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崇禧：抗战时山西没沦陷全靠我不准阎锡山过河

本文摘自《白崇禧口述自传》

民国二十七年，国府迁都武汉，曾召开军事会议，研讨对敌战法，于战略上国军采取消耗持久战，于战术上，我曾于大会中提议一应采游击战与正规战配合，加强敌后游击，扩大面的占领，争取沦陷区民众，扰袭敌人，使敌局促于点线之占领。同时，打击伪组织，由军事战发展为政治战、经济战，再逐渐变为全面战、总体战，以收“积小胜为大胜，以空间换取时间之效”。当时，蒙委员长采纳，通令各战区加强游击战。至第一次南岳会议，委员长指示“游击战重于正规战，政治战重于军事战”。迨民国二十八年，改订战斗序列，遂设立冀察、鲁苏两游击战区，将正规军开至敌后游击，且规定各战区应以三分之一兵力，于本战区内担任游击任务，化敌后方为前方。是时，沦陷区民众闻风而起，纷纷加入游击队，发展至为迅速。当时，沦陷区之面几大部为我占领，使仅控点线之敌人，穷于应付。

当我正开军事会议于武汉时，适遇太原失守。当时会议中即曾讨论第二战区失守，大本营应如何指示问题。是时，第二战区队伍已纷纷准备渡河，离开山西，我立即建议：“以阎长官统率所有队伍即于战区内担任游击，不论任何部队不得退过黄河，否则以军法从处。”是时阎长官拟将长官部撤离黄河，我认为长官部应为部属之表率，岂能例外，故极表反对。当时，我更从山西地位之险要与阎长官在山西之深厚关系，说明此命令之贯彻，绝无问题，故此案遂作定论。而我此建议，关系全局很大，直至抗战末期，山西一直控于我手。

当我提出游击战建议时，曾有人指出，国军未演习游击战，此议是否可行？尚需考虑。我表示说，以打游击起家之中共，亦为中国人，中共可以打游击，国军当亦能打游击。再者，又有人认为打游击乃保存实力之做法，殊不知于敌后游击，任务极为艰巨，因补给困难，且多半以寡抵众，以弱抵强，故必须官兵加倍淬励奋发，机警勇敢，绝非保存实力者所能胜任。游击战不打无把握之仗，此与孙子所云：“合于利者动。”唐太宗所云：“见利速进，不利速退。”有异曲同工之妙。

我在民国二十八年冬，为适应游击战需要，于军训部任内曾收集游击战资料，由军学编译处编成《 游击战纲要》一书，分发各战区、各军事学校，作为研讨游击战之张本与实施游击战之依据。

军训部为颁发《 游击战纲要 》一书，曾有一训令，兹将全文录之如下：

查游击战为长期抗战，消耗敌人兵力，争取主动地位，富有弹性之战法。年来，各战区因地实施，颇收成效，山西方面，尤为卓著。兹根据作战最高指导方针，适应现阶段之需要，应在敌侧后发动较前规模更大更坚强有力之游击战，庶可使敌深陷泥淖，穷于应付，而予致命之打击。惟国军干部对此尚欠普遍与深刻之研究，且苦无正确之完备教材可资参考，本部遂搜集有关游击战之资料及各区实施经验与心得，加以整理，编成《游击战纲要》一书，随令颁发，各部队学校一体研究，俾利实用，而歼敌寇为要。

自民国二十六年八一三淞沪抗战至二十七年六月之武汉会战，国军均使用正规战术，因装备较敌为劣，火力不及敌人，且制空权操于敌手，故每一会战，我军均伤亡惨重，元气大伤。

敌自发动侵略以来，我海岸线北起渤海，南迄南海，皆为其占领，港口亦为其封锁，而华中、华南之陆上重要城市，均为其控制；且平津、平汉、津浦、陇海（东段）、京沪杭等重要铁路，亦悉为敌所占。惟敌占地愈广，兵力愈分，敌仅能控制点线，不能控制全面。当时，敌之前线，于华北进至包头、太原、风凌渡；于华中进至开封、信阳、岳阳；于华东进至杭州；于华南进至广州，遂于此时停止进攻。

是时，敌于军事上，以有力之部队集中于武汉，企图打击我豫、鄂、湘、赣地区之野战军，以减低我抗战斗志，消灭我军实力；于政治上，则扩大伪组织，冀以华制华；于经济上，则榨取沦陷区资源，希以战养战；于外交上，则发动和平攻势，诱我屈我，如民国二十七年冬，日首相近卫发表之三原则（1.善邻友好；2. 共同反共；3.经济合作）。以上为敌对我之策略。

民国二十七年冬季，第一次南岳会议时，蒋委员长提出“政治重于军事，游击战重于正规战；变敌后方为其前方，以三分之一兵力于敌后方扰袭敌人”等重要训示。乃于二十八年春季，变更战斗序列，增设冀察、鲁苏两敌后游击区，派遣部队进入敌后，加强游击，扩大面之占领，控制沦陷区之面，使敌困守点线。同时，各战区划分前方若干地区为游击区，指定部队从事游击，打破敌“以华制华，以战养战”之阴谋。尤为加强战地政务，于二十八年春成立战地党政委员会，各游击区成立分会或区会。由各战区最高军事长官兼任主任委员，以期党、政、军一元化，确实合作，使力量集中，发挥总体战、全面战之效力，以打击敌人，争取最后之胜利。

军委会对当时敌情之决定，加强游击之方针，十分正确，故冀察、鲁苏二游击区以及各战区指定之敌后游击部队，因国人憎恨敌人，鄙视伪组织，故举凡敌后地方团队，地方民兵，一时风起云涌，莫不自觉自动加入游击队，以打击伪军，将敌后方变成前方，使敌困守点线。

1. 苏鲁战区

山东民气强悍，对敌皆能同仇敌忾，一心归向中央。自敌占青岛、济南后，各地纷起抗日，迨鲁苏战区成立，于学忠、沈鸿烈分别领导沦陷区游击队，势甚浩大，予敌极大威胁。至二十八年六月上旬，敌集中第五、十一、一一四师团各一部，分由胶济、陇海、津浦各路，向我鲁南游击根据地——沂山区与日照山区围攻，攻陷我莒县、沂水、蒙阴，敌军伤亡总在五千人以上。以后我军转进沂山，费县、日照山区配合地方团队，仍控制广大地面。当时，我后方以飞机投粮弹，依地面路线钻隙补给，彼此联络依然紧密。

共军一一五师、一二九师各一部，由徐向前率领潜入山东，初对国军表示友善，互不侵犯，而后发展组织，夺取地方政权，控制民众。之后，中央乃调回沈鸿烈，以五十一军军长牟中珩为鲁省主席。是时，共产党势力遍布，我实力薄弱，苏鲁战区亦徒有其名而已。

至三十二年五月上旬，敌集中兵力向我沂蒙山区围攻，我军被迫向南突围，共军占领沂蒙山区。是时，省主席牟中珩请辞，改以何思源继任，仅保有寿光一区，山东游击区至此名存实亡矣！

2. 山西游击区

山西游击区属第二战区管辖，自太原沦陷后，军委会于汉口开会，决定第二战区部队不得退过黄河，仍于就地打游击，违则以军法从事。

第二战区直辖部有第六集团军杨爱源，第七集团军赵承绶，第八集团军孙楚，第十三集团军王靖国，皆为其基本部队，合共八个军，计步兵二十一个师，骑兵三个师，中央拨归指挥者不计。另有十八集团军辖三师——一一五师林彪、一二○师贺龙、一二九师刘伯承，并长官部直属部队四个炮兵团，二个工兵团，势力甚为雄厚。

山西各部队以太行、中条、吕梁、五台、恒山等山脉为游击根据地，占领广大正面，不断扰袭敌人，使敌消耗很大，并压迫其困守于正太、同蒲二铁路沿线狭长地带。至二十八年春后，敌曾八次攻中条，二次攻泽潞，扫荡我主力根据地，但因兵力不足，并未达成其愿望。至二十八年四旬上旬，军委会令各战区发动“春季攻势”，国军曾分兵攻袭闻喜、绛县、横岭关等地区，并曾一度攻入敌军据点——夏县、解县，后遭伏敌之反攻，旋即退出。敌据点因做有坚强工事，我屡攻无效，乃以一部监视敌人，主力仍退中条、吕梁根据地。

敌第一军以第廿、卅七师团主力于二十八年五月，由运城、解县分路南进，第八次进攻中条山，攻占平陆及茅津渡口，后经国军迂回侧击，敌乃撤退。至廿八年七月，敌又调集第一一○、一三五、一○八、三六等四个师团，向我上党根据地，采分进合击策略进攻，我为避免决战，将主力转移附近山地，俟敌沿白晋公路至晋东南各城市时，我始全力发动侧击，敌陆续回窜，国军乘机收复已失城市。二十八年十月上旬，敌一○八师团曾分路进攻我吕梁山根据地，经我军分别阻击，敌未得逞，仍退原地。

敌为摧毁我二战区游击区实力，集结六师团二旅团兵力，发动中原会战，亦即晋南会战，经六月之激战，将我中条山根据地攻占。中条山与太行山唇齿相依，中条山一被攻占，太行山即呈孤立，敌乘此际于三十二年四月上旬，以两师团两旅团五万多人之兵力，向太行山根据地围攻。我第廿四集团军庞炳勋指挥第四十军于林县附近，新五军于临洪镇东南地区，第二七军于陵川方面，互为犄角，迎击来犯之敌。敌以优势空军支援，分路进攻，先陷我外围据点，陵川，林县阵地亦相继被敌占领，我乃向外线转移。当时，太行地形崎岖，运动困难，我军各部形成各自为战态势，不能互相联系。新五军军长孙殿英（魁元）于临洪镇以西地区运动时，中敌伏兵而被俘，所部冲散，仅余二十七军、四十军仍抱与太行山共存亡之决心，与敌苦苦周旋，继续游击奋斗，惟战况日趋恶化。

第二十四集团军总部因突围为敌冲散，与各部失去联络，庞炳勋总司令因腿部旧创复发，行动不便，位居临洪镇附近之东峡脑，不幸被敌侦出而被俘。敌命写招降书要其招降第四十军军长李振清，庞氏则秘派亲信人员告李军长，协同二十七军刘进部队继续打游击。综合此次战役，敌我伤亡皆约五六千人，新五军则无异全军覆没。

敌调集第二十五、三十六师团各一部，于三十二年七月上旬，继续攻打太行山游击区，是时，军委会以刘进接替庞氏，任第二十四集团军总司令，仍于陵川附近山区继续游击。我军被敌围攻，伤亡太大。是时，四十军已调河南整补，只余二十七军于太行山，师长陈孝强受伤被俘，团长易惠被俘，部队损失过半。军委会以该军损失过重，令退河南整补，于八月上句由陵川以南地区撤退，在济源以北遭唐天际沿途袭击，损失一千多人，至九月上旬由孟津、温县渡河，太行山为敌所占。

3. 第五战区游击战（包括豫南、鄂北、苏北、鲁省东、西、南）

大别山毗连鄂、豫、皖三省，东可出津浦，西可出平汉，南可下长江，北可出陇海，地形险要，且山之纵深大，为我国军抗战中最重要游击根据地之一。大别山游击区，初属于第五战区李宗仁长官指挥，后为加强敌后游击，又成立第十战区，以李品仙为司令长官。于二十七年秋初，武汉会战后，第五战区移驻于豫鄂交界之老河口，辖区为鄂（鄂南不含）、豫（豫北豫西不含）、皖（皖南不含）、苏（苏南不含）、鲁五省。大别山区初有豫、鄂、皖边区游击总司令，以第二十一集团军总司令廖磊兼任，指挥第七、四十八、三十九等三个军与地方团队。于政治上另设一政务委员会，兼安徽省主席。至二十八年冬，廖氏因积劳于立煌病故，所遗各职由李品仙接任。

山东以于学忠任山东游击总司令，沈鸿烈为副总司令兼山东省主席，韩德勤为苏北游击总司令，兼江苏省主席，于各地游击，统归第五战区李宗仁长官指挥，后军委会为加强敌后游击，于三十三年冬成立第十战区，以李品仙为战区司令长官，兼二十一集团军总司令，指挥第十五集团军何柱国、第十九集团军陈大庆，以及苏、鲁游击部队。

以上所述为战斗序列，至于鲁、苏战区游击战已如前述，今专叙大别山区游击战。

自二十七年七月，武汉会战，敌占领武汉后，平汉路南段大部亦为敌所占，皖北、苏北、山东原归五战区指挥，此来便呈隔绝。

军事方面，第二十一集团军指挥三个军与地方团队，迭向平汉、津浦二路南段守备之敌袭击、破坏，使敌不能安全使用，并袭击皖中、皖北敌军。于二十八年五月上旬，我第四十八军之一七六师，由师长区寿年率其主力与林士珍之游击支队，奇袭敌军，同时，郝文波反正，夹攻敌人，与敌巷战数小时，将敌人弹房仓库焚毁甚多，完成任务，安全撤退。至三十年春，我第三十一军之一三八师莫德宏，于合肥丘陵地带，迭向淮南铁路南段实行破坏，并袭击守备之敌，敌曾派兵五千多人附炮三十余门，向莫师扫荡，因当时廖派部队策应，故敌未得逞，敌新任司令官冢田攻于三十一年十二月八日，由南京飞汉口，于大别山张家嘴上空，为我一三八师击落，机毁人亡，并截获许多重要文件。敌为报复及寻觅冢田攻等尸骸起见，乃于十二月调兵进攻大别山区，以第三师团主力、六十八师团及六十四旅团各一部，由鄂东松铺南进，第一一六师团集结望江，第四四师团集中石灰窑，向大别山游击区根据地分进合击。我二十一集团军以第四十四、四十八、三十九军于大别山各要地阻止敌人，敌我均有伤亡，至三十二年一月二日，敌陷立煌根据地，我军政人员向皖北撤退，我二十一集团军各部分散各要隘与敌对峙。至三十二年六月上旬，敌分别退去，我恢复原状。

政治方面，皖省政治组织，自廖主席主政后，县以下基层组织，仿照桂省政治组织办法，组训民众。在中央，规定省主席兼保安司令兼省党部主任委员，使党政军一元化。至县以下，大致采取桂省办法，县长兼自卫团长，副团长为军人，辅助县长督练指挥自卫队。乡（镇）长兼自卫队大队长，村（街）长兼中队长。凡乡村壮丁成年者，均纳入组织，接受训练。武器、弹药由人民自筹，不足之数由省府补助。皖省县以下组织，与桂省名异而实同。

伪组织完全仰赖敌军保护，在敌军占领区始有之，若安庆、蚌埠等伪省府所在地。而于其他各县伪组织则未发生作用。

4.其他各战区之游击战

国军自武汉会议后，决定采用“正规战配合游击战”、“积小胜为大胜”之战法，由此本可收效甚宏，惜功败垂成，至为可惜。

游击区之重要省份，已略如前述，至于各战区之游击，规模较小，关系亦不大，兹简述如下：

(1)第三战区

敌华中派遣军自占领武汉后，以京沪为补给地，以长江为运输中心，我三战区以遮断敌长江补给线为目的，于二十九年四月中旬，以第三十二集团军之一四七师组织若干支队，每队附以炮兵、战防炮与水雷等，潜往皖南长江南岸各交通要点或重要地区，向敌舰袭击，或掩护布置水雷，或施放漂雷，或用炮击，使敌舰多被我炸沉或击毁，且一度将马当要塞之矶田守备队一部歼灭殆尽。将敌弹药库与司令部焚毁，后敌增派一师团以上兵力守备长江交通线，我已达破坏牵制之目的。

(2)第六战区

第六战区以王劲哉之一二八师为游击队主干，并扩编有九旅以及地方团队，共同担任游击，以沔阳为中心，以江汉间之三角地带为游击根据地，该地与武汉接近，可威胁敌人，且有战略之价值，敌曾几度进攻，均被我击退。至三十二年元月下旬，敌集中优势兵力进攻，我队伍因装备差，遂放弃沔阳，分散于敌后游击。

(3)第四、七两战区

抗战初期，成立第四战区，辖广东、广西、海南三处，以张发奎为司令长官，至抗战中期，又成立第七战区，以余汉谋为司令长官。

海南保安司令王毅指挥保安第十一、十五两团与七自卫纵队，担任海南守备，民国二十八年一月，敌因准备南进，派第二十一军攻占海南之海口、榆林等处，王毅率所部退守五指山，直至抗战胜利为止，势力依然存在。广东中山县游击队于三十年五月五日，在县属大赤坎附近，击落敌机一架，此机乘坐新任联合舰队司令海军大将大角岑生及其随员多人，且得有机密文件。

广西境内多山，无山无洞，地形险要，很多山地均可作为游击根据地。桂省民众自二十七年起，凡成年壮丁皆纳入组织，接受训练，每一壮丁均会用枪，且以实弹射击。桂省民团组织，省主席兼保安司令，县长兼民团司令，省府并委以军人为副司令，辅助县长指挥训练壮丁。每县设督练官若干人，专司训练壮丁之用。乡镇长兼大队长，村街长兼中队长，里长兼班长。合各县若干大队编为联队，平时专事训练，战时或帮助军队扰袭敌人，或担任破坏工作，或任侦察、谍报、运输等勤务。民国二十八年十一月下旬，敌军发动桂南会战，攻占南宁。桂林行营奉命反攻恢复南宁，在昆仑关战役，曾摧毁敌人一旅团，旅团长中村正雄阵亡。后敌大部增援，于邕江南北岸对峙。是时，桂省动员邕江两岸邕宁、永淳、绥渌、上思、思乐等县民团万人以上，有枪者拿枪，帮助国军打游击，无枪者荷锄，担任破路工作，其中尤以邕钦路最为彻底。敌于邕江北岸，因民众拒做买卖，与之不合作(南宁城内，除老弱伤病外，余皆走避)，故补给困难(由海道运来之粮弹，很难输送至邕江北岸)，因而敌对南宁能占能守，但无法持久，故不久即知难而退。

民国三十三年九月上旬，敌军为打通桂越交通，遂发动桂柳会战，占据桂境邕、龙、桂、柳等要点。国军于民国三十四年四月下旬，反攻桂柳时，广西境内各处民团皆总动员，协助国军反攻，到处扰袭敌人，声势浩大。由于军民合作，故所向披靡，于短时间内即将敌逐出国境。敌由钦州湾、安南海陆二路分别撤退。此次反攻。国军因得美械装备，空军掌握制空权，战力为之加强，此固为战胜之主要原因，而各地民众武力之协助，亦与焉。

(4)第九战区

本战区之游击战，系以大云山、九宫山、岷山、庐山等为根据地，在第一、二、三次长沙会战时，协助国军将汨罗河南北公路及湖南境内公路彻底破坏，使敌军重炮、野炮、战防炮、卡车等皆不能通行。故第一次会战，敌知难而退。第二、三次会战，则因补充不及，空投无济于事，遭我空军之袭击、侧击、追击，敌铩羽而归。三次长沙会战，我国军将士在攻守方面，固有殊勋，然民众破路之功亦不可没。

抗战中游击战之总检讨

自民国二十六年八一三淞沪会战起，国军正式与日军开战。是时，国军武器远不如敌人，尤其空军力量薄弱，制空权操于敌手，故淞沪、徐州、武汉等战役，与敌硬战，挫败居多，伤亡惨重，其中尤以淞沪之役为最。

至于长沙会战，第一次为敌知难而退，第二、三次亦非打硬战。至民国三十四年四月至六月之湘西会战及反攻桂柳会战，与远征军、驻印军在滇西、缅北之作战，因得美械之装备及优势空军之支援，故虽打硬仗，仍然得胜。

国军在抗战八年的漫长岁月中，因装备较敌为差，制空权操于敌手，故败多胜少。民国二十七年汉口开会时，我曾建议采游击战配合正规战，积小胜为大胜，以空间换取时间。蒙最高统帅采纳，通令各战区，并指示以三分之一兵力用于加强敌后游击，变敌后方为前方。同时，成立冀察、鲁苏二战区为敌后游击区。迨第一次南岳会议，蒋委员长并特别指示“政治重于军事，游击战重于正规战”。军训部为贯彻游击战主张，于二十八年编成《游击战纲要》一书，颁发各战区、各军事学校，作为游击战之教材与依据。在二十八年年底以前，敌人所占多为战略要点或交通要点，其他广大地区全为我游击队与地方团队所控制，且不断扰袭敌人，破坏交通，予敌极大威胁。自冀察、鲁苏战区成立以来，各战区均遵照南岳会议之指示，派队不断袭击敌人，使敌困守点线，打破敌“以华制华”、“以战养战”之阴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