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设新西康：民国时期刘文辉治康方略述论

作者：王海兵

摘   要：刘文辉的治康方略包含建省、经边、对藏三个层面。争取生存权是建设新西康的根本动机和出发点，发展经济、加强民族联系、促进边民教育、健全基层组织、培训干部、澄清吏治、加强西康与中央及四川的联系等是建设新西康的主要内容。在经边方面，刘文辉采取“三化政策”和“因教制宜”原则。政治吸引、宗教联系、经济运用、军事戍防则是刘文辉对藏工作的主要策略。这些治康方略的推行，稳定了刘文辉在康区的统治，促进了康区经济社会发展和康、藏关系改善，对于维护国家统一、巩固西南边防起到了重要作用。

从1928年刘文辉以川康边防总指挥职兼领康区到1939年西康省政府成立，前后十余载。在此期间，康区历经诸多政治事件和战事冲突。为了应对国民政府、西藏地方政府以及康区本地政教势力、社会舆论等挑战，刘文辉陆续提出“以政翼教，以教辅政”以及“三化政策”等治康理念，康区政府的威信逐步树立。西康建省后，作为新的行省，西康省脱离了所附庸的四川，具备了行政上的主体性。西康省的建立需要团聚一种新的省籍认同，承载着长期抗战、民族复兴根据地的新使命，并赋予国人新希望，因此西康省又被称为“新西康”[1]。刘文辉的建设新西康方略用意深远，内容丰富，逻辑严密，体系宏大。目前学界对刘文辉治康的不同侧面进行了探讨，但难以窥其全貌。本文拟从建省、经边、对藏三个层面切入，对刘文辉治康方略进行整体考察，以进一步在宏观上把握刘文辉治康思路与实践脉络。

一、刘文辉建设西康省的基本思路与政策措施

（一）重视民生问题。自主政康区后，刘文辉“即感觉本省过于穷苦，民生过于艰难，衣不蔽体，食不果腹，人民有生之苦，而无生之乐”[2]。鉴于此，西康政府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提高民众生活质量。其一，免税裁捐。1935—1936年减免康定、丹巴、道孚、炉霍、甘孜5县全年度的地粮牲税，巴塘、理化、瞻化、雅江、德格、白玉、泸定7县减免五成，九龙、邓科、石渠3县减免三成。其二，减轻乌拉差徭。“康民支应地方政府机关学校之柴（供燃料）草（供饲料）汤（供茶水）打（供打扫）诸役及其他杂差，较之以牛马支应驮运，尤为繁难，人民叫苦尤深，业已通令废除，不准催支。……更实施差徭监察制度，取缔冒滥，严禁占支过站，及短给脚价等项”[3]。其三，发展医疗卫生事业。1940年，刘文辉下令在康定北门营盘街建立西康省立医院。1941年12月医院建成后，“业务发达，逐日门诊，均有应接不暇之势。住院治疗，亦时有人满之患。积年工作，已深入康民心理，向之不愿意种放牛痘、预防注射及施行手术者，今皆逐渐信仰，接踵就医”[4]。1941年10月在巴安、甘孜建立卫生院各1所。[5]其四，发展经济。经济发展是民生改善的物质基础。西康省政府成立后，刘文辉实行以农业发展工业、以民生工业支持国防工业、以计划经济代替放任经济等经济建设方针，设立毛织、制革、酒精、造纸、化工材料等工厂;鼓励移民垦殖，开办泰宁牧场等;开发矿藏;修筑川康公路，改造泰丹、雅康等驮道;发展合作社事业，保障投资。[6]

（二）促进民族联系。刘文辉认为，西康各民族之间“所以造成不相了解之原因，不外‘语文扞格’与‘缺乏接触’两项，此两项乃为本省各民族真正不易联系之焦点”。其中，“语文扞格”，几乎为一切隔阂之源，确乎够得上为各民族不易联系之焦点。同时，康区各民族“之所以无坚强的联系，其根本原因在于彼此之间不大相往来，或根本不相往来，既无接触，焉有感情，既无感情，焉有联系”[7]。因此，刘文辉把“加强民族联系”列为建设新西康的六大任务之一。为了促进康区民族间的联系，西康政府积极引导族际经济交往，开办藏族小学、边民学校、藏族师资训练班等，为汉藏语文交流奠定基础，鼓励汉人入康考察和康民进入内地观光，“期由人物之接触，发生相互之了解，进于感情之投合、联系之坚强”[8]，通过筹办五明学院，加强文化交流。刘文辉亦倡导康区汉藏通婚，认为这种办法是打通各民族扞格最有效的方法。[9]同时，加强民族联系需要树立民族平等和尊重各民族文化的理念，并实施“三化政策”。刘文辉指出，“西康民族复杂，并不是弱点，只要为国家善于运用，反而转成我们的优点。我们谈及建设新西康，这个心理上的大敌，确是必须打破的”[10]。

（三）发展康区边民教育。刘文辉将发展边民教育作为培养民众“知识力”的主要途径。1939年7月，西康省政府在康定成立边民教育委员会，1942年7月1日改组为边疆教育委员会。在康区教育中，寺庙僧侣具有十分关键的地位。民国时期，康区有藏传佛教寺庙300余所，僧侣40000余人，他們大都不识汉语文，但却有广泛号召力。“喇嘛说不可者，官府不能强其可”;“喇嘛说可者，官府不能强其不可”。于是，刘文辉“先行对这大批僧伽，灌输以国家民族意识及抗战建国观念，然后凭他们宣传之力量，传播于民众”。1942年，西康省政府制定推进边地寺庙教育暂行办法，“令饬各省小、各县府，就各寺庙张贴抗战漫画、汉藏文壁报，利用集会、神会、讲演推进汉语运动，并与各大喇嘛寺之格西或堪布等商办汉藏文短期学校”[11]。康区教育存在教材与生活脱节、教师不谙藏语文、民众居处不定等情况。为此，刘文辉采取了下列针对性措施：1.编订特种教材，“务求教学内容与实际生活彻底联系，充分利用边区乡土事物和自然环境资料”[12]。2.编写汉、藏双语对照课本。3.在省立康定师范学校附设特种师资训练班，培养康区的特种师资。4.在中级学校酌设方言课程。5.实施流动教学制。“康区儿童，或者幼即入寺为僧，或者逐水草转移，均难强其入正式小学读书。兼之人口密度过小，一村之中，学龄儿童多则七八人，少则二三人，设立学校，则深感名额不足，不设学校，又有失学之虞，解决之道，自然只有采取‘教育送上门’的办法”[13]。

（四）健全康区基层组织。为加强对康区土司势力的控制，自1932年起，刘文辉令驻康所部将康区土兵一律改受24军指挥，并另委名义，计有人、枪、马匹各500以上者委为营长，各200以上者为队长。道孚、炉霍等县土兵较少，均系队长，甘孜、德格系营长，而以德钦汪母所领土兵力量较大。该措施实行以来，地方安靖，民无惊扰，颇有成效。

全面抗战爆发后，国民政府于1939年9月公布《县各级组织纲要》，实行新县制。新县制的主要使命是提倡地方自治，使民众得以自行组织政府，扩大民众参政机会，促使宪政之推进。[14]西康省的工作重点就是“以培养生存力为重心之地方自治”[15]。西康省政府通过推行新县制，完善基层组织，搞好地方治安，扶植康区民众自治能力，以排除土司等封建势力的影响。康区新县制的主要内容包括培养人民的组织力、知识力、生产力、生存力。在新县制的框架下，“加紧组训民众”是培养新西康生存力最主要的两点之一（其中一点为发展保健事业），也是建设新西康的“六大任务”之一。

（五）注重康区干部队伍建设。1.训练行政干部。訓练干部是刘文辉建设西康省的三个着手点之一（另外两个为“转移社会风气”“健全基层组织”）。[16]1938年，刘文辉在康定开设县政人员训练所，受训学员613名，分发各机关服务，大都操守清廉，勇于担当。[17]1939年，刘文辉在汉源场创办两期保训合一训练所，训练地方基层干部近2000人，充实了乡镇组织，并将之作为推行地方自治的基础，以树立新西康政治建设的基石。[18]

2.彻底澄清吏治。吏治问题对于康区工作至关重要。冷亮认为：“藏事败坏之由来，由于英帝国主义之侵略者半，由于吾国边疆官吏之腐败者半。”[19]康区“贪官污吏之重重剥削，实足以激成边民之反响，康藏纠纷历久不解非无故也”[20]。这正如唐柯三所云，“康事之坏，半由地方不肖官吏所酿成”[21]。康区吏治腐败与军政不分有密切关系。“西康虽昔为边防军事要地，而并非独立之行政区域，故其政治常附属于军事”。清末以来，赵尔丰、尹昌衡、张毅、殷承、陈遐龄等“皆以专征之将，兼摄康政”，“故以西康之过去论，实军事之关系特重，而政治之设施较少也”[22]。防区制在四川形成后，每一防区负责民事行政的是隶属于军司令部的政务处或政务委员会，主席是军长本人。在政务处方面，军长有权任命县长和县政府各科室的负责人，这是军司令部把权力扩大到防区内下级组织的一个重要办法。防区制的这种特性使得防区内的文官制度窒碍难行。特别在物资给养贫乏的康区，“行政官吏多出自防军旧故或书录参副，专以搜刮为是，不知其他”[23]。因此，澄清吏治的一个重要前提是民政与军事的分离。但由于当时康区军事活动频繁，“其不能不趋于武人政治者，势也。军人政治之结果，其才不才不问也，其贪墨虐民不问也，其成绩何如不问也。民不见德，为贪是闻”[24]。同时，吏治、军纪问题也与治边经费密切相关。这正如管文阶所云，康区“边政之败，率由官邪，官之失德，俸给过薄”[25]。吏治的清廉与否关系到人心的向背。“西康目前之最关重要者，除防务外，厥为吏治”[26]。而“要建设人民康乐的新西康，首先就要解除西康人民所受的三重压力。哪三重压力？一是土劣的流毒，一是员吏的压榨，一是喇嘛、土头的压迫”[27]。刘文辉认为，西康省的吏治“如果更加彻底澄清，则民国七年所失金沙江以西之十四县民众闻风归慕，将来收复，当然不成问题，此关建省前途，殊属不小”[28]。

（六）加强西康与中央及四川联系。中央与地方的一致力、政治与军事的互助力、政府与人民的团结力、西康与四川的联合力是建设新西康的四大着力点。[29]刘文辉认为，“清廷对于赵氏信任如此其深，爱护如此其切，实由认清康藏问题的严重性。……转入民国时代，国内政争激烈，中枢主持人每顾目前，不计将来，以为边疆细微之事，非属切身利害，往往忽略敷衍”[30]。事实上“西康问题，决非西康本身所能解决，必须邻近省区之彻底合作，加以中央能有具体方策之指导，则成功庶可期也”[31]。西康与四川在历史、地理、人事诸方面均有紧密联系。自赵尔丰至殷承，系以四川经营西康。建设新西康离不开四川援助，“最主要的还是我们建设的两个基本条件不够──一是‘人’，一是‘财’，把四川联住，才能补救我们这两个缺点”[32]。

二、刘文辉经边与康区的民族、宗教政策

（一）实施“三化政策”。“三化政策”即德化、同化、进化之政策，是刘文辉“从中国几千年来经边政策失败的教训中，加以十余年来治边的经验，所研究出来的一部经边方案” [33]。刘文辉认为，赵尔丰的经边政策“偏重武力，操之过急”，“忽视康藏人民之心理、宗教风俗习惯，没有在康民精神上生根”。因此，在筹备建省时期（1935年—1938年），刘文辉“就很尊重康人的文化与宗教，本‘为政以德’的原则，与康人相见，并尽量发展边民教育，期其发生同化作用，得到逐渐进化之目的”[34]。“三化政策”既是加强民族联系的重要途径，也是治理康区边民的新方案。边民特指生活在边区的少数民族，边民中的“民”字系为承认少数民族是中华民国的国民之意。[35]“三化政策”的“最高理论就是‘仁’的哲学——对‘边民’一视同仁，使各族融为一体，各人各尽其才”[36]。德化政策侧重于“攻心”。[37]德化的反面是威服。“威服政策，纵然得到一时成功，转瞬就会一败涂地，功亏一篑”。同化的反面是分化。“以夷制夷”的传统治边政策“在良心上有所不安，在道德上有所不许，在国法上亦所不容”[38]。进化的反面是羁縻。“若仍用羁縻政策，则今日之羁縻政策即成为愚民政策中之至愚者”[39]。刘文辉认为：“以往的经边政策，在整个政治思想都是消极的大前提之下，因此也就无不消极……今日之政治趋势，已由消极的变为积极的，如仍沿用以往的消极政策，绝不能适应时代的需要，绝不能解决当前的问题。”[40]

（二）“因教制宜”。藏传佛教在康区有着不可替代的影响力，佛教“几乎成了康人血系中遗传的因素”[41]。

“因教制宜”是刘文辉在总结清末赵尔丰治康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提出来的。据刘文辉称，赵尔丰“所罗致之人才，虽多热心殖边之士，而独少对于西康宗教具有真知灼见之人。”[42]刘文辉治康时期，以维护佛法、整饬教规为重要政策，明令取缔喇嘛违反教规的各项行为，召集僧伽代表会议，宣布治康政见，对于藏传佛教“既不恃武力，亦不假权术，惟知开诚布公，因势利导，力谋政教之协调合作，以纳民于轨范”[43]。西康省成立后，刘文辉遴选康区南北两路高僧大德充任宣化师、辅教师，负责督导，以收民族团结、政令易行之效，并筹备成立五明学院，在汉藏教理院聘请德高望重的阿旺堪布担任五明学院院长。五明学院通过培植康区各教派的佛教人才，借此统一西康省境内佛教，以便为政治服务。[44]同时，刘文辉还设立西康佛教整理委员会，处理各教派、寺庙、僧俗间的纠纷;拨款修建寺庙，广发布施;对在拉萨学佛的汉僧和来康定学佛的各族人士给予经济上的照顾。他还通过西藏一些高僧大德，同拉萨政教上中层人物建立广泛联系，几度派人到三大寺布施，借以加强政治联系。[45]这些措施缓和了西康省政府与藏族土司、头人之间的关系。

任乃强曾对刘文辉“因教制宜”的成效有如下之总结：“刘文辉被刘湘联合的军阀们打得一败涂地，只剩下川边十几县的藏区地盘。他的政治生命已到垂危的时候了，但他玩出一套‘宏扬佛法’的花招，便能稳住阵脚，慢慢又爬起来。他到康定后，首先在自己住宅布置一座经堂，迎请阿旺堪布、格聪活佛、日枯古学等名望喇嘛为他讲经修法。自己随时也拿着手摇转经幢旋转，口念‘唵嘛呢叭咪吽’不绝。那几个喇嘛替他宣扬出去，说他是真正的护法韦陀转世。……由于地方人民拥护他，他未用一兵一卒就把康区局面稳定下来，使蒋介石无法把他吞下。这是我亲身看到的事实。刘文辉这一作法，虽然是不足為训的，但用来说明‘因势利导’的效果，却是很有益的。”[46]

三、刘文辉建省经边过程中的“对藏”策略

刘文辉的治康方略中还包含着“对藏”工作。“治康”与“治藏”密不可分。自晚清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这一历史时期，康区政治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被视为围绕着西康与西藏关系发生的一系列相互勾连的事件而形成的一段曲折动荡的边疆政治过程。[47]王克训指出，“治西康必先顾到西藏，吾人要明白赵尔丰的政策，不是经营西藏以解决西康，而是经营西康以向西藏推进，其路线是由内而外，且现在西康环境，远非赵尔丰时代可比，内无安全之四川，以作外府，外有强邻之伺隙，以助长内忧，以故吾人必欲先安西藏，以屏蔽西康，因地理历史种族宗教上之关系，西藏问题解决，而西康问题，势如破竹”[48]。邓骧也认为，“康与藏邻，治康而不先筹藏，则外患时乘，而内治无由设施，且康与藏为同族，藏事不宁，则康事必受其影响”[49]。陈东府亦云：“夫西藏乃中国之边防，西康之屏蔽，故欲治康必先安藏。”[50]对于治康与治藏孰为先后的问题，刘文辉有不同的看法：“西康是本，西藏是末，建设西康是经营西藏的前提。西康真有办法，要解决西藏问题，这是很容易的。假设想把西藏问题先行搁平，再回头来说建设西康，结果必然会两事俱败，或使问题更加严重，也有可能！”[51]

事实上，康、藏之间的诸多问题需要全盘考虑、统筹兼顾。清末傅嵩炑的西康建省之动机，“纯为对藏，也不为过”[52]。也可以说，“经康即所以对藏，对藏即所以经康，要经营西康，就不能不谋适当的合理的对付西藏”[53]。经营康区不仅仅是“建省”“经边”，还包括“对藏”。[54]基于此，刘文辉在“对藏”问题上主要采取以下措施：（一）政治吸引。通过澄清吏治，将西康的政治影响扩大到金沙江西岸，增强西藏民众的向心力。（二）宗教联系。刘文辉采取的宗教政策不仅巩固了其在康区的统治，而且由于康、藏两地共同信仰之关系，“尊重西康之佛教者，同样尊重西藏之佛教”，“宗教的信仰在今天已成康、藏密切联系之桥梁”[55]。（三）经济运用。据蒙藏委员会派驻昌都调查员唐磊称，“西康茶业为构成汉藏经济关系最重要之因素”[56]，而在当时情况下，改善康藏关系“唯一可以一针见血之策，仅有以经济方式之康茶筹藏一道。……因之筹藏之策，首重结铸汉藏二民族内层之联系，……如能建立汉藏之同一经济机构，暗中扶助其经济与文化发展，则立可利用其域内之财，初以补助办法，渐谋深入其政治、军事、宗教、文化、实业诸内层，从而结成汉藏不可分之密切联系”[57]。（四）军事戍防。刘文辉认为，“经边是个政治问题，同时也是个军事问题”，应“以政治为主，以军事为辅”[58]，“政治才是国防的基本工作”[59]。因此，在“对藏”工作中，军事戍防仅为一种辅助手段。[60]

四、结语

刘文辉的治康方略有两大主要来源：一是对历史上经边思想，尤其是对赵尔丰治康得失的反思;二是刘文辉在治康实践中不断总结经验教训的结果。增强民众的组织力、知识力、生产力、生存力（即“四力政纲”）是建设新西康的施政纲领，其中争取“生存权”是建设新西康的根本动机和出发点。建设新西康的各项措施归根结底均是如何加快发展西康，增强西康的“生存力”问题。厉行经济建设、改善人民生活、加强民族联系、发展边疆教育、组训民众、彻底澄清吏治则是建设新西康的中心任务，同时兼顾中央与地方、西康与四川、政治与军事等关系。作为新生的边地省份，由于民族、宗教、地缘等因素，刘文辉的治康方略包含建省、经边、对藏三个层面，三者构成一个不可分割、有机联系的整体。

与封建王朝治边思想不同，刘文辉的治康方略重视政治手段的运用，具有鲜明的民族国家品质，其目的是为了建成“三民主义的新西康”[61]，化边地为腹地，复兴中华民族。刘文辉认为，解决西康民族问题的“答案只有一个，就是争求民族主义之彻底实行。民族主义之意义，第一，在求各民族之融和妥洽，加强其团结，促进其同化，使其进而凝成一个中华民族的整体”。第二，“提高各族文化水准，使能形成一个完整优秀之国族，进而自由独立于世界”[62]。概言之，刘文辉的治康方略基本切合康区实际，把握住了康区治理的重要问题。这些政策措施的实行，有效稳定了刘文辉在康区的统治，促进了康区社会经济发展和康、藏关系改善，对于维护国家统一、巩固西南边防以及建设抗战大后方起到了重要作用。

注释：

[1][2][3][4][5][6][7][8][9][10][11][12][13][15][16][17][18][27][28][29][30][32][33][34][35][36][38][39][40][41][51][58][59][61]刘文辉：《建设新西康十讲》，载赵心愚、秦和平、王川编《康区藏族社会珍稀资料辑要》（下册），巴蜀书社2006年版，第516页，第761页，第763页，第762页，第763页，第696—713页，第721页，第725页，第726页，第592页，第737页，第738—739页，第865页，第566页，第779页，第571页，第765页，第777页，第572页，第573页，第585页，第602页，第611页，第599页，第600页，第602页，第603页，第608—609页，第649页，第573—574，第777页，第613—614页，第536页，第506页。

[14]佚名：《康区实施新县制之研究》，《康导月刊》1943年第4期。

[19]冷亮：《中央对西藏统治权之恢复问题》，《边事研究》1937年第1期。

[20][31][48]王克训：《西康问题的检讨与今后之对策》，《蒙藏政治训练班季刊》1934年第2期。

[23][24]赵心愚、秦和平编《清季民国康区藏族文献辑要》（上册），四川民族出版社2003年版，第181页，第166页。

[21]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中国藏学研究中心编《康藏纠纷档案选编》，中国藏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456页。

[22]西康省政府秘书处编《西康概况》，1939年铅印本，第17—18页。

[25]文阶：《德格写真》，《康导月刊》1939年第4期。

[26][42]刘文辉：《西康现况及赵尔丰治康之失得》，《西北问题季刊》1936年第1—2期合刊。

[37][52][54][55][60][62]刘文辉：《建设新西康之理论与实际》，《康导月刊》1944年第10期。

[43]刘文辉：《对西康省临时参议会的希望及本人治康简单经过》，《康导月刊》1940年第12期。

[44]刑肅芝口述，张健飞、杨念群笔录《雪域求法记：一个汉人喇嘛的口述史》，三联书店2003年版，第79页。

[45]刘文辉：《走到人民阵营的历史道路》，载全国政协文史委编《文史资料选辑》第33辑，文史资料出版社1980年版，第25—26页。

[46]任乃强：《回忆贺老总召谈解放西藏》，《中国藏学》2001年第4期。

[47]朱金春：《边疆政治：主体、行为与过程》，载《华西边疆评论》第1辑，四川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

[49]邓骧口述、沪记者川康考察团撰《康事纪略》，《开发西北》1934年第2期。

[50]陈东府：《治康筹藏刍议》，《康导月刊》1939年第5期。

[53]刘文辉：《庆祝委员长脱险并述甘孜事变经过》，《康导月刊》1940年第7期。

[56][57]中国藏学研究中心、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民国时期西藏及藏区经济开发建设档案选编》，中国藏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416页，第419—42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