏大林已经意识到，根登已经“无药可救”，于是决定“另觅优选”。1935年3月，斯大林推举乔巴山为副总理，并给他送去了20辆汽车作为礼物。
至此，乔巴山与根登分道扬镳，双方矛盾日益激化。
1936年初，根登第三次晋见斯大林，不仅没有丝毫“忏悔”之意，还向他提出经济和文化援建要求。对此，斯大林嘲讽道：
“除了我们，根本没有一个国家承认你们….你们名义上还是中国一部分呢，我们没有帮助你们的义务。”面对斯大林的种种指责，根登皆据理力争，毫不示弱。
斯大林和根登的矛盾，最终在蒙古驻苏大使馆的招待会上彻底爆发。
在众人面前，斯大林再次不留情面地训斥了他。本就愤懑的根登，仗着酒劲大骂斯大林：
“你这个血腥的格鲁吉亚人，你实际上已变成了一个红沙皇！”并夺过斯大林的烟斗，摔碎在地，把桌子板凳砸了个稀巴烂。
老照片中的外蒙古士兵
这一次“耍酒疯”之后，根登的政治生涯宣告终结，更意味着他的生命已走到尽头。
很快，斯大林命令乔巴山重组中央会议，解除根登的一切职务。1937年底，根登被处决，人民军总司令德米德也惨遭解职。外蒙古的最高权力，落到了乔巴山的手中。
1936年是蒙古人民革命党建党十五周年，斯大林送来的礼物是“4支步枪和3万发子弹”。这无疑是在“警告”人民革命党高层，“必须大开杀戒”。待“万事俱备”后，1937年8月，苏联增派野战军3万人进驻外蒙古，旨在为“大清洗”行动“撑腰”。
4、蒙古草原上的血雨腥风
1937年9月，“大清洗”运动正式打响。
同月10日晚。蒙古人民革命党高层65名干部被捕，其中包括了中央委员会成员、大呼拉尔成员、部长会议成员以及军队高层全部将领。
在苏联专家的“指导”下，他们对65人实施了“坐火椅、拔指甲、扯光头发”等酷刑，并严禁他们睡觉，不准吃饭，直到在“招供状”上签字为止。显而易见，这些人都毫无例外地“承认”了自己“参与反革命集团”的事实，并供出了更多的“同伙”。
数据显示，当时的51个中央委员会成员中，有36人被枪决。1939年3月，总理阿玛尔以“反革命集团庇护者”等罪名遭逮捕，被押送到苏联“审判”，受尽了非人折磨，1941年7月10日，即蒙古“国庆日”，阿玛尔被宣布死刑，可谓“杀人诛心”。
根据这些人的“口供”，越来越多的领导干部受到了牵连。
以军队为例，威望仅次于苏赫巴托的德米德在押送到苏联途中离奇死亡，他的父亲和兄弟遭处决，连怀孕的妻子娜察亦被杀死。旅以上有187名将领被捕；超过1000名军人为了活命，主动“承认”自己的“反革命罪”，但依然难逃被枪毙的厄运（只有几人幸免）枪毙。
德米德（中）等蒙古人民军早期将帅
另外，喇嘛教遭到了近乎毁灭性的打击。
数百年所积累下的书籍、卷册、艺术品毁灭殆尽，寺庙的金银器皿被苏联搜刮而去，仅有首都乌兰巴托的甘丹寺得以幸免。
“到（1938年）7月20日，771座寺院已有615个变成废墟，仍在运转的仅有26座，8.5万名喇嘛仅留下17338人，这些人还未逮捕，对中高层喇嘛我们将在下一阶段战役中全部解决。”
一位叫巴雅尔马格奈的肃反人员，因“一周办几百个案子”，获得了象征军功卓著者的北极星勋章。由于逮捕的僧侣太多，每周甚至会有一两次集体处决，“每次用卡车一车车地拉出去”。
受到迫害的外蒙古喇嘛
至1939年4月，外蒙古当局共判处29198人为反革命罪，其中仅非常委员会（最高军事法院）查办的25785个政治案件中，就有20099人被处决，5739人被投入监狱。因为大清洗，2.1万哈萨克人被消灭了2000人，140个塔塔尔人只剩下4人，至于来自中国蒙汉两族人士几乎未留下一个活口。
大清洗中到底有多少人被处决，主流学者认为在3.6万至5万左右。不过有很多人认为，真实数字可能比这个要多得多。
大清洗之后，知识分子阶层遭到了残酷打击，党政军和宗教界著名人物亦被杀戮殆尽，传统文化遭到毁灭性打击，经济亦完全被苏联所控制，甚至对成吉思汗和蒙古历史的歌颂与崇拜都被禁止了。
5、尾声
二战爆发后，外蒙古向苏联捐助了远超自身能力范围的金钱和物资。
从1942年开始，他们向苏联捐助羊皮衣服3万件，食品600吨，现金10万美元，黄金300公斤，坦克54辆（有32辆T—34坦克），同时低价出售给苏联48.5万只马匹，无偿赠送3.2万匹。外蒙古不仅直接派兵参加了苏军作战，还强令国民前往苏联服劳役，尽职尽责扮演着“卫星国”的角色。
值得注意的是，连乔巴山的接班人泽登巴尔，也是斯大林隔代指定的“继承人”。
令乔巴山始料未及的是，在赫鲁晓夫发起“反斯大林运动”后，泽登巴尔立刻响应，即在外蒙古发起了规模庞大的“反乔巴山运动”。
尤睦佳·泽登巴尔（1916—1991），曾于1952年、1959年和1962年访问中国
冷战时期，外蒙古和苏联一样，陷入了经济体制僵化，生产效率低下，物资匮乏的困局。
民主化前的人民革命党中央第二书记包尔德巴特尔说，“尽管人民长期被物资匮乏的所折磨，但有3000个高干家庭像苏联特权阶层一样，可以享受特供，过着优裕的生活。”
1992年2月12日，蒙古人民共和国改国名为蒙古国，并更改国旗国徽，宣布放弃社会主义，实行多党制。
1994年通过《蒙古国对外政策构想》，“奉行开放、不结盟的外交政策”，强调“同俄罗斯和中国建立友好关系是蒙古对外政策的首要任务”，主张同中俄“均衡交往，发展广泛的睦邻合作”。
与此同时，还重视发展同美日德等西方发达国家、亚太国家、发展中国家以及国际组织的友好关系与合作。2004年，成为上海合作组织首个观察员国。2012年3月，与北约建立“全球伙伴关系”。11月，加入欧安组织，成为该组织第57个成员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