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禧背黑锅：没挪用军费;还拿私房钱补贴海军

那么，究竟有哪些“史实”需要我们重新认识呢？本文罗列几点，权作抛砖引玉。

慈禧太后挪用了海军哪部分军费？

以往探讨甲午战争失败原因，说到清政府的腐败无能，无出其右者莫过于慈禧太后修颐和园挪用海军经费一事。一些历史课本讲，为讨慈禧欢心，李鸿章挪用海军经费修筑颐和园，结果导致清朝政府无钱提升军备水平。这种观点应声的一个逻辑是，慈禧太后当初如果励精图治，严格控制“三公”消费，不建楼堂馆所，清军便可有足够的经费与日军周旋。

但事实果真如此吗？难道大清国真是因为一个园子就失掉了整场战争？

考察历史，清军在海军建设方面的投入并不比日本少。北洋水师从1861年筹建到1888年成军27年间，清政府一共投入海军经费一亿两白银，每年合计300万两，占年度财政的4%——10%。日本政府从1868年到1894年3月间共向海军拨款9亿日元，折合成白银才6000万两，每年合计白银230万两，相当于同期清政府对海军投入的60%。

修颐和园占用海军经费，在一些历史研究者看来也是不成立的。慈禧修颐和园的经费名义上挪用北洋海军的军费，但实际上却是各地督抚孝敬的钱，只是挂靠在海军军费的名义下。1888年秋，醇亲王通过李鸿章，向一些沿江海省份的总督、巡抚授意，要为孝敬老佛爷修颐和园。但顾及自身形象，当年的执政者也觉得这事不光彩，醇亲王于是就想出以海军的名义筹款，最后共集260万两白银。这260万两，除一部分用于修建颐和园，剩下的都投入到铁路建设。由此看来，修颐和园的钱和海军经费没有半点关系，这份钱原来也不属于海军。不仅如此，战争开打后，慈禧太后还从私房钱里拿出了300万两贴补海军。

虽然修颐和园没影响海军经费，但海军经费短缺却是不争的事实。虽然清日两国海军在建设方面投入不分伯仲，但在战争前夕，投入却有很大差距。日本政府的财政支出中，在甲午开战前，军费支出已经占年度财政总支出接近30%。大清当时的财政收入与日本差不多，但军费支出却只有1.6%左右，海军每年实际经费只有100余万两，仅能满足基本开销。甚至战争即将爆发之际，李鸿章请求户部拨款二、三百万两以作战费，结果竟然只取出来18万两。战争爆发后，清政府更是手忙脚乱，关键时刻应变不力，这是铁定了的。

那么，修颐和园挪用海军经费的说法从哪里来的呢？翻检史料发现，这个说法最早出自梁启超的文章，“群臣竞奏请练海军，备款3000万……颐和园工程大起，举所筹之款，尽数以充土木之用。”梁启超这种说法没有任何数字考证，基本是为了反对慈禧做的舆论造势，不足为信。

炮弹里装沙子影响战斗力吗？

“沙子炮弹”也是关于这场战争经常被提及的一个细节。1962年的《甲午风云》，李默然扮演的邓世昌命令士兵将弹头拔下，结果炮弹中倒出的竟然全是沙子。炮弹不装火药，装沙子，这么虐心的镜头真让人看得火冒三丈。关于沙子的来源，过去有两种说法，一是说炮弹为国内兵工厂制造，厂长贪污腐败，以次充好；二是说炮弹为进口，黑心外国军火商见清政府愚昧无知，故意缺斤少两。

但这两种说法似乎都缺少足够的事实证据。从逻辑上讲，做炮弹毕竟不同于做食品，按照当时的物价，一发炮弹成本差不多能抵得上一头耕牛，这么贵的东西生产出来，肯定要层层把关，岂能光天化日往里兑沙子？

2012年，有学者著文谈到，这个“沙子炮弹”真是大家一个误解，“沙子炮弹”不仅不是假货，还是当时一种舰载常用炮弹。原来，当时北洋海军各舰使用的炮弹主要有两种，一种是开花弹，另一种则是实心弹。开花弹的弹头内填充的是火药或炸药，击中目标后会发生爆炸；而实心弹的弹头内则很少装药或不装药，更多时候是填充泥土、沙石来配重。实心弹击中目标后当然不会爆炸，其作战意图是凭借重力加速度击穿敌舰引起进水。

影片中，邓世昌泣血控诉的“沙子炮弹”就是实心弹。当时，由于科技实力有限，北洋海军的开花弹都需进口，国内有实力的兵工厂，江南机器制造总局和天津机器局只能生产工艺相对简单的实心弹，后期开展开花弹研究，里面装的也只是普通的黑火药，而不是更具杀伤力的黄火药。战争开始后，北洋海军由于经费不足，开花弹严重短缺，战前只补充了55颗国产普通开花弹，平均一门炮顶多分得十几枚。在海战中，仅一个半小时这类炮弹就打光了。剩余的三个多小时里，定远舰的305毫米巨炮只能发射根本不会爆炸的实心弹。

相比之下，日本在战前投入巨资研制新式火药，很快，其自主研发的“下濑火药”已经可以达到欧美水平。结果，大东沟海战上，经过5小时鏖战，参战的12艘中国军舰4沉2逃，其余被重创以致难以修复。值得一提的是，由于组建海军较早，人员更新较慢，当时北洋水师炮手年龄普遍比较大，虽然体力不支，但由于经验丰富，命中率要比日军好得多。但纵使如此，却无奈炮弹不给力。

制度之败还是综合因素作用使然？

最后一个问题，反思甲午战争失败的原因，目前普遍的结论是，日本通过明治维新，“脱亚入欧”，一战功成，正式进入帝国行列。经此一役，清政府几十年的洋务运动宣布破产，在康梁等人的推动下，举国上下开始反思制度之败。

关于是否为制度之败，近些年也有一些学者提出不同的观点。近代史学家马勇推出的新书《重寻近代中国》一书中专门有一篇文罩这个问题。马勇先生认为，“洋务新政确实存在只治其表不治其本的内在缺陷，但由此而让洋务新政承担甲午战争失败的全部责任，由此而全面怪罪中国的既往传统和体制模式，似乎不仅于情理上很难说得通，而且事实上也超过中国社会的承受力。”

事实上，经过洋务运动的努力，19世纪90年代时，清政府的实力已经有目共睹，其综合国力和军事实力虽然不能与欧美列强抗衡，但在亚洲仍然具备领导力，是头号强国。然而经甲午一战，在日本的苦心酝酿下，中国刚刚复苏的国力再次跌入万劫不复的深渊。更让国人尴尬的是，堂堂天朝上国最后竟倒在一个弹丸小国面前，其耻辱绝非历次侵略战争所能比拟。

按照马勇先生的观点，战争并不能代表真实的国力，历史上兵强国不强、国强兵不强的例子比比皆是，单以一场战争成败来自我谴责，显然过于极端。外国人当时就有评论：“日本素修战备，待时而动。中国则以宽浑为量，平日绝无疑虑日本有窥伺之心，以友邦相待。日本乃遣人四出侦探中国情形，以为今日用兵张本。如中国早知日本素蓄此心，亦修备战，恐日本亦不能得志也。据此而言，则今日胜负情形，并非中东强弱之实证。”

打了败仗就应该先反思战略层面的问题，比如情报、军备、战法等，这些具体细微的事项，均是一场战争过后应该优先摆在案头上的。然而，蒙受奇耻大辱的国人已不能再有这样的耐心，甲午一战之后，戊戌变法、宫廷内斗紧接而来，平静的中华再次迎来纷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