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时期中国伪军的特色

第二次世界大战有伪军的国家很多，印度被日军指挥的有8万多人，缅甸、希腊、塞尔维亚、阿尔巴尼亚等国都有。有人提出苏联的伪军也很多，其实苏联二战时的伪军很多是像俄罗斯、哥萨克、乌克兰等民族军，是趁机脱离苏维埃的民族力量，与投降德国占领军有一定的差别。台湾的8万高砂军也有一定的说法，是多年受日本殖民统治教化的结果。

抗日战争时中国的伪军。

日本侵略中国时期最早投降日军的伪军应当属于洮南镇守使兼东北骑兵第32师师长张海鹏，九一八事变爆发后，张海鹏率部投降日本关东军，率所部3个团配合日军向黑龙江省会齐齐哈尔进犯。1933年5月，任热河省警备司令官兼热河省省长，协助日军围剿抗日武装。此人在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被人民政府以汉奸罪枪决。

抗战爆发后的1938年时，伪军在中国的数量约为78000人。

制造伪军最多的是汪伪政权。汪精卫早年投身革命，曾谋刺清摄政王载沣未遂，成为一时的英雄人物。1921年孙文在广州就任大总统，汪精卫任广东省教育会长。1924年任中央宣传部长，1932年任国民政府行政院长，国民党副总裁，是国民党内第二号人物。“九·一八”事变之后，他被日帝的淫威压倒，害怕打仗，全力交涉言和。参预跟日本签订了丧权辱国的《淞沪停战协定》。1935年5、6月间，又参预签订了“何梅协定”、《秦土协定》，把华北主权拱手让给日本侵略者。1937年“七·七”事变后，全面抗战爆发，他提出了曲线救国主张的和平运动，被日本看中，滑向了媚敌卖国的深渊。1939年初，成立与蒋介石对立的军事委员会，开始编组军队，他的军队也被称为伪军。

汪精卫的军队主要来自于几个方面。收编在沦陷区原国军部队，接收日军已收编的国军部队。不及撤退之散兵游勇或小单位之携有枪械而无所统辖者，由日军移交之国军俘虏以及招募新兵等。包括原南京维新政府的绥靖军（第一方面军）、西北军将领张岚峰部（和平救国军第一军）、国民党苏鲁皖边区游击纵队副总指挥(总指挥李明扬)李长江部（第一集团军）、国民党江苏省保安第八旅旅长杨仲华部（第二集团军）、苏南和淞沪地区和平军（第二军）、忠义救国军刘培绪部（暂编陆军第二军），以及闽粤边区绥靖总司令部、和平建国军、南京警卫部队以及要港司令部等。伪军队伍很快达近15万人。

1940年，汪精卫在日本的支持下，降日投敌，在南京建立傀儡政权。此后，汪伪政权开始把蒋介石政府留在河南、河北、山东、江苏、安徽等省敌后地区的部队扩展伪军队伍。其中第二方面军由国民党山东省主席孙良城部3万多人投敌后组成，是汪伪政权较大的一支武装。第三方面军由国民党军新编第四师师长吴化文部投敌改编而成。第二十四集团军原为国民党军第三十四集团军，由国民党河北省政府主席、第二十四集团军总司令庞炳勋和三十四集团军司令孙殿英部组成，总兵力2万5千人。第二集团军为国民党新七军军长投诚改编。据汪伪政府公布，“迄三十二年(1943)底为止，综计国军实力已达四十二个师、五个独立旅及十二个独立团，华北方面有十二个集团军及八个独立旅。”汪伪军总数最高时达100万人，正规军约60万人。

事实上日本虽然占领了大半个中国，除关东军以外，在内地的日军从来没有超过一百万人，伪军人数远远超过了日军，成为支撑日本侵略占领中国的重要力量。其中除了部分伪军驻扎在城市负责占领区治安维护外，绝大部分的伪军被调往华北地区进行”扫荡”或者”治安强化作战”。这些以“皇协军”、“治安军”、“和平建国军”、“保安队”、“警备队”称呼的伪军，可以由日军随便调遣。不少参与了在华北地区对平民的大屠杀活动，被百姓称之为“二鬼子”。

伪军和伪政权大致上属于三个系统，汪靖卫的中央政府中央军，25万以上。王辑堂的华北政务委员会治安军10万，后来叫“皇协军”。伪蒙古联合自治政府的蒙古军1.5万，地方团队25万。其中，国民党正规军投敌50万，中央委员22人，还有五十多位将军。全国伪军除伪正规军外，尚有各省县的伪地方武装几十万人。日军所到之处，在组织伪政权的同时，网罗地痞、流氓，收编地主武装和国民党溃散的游杂部队，建立伪军，作为伪政权的支柱。

山东伪军数量超过了国共两军。

以山东为例，1938年山东伪军的大股部队只有日军从东北带来的伪满皇协军赵保原1个旅。其后，随着日军占领区的扩大，国民党军队不断投敌，伪军队伍日益增多。

1939年有济南警备旅、鲁东治安队张化南部、“剿共军”第一路总指挥张步云、剿共军”第三路张宗援、刘桂棠两部、鲁南第一路“剿匪”司令刘仙洲部，鲁南“剿匪”司令部陈式仪、陈炳照两部、鲁北皇协军白玉亭部等总兵力达10万余人。

1940年时，国民党地方军及正规军达到18万人。1940年伪军8万，1941年12万，1942年15万（“中央军”第二方面军总司令，山东省政府主席孙良诚率部投敌），1943年近20万（国民党军鲁苏战区新四师师长吴化文率部投敌）。到1943年，山东国军只剩下东北军51军于学忠（兼任山东省政府主席、鲁南游击总指挥）部以及周旋于国民党和日军中间的顽固派部队，属于国民党政府指挥的总兵力只有3万。而八路军山东纵队5万人和115师约2万人（皖南事变后山东八路军已不服从国民党指挥，而且脱离了二战区进入齐鲁战区）。占领山东的是日本华北派遣军第十二军，后来改为四十三军。

到1945年抗战胜利前夕，山东全省伪军总数为17.34万余人，其中正规军4.93万余人，保安队9.71万余人，其它2.7万余人。

对于投敌伪军而言，有的是民族矛盾，有的是政治因素。然而中国的投敌伪军主要逐利忘义和统治集团内斗形成的。

国民党统治集团政治上的独裁，内部派系林立。以汪精卫为代表的一派打着“曲线救国”的旗号，其实是想借日本之手争权夺利。多年来蒋介石亲近嫡系，地方杂牌军在地位、军饷、装备等方面受到歧视，为保存实力，或为私欲及怨恨忘却了国家民族的利益，卖国求荣，卖身投敌。比如汪精卫“国民政府”中七个伪军集团军司令，六个来自于原西北军、东北军和山东韩复榘等的军队，只有郝鹏举（伪淮海省省长，原中央军校西安七分校少将总队长）一人原来是胡宗南的部属。当时生活穷困，在日军的威逼利诱下，许多老百姓将参加伪军作为谋生的手段也是重要因素。

抗日战争时期伪军的结局不同。

据1945年日本无条件投降后中国军方统计，除伪“满洲国”以外所有驻华伪军的数量大约是118万人。这些伪军除少数受到惩处外，大部分被蒋介石集团作为抗战结束后的“先遣军”转为“正规军”。

至抗日战争结束时，属于南京汪伪政府之伪军尚有15个军，52个师，9个旅及特种兵，共28.2万余人；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军队共13个集团(旅)及炮、工兵一部，共55000余人；伪“蒙古联盟自治政府”残余军队还有9个师的番号，加上其直属部队共14000余人。以上伪军共计351000余人。他们都被蒋介石收编，投入到反共的内战当中。

1945年8月15日，在日本宣布投降当天，国民党政府就将伪华北绥靖军总司令部改称为“华北先遣军总司令部”，并令其“固守现地，等待国军”。第二天，蒋介石对全国伪军发布命令：“……我沦陷区各地下军及各地伪军，应就现驻地负责维持地方治安，保护人民，各伪军尤应乘机赎罪，努力自新，非本委员长命令，不得擅自移动驻地，并不得受非经本委员长许可之收编……”。蒋介石还任命大汉奸周佛海为上海行动总队总指挥，蒙奸德王为蒙古先遣军总司令，李守信为热察两省先遣军总司令。孙殿英、庞炳勋也被任命为先遣军总司令。对伪军的改编，开始军给纵队，师给总队，各地伪军共编为六个纵队27个总队73个团，门致中、孙良诚、吴化文、孙殿英、张岚峰等都被任命为纵队司令。直到1946年初，才陆续编为某军某师的正式国军编制。这种做法受到社会各方面的批评，蒋介石不得不把民愤极大的周佛海、王克敏、陈公博、王揖唐、褚民谊、丁默村，以及伪第11军军长富双英、武汉绥靖公署主任叶蓬、伪华北绥靖督办齐燮元等人判处死刑或无期徒刑。伪军后来大多落得个可耻下场，除吴化文在济南战役中率部起义外，其他如孙良诚、孙殿英、张岚峰、郝鹏举等都做了解放军的俘虏。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伪军的特色。

中国的伪军可以说是独树一帜，它不是侵略者组织占领地人民组织的军队，而是大批国军反水投降组成的队伍。不仅仅投降，而且掉转枪口打中国人。

中国伪军多为成建制投敌。中国的抗日战争虽然战果辉煌，国共双方却从来没有消灭日军一个联队（团）建制。而投降成为伪军的却包括了集团军、军、师建制单位及高级将领。

中国伪军来源广泛，既有地方杂牌军，又有蒋介石的嫡系黄埔军人。包括黄埔一期的刘明夏（十四军第九十四师师长）、黄埔一期黄子琪（国民党补充旅旅长）、黄埔一期谢文达，黄埔二期刘启雄、张海帆、陈孝强，黄埔三期方先觉（国民党第10军中将军长）、黄埔三期金亦吾（国民党第六战区挺进军司令）等二十多位“天子门生”。

中国伪军与国民党政府军有默契。即便在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军与伪军作战较少。因为伪军在反共方面与国民党同出一辙，伪军主要与共产党军队作战。虽然表面上降了日军，却始终与国民党政府勾勾搭搭，经常配合清剿共产党部队。

中国伪军很多得到国民党政府的默许。1939年1月召开的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中心议题有两个：一是在新形势下如何抗日，二是制定限共、反共政策。会后国民党发布了一系列秘密文件，如《防制异党活动办法》、《共党问题处理办法》、《异党问题处理办法》、《沦陷区防范共党活动办法草案》、《陕甘两省防止异党活动联络办法》、《运用保甲组织防止异党活动办法》等，推行“攘外必先安内”、“曲线救国”。早在1939年，国民党河北省保安司令张荫梧在给蒋介石的电报中，就把进攻八路军失败后率部投降日军，并变为“冀中剿匪总司令”的柴恩波的叛变行为称为“实施曲线救国。”而国民党第一战区司令部颁发的秘密文件公然声称：“除奸至为迫切要务，应分别轻重，首先从事剿共，如影响抗战，则可略走曲线。”山东省主席沈鸿烈甚至提出：“宁匪化，勿赤化；宁亡于日，勿亡于共；日可以不抗，共不可不打”的反动口号。正因为此，在国民党军内部流传着许可国民革命军指挥官在面对战局不利的情况下，”可为保存实力，暂时投降”。尤其是1938年任第五战区副司令长官兼第三集团军总司令的韩复渠因不战而放弃山东被枪毙后，许多战地指挥官畏惧战败要承担责任。因而作战不坚决，遇到困难就举手投降，使伪军数量开始爆炸性增长。

中国伪军大多数战后没有受到追究。孙良诚战后任国防部暂编第5纵队司令，淮海战役后又投诚共军。后自告奋勇前去劝说兵团司令刘汝明起义，被刘扣押，释放后移居上海，上海解放后被捕。投降日军的华北政务委员会治安总署督办兼华北治安军总司令军门致中上将战后国民党华北先遣军第9路总司令。汪伪政权“和平建国军”第三方面军上将总司令吴化文战后任国民党整编第九十六军军长兼整编八十四师师长，济南战役时又投降共军。汪伪任“豫北剿共军总司令”的孙殿英战后任国民党暂编第五军军长。汪伪政权第四方面军总司令张岚峰抗战胜利后任为国民党第三路军司令，后在豫东战场被共军俘虏。投降日军的蒙古军总司令李守信一为热察两省先遣军总司令，国民党河北省主席庞炳勋投降后任汪伪政权暂编第二十四集团军总司令，战后也被任命为先遣军总司令。黄埔三期生方先觉战后担任了国民党第十绥靖区的副司令官，黄埔三期生金亦吾战后任第15绥靖区高参。汪伪政权淮海省省长郝鹏举战后任国民党新编第六路军总司令、42集团军中将总司令，投降共军后又反水被枪决。伪军如此受重用，韩复渠若地下有知，一定后悔不该逃跑直接投降更实惠，闹不好战后至少弄个绥靖区或兵团司令干。

汉奸伪军的理论基础是自私自利。

笔者本文中的汉奸是引申意义上的，泛指中华民族中投靠外国侵略者，甘心受其驱使，或引诱外国入侵中国，出卖祖国利益的人，并非指背叛汉族的人。

抵御外敌侵略，维护国家和民族尊严是世界任何国家公民的道德准则。就像孝道一样，有不爱儿女的父母，却没有一个国家提倡不孝。有不为人民谋福利的政府，却没有一个政府提倡不爱国。但是，凡是叛国投敌的都有一套冠冕堂皇的理论。

“爱国不是爱党和政府”。基于这个理由，可以打着对政党和政府的不满倒戈相向。其实爱国不仅包含着对祖国的成就和文化感到自豪及对祖国其他同胞的认同感。也包括对国家政权的维护。虽然政党和政府只是从属于国家，但很多时候执政党或政府是以国家的面目出现，反对执政党或政府往往会伤害国家利益。国内政治斗争只能通过获得民心来解决，借助外力推翻政府本身就说明政治上的无能。汪伪政权的建立其实是国民党内部斗争的结果，失势的汪靖卫想借力日本军事实力来夺取国民党的领导权。而那些追随者也正是看中了这一点才加入，虽然是政治和权利斗争，客观上却伤及了国家和民族利益，成为侵略者的帮凶。

“人权大于国权”。国权对内具有强制性，对外具有主权性，它的法律原则凌驾于个人权力之上，除非是在无政府状态，否则不可能高于国权。当国家被列强侵略、瓜分和掠夺，人民生灵涂痰，人权惨遭剥夺践踏，就不会有国人的民生和人权。这种观点是典型的自私自利，除非是无政府国家，否则任何国家国权都大于人权。战场上投降敌军的人实际上把自己的利益当成所谓的人权，在面临坚决抵抗还是卖身求荣上选择了后者。它彰显的是个人获得了利益，伤害的是国家和民族的利益。为了个人的人权而出卖国家利益当汉奸，只能被世人所不齿。爱国是民族利益、国家利益和个人利益的共同体，单纯强调任何一方面都不合适。

“国家不爱我，我凭什么爱国家”。有些人因为事业不顺或者受到了不公平的待遇，以此为理由卖国求荣。这是混淆了国家与统治者的概念。可以对统治者有怨言，但不能忌恨国家。国家对每一位公民都是公平的，一个无能又不想付出的人国家又凭什么爱你呢？在抱怨国家时，最好先问问自己为国家做了哪些贡献，国家为什么不爱你。就抗日战争而言，蒋介石的中华民国政权代表着中国。在外敌入侵面前，连政敌共产党人都要求统一到国民政府的旗帜下共同抗日，而作为国民党军队反而倒戈相向。这不是国家不爱他，而是心里根本没有国家和民族的概念。

“不做中国公民，要做世界公民”。这种思想与汪靖卫与日本勾结要建所谓的“大东亚共荣圈”一脉相承。其实世界主义并不是推崇某种形式的世界政府，而是指国家之间和民族之间更具包容性的道德、经济和政治关系。它的意义在于每个人不应该只关注自己国家内部的正义，而更要关心国际之间的正义。而所谓的“大东亚共荣圈”其实是日本的一种霸权表现形式，是日本帝国的统治范围。

“以正义的名义投敌”。正义是伦理学、政治学的范畴，是一种道德评价。然而不同的社会或阶级的人们对“正义”有着不同的解释，往往都是站在各自的利益上来进行解读和诠释。叛国投敌嘴中的正义其实是个人利益的所谓正义，只是一块遮羞布。

“专制政权和侵略都无分好坏”。专制政权和侵略者都欺压百姓，却是内外有别。对于专制政权可以通过国内斗争来推翻或改造，而侵略都是掠夺，是民族迫害，性质上不一样。汉奸伪军脱离的不仅是政党或政府，而是背叛了民族利益。是有奶就是娘，其遗害远大于专制政权。抗战时期蒋介石诚然是独裁政权，却仍然代表中国。即使要重组政权也只能维护国家和民族利益，不能与侵略者同流合污。

显然，卖国求荣当汉奸做伪军许多时候与政治无关，与政党和政府无关。根本原因是趋利避害，是追求权力和一时的荣华富贵。是一种奴性，一种没有国格人格的行为。基于这一点，无论是普通人还是达官贵人都有叛国投敌的可能。只是普通人往往是为生活计才栖身于汉奸队伍，而达官贵人是为了保住自己的地位和权势见风使舵更容易向侵略者投降。

卖国投敌在任何历史时期任何国家都被世人唾弃，不管是曲线救国或者是政治及价值观的原因。可以得势于一时，却免不了历史的鞭挞，成为民族的千古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