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天北平沦陷——你所不知道的七七事变

1937年7月29日，清晨。

北平城里的老百姓度过了难熬的一夜。

从28日一早便响起的枪炮声整整一天都没有中断。头天晚上，巡警挨门挨户地通知，叫把窗户缝儿、门缝儿都塞好了，防着日本人的飞机夜里放毒气……

一大清早，一些胆子比较大的老百姓赶到北平城城墙下，想看看战况究竟如何。奇怪的是，往日紧闭的城门此刻洞开，四周一片静悄悄，不见了中国守军的一兵一卒。

这时候，住在西单牌楼左近胡同里的朱自清接到了朋友打来的电话：“宋哲元、秦德纯昨儿夜里都走了！北平的局面变了！就算归了敌人了！”

一夜之间，北平城里的老百姓就仿佛从天上摔到了地下。从这一天起，北平城八年的沦陷生涯正式开始。而这一天，距离“七七事变”刚好三个星期。

21个昼夜之间，北平，无可奈何花落去。

“七七”之后

蒋介石有个坚持写日记的习惯。在卢沟桥事变发生的当天，他在日记里写道：

倭寇在卢沟桥挑衅矣。彼将准备乘我准备未完之时，使我屈服乎？或故与宋哲元为难，使华北独立乎？……倭寇已挑战，决心应战，此其时乎？

这一天，华北大地烽烟四起。

1937年7月7日午夜时分，日本驻北平特务机关长松井太久郎给冀察政务委员会外交委员会打电话，诡称有日军陆军一中队夜间在卢沟桥演习，仿佛听见由驻宛平城内之军队发枪数响，致演习部队一时呈现混乱，丢失士兵一名，要求进入宛平城搜索。29军军部拒绝了日军的无理要求，并答复说，卢沟桥是中国领土，日本军队未经我方事先同意而在此演习，已经违背了国际公法，妨害我国主权，走失士兵我方不能负责。

中日双方军队的交涉一直持续到7月8日凌晨5时许，日军随后下令向卢沟桥一带的中国军队发起攻击，并炮轰宛平县城。当日晚上，中国守军第29军第110旅奋起抵抗，吉星文团连续击退日军的三次进攻。日军第3大队直扑龙王庙和附近的铁路桥。守卫桥头的29军只有两个排，终因寡不敌众，60多名官兵全部壮烈牺牲。

随后，吉星文团的青年战士用绳梯爬出宛平城，出其不意地将日军的一个中队全歼在铁路桥上，重新把龙王庙和铁路桥夺了回来。

同在7月8日，中共中央发表了《中国共产党为日军进发卢沟桥通电》，指出:“平津危急！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危急！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号召全国同胞、政府和军队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抵抗日寇的侵略！”同日，蒋介石电令第29军军长宋哲元：宛平城应固守勿退，并须全体动员，以备事态扩大。9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电令全国备战，并令第26军孙连仲等部4个师归宋哲元指挥，支援第29军作战。

战事仿佛一触即发。

然而，箭在弦上之际，对决角力的双方却都暂时松了手。7月9日晨，第29军副军长兼北平市市长秦德纯与日本北平特务机关长松井太久郎达成了三项口头协议：一、双方立即停止射击；二、日军撤退到丰台，29军撤向卢沟桥以西；三、城内防务由保安队接防，人数限制在300人之内。

随后几天，和谈在零星冲突中时断时续。宛平城城门紧闭，负责谈判的中方代表也得拽着绳子被人从城头上吊下去。中方对和谈的态度应该说是充满诚意的，因为希望尽可能以和平方式解决“七七事变”的，正是第29军军长兼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宋哲元。

“七七事变”将第29军军长宋哲元推到了历史的聚光灯下。对于他的一生，有人说是英雄——因为1933年那次荡气回肠的长城抗战，但也有人说他欺世盗名——因为他在“七七”之后的犹豫不决。

如果回过头来，再审视这段历史。只能说，将整个华北放在宋哲元的肩头，那一副担子，对他来说，实在是有些重了。

宋哲元曾经是抗日最坚决的将领之一。当时的29军上下，以抗日热忱闻名于全国，这与这位军长的默许不无关系。在1933年的长城抗战中，29军凭借大刀、手榴弹和不屈的精神，以近战、夜战歼灭日军3000多人，取得了喜峰口、罗文峪大捷，使得29军的大刀队扬威海内外。宋哲元也由此取得了最高级别的青天白日勋章。日本兵的钢盔上后来加了道可以上下活动的铁护颈，据说就是为了防备29军的砍头刀。

在宋哲元治下，29军战士吃饭前，要先唱《吃饭歌》：“这些饮食，人民供给；我们应该，为民努力。日本军阀，国民之敌；为国为民，我辈天职。”另外，29军还将袁世凯正式接受“二十一条”的5月9日定为“国耻日”。每逢“国耻日”，开饭时馒头上都印着“勿忘国耻”四个字，有时还让士兵禁食一天以纪念国耻。

在这样鲜明的爱国教育之下，29军官兵的抗日情绪一直非常高。1937年春天的一件事情可以作为证明：那次宋哲元在南苑搞阅兵，请了各国驻华的公使和武官来观看。军队走完分列式后，军长宋哲元对他们提了个问题：“学员们，我们当前的敌人是谁？”当时，宋哲元料想中的答案应该是——共产党。

没想到的是，军队整齐划一，举手的举手，举枪的举枪：“我们的敌人是日本人！”此话一出，高坐主席台的宋哲元和日本官员相顾无言，十分尴尬。正是那次阅兵之后，日本人给29军下了这样的评语：“抗日意识深入官兵，实为性质不良之军队”。

不过，在“七七”之后的十多天里，宋哲元却没有像四年前那样下死令抵抗，而是一直对日军妥协，竭力争取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七七事变”爆发之时，宋哲元正在山东安亭老家守孝，得知事变发生后，他并没有立即返回任上，而只是让部下与日军虚与委蛇。直到南京方面派出了第26路军和庞炳勋、高桂滋部北上支援，并于7月9日、7月10日两次来电催促，宋哲元才在11日离开家乡，却没有返回华北军政中心的北平去筹划抗战，也没有到蒋介石令其开设指挥部的保定去指挥部队，而是直接前往天津，与日军新任司令官香月清司进行求和，并拒绝了中央军的北上增援。

宋哲元对日军的微妙态度起源于1933年的长城抗战，这场战争让他清楚地认识到了中日双方在战斗力上的悬殊。

何况，卢沟桥事变发生后，南京国民政府下令“应战而不求战”，根本看不出要发动全国抗战的决心。在军械不足的情况下贸然与日军火拼，会使自己的29军伤筋动骨，甚至还很可能会丢掉华北的地盘。

29军当时共辖4个步兵师，1个骑兵师，1个特务旅和2个保安旅，共有兵力73800多人，主力是37，38，132，143四个师，但因为装备落后，总战斗力尚不及日军一个师团。不过，当时宋哲元的排兵布阵颇为讲究。主力四个师的部署宛若一只巨大的“三叉戟”，西侧，是张家口的刘汝明第143师，东侧，是天津的张自忠第38师，正中央，包括北平和北平以南直到保定，是冯治安的第37师，这是三叉戟的三个刃，前面还有一个独立第39旅作为屏障。三叉戟的柄，则是河间、大名一带担任预备队的赵登禹第132师。

在局势尚不明朗的情况下，宋哲元选择了按兵不动，并抱着和谈的希冀。7月11日晚8时，日本特务机关长松井与中方代表秦德纯终于签订了《卢沟桥事件现地协定》。刚刚赶回天津的宋哲元长出了一口气，以为事态将就此平静下去。他还不知道，日本国内正是在此时做出了关键决定，并最终将战争推到不可逆转的浪尖。

7月11日，日本驻中国屯军司令官田代皖一郎中将的心脏病日益严重，报了病危。

当天清晨4时30分，日本教育总监部部长香月清司接到了就任日本驻屯军司令官委任状，要求他“马上弄一张到中国的飞机票，今天就去上任”。

与倾向于和谈解决卢沟桥事变的田代皖一郎不同，香月清司是一个坚定的好战分子。

好战的香月并没能在11日当天到达中国。当他拿到飞往天津的机票后，气候骤变，能见度低，无法起飞。他不得不在东京停留了一夜。

在香月等待赴任的这段时间里，事态迅速地发生着变化。在11日的东京，主战方占了上风，出兵华北的方案获得了通过。主战方对中方的和解诚意大肆诋毁，完全无视29军早已释放了200多名日军俘虏。

日本方面向华北调兵遣将的消息让本该已经到达天津，却依然滞留东京的香月清司大为雀跃。若干年后，他在回忆这一刻时写道：“在离开东京前，我认为我自己是在（局势）扩大的考虑之中，作为军队，即使进行交涉，也必须考虑作战，作战制胜是第一位的。”

正如香月清司本人的回忆，他是跑步进行战争准备的。

当天下午3时，香月召集主持驻屯军全体人员参加幕僚会议，讨论战争行动计划。在这个会议上，香月发出了他上任后的第一个命令：“做好适应对华全面作战的准备。”会议一直开到次日凌晨，讨论决定了日军对29军各部队的作战具体步骤。

日军很快便将作战计划变成了行动。

7月12日，10列运载着日军的兵车分载着各种部队、附战车、汽车、弹药等，由山海关陆续向西开，至傍晚已经有5列到达天津附近。同一日，800余名日军乘战车、炮车和载重车，由通县进驻北平。卢沟桥附近的日军仍然没有按照约定撤退。

7月13日的日本，主和方又占据了上风。中央军向华北的支援引起了日本内阁和军部的注意。日本内阁会议决定，暂缓国内师团的动员，采取“事件不扩大，就地解决”的方针，日本陆军中央在《处理华北事件的方针中》，也作出了同样的决定。

但在接下来的时间里，香月清司的部署却丝毫没有停止。15日，香月清司拟制了进攻平津的作战计划，要求参战部队于20日之前集结完毕。与此同时，进入华北的关东军和朝鲜军正在经承德向密云进发；第20师团已经到达天津、唐山、山海关一带；驻屯军旅团步兵第1联队到达丰台；步兵第2联队主力、炮兵联队主力和骑兵队、工兵队预计在18日可到达通县。

在日本本土，主战的陆相彬山元带领着陆军中央部进行着“要尽快发动战争”的游说，越来越多的人被他们说服了。终于，在7月17日，日本人下了最后的决定。当日上午的五相会议上，决定了以7月19日为最后期限，和中国进行“有限期谈判”，并在19日动员本土的3个师团进入华北。

几分钟后，蒋介石收到了从日本发来，不啻于作战通牒的“有限期谈判”通电，这封挑衅意味十足的通电，促成了自“九一八”以来，国民党政府第一个口气强硬、态度明朗的政策性谈话。

在被后人称为“庐山讲话”的《蒋委员长对卢沟桥事件之严正声明》中，蒋介石称：“和平已非轻易可以求得……如果战端一开，就是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

这时，战争终于不可避免，但29军已然失去了应敌的最好时机。

到20日，日军作战部队全部部署到位，把宋哲元的“三叉戟”死死钉在了华北大地上。无论补给还是调动，北平的中国军队都必须在日军的刺刀下仰人鼻息。

“七七事变”之后，北平城里的情势一分为二。澎湃的抗日热潮与平淡的市民反应奇特地混合在一起。

尽管守卫卢沟桥的中国士兵都分到了市民们冒酷暑送来的大西瓜；尽管北平各界救国会等20余团体共同发起捐献一万条麻袋、一万件背心的运动；尽管“九一八”事变后流亡到北平的东北学生举着“慰劳团”的标语四处游行，希望29军将士保家卫国，以免北平成了第二个东三省——但还是有很多人和宋哲元一样，相信仗是打不起来的。

年仅19岁的黄仁宇当时是南开大学一年级的学生，和许多爱国青年一样，他想参军报国，但是被他的父亲所劝阻。在黄仁宇的《黄河青山》中记录了父亲的观点：“没有宣战的战争，可能随时会终止……”

7月8日，一名叫邓云乡的北平中学生开始了他的暑假生活。当他回到家中，街坊邻居正在议论着战事的发展。“开始头几天，人们并不完全感到事态的严重性，幻想这是局部问题，很快通过谈判就能解决……市面上最初几天还比较正常，城门也未关，去天津、去保定、去张家口的火车还照常通行。粮食、蔬菜、煤炭等物价，一时也未波动。”在邓云乡后来的回忆中，北平古城在“七七事变”之后，依然运转正常。

根据宋哲元的命令，从7月14日开始，北宁铁路列车运行正常化，北平戒严也随之解除。尽管城里一些重要的十字路口，出现了用沙包修筑的临时工事，还常见三五士兵在其内架好机枪警戒，但宋哲元已经下令严禁29军与日军发生摩擦。

直到7月23日，天津《大公报》上，范长江发表了通讯《卢沟桥畔》，一触即发的大战气氛才见诸报端。

在文中，范长江真实地描述了29军官兵面临的残酷现实——没有担架兵、看护队、医官、野战医院等战争时应有的设备，对于将士的死伤救护束手无策。后方的交通运输、电讯通讯等也没有做应有的布置，在日军组织了完备的铁路和汽车运输时，29军守军却全恃民夫们的毛驴和大车往还运输。

许多五六十岁的民夫，无代价地把他们唯一的财产——毛驴贡献出来，不吃不喝地奔走运输，却毫无怨言。他们对守城将士说：“这回国家事，不比往常，您要用，尽管招呼。什么时候要，什么时候准来。”

时任北平市卫生局局长的谢振平负责照料卢沟桥受伤的八百多官兵，这位曾在29军担任过军医的卫生局长仍与军队有着密切联系。卢沟桥事变后，他常跟家里人说：“我虽已脱军装，但仍将与北平市共存亡。”他悄悄地把卫生局清洁队组织成一支战斗队，还专门打造了一批“钩连枪”当作武器，以备巷战。这种“钩连枪”其实是中国宋代军队的发明，前端一个大铁钩子，专门用来对付敌方骑兵。为此，谢振平在北平沦陷后被日军逮捕，后来惨遭杀害。他精心准备的“钩连枪”战斗队最终也没能发挥作用，因为决战是在一方精心调配而另一方仓促应对之下打起来的。

27日中午，香月清司下令向中国军队发起总攻。日军随即向宋哲元下达了最后通牒，要他撤出华北的军队。

当天深夜，宋哲元无路可退了。他与29军的将领一致表示，决心固守北平，誓与城垣共存亡。随后，宋向全国各界发表了自卫守土通电，称“国家存亡，千钧一发”。

这时，中日双方军队的注意力已经全部集中到了北平的南方。这个地方，就是南苑，29军在北平南方的大本营。

如果说宛平城是北平南方大门的锁，卢沟桥是锁钥，那么南苑就是这扇大门的门枢。所以，即便丢了宛平，只要这个门枢还在，29军依然可攻可守，但一旦丢了南苑，整个大门就会轰然倒下，北平就完全变成了日军的掌中之物。

在香月清司作出的总攻计划里，整整一个主力第20师团加一个步兵联队，全部用来攻打南苑。

这时，一个几乎与战争扯不上联系的书生，却意外地成了中日南苑交战的关键人物。

在来自中日两方面的记录中，都明明白白地记述着一个令人惊讶的事实——日军在进攻南苑之前，事先把消息透露给了第29军。

根据当时日方华北驻屯军参谋长桥本通回忆，在预定27日开始进攻南苑的前两天，香月清司授意一名下属，偷偷到一位和29军关系密切的中国要员家中，转达了日军即将发动攻击的消息。

根据后来香月清司本人的供词，这个夹在日军和29军之间奔走的中间人，就是当时冀察政务委员会的委员——潘毓桂。

潘毓桂是北平城里赫赫有名的才子，伪满著名电影明星李香兰的义父，书画俱佳，极会享受生活。潘的另一个身份是宋哲元的知交至友。宋的父亲原为潘父的幕僚，两家人两代相交，友谊深厚，因此宋对潘信任不渝，视作亲信。无论平时还是战时，潘毓桂始终可以自由出入29军军部，参与最高级别的会议，接触到最核心的机密。

所谓兵行诡道，怎么会在进攻前预先通知敌人呢？日方的评论认为，这正体现了香月清司是一个高明的“中国通”。

香月清司作出这个决定，首先是因为他认为南苑之战已有必胜把握，无论29军是否提前知道，对战事的结果都不会造成影响。而更重要的一点是，香月认为29军属于远离国军嫡系的军阀部队，在当下的情势下不太会拼死作战。如果得知日军兵力，29军很可能会为了保存实力而自动撤离南苑。这样，日军可以兵不血刃地取得南苑要地。

但香月没想到的是，他所获得的要比想象中更为丰厚。潘毓桂不但完成了向29军通风报信的“任务”，更在参加完29军的军事会议以后，把29军反攻的全部兵力调动计划向日本人和盘托出，还指点日军在进攻南苑时要集中攻击缺乏训练的学生兵团驻地，以便事半功倍。

更可怕的还在后面。在27日南苑激战之后，军部给佟麟阁、赵登禹突围的命令还没有到佟赵二人手中，就已经到了日本华北驻屯军第二联队联队长萱岛的手里，这又是潘毓桂做的好事。这次的叛卖，直接导致了佟赵两位将军的阵亡。

凭借这两次背叛，潘毓桂从此青云直上，在华北伪政权中历任北平警察局长、天津市市长。

战后，潘被逮捕，身上披挂写着“汉奸潘毓桂”的布条，一路从北平押解南下，沿途遭到万人唾弃。他最终的下场，是以“汉奸罪”被逮捕，于1961年死在狱中。

无耻的人总有自己无耻的解释。在台湾出版的《光复除奸录》一书中，潘毓桂在战后受审时，面对审判人员辩解了当时自己的想法：为了中日两国的利益，真心为华北谋一出路。潘称，当时国民党政权对华北鞭长莫及，阎锡山封建落后，都不是华北民众可以依靠的。而在他看来，华北当时的唯一出路就是和日军合作。这样不但可免生灵涂炭，而且日本文明开化，华北如果与日本合作，就可以和平发展，甚至变成没有军阀，政治开明的地方，为整个中国的开化建立楷模。

在《光复除奸录》的图绘中，潘毓桂一袭长衫，潇洒倜傥，神态自若，毫无愧疚之色。他始终认为，自己的“汉奸”是有立场，有道理的。对29军的所谓“出卖”，就是为了让29军中的反日力量尽快失败，以免“战事蔓延，祸及生民”——所谓卖国，乃为了爱国是也。

这一番说辞，居然引起一些人的共鸣。有人写信给当时的国民政府，称潘虽然误入歧途，但终是名流，且本心可嘉，大有“国士”之风，当恕而用之。同时，潘家上下打点，并请动著名律师洪旁吾进行辩护。上下努力之下，潘毓桂一度被从轻判处，并很快释外就医。

这些同情潘毓桂的人都忘记了，由于他的无耻出卖，南苑守军几乎全军覆没。

7月27日深夜，南苑战事打响。

由于潘毓桂向日军报告了29军的调动计划，日军发动袭击的时刻，正是南苑守军接防开始却尚未完成，最混乱软弱的时候。

当时，宋哲元已经认识到南苑的重要性，因此命令预备队赵登禹132师迅速进驻南苑，以新锐之师阻击日军的进攻。同时，鉴于37师战线太长，原驻守南苑大营的37师部队被调往北平方向以缩短战线。

7月27日，赵登禹到达南苑，急于赴战的他身边只带了一个团，另外，132师的另两个团刚到团河，主力尚在涿州，而37师所部正在撤离。

此时南苑的守军，包括37师一部、佟麟阁副军长率领的军部人员和军官教育团、特务旅孙玉田部两个团、骑兵第9师郑大章部的一个团，还有由热血学生组成的一个学生兵兵团，共计7000余人。鉴于前几天双方的激战，29军方面认为日军还要休整四五天才能真正发起进攻。

战争打响。正如潘毓桂所建议的，首先进攻的华北驻屯军第一联队率先突击潘毓桂描述的守军软肋——南面的学生兵团驻地。

南苑的这场战事，是学生兵们遭遇的第一场战争，也是其中大多数人遭遇的最后一场。这些握枪刚刚半个多月的学生兵，最后大半死在和日军的肉搏战中。

学生兵的设置颇有些来历。1936年12月，北平、天津、保定城里贴出布告，29军要招生。这在普遍实行募兵制的当时，着实引起不小的轰动。布告上说，为给29军培养初级军官，特招收有志从军的青年人，要求是18岁以上，初中毕业学历，一经考试录取，学制至少两年。课程设置很全面，国文、数学、物理、化学、外语，待遇也很优厚，每月津贴3元，毕业后马上成为准尉军官。

这样，又能投军报国，在兵荒马乱的岁月里对个人而言又不失为一条好出路。招生布告一下引来平、津、保地区青年学生的踊跃报名。最终招收了1500人，成立军事训练团。

军事训练团对学生兵的训练非常严格，训练中，旅长何基沣被士兵们背地里叫“何阎王”，“张扒皮”指的正是张自忠。即使是学生兵，训练也毫不放松。训练时想去厕所得先报告班长，班长说：去吧！学员一溜儿小跑，先跑到单杠区，至少拔3个杠子，再来个腰部转回，然后才能去厕所。

1999年，当中国抗日战争纪念馆的工作人员见到100多岁的张寿龄老人时，身为军训团教育长的他依然记得当年自己写下的战歌：“风云恶，陆将沉，狂澜挽转在军人……”

当时，一千多名学生兵就是唱着这首歌，举着大刀冲向敌人的。由于军备紧张，学生兵们一直没有配备武器。直到“七七”之后，他们才真正被武装起来，每人发了100发子弹，4颗手榴弹，每个班配备一把轻型机关枪，开始练习射击和投弹。当然，还有每人一把明晃晃的大刀。大刀都没开刃，刚发下来的时候，营房里着实热闹了两天。附近村子里的铁匠都被请进了军营，到处都是霍霍磨刀声。

学生兵的浴血抵抗，是日军遭遇的第一场硬仗。关于学生兵们与日军进行的白刃战中，其详细情形几不可考。在佟麟阁率教育团赶来增援之前，众多学生兵阵亡。

学生兵虽然伤亡惨重，却始终没有后退。按照日军参战官兵的回忆，整个平津，打得最惨烈的就是南苑之战。连日军中著名的勇将，当时担任华北驻屯军第一大队大队长的一木清直在卢沟桥事变发生一周年之际接受《朝日新闻》采访的时候，都不得不对学生兵们在南苑的英勇奋战表示钦佩——“面对面地死战也不肯退却”，“中国兵甚至负伤几次依然冲上来拼杀”。

学生兵们的坚守，使南苑这道阵地在中国军队手中多保留了近半天的时间。

28日凌晨，日军总攻南苑。

原以为可以轻取南苑的日军，在凌晨4时遭到了第一次惨败。

一木清直所部的日军冲进南苑守军的阵地，却在阵地上纷纷踩上了地雷，损失惨重。此前日军多次对南苑的侦察，都未发现这里有布雷防御，这意外的打击使日军队形大乱，一木清直在回忆中写道，他身边的炮兵协调员被炸昏了头，对着话筒大叫——打近了，打近了……他把地雷的爆炸当成了自己的炮火，认为是日军炮兵打得太近了。

地雷的威力，加上学生兵团异常顽强的抵抗，冲入南苑的日军各自为战，失去了统一的指挥。所以，当佟麟阁率领军官教育团和特务旅一部赶来反击的时候，指挥混乱的一木清直大队未经激烈战斗，就又被从阵地上赶了出来。

关于这批日军始料不及的地雷，据29军的老人讲，有两个说法，一说这批地雷还是“七七事变”之前，佟麟阁带军官教育团进行演习时候埋下的，因为此后局势一日三变，也就没有来得及将其拆除，仅仅在地图上标出了雷区了事，却不料有此收获。另一个说法是前一天晚上刚给最后一批学生兵发了枪，学生兵们兴奋得睡不着觉，纷纷要求去团河增援遭遇伏击的132师官兵。营中有个名叫王汝厉的参谋看到这种情况，就让他们在阵地前埋地雷，免得他们自行出动。没想到第二天日军恰好选择这里突破。

第一次攻击失败后，有些意外的第二十师团师团长川岸文三郎赶到前线接替了指挥。28日早8时，日军在猛烈炮火的掩护下，发动了第二次进攻。日军飞机也赶来助战，没有防空经验的29军守军损失惨重，通讯系统完全被摧毁，攻击的日军迅速攻占了29军的第一线阵地，南苑阵地的外壕外墙被日军多处突破。

但是，29军的抵抗依然十分猛烈，日军寸步难进，死伤甚重。

由于遭到意外顽强的抵抗，川岸下达了两条对南苑之战结果至关重要的命令——第一条是命令从承德起飞的轰炸机部队全力加强对南苑的轰炸和扫射。第二条命令，是要求日军驻扎在通县的预备队——华北驻屯军第二联队（萱岛联队）从通县南下，自侧背的东方夹击南苑守军。

下达第一条命令，是因为川岸看清了29军防空火力几乎为零的弱点。空袭非常有效，南苑在炸弹爆炸声中变成了一片火海。据参加过南苑战斗的29军官兵后来回忆，日军的轰炸令战士只能挨打，无法还击，军心迅速动摇。而第二条命令，则是因为他收到了潘毓桂的密报。

根据几位亲历者的讲述，南苑之战中29军的指挥如果用一个字描述，那就是“乱”。负责南苑防御的总指挥赵登禹对当地情况还来不及熟悉就投入了战斗，留给他的部队番号杂乱，开战后沟通不利，各自为战，混乱一片。

在军训团教育长张寿龄的回忆中，日本兵天上地下协同作战，电话线一早就被炸断了，四处都联系不上，军部也被炸得乱七八糟，副军长佟麟阁、132师师长赵登禹不知去向。心急的张寿龄率队四下寻找同伴，直到中午才得知军部有命令，叫马上转移，能进北平城的话进城，不能进城就去保定。接到命令后，张寿龄赶紧命各大队分散，利用青纱帐的掩护撤退。

而学兵王俊峰则回忆说，战斗一打响就找不着班长和中队长了，后来听说教育长张寿龄抱了一挺高射机关枪在打飞机。大家一听很高兴，好歹还有高级军官在——其实，当时佟麟阁、孙玉田等将领都在战斗，只是相互失去了联系。张寿龄中午时分传达的撤退命令，直到下午才传到王俊峰等学兵的耳朵里，就这也只是小道消息，没有正式军官进行传达。得知消息的学员们便自发组织起来，三三两两地自行突围。

突围中，有人向南走，也有人向北走。其中南线为教导旅一部，当天在永定河与当地守军会合，后撤保定。北线为军部主力，佟麟阁、赵登禹均随此路突围。因为激烈的战斗，而且部队中夹杂了大量的非战斗人员，突围后向北平撤退的部队队形混乱，争先恐后，各部长官实际都已经难以掌握部队，从后来的资料看，突围中佟赵之间也都失去了联系。

这时，南苑守军撤退的路线沿途，已经排布好了日军的华北驻屯军第二联队。他们把机枪架在了道路两边的田地和村庄中，静候着退下来的南苑守军。

这又是被叛卖的结果。当时，赵登禹下达的撤退令并非擅自行事，而是根据宋哲元的命令。28日南苑遭到袭击，宋哲元料守军难以支撑，当日上午下令赵登禹率部撤离。但是，由于南苑通讯系统都被日军摧毁，命令通过最近的38师部队派员冒死送达南苑时，已经过去了几个小时。

在这几个小时的时间里，命令的内容，军队的撤退路线，早已被潘毓桂转给了日军。因此，才有了川岸立即让驻屯军第二联队由通县转而前往大红门方向的命令。

这直接导致了赵登禹与佟麟阁两位将军的阵亡。

下午4时，南苑撤退下来的守军在大红门一带落入日军伏击圈。由于缺乏遮蔽，又没有防备，战斗很快演变成了单方面的屠杀，南苑守军共七千多名，最后伤亡五千余人，大部分就是在这里损失的。

此前，赵登禹将军在战斗中腿部负伤，阵亡在他所乘坐的黑色道奇轿车中，因为汽车目标大，遭到日军的集中扫射，所以赵登禹死状极惨。而佟麟阁则是先被击伤落马，随后在带伤指挥部下突围时，头部再次中弹而牺牲。

这是29军平津抗战中最为惨烈的一幕，也是南苑保卫战的最后一幕。次日，宋哲元下令放弃北平，29军全线南撤。

7月28日晚，大势已去。

据曾在卢沟桥作战的29军老兵马步先回忆，“到了晚上，大概走到桥西边二三里地时，旅长何基沣坐着吉普车来了，说：‘219团向后转。’后来我们才知道，那时南苑已经丢了，29军副军长佟麟阁和第132师师长赵登禹都牺牲了，大势已去，所以就撤了。”

黄昏时分，29军残部三三两两地分散退回北平，终于集结起来。随后，有命令传来，要所有官兵到中南海集合、休整。

晚上12时，中南海怀仁堂里挤满了军官。29军参谋长张克侠当众宣布了宋哲元的口信：“今天晚上，宋委员长已经到保定去了。他认为孤军作战，战争已经不能再打下去了，让我宣布他的手令。”张克侠说，宋哲元已经接受了日军提出的条件，限29军明早1时前全部撤出北平，不许留下一兵一卒，北平的治安由代市长张自忠维持。愿意走的马上出发，经廊坊到保定，不愿意走的，发给路费，就地遣散。

宋哲元是在28日晚上撤退的，当晚，宋到达保定后，于30日发电报给蒋介石，称：“刻患头疼，亟宜修养”，并将29军军长职务交给冯治安代理。

7月29日，拂晓，日军独立第11混成旅团进攻北苑与黄寺的独立第39旅和冀北保安部队。战至下午6时，黄寺被日军攻陷。随后，在北苑的独立第39旅旅长阮玄武投敌，北平城内的独立27旅也被日军解除武装。

这一天，北平沦陷。一天之后，天津沦陷。

八年抗战开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