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捉一个鬼子兵到底有多难

1937年9月25日，在山西平型关附近的山沟里，两股日军辎重部队陷入了八路军115师的包围之中。一场激战，八路军全歼顽敌，获得出师以来首场胜仗，这就是“震惊中外”的平型关大捷。此战歼敌300余，缴获100多条枪和其他部分物资，虽然八路也付出了500多人的伤亡，但这场胜利意义重大，乃八路军对日第一场胜仗，打破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

美中不足的是，这么一场战果辉煌的歼灭战，竟然一个俘虏都没抓到！为何一个活的都没有？八路内部流传着许多关于战俘的传说，比如一个八路军营长好心去背一名日军伤员，结果被伤员咬掉了耳朵；一位医务兵试图救助一名藏在车底的鬼子伤兵，却被伤兵捅了刀子。

既然最终一个俘虏都没抓到，鬼子伤兵的结局也不言而喻，但传说中的故事给中国人留下了这样的印象——想活捉一个鬼子，实在不容易。

鬼子俘虏为何难抓

其实这种感觉不止中国人会有，任何与日军交战的军队皆有同感。

美国在太平洋上与日本鏖战4年，血战无数，但战俘营压力一直不大。像塔拉瓦、佩里琉、硫磺岛这些血腥战场，想抓个日军俘虏简直难比登天。塔拉瓦4500日军，几乎全部战死，活捉的只有12人；佩里琉守备队1万人，只有160人生还；著名的硫磺岛血战23000日军，战死2.2万，只有1000余人被俘，其中很多是整个战役结束后陆续投降的。

日本人的顽固是大多数西方人无法理解的，鲁思·本尼迪克特在《菊与刀》中剖析：即使日本士兵由于受伤太重或者丧失意识而做了俘虏，那么他“在日本也永无抬头之日了”。他已经丧失了名誉，之前的他就已经“死”了。

林彪在战后总结的《平型关战斗经验》中指出：“日本兵至死不肯缴枪，一来因日本之武士道的教育、法西斯教育，同时也因他们对中国军民太残暴，恐怕中国人报复。”

武士道精神也好，法西斯教育也罢，又或者是因为听信了中国军队不留活口的宣传。总而言之在抗战八年，抓住一个俘虏对国共双方都是不容易的事。

既然难得，八路军对抓鬼子自然非常重视，以至于对于第一个日军俘虏记得清清楚楚。平型关战斗一个多月后，343旅在昔阳县以西的广阳再度伏击了一部日军辎重兵。这次为了活捉一个鬼子兵，八路甚至要旅参谋长陈士榘亲自出马——他冲进屋子时，发现那鬼子站在粮筐里动弹不得，“吓得浑身发抖，两腿打颤。”于是这位名叫加藤幸夫的79联队辎重兵当了八路第一个俘虏。而另一支共产党武装新四军则在1938年4月的镇江金坛，俘虏了第一名鬼子兵香河正男。

至于国军，早在7月7日开始就在北平附近与日军大打出手，但一直到淞沪“813抗战”开打才有了第一批日军俘虏，8月23日，国军战报称：第18军66团突入罗店与敌激烈巷战，生擒日军三名。

自此之后抗战一打就是八年，那么中国军队总共抓了多少日军俘虏呢？

作为正面战场主角的国民革命军并没有一个完整的战俘统计，只有一些战役战报中零星对外宣布的数字，比如台儿庄大捷俘虏719名日军；第三次长沙会战俘虏139名日军；中国印缅远征军共俘虏647名日军；湘西会战俘虏247名日军。

军政部所属的俘虏收容所的日俘数字也提供了一些证据，在陕西建立的第一俘虏收容所，先后共收容战俘500余人；先后存在于湖南常德、贵州镇远以及重庆的第二俘虏收容所及其分所共关押过700人。国军俘虏的日军总数在1200人以上。

对抓鬼子分外看重的共产党军队对外宣称：共俘虏日军官兵6213人,其中八路军俘虏5096人。在6213人中有2156人是1945年6月到10月俘虏的。相比之下，共产党军队俘虏日军数目简直让国军汗颜。

分析这些数字，1938年5月以前共产党军队俘虏日军是困难的，参战大半年只俘虏了124人，但在此之后俘虏数字急剧攀升，到41年5月两军共俘虏了1771人。然后每年保持了400-500人的俘虏数量。

根据歼敌难度的差异，各部俘虏数字也有高低，例如120师在1941年总共俘虏了10个日军，5个朝鲜人；冀南区在1942年3月到1943年1月，俘虏日俘16人，投诚5人；太岳区在1942年仅俘虏2人。

而著名的百团大战，八路军宣称俘虏日军281人，其中有日军副大队长山西绥清，但编查日军编制者，并无副大队长官职。

延安方面公布的战俘数字，也不是惟一的依据，《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役战斗总览》中，到1944年5月，八路、新四两军俘虏的日军是3284人。

但帮助延安做战俘工作的日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冈野进（野坂参三），在1944年9月对英国记者根室·史坦因说：八路军新四军共有2400名战俘，释放返回日军的有2000人左右，而留下的都进了日本人民解放同盟（《延安的日本俘虏》根室·史坦因）。两个数据有800余人的差距。

延安方面俘虏日军数据上的混乱可能跟共产党的战俘政策有关，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他们都是把战俘迅速释放，下面只能报告抓了几人，放了几人，也无法核查到底抓到了没有。

那么国共两军，在八年抗战中总共俘虏了多少日军呢？侵华日军司令冈村宁次倒是有一笔账：“随着遣返输送的进展，由中国政府方面和共军方面（极少数）移交的俘虏，1946年5月末的数字为：陆军1212名，海军40名，商民106名，共计1358名”这便是战后日本方面确认接受的战俘数字。另外延安方面的战俘共有300多人返回了日本。

至于“815”抗战胜利前，日军被俘的最高级军官，根据冈村宁次回忆，应是“某某海军大佐、中野海军军医大佐（相当于上校）等较高级的军官”，另外还有陆军航空队“岐阜飞行集团”参谋山田幸次少佐。

而八路军方面最高级的俘虏，是在抗战胜利前3天抓住的，1945年8月12日在山东牟平县，独步第六十五大队大队长柴山茂大尉乘坐的联络飞机失事，受重伤的他成为了八路军的俘虏。

当一个鬼子被俘虏之后

作为在别国领土烧杀掳掠的侵略者，成为俘虏是一件极度危险的事。国共双方在战争初期都有虐俘的行为，如冈村宁次回忆，早期软禁在国军前线部队的战俘有被杀害的现象。而八路军也偶有虐俘情况出现。

对于善于做宣传工作的延安方面而言，战俘正是一种很好的鼓舞自己、瓦解敌军的工具。因而延安方面迅速制定政策，1937年10月八路军总部发布俘虏政策的命令，“不杀，优待，放归”，成为俘虏政策基础。

毛泽东对外国记者说，“他们杀的越多（放归日军），就越引起日本士兵同情于华军。……有些不愿回去的，可在八路军服务。”

但是，40年以前，延安方面并不愿意收留太多的俘虏，1938年11月22日，八路军总部曾发布新规定：除特种人员要劝留外，其他无论表现如何，一律慰劳后送还，不得超过3天。最后还特地注明，这一条不得笔录，只能口头秘密传达到团级为止。

但到了1940年4月，延安方面由于开设了日本工农学校，政策开始180度大调整，提出了“教育后劝其回归，选择少数进步分子，给予长期训练。”的指示，也就是“教育、训练任用”的原则。日军俘虏一旦被留下，优待起来可不是说着玩，那是真心实意地优待。

八路军众多大将都亲自出面安抚鬼子俘虏：彭德怀百忙中抽出时间要求各部队创造条件，解决日本俘虏的洗澡问题；129师师长刘伯承提着酱菜走了100多里，到医院看望日俘山田一郎；井陉站的日本副站长夫妇在百团大战中被击毙，聂荣臻亲手抚养他们的女儿美穗子。

一名被八路俘虏的日军通常会有这样的经历：

有伤的先医治，走不动道的会有担架抬，或者骑马，骑驴；

然后被询问是否愿意回去，愿意的吃顿好饭，教育一下放走；

留下的总有比八路军普通士兵更好的食物；

看押士兵们不但禁止打骂、搜俘虏腰包，还会保护他们的安全，不受愤怒的群众的骚扰；

总会有敌工部的懂日语的干部与他们交谈，主要是打消他们对抗的念头；

运气好的还会遇到一个有水果美食的欢迎会。通常到这个时候，再顽固的俘虏也会收起寻死寻活的心，接受命运的安排。

通常八路军会把俘虏们送到延安接受再教育和训练，那里有1940年开设的日本工农学校。战俘到了这里就跟去了天堂没两样，因为在战争期间，学校的待遇好得令人发指。

“饭桌上摆满了日本风味和中国风味的菜。班长一声令下，大家便吃起来。我的筷子首先伸到牛肉火锅里，刚吃了一口，不由得大声叫起来:‘啊太棒了！这真是天下第一！’别的桌子上也喊出声:‘我们真幸福！在日本国内，生活一天比一天差，而我们的生活，倒一天比一天好。’”谷川在学校黑板报上写了一篇文章《在食堂里》赞颂每天的伙食。

日本工农学校在延安是一级供应单位，和美、苏、朝鲜等外国友人属于同等待遇，每个日本战俘每月有大米15斤、面粉15斤、猪肉3斤、蔬菜30斤。工农学校新学员，第一个月发津贴5元，被卧按实际补充，毛巾、肥皂各一条，牙刷一把，牙粉及言各一包，旱烟袋一根，碗筷、单衣单裤、衬衣衬裤、鞋袜全有。以后每4个月补充牙刷毛巾肥皂等的消耗品。

难怪谷川会写文章赞美牛肉火锅，这时候正处于困难时期，周边的中国人都在吃小米饭，而他们却能吃上大米白面，一日三餐有肉，早晚餐两三个菜，周六还有加菜，甚至有白酒喝。老百姓过年才吃顿饺子，而学校里每周一都会吃饺子。

就连聂荣臻看了学校的墙报之后，都厚着脸皮找学校总务要求到食堂蹭饭，结果聂司令“放开肚皮吃了一顿日本菜”——鸡素烧。

这些学员每月还有3元津贴，与八路军连长相同，也就是说每个日俘待遇等同于连长。

所有留在八路军新四军中的日俘，都在学校里学习过，他们通常会看日本作家小林多喜二的《蟹工船》、毛泽东的《论持久战》等书籍。四年间，前后500余名学员在此地学习，他们毕业后被认为是已经改造好的同志，发往各地工作。

一般日俘会从事几种工作：

其次有技术的日俘只要俘虏就没有放归的可能，经过教育后留下来从事技术工种，比如军医战俘会在医院效力；一些军官士兵会到各部队里成为炮兵、工程、武器装备的教员，训练八路军士兵。

有的人将要从事一件非常危险的活——上战场喊话，他们通常跑到炮楼边，喊话有几个重点，“日本打不赢。”“我们的敌人不是八路军是日本军阀。”“你们都是劳苦大众。”“想家了吧。”“我给你们送来了慰问袋”。

1940年10月，关家垴大战，杉本一夫来到前线向日军冈崎支队进行了喊话。秋山良造在冀南对日喊话喊出了名，大批粉丝追随他，经常问：“秋山君来了没有？”给他的回信高达一尺。

日俘们还有更重要的工作，就是配合延安方面的宣传业务。首先是对外宣传，参加反战组织的战俘们到各地参加群众大会为军民做报告；日本工农学校举办各种展览会，接待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的访问，冈野进向国统区和盟国宣传中共的战俘工作取得的成就。

宣传方面还有一项重要工作，就是演戏。英国记者根室·史坦因在延安时，观看了一场由日俘表演的4幕话剧。在冀南区，日俘也组织了话剧团，自编自演话剧“活路”。冀中支部的“国际剧团”，太行支部的两个剧团都经常进行巡回演出。

既然参加工作，就有性命之忧，在抗日战场上，反正的日俘共有38人牺牲，延安方面称他们为同志。

延安方面在日俘身上做的工作达到了一定的效果，美国外交官约翰·艾默逊1945年1月参观了国府的重庆日俘收容所后说：“这与在延安那些快快活活的日人相比，真是鲜明的对照。”

那么国府的战俘营又是什么样子的呢？

国军的俘虏待遇比不上共军

开战之后，国军在各地零星俘虏的日军大多随军看管，另外延安方面也陆续移交少量战俘，1939年14名、1940年2名、1941年3名，太行区移交的战俘在1938年到1941年间也有数十人。

1937年底，军政部将各地俘虏日兵集中到武汉，设立军令部和航空委员会两个临时战俘收容所。翌年年初，国民政府正式建立两个战俘收容所，华北战俘收入西安的军政部第一收容所，南方的战俘则去湖南常德的第二收容所。以后者为例，从38年3月接受第一批战俘到10月已经收押了80人。

第一收容所后来迁往宝鸡，第二收容所的命运多舛，因日军进逼，首先于38年11月迁往贵州镇远，又1944年8月，迁往重庆直至抗战胜利。另外第二收容所重庆分所于1939年建立，桂林行营在1939年5月也设立了临时日俘收容所。

国方对战俘收容工作的态度因人而异，陕西的第一收容所的所长汪大捷主张按照学校教育方式管理，于是战俘营被称为“大同学园”，校训是“德法世仇，中日殷鉴；以德报怨，化敌为友。”收容所让战俘开展文化活动，表演话剧等。

第二收容所对战俘的教育主要是“同化”。要求他们背诵三民主义和总理遗嘱，不服从者，以减食作为处分。

后来在日共党员鹿地亘的提议下，蒋介石批准成立了日本人反战同盟。由政治部三厅指导开展宣传活动。1940年2月由台湾籍何非光导演的反战影片《东亚之光》公演，其中就有重庆分所的29名被感化的日俘担任演员。

总体而言，国府在利用日俘做宣传上比之延安鞭长莫及。汪大捷甚至被人举报，理由是战俘营允许战俘外出演出、活动，旅游、野炊，是“纵兵扰民”，最终这些日俘还是老老实实呆在营中。

与延安相比，国府给战俘的待遇就小气多了，宝鸡战俘营的日俘享受的是国军上等兵的待遇，夏天一套单衣，冬天一套棉衣。平时只有苞谷面管饱，没多少大米白面。

1943年7月国际红十字会视察了镇远收容所，报告中称：“镇远收容所一天供应三次伙食，饭菜是中式，有汤、米饭、蔬菜，一周提供一次肉食。饭菜的数量足够填饱俘虏们的肚皮。”

国际红十字会也注意到，第二收容所共收容603人，约150人死亡。国际红会的报告分析了死亡原因：这些人大多数是在刚刚抵达之时死亡的，死因有结核病、疟疾、湿疹等。

为降低死亡率，中方做了一些工作：中国红会尽可能向战俘营提供药品，启用俘虏军医和卫生兵自我治疗。改善卫生设施，实现俘虏自办伙食，组织俘虏进行手工艺品生产等，以换取副食品烟酒等。由是，战俘的状况得到了很大改善。

但正如视察员伊森评价镇远收容所说的：“考虑到战时中国的情况，俘虏们生活上的问题基本都得到解决。尽管我努力去寻找收容所内有何可能的不足，但收容所没什么可以抱怨的地方。总的说来，这个收容所堪称模范，是我在其他国家所未曾见过的。”

相比而言，重庆战俘营和宝鸡战俘营的死亡率不高，重庆先后关押过400名俘虏，最终死亡的只有20余人。

当抗战胜利之时，在重庆战俘营尚有约800人，宝鸡的战俘营有约500人，他们构成了冈村宁次确认接收的日俘主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