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女英雄卓娅之死

卓娅生前是苏军西部方面军司令部所属破袭侦察小组成员，1941年11月29日，她在执行破袭任务的时候，被德军俘获，处以绞刑。1942年2月16日，被苏联最高苏维埃追认为苏联英雄。卓娅是苏联卫国战争中第一位被授予“苏联英雄”称号的女兵。

卓娅死后，斯大林将她树为典型，宣传机器也开足马力在全国推广卓娅形象工程，很多厂矿、企业、学校、少先队组织和集体农庄都用卓娅的名字命名，苏联至少拍摄了两部有关卓娅的电影，一部是四十年代艾伦施泰姆（ЛеоАрнштам）的黑白传记故事片《丹娘》（Таня），另一部是奥泽洛夫（ЮрийОзеров）的彩色全景式战争片《莫斯科保卫战》（Битва заМоскву），这两部电影均已译成汉语，分别在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和八十年代在我国放映。

苏联城市，如莫斯科、列宁格勒、基辅、哈里科夫、萨拉托夫、伏尔加格勒、车里雅宾斯克、雷宾斯克等地都修建了卓娅塑像。莫斯科最有名的卓娅塑像，在莫斯科地铁“游击队员”那站。卓娅的故乡小村奥西诺-卡伊（Осино-Гай）、她曾经学习过的莫斯科201中学和殉难地彼得里谢沃村也都修建了她的雕像和纪念馆供人参观。

苏联诗人阿里格尔（МаргаритаАлигер，1915—1992）创作的长诗《卓娅》（Зоя）荣膺1943年斯大林奖金；卓娅母亲科斯莫杰米扬斯卡娅，奉命创作并出版了中篇小说《卓娅和舒拉的故事》（1951）；苏联作家科瓦列夫斯基（ВячеславКовалевский）创作了《卓娅两部曲》（Дилогия о ЗоеКосмодемьянской）。土耳其诗人季克梅和中国诗人艾青，也写出了颂扬卓娅的诗作 。

颂扬卓娅的美术作品，最有名的就是库科雷尼克斯（三位苏联画家的联署笔名）创作的《卓娅就义图（ЗояКосмодемьянская，1942—1947)，莫尔恰尔斯基（ЗояКосмодемьянская）的《卓娅》（1948-1949）和谢科托夫（КонстантинЩекотов）的《卓娅的最后一夜》（Последняя ночь）。

上个世纪50年代初，自从她的故事在中国宣扬之后，也受到中国高层与社会各界，特别是青年一代的追捧。《卓娅和舒拉的故事》自上个世纪50年代译成中文出版后，颇为畅销，迅速成为中国家喻户晓的苏联文学作品，甚至被奉为文学经典，流传至今。英雄之母科斯莫杰米扬斯卡娅，上个世纪五十年代还应邀前来中国演讲，场场爆满，很是轰动。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恰逢中苏蜜月时期，《卓娅和舒拉的故事》的翻译出版，以及作者来华演讲，不仅鼓舞了很多青少年学习英雄卓娅的事迹，更鼓舞了中国青年一代投身俄语学习的热情，不少年轻人甚至选择将苏联文学作为毕生学习和研究的方向。当时在北京工作的一位苏联专家曾说，中国人如痴如醉对学习俄语和阅读苏联文学，可谓“情趣盎然，如饥似渴和满怀崇敬”。英雄之母科斯莫杰米扬斯卡娅，也在《卓娅和舒拉的故事》中文版前言中说，在中国，所到之处，看到人们在如饥似渴地学习俄语，感到非常震惊。她甚至觉得，照此发展下去，中国读者用不了多久，就可以看懂或者翻译她的俄文原版小说了。《卓娅和舒拉的故事》，就是在这个背景下被翻译成中文出版的。

卓娅的故事，不仅远比科斯莫杰米扬斯卡娅的小说复杂，而且她死后半个多世纪，是是非非，争议不断。1991年后，随着部分苏联档案的解密，历史给我们提供了进一步了解卓娅的机会，现在，我们可以把女英雄卓娅的故事，放在苏联崩溃的大背景下去解读了。

卓娅的出身问题与精神分裂症

卓娅1923年9月8日，出生于俄国坦波夫州（Тамбовскаяобласть）一个名叫奥西诺-卡伊的小村庄，她的祖父是村里的神父，名叫科斯莫杰米扬斯基（ПётрКозьмодемьянский），他是该村东正教教堂的神职人员。当时，布尔什维克政权根据列宁的指示，发动了砸烂教会的运动。1918年8月27日，圣母节前夜，坦波夫州国家安全机构契卡（ЧК）人员进村逮捕了卓娅的祖父，那时候，老神父正在组织村里的教民保卫教会。红军先对他实施严刑逼供，但是一无所获。翌日，残忍的红军士兵便给老神父身上绑了石头，沉入村后的水塘淹死了，他的尸体直到1919年春天才被教民们发现，他们将他安葬在村里的教堂墓地（见《上帝的世界》杂志，2001年第1期，《1872-1918：科斯莫杰米扬斯基乡村神父的十字架之路》一文，作者，库琴科娃）。

卓娅的父亲（АнатолийКозьмодемьянский）曾就读于家乡的东正教学校，本想毕业后继承父业，也做个神父。但是，他并没有完成学业，就娶了卓娅的妈妈，乡村女教师丘丽科娃亚（ЛюбовьЧуриковая）过日子去了。那时，东正教教会在俄国遭到无情打击，他不可能再做神父了。卓娅的父亲不久就被苏联政府流放到西伯利亚，原因是，父亲有反对苏联农业集体化的言论。但是，后来卓娅的母亲在演讲中说，他们一家是为了逃避诬陷，自愿移居西伯利亚的，但此话目前没有找到根据，而卓娅全家1929年流放西伯利亚，却有据可查。根据莫斯科卓娅纪念馆更新过的档案记录，卓娅父亲属于反革命后代和敌对分子，而且还有反革命言论，所以才被流放。卓娅一家在西伯利亚的居住地是伊尔库茨克州，毕柳萨河（Бирюса）岸边一个名为史特基诺的小村（Шиткино）。

1933年，卓娅父亲肠道手术后病情恶化，不久死在西伯利亚，卓娅和弟弟舒拉便与妈妈科斯莫杰米扬斯卡娅相依为命，辗转前往莫斯科讨生活。卓娅一家前来莫斯科定居的过程也不容易，幸亏姨妈奥莉卡在教育人民委员部（Наркомпрос）任职，帮了他们一把。关于这个情节，卓娅的母亲在《卓娅和舒拉的故事》一书中有所提及。

卓娅一家，从爷爷那辈人起，就是东正教信徒，革命之后，卓娅全家所面临这样的选择，要么他们坚守东正教信仰，像爷爷一样成为殉道者；要么，就与苏俄政权合作，与信仰划清界限。卓娅妈妈决定带着孩子放弃信仰，走共产主义道路。

再说卓娅全家从西伯利亚流放地来到了莫斯科，她就读于莫斯科十月区第201中学（школа № 201Октябрьскогорайона
Москвы），1938年加入了列宁共青团（ВЛКСМ）。那时，在苏联，像卓娅这样的反革命后代要想加入共青团，按规定须写出脱离宗教信仰的书面声明，还要公开声明与有信仰的亲朋好友脱离关系，因为在苏联有宗教信仰的亲朋好友都是“人民的敌人”。卓娅确实写过这样的公开声明，所以，她后来才得到团组织信任。根据她妈妈在《卓娅和舒拉的故事》书中描写及其演说，卓娅确实写过放弃东正教信仰的保证书，并与祖父和父亲在精神上划清了界限。

据莫斯科卓娅纪念馆档案资料披露，她在班里，语文和历史课成绩优秀，她一度曾幻想中学毕业后报考文学系。卓娅母亲曾回忆女儿说，卓娅读过很多经典文学作品，如托尔斯泰、高尔基、塞万提斯、歌德和莎士比亚等。卓娅在班上有“读书女孩”的美称，卓娅的母亲分析，卓娅读书，其中一个目的，就是想在文学中寻找“美好的情操、高尚的激情和理想的追求”（《莫斯科前线》573-574页，及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所保留的，卓娅所读过的带有亲笔批注的图书，苏联列宁共青团中央档案馆收藏品，第649件）。

1938年，由于卓娅学习成绩突出，当选为班团小组长，她逐渐春风得意，同龄人的回忆录中写道，她的脸上露出了多年未见的笑容。然而，好景不长，1939年，她就被撤职了。她被撤职原因，一方面，是卓娅与同班同学关系不佳，她当了团小组长之后，态度傲慢，对同学颐使气指，大家无法接受；另外，出身问题仍在影响卓娅，尽管她已经“划清界限”。卓娅想尽量弥补，拼命地讨好学校团组织负责人，积极参加团的活动，并且充当校方监视班级里出身不好同学的眼线，还做了揭发和告密的事情。尽管如此，卓娅也没有官复原职，她终于病倒了，医院的诊断是：精神症。

卓娅母亲1942年2月10日，曾对外公开承认，她女儿卓娅患有精神症。她说，卓娅自1939年开始患病，那时她正处于在升班阶段，从8年级升到9年级。她患病的诱因，主要与同班同学关系不融洽，她讨厌同学之间传她的闲话，她在班上变成了孤家寡人，她曾经对妈妈说，她是个孤独的人，没有真正的朋友。

卓娅同班同学别洛贡（В.Белокунь）在他的个人回忆录中，谈到了卓娅的种种病态表现：“与同班同学的隔阂及团小组长的落选，严重伤害了卓娅的自尊心。她开始变得精神恍惚，孤僻和不爱与人交往。到了7年级，她在同学眼里变成了怪人。卓娅整天沉默不语，班上同学猜测纷纷，她的眼睛里充满了沉思的迷雾，间或也飘过绝望的云朵。时间一长，大家觉得卓娅更不可思议了。弟弟舒拉也知道卓娅有病，他曾告诉卓娅的同学，希望大家善待卓娅。那时，班上的同学都觉得愧疚，认为卓娅生病是他们造成的。”（见《莫斯科前线》第570页）

1939年元旦，卓娅的同班同学送给她一张贺卡，上面的新年贺词现在读来依旧耐人寻味：“亲爱的卓娅，别对人那么苛刻。别把一切放在心上。你知道吗，人都是自私自利，阿谀奉承，不真诚和不可信赖的。所以，他们说的话你别在意。这就是我给你的新年贺词。”

卓娅看到贺卡后，说了一句：“人要是都这样，那还活着干嘛？”（见斯莫杰米扬斯卡娅文集，第122页）不过，卓娅很快就发现，其实贺卡上写的句句都是实话。

1991年，苏联哈萨克斯坦裔作家若夫吉斯（Александр Жовтис）在《论据与事实》（Аргументы ифакты）发表文章《确认规范的说法》（Уточнения к каноническойверсии）一文中证实，卓娅上中学时，精神症已经严重到需入院治疗的地步，这个提法，在苏联历史上还是第一次。

当然，卓娅的精神分裂症之说也遭到质疑。作家阿拉普金娜（НадеждаАрабкина）于2006年5月9日在《莫斯科共青团报》（Московскийкомсомолец）发表《卓娅的十字架之路》（Крестный путьЗои）一文，他指出，战后，卓娅所在的9903游击队幸存者，找遍莫斯科所有精神病院的档案，也没有发现卓娅的精神症治疗病例，以及给她做诊断的大夫的姓名。

入住精神病院与邂逅作家盖达尔

1940年，对卓娅来说，是雪上加霜的一年，她的精神症尚未痊愈，又得了脑膜炎。1942年2月，卓娅妈妈回忆说：“卓娅从9年级升10年级的时候，患上了严重的脑膜炎。医生一开始觉得，卓娅痊愈，希望渺茫，所幸给她治病的是苏联著名专家马尔古利斯教授，他救了卓娅一命。卓娅在医院忍受了脑脊髓针的治疗，她是一个很能忍受的人。”

就在这一年，卓娅在治病与疗养期间，结识了她仰慕的苏联儿童作家盖达尔（АркадийГайдар）。盖达尔那时早已经蜚声文坛，他的小说《学校》（Школа，1930）、《鼓手的命运》（Судьбабарабанщика，1938）、《丘克与盖克》（Чук иГек，1939）等作品不仅在苏联家喻户晓，五十年代也被翻译成中文在中国出版。

在俄罗斯有关卓娅的争论中，卓娅与盖达尔相识的时间异议，而相识的地点却说法不一。有一种说法是，卓娅在脑膜炎治愈后，被送往莫斯科索科尔尼基神经病疗养院（санаторияпо нервным болезням вСокольниках，《莫斯科前线》，第573页中），并在那里结识作家盖达尔。注意，这里提到的不是精神病疗养院。第二种说法，即根据莫斯科卓娅纪念馆档案记载，“1939年，卓娅被送往莫斯科坎努什金第3精神病院（Психбольница № 3 им. Ганнушкина г.Москвы）住院治疗，并结识了作家盖达尔。据该医院的档案记载，卓娅的精神症，经过治疗后大有起色，她遂要求出院，并于1941年办理了出院手续。”所以，卓娅到底住什么医院，学界依旧说法各异。第三种说法，1991年，作家若夫吉斯在《论据与事实》周刊第38期上撰文称，卓娅在莫斯科卡先科医院（Больницаим. Кащенко）儿科部住院治疗精神症。苏联麦尔尼科夫儿童精神病科研教学中心（Научно-методическийцентрдетской психиатрии А. Мельникова）主任医生尤里耶夫（С.Юрьев）和卡斯麦尔松（Н.Касмельсон）证明，在卫国战争爆发前的1938-1939年，确实有一个名叫卓娅的14岁莫斯科女孩，前来中心接受精神症检查。当时他们怀疑卓娅患有精神分裂症。战后，苏联内务部秘密警察奉命前来中心拿走了卓娅的病历。

再说，卓娅住院其间，与作家盖达尔过从甚密，在卓娅妈妈的回忆录中也有表述：“我每次来看她（指卓娅），都看见他俩一起在花园里……盖达尔和卓娅交上了朋友：他们一起滑冰、滑雪，一起在晚会上唱歌和谈论读过的书。卓娅给他朗诵自己喜欢的诗歌。盖达尔告诉我，卓娅出色地朗诵了歌德的诗歌。”

为什么作家盖达尔住在精神病院里面呢？据精神病院档案记载，盖达尔曾在俄国叶尼塞省参加过内战，他目睹了太多的杀戮和血腥，精神受刺激而患病。他发病时行为怪异，喉咙痉挛，头痛欲裂，精神恍惚，痛哭流涕，他便希望在酒精中得到解脱，以至于后来嗜酒如命。他与卓娅在医院相识的时候，正在治疗他的酒精性精神障碍症。

俄罗斯著名历史学家、莫斯科市档案联合基金会科研与出版中心副主任戈林诺夫（МихаилГоринов）在《俄罗斯从古代到20世纪史》（История России с древнейших времен доконцаXX века）一书中也提到，卓娅1940年冬季，因患脑膜炎而入住索科尔尼基神经病疗养院（санатория понервныболезням в Сокольниках），并在那里结识了作家盖达尔。

再说，年仅十七岁的卓娅在住院期间，痴迷地倾听盖达尔讲述俄国内战故事，这激起了她对革命战争的憧憬，对暴力主义的崇拜和为理想牺牲的渴望。卓娅在住院期间的一篇作文中写道：“与盖达尔的见面，坚定了我的爱国主义信念。”

有一次，卓娅妈妈接她回家，卓娅对妈妈说：“妈妈，你知道吗，我昨天问盖达尔一个问题，什么叫幸福。我问的是那种人们共有的大幸福观。他想了想说，这种幸福当然有，真正的人为它生，也为它死。但是他说，这种幸福不会很快来临。我说，只要会来就好呀！他说，一定会来！”

卓娅和盖达尔分别的时候，盖达尔将自己的小说《丘克与盖克》送给卓娅作纪念，这本书卓娅最喜欢，盖达尔还在扉页上题词，他写道：“什么是幸福，每个人的理解不同。但是所有人都知道，并懂得，要诚实生活，努力劳动和深爱与珍惜这片广袤的大地，它被称作苏维埃国家！”（见科斯莫杰米扬斯卡娅文集，第122页）

就在卓娅与盖达尔分别不久，1941年6月22日，卫国战争爆发。1941年10月26日，盖达尔参加红军游击队，在乌克兰乌曼-基辅地区的一次战斗中阵亡。1个多月之后，即1941年11月29日，盖达尔的小病友卓娅，也在莫斯科郊外参加破袭行动时被俘遇难。他俩都把生命奉献给了那个被称作苏维埃的国家。

卓娅1941年3月4日出院，她的出院证明上写道：“根据健康状况，患者可复课。但应避免疲倦和负载过大。”（见《莫斯科前线》第642页）那时，距毕业考试不到3个月了，卓娅拼命补课，因为她不想留级，好在班上同学对她返校很欢迎。卓娅返校后对妈妈说：“我在学校受到礼遇，甚至有人表现特别好，小心翼翼地待我。好像我病好以后变成了玻璃人，一碰就碎似的。是的，我确实很开心，他们很高兴看见我。”（见斯莫杰米扬斯卡娅文集，第131页）

卓娅还花了很大气力补习功课，像发病之前一样，她考试取得了良好成绩。1941年6月14日年级主任给她的评语，直到现在还在保留在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上面写道：“成绩中等，纪律良好。病前学习好。落课之后艰难地赶上了其他同学。需要个别对待。”卓娅的文学课成绩一直很优秀。同班同学别洛贡在回忆录中说：“她的作文一如既往地，独特的状物和描写非常出色。很显然，她写作的素材经过了深思熟虑，在千篇一律的作文中独领风骚，她的得分总是‘优秀’。”

破坏马厩还是火烧民房？

1941年10月，根据莫斯科市委指示，卓娅和2000多名“志愿者”奉命在莫斯科“竞技场”（Колизей）电影院里集中。

卓娅所在游击队的番号是9903，他们奉命深入敌后，拟完成两个任务，其一是侦察，其二是破袭。实际上，9903部队本应由经验丰富的专业军人组成，但是1941年秋，德军进攻势头很强，推进迅速，直逼莫斯科城下，上级决定把专业军人留作第二梯队使用，而将毫无战斗经验的游击队员，先行派遣敌后参加相对简单的军事行动，如埋雷、炸桥和烧毁房屋等。上面认为，这样的军事行动，需具有勇敢无畏和浪漫主义生死观的年轻人参与，而卓娅就样的学生兵恰恰比较合适。因为，卓娅参军的目的，就是为了实现理想而准备牺牲，所以，9903部队又被称作“青年敢死队”。部队首长做战前动员的时候，就曾明确地告诉他们，这支部队打仗的生还率，只有百分之一。

1991年12月12日，《莫斯科共青团报》（Московскийкомсомолец）发表苏联作家拉夫罗夫（ВалентинЛавров）的文章《再谈卓娅之死》（Еще раз о гибели ЗоиКосмодемьянской）。拉夫罗夫见过9903游击队队长斯普罗吉斯（Артур
Спрогис），正是他在莫斯科征兵的时候，把卓娅带进了游击队。莫斯科市政府征兵处一开始没有录取卓娅，因为她的身材单薄，年龄也偏小。但是，由于卓娅坚持，最终她还是被录取了。

1941年11月，德军推进至莫斯科150公里的地方，卓娅随游击队破袭小组前出至战场一线。11月16日，德军进攻火力酣畅，部队推进速度迅猛，红军抵抗逐渐不支，克里姆林宫一片惊慌。11月4日，卓娅所部进入莫斯科以北的沃洛格拉姆斯克（Волоколамск）参加布设地雷行动。11月17日，卓娅他们根据0428号命令，前往莫斯科郊外执行破袭任务。该命令的第一点，就是要彻底摧毁敌后纵深40-60公里，道路左右宽20-30公里所有居民点，以便为空军和炮兵提供方便。卓娅一行人实施破袭的工具，是燃烧瓶、手榴弹和炸药包。

后来卓娅又参与了莫斯科郊外彼得里谢沃村（Петрищево）火烧民房的行动。据1998年9月10日，俄罗斯《盾与剑》（Щитимеч）杂志披露，当时，彼得里谢沃村驻有德军无线电侦察部队，他们在那里捕捉到苏军电台信号，并且释放干扰。苏军西方面军高层为此感到不安，因为那时苏军大本营策划的反攻日期已近，必须侦破和摧毁德军无线电侦察部队。《盾与剑》杂志还发表了几页9903游击队队长斯普罗吉斯的日记，其中记录了他为了完成上级交付的这项任务，向彼得里谢沃村地区派出几支破袭小队的过程。但由于德军对该村防守严密，各小队均无功而返，卓娅的小队也撤了回来。斯普鲁吉斯遂决定放弃任务。就在这时，卓娅对他说：“任务还没有完成，让我再去一趟彼得里谢沃村吧……”就这样，卓娅只身深入敌营，不幸被俘，后被德军处决，那时距她入伍还不到一个月。

斯普鲁吉斯说，从1941年11月17日始，卓娅的破袭小分队，奉命在5-7天内烧毁了10个居民点，其中就包括莫斯科州鲁兹卡区的彼得里谢沃村。那么，卓娅所烧的是百姓的民房还是德军的马厩呢？这是苏俄学术界多年来所争论的焦点之一。

第一种观点，是1942年1月27日，记者利多夫（ПетрЛидов）在《真理报》（Правда）上发表的《丹娘》（Таня）的系列报道。他讲到女游击队员丹娘（卓娅的身份当时尚未确认），在彼得里谢沃村焚烧德军马厩的时候，不幸被捕，后英勇就义。

莫斯科1996年5月8日出版的《论据与事实》周刊，苏军卫国战争女侦察员巴尔什娜娅（ЕлизаветаПаршиная）撰文，披露卓娅所在的9903游击队队长斯普鲁吉斯（АртурСпрогис）少校日记，其中写道，与卓娅一起执行任务的战友克鲁勃科夫说，他亲眼看见卓娅烧掉了德国人的一处马厩。

第二种观点，是1991年，苏联作家若夫吉斯发表在俄罗斯《论据与事实》周刊第38和43期上所发的文章。他指出，1941年11月，彼得里谢沃村庄里根本没有德军驻扎，更不像利多夫所说，村子里“既有德国驻军也有马厩”。卓娅进村之前，苏德两军曾在此交战，村庄摧毁过半，幸存的房舍寥寥无几，幸存的房子里住的都是当地村民。卓娅仍决定向民房投掷燃烧瓶，或者手榴弹将其摧毁。

早在上个世纪60-70年代，另一位苏联作家安诺夫（НиколайАнов），为写一部卓娅的长篇小说，去彼得里谢沃村采访。他在村里转悠，想采访卓娅遇难的目击者，岂料，村民一听说他采访卓娅的事，都急忙回避，只有一位乡村女教师接受了他的采访。女教师告诉他，卓娅的故事，与《真理报》上利多夫的报道有出入。她说，德国人占领彼得里谢沃村后，任命了一位信得过的村长。有天夜里，一家村民的木屋突然起火，烧得只剩下几根柱子。村长觉得是有人故意纵火。于是，他便在第二天晚上设了岗。果然，他们抓到一个作案的女游击队员，她被抓的时候，正在点燃一块浸透了煤油的棉布，准备烧掉一座民房。时值严冬，前日被烧掉房子的村民，无处避寒，只得蜷缩在牛棚里过夜。愤怒的村民把纵火的女游击队员痛殴一顿，关进了一间小黑屋。第二天一大早，村长赶去德军那里报案，赶来的德国兵，将女游击队员吊死在彼得里谢沃村。安诺夫说，这个火烧民居的女游击队员，就是后来家喻户晓的女英雄卓娅。

目击者口述与卓娅受死

苏联作家若夫吉斯说，1941年11月27日(另有记载是11月28日)，卓娅为了再多烧几间民房，在游击队员被德军冲散后，只身一人折返彼得里谢沃村，就在她准备向村民斯维里多夫（СеменСвиридов）家的柴房投掷燃烧瓶的时候，被房主发现，身强力壮的斯维里多夫将卓娅扑倒在地。后经若夫吉斯查证，斯维里多夫即是作家安诺夫说的，德军任命的那位“信得过的村长”。斯维里多夫因为擒获卓娅有功，得到一瓶德国人奖励给他的伏特加酒。

德军战俘，下级军官鲍埃尔林在回忆路中说，1941年11月的一天半夜，他所在的部队开进彼得里谢沃村，德军士兵挤在农舍里过夜，却把村民赶到街上受冻。半夜时分，4间住满德国人的农舍突然起火，第二天一早，德国人命令村民在村头集合，让他们组成农民纠察队，严防纵火，还任命德国人信得过的酒鬼斯维里多夫当队长。

关于斯维里多夫的结局，苏俄也有截然不同的版本。

第一个版本，是《真理报》（Правда）战地记者利多夫（ПетрЛидов）在该报发表的丹娘系列报道，也是苏联主流版本。1942年1月，利多夫随苏联红军开进彼得里谢沃村，斯维里多夫被苏联内务部警察逮捕审讯。斯维里多夫交代，他奉德国人之命夜巡，发现在一座干草垛旁有两双靴子，他便断定有人藏在这里，就报告了德国人。事后得知，这两双靴子，正是前来放火烧房的游击队员克鲁勃科夫（ВасилийКлубков）和卓娅的，他们当时正在草垛中休息。结果，斯维里多夫被苏联政府判处死刑，罪名是出卖游击队员卓娅。

第二个版本，是原苏联内务部工作人员契梅列夫（Б.Я.Чмелев），1994年发表的回忆录《1942年，在彼得里谢沃村》（В
1942 г. в деревнеПетрищево）。1942年1月，他参与了在彼得里谢沃村逮捕和审讯斯维里多夫的行动。他在回忆录中说：“我们奉上级之命抓捕了斯维里多夫，准备判他有罪，因为有人说他出卖了卓娅，导致卓娅被德军处死。《真理报》的文章一出来，全苏联都知道卓娅是被斯维里多夫出卖了，可是我们在村里调查案情的时候，发现其实斯维里多夫没有出卖卓娅。我们询问游击队队长后发现，原来卓娅进村后烧了斯维里多夫家的柴房。那时，斯维里多夫家的柴房里除了干草，既没有德国人，也没有武器装备。斯维里多夫从住房中跑出来，看见了烧房的卓娅，大喊道：‘你干什么！’正在这时，旁边恰有德国人经过，就抓了卓娅。斯维里多夫喊叫是出于本能反应，而不是告密或出卖。”

契梅列夫很快将此事报告莫斯科市和莫斯科州内务部负责人茹拉夫廖夫（М.И.Журавлев），后者签署命令，斯维里多夫无罪开释。（《莫斯科前线》，1941-1942，报告与资料，莫斯科，2001年，第644页）

俄罗斯历史学家戈林诺夫，收集了大量卓娅被俘与被处死的史料进行分析研究，但是，他的论著中竟然根本没有提及斯维里多夫。这不免使人对那段历史无所适从：斯维里多夫到底是被处死还是无罪释放了？抑或根本查无此人？

戈林诺夫还认为，1942年2月3日，苏联调查委员会进驻彼得里谢沃村进行调查卓娅遇害案，收到了大量村民举证，但出于政治宣传的目的，有些事实被刻意隐瞒（详见莫斯科社会事件中央档案馆，8682号卷宗，后收入《莫斯科前线》564-566页），如当地村民对卓娅被俘和受到德军审讯时的细节等。

1991年俄罗斯《共青团真理报》（Комсомольская правда）记者奥夫钦尼科瓦娅（Л.Овчинниковая）采访了彼得里谢沃村村民谢多娃（Н.Н.Седова），她是卓娅遇难前的目击者之一。1941年11月28-29日，卓娅被俘与遇难时一直在现场，那时，她只有9岁。

1991年11月29日莫斯科《共青团真理报》发表了谢多娃和另外两位女村民的口述历史，首次将她们亲眼目睹的卓娅被俘和遇难的情形公之于众——

1941年11月28日，晚上7点多钟，被俘的卓娅被三名德军士兵押到谢多娃家。她看见，卓娅被反剪双手，留着短发，是黑色的自来卷，眉毛也是黑的，很漂亮，椭圆形的脸，嘴唇小而厚，是个漂亮女孩。卓娅上身穿一件咖啡色毛皮夹克，脚蹬一双冬靴，头戴一顶灰色帽子，手上戴着一付绿色的镶帆布的羊毛手套。谢多娃当时就坐在炉子边上，她母亲在厨房。三个德国人把她带进屋里开始对卓娅搜身，就在他们搜查卓娅的当口，住在她家大屋子里的德国兵涌进来看热闹，大约有15-20人。那时，村里住满了德国人，他们用枪托子将村民赶出屋子，在柴房或牛棚里受冻，而他们自己却住在老百姓家里安营扎寨。

两个德国兵摘下卓娅身上的背囊，放在炉灶旁边，接着又摘掉了卓娅肩上背着的书包，里面有三只瓶子，德国人打开盖子，闻了闻，又把它们放回了书包。他们又在卓娅腰间的皮带上找到一支左轮手枪。接着，那第三个德国人便开始扒卓娅的衣服，卓娅只剩下一条厚裙子，白色带领子的衬衣，以及脚上的一双浅色袜子。卓娅在被搜查的时候，一直低着头，一言不发。德军在对卓娅搜身历时20分钟左右，这期间他们扇了卓娅5个耳光。卓娅遭打后没有吭声。

德军士兵搜查完毕，将卓娅押到了村民沃罗尼娜（А.П.Воронина）家，那里是德军的临时指挥部。她家住了5个德国人，押着卓娅来的也是5个人。德国人押着卓娅进来时，沃罗尼娜正在生炉子，德国人进门就喊道：“嗨，看哪，就是这个俄国女人烧了村里的房子！”他们还把卓娅烧房子的燃烧瓶拿给沃罗尼娜看。

不一会，德国人就开始对卓娅的审讯。主审的德军军官懂俄语。

他问道：“你从哪来？”

卓娅说：“我从萨拉托夫来。”

问：“去哪？”

卓娅：“去卡鲁卡。”

问：“你在哪穿越前线的？”

卓娅：“我用了3天穿越前线。”

问：“你和谁在一起？”

卓娅：“我们俩人在一起。”

问：“你烧了几间房子？”

卓娅：“3间。”

问：“你在哪儿烧的？”

审问至此，卓娅不再讲话。德国人就用皮带抽她，殴打卓娅的德国士兵共有4人。卓娅始终一言不发。最后，她喘了一口气道：“唉，别打了，我什么都不会告诉你们的。”在德国军人抽打卓娅的时候，审问军官几次走出屋子，双手抱头，样子很沮丧。

卓娅差不多被打了200多下，她身上没有出血的痕迹。卓娅遭受抽打的时候被剥光了衣服，带走的时候，德国人给她套了件内衣。卓娅被带离沃罗尼娜家的时候，来了个德语翻译，罗尼娜问他，德国人准备怎么处置卓娅，翻译说，第二天上午10点30分，德国人要绞死卓娅。当天晚上10点左右，卓娅被带走了，那时，大约有150多名德军士兵前来沃罗尼娜家看热闹。

33岁的女村民库里克（Прасковья Кулик）也是卓娅生命最后时刻的见证人。

卓娅被捕的当晚，她家住进了20-25名德军士兵。晚上10点左右，她到屋外张望，看见几名德军哨兵押着一个反剪双手的姑娘走过来，她上身只穿件衬衣，下身是一条裤衩，赤裸双脚，腿上被打得青一块紫一块。德国人对库里克说：“我们抓到一个游击队员。”德国人把她押进库里克家，按在一张长凳子，她坐下的时候疼得“啊”地叫了一声。

卓娅当时嘴唇黑紫，面部臃肿。她向库里克的丈夫要水喝，丈夫不敢做主，就问德国人，德国人说不给，一位德国士兵还把没有灯罩的煤油灯端过去，燎烤卓娅的下巴。后来他们同意给卓娅水喝，卓娅一口气喝了四大杯水。

一名十八九岁的德军小兵，让卓娅在凳子上坐了半个小时，之后，就把她光着脚拖到了屋外的雪地里受冻，然后把她拖回来，过会儿再拖她出去。从晚上10点半折腾到凌晨2点，这个德国兵就去睡觉了，换岗的士兵向库里克要了枕头和被子，送到卓娅跟前，让卓娅睡觉。卓娅用德语让德国兵给她松绑。他就给她松了绑，此后再没有绑她。卓娅慢慢睡去，从凌晨3点睡到早上7点。

当日清晨7点，女房东库里克与卓娅有过如下的对话：

库里克：“你从哪里来？”

卓娅：“莫斯科。”

库里克：“你叫什么？”

卓娅沉默。

库里克：“你父母在哪？”

卓娅沉默。

库里克：“派你来做什么？”

卓娅：“派我来烧村子。”

库里克：“谁跟你在一起？”

卓娅：“没人跟我在一起，我一个人。”

库里克：“今天晚上房子是谁烧的？”

卓娅：“我烧的。我烧了多少？”

库里克：“烧了3间房子，还烧死了20匹马。”

卓娅：“有人员伤亡吗？”

库里克：“没有。”

卓娅：“您早就应该远离德国人。胜利反正是属于我们的，就让他们枪毙我吧！”

之后，卓娅向女房东要鞋穿，德国兵又走过来用生硬的俄语问：“斯大林在哪？”卓娅说：“在岗位上。”说罢，她又对德国兵说：“我不会再跟你说话了。”那时翻译还没有来，德国人也不可能问她更多的问题。8点钟，卓娅被命令躺在床板上，这时又有一些德国兵挤在门口看热闹，卓娅沉默不语，注视着他们。9点钟光景，翻译陪同3名德国军官走了进来，开始对卓娅的最后一次审讯，库里克和家人便被赶到了院子里。审讯进行了半个小时。

10点30分的时候，德国人把她押到了街上，朝绞刑架走去，库里克一直尾随其行。

卓娅有些摇晃，于是两名德国士兵架着她走。德国人给她套上了一条厚裤子，一件深色的衬衫，袜子也是灰色的，但是卓娅没有戴帽子。绞刑架距离库里克家隔着4幢房子，这时，大约有100多名德国士兵朝绞刑架聚拢过来，有步兵也有骑兵。德国人在前往绞刑架的路上，把用俄文和德文写有“纵火犯”几个字的牌子，挂到卓娅脖子上。

德国士兵一路架着卓娅走到绞刑架，卓娅走路的时候，一直昂着头，一声不吭，很骄傲的样子。绞刑架旁边站满了德军和村民，德国人让众人让开，以便给卓娅拍照，这时，德国人还让她背上了装有燃烧瓶的背包（以示罪证）。这时，卓娅开始高喊：“公民们！你们别光站在那里，别袖手旁观，你们要协助打仗！我死了，可我成功了。”这时，德国军官挥了下手，其他德军士兵朝卓娅大吼起来。卓娅接着说：“同志们，胜利属于我们。德军士兵们，趁着为时不晚，赶快投降吧！苏联不可战胜！”

德国军官用生硬的俄语狠狠地说了声：“这个俄国人！”

士兵搬来了箱子，卓娅自己走了上去，一个德国兵把绞索套在了她的脖子上。她突然喊道：“我们是绞杀不尽的，我们有一亿七千万同胞！我们的同志会为我报仇！”这时，绞索已经套在了她的脖子上，她还想再说什么，这时，她脚下的箱子被踹翻了……卓娅用一只手抓住绳索，德国士兵打掉了她的手，卓娅就这样被吊死了。卓娅死后，德国兵在绞刑架旁边布岗三天三夜，2名持枪的军人日夜轮替。

卓娅的殉难地点在彼得里谢沃村中央，十字路口处，绞刑架离最近的一幢房子大约50米左右（详见莫斯科社会事件中央档案馆，8682号卷宗，后收入《莫斯科前线》565-566页）。

然而，苏联时代对于卓娅的临终遗言，有完全不同的描述。

1942年1月27日，记者利多夫在《真理报》上这样描写卓娅最后的话：“就在德军拍照的时候，卓娅突然振臂高呼：‘同志们！战斗吧，不要害怕！打击德国人吧！德国士兵们，赶快投降当俘虏吧，现在还为时不晚！苏联不可战胜！永别了，同志们，斯大林同志在路上！斯大林同志会来的！斯大林同志万岁！’”

历史学家戈林诺夫认为，利多夫所写的卓娅遗言，根据当局宣传的需要有杜撰的成分，而目击者们的讲述更接近真实。戈林诺夫曾经采访目击者，问过记者利多夫所写的卓娅遗言是否真实，目击者说，他们没有听到卓娅死前这样说过。

不过，戈林诺夫也承认，利多夫对卓娅死后的境遇描写，与目击者后的讲述比较接近：卓娅的遗体在绞刑架上吊了近一个月，历经风吹雪盖，受尽了途经彼得里谢沃村的德国兵的侮辱。1942年新年前夕，一批过路的德国人喝醉了酒，将卓娅遗体上的衣服扒光，用刺刀狂捅尸体，还用刺刀割去了卓娅的一侧乳房。翌日，德国人命村民将卓娅从绞刑架放下，埋在彼得里谢沃村村边白桦树下的坟地里。战后，卓娅才被移葬莫斯科市内的新处女公墓。

此外，目击者库里克还讲述了一个很重要的细节，村民斯米尔诺娃（АграфенаСмирнова）和索琳娜（ФедосьяСолина）由于被卓娅烧掉了房子，她们在卓娅被俘之后，曾动手打过卓娅。

1942年5月12日，根据苏联莫斯科内务部军事法庭的审讯记录，斯米尔诺娃承认，1941年11月28日，她和索琳娜（Федосья
Солина），在村民谢多娃家见到了被德国逮捕的卓娅，就和索琳娜一起辱骂卓娅，斯米尔诺娃在吵骂的过程中，两次用手套抽打卓娅，而索琳娜则是直接用手抽打卓娅的脸。斯米尔诺娃还承认，11月29日，她也去看卓娅受死，就在卓娅走上绞刑架的时候，她用木棍猛击卓娅的腿部，边打边骂道“我叫你伤人！叫你烧我的房子，德国人从来没干过这种事……（见莫斯科社会事件中央档案馆，8682号卷宗，后收入《莫斯科前线》579页）。

1999年，俄罗斯《国会报》（Парламентская газета）发表了记者马纳霍夫（ВладиславМонахов）的文章，题目是《她成为英雄，他沦为叛徒》（Она стала героиней. Он -предателем），他披露说，1942年1月，作为《真理报》战地记者的利多夫，亲往彼得里谢沃村采访卓娅事件，除了给报纸写报道之外，也写了个人日记，因为，苏联时期新闻审查严厉，有些参访细节，利多夫只能写在日记中。后来利多夫阵亡，他的日记由他太太利多娃（ГалинаЛидова）保存，她退休前在《真理报》图片部工作多年。利多娃死前又把日记转交马纳霍夫保管。马纳霍夫读过利多夫日记后说，利多夫的采访也曾涉及斯米尔诺娃和索琳娜殴打卓娅的细节，但是那时，《真理报》不允许刊登，担心会破坏卓娅的英雄形象。

利多夫在日记中写道：“那天早上8-9点的时候，索琳娜和斯米尔诺娃来到库里克家（此处与苏联莫斯科内务部军事法庭的审讯记录有悖），斯米尔诺娃想揍那位被捕的丹娘姑娘，被库里克拦住，后来斯米尔诺娃被轰出了屋子。不一会，斯米尔诺娃拎着一铁罐泔水冲进来，连罐子带泔水抛向丹娘，铁罐子掉在地上摔破了。库里克再进屋的时候，看见丹娘被泼了一身泔水……就在这时，德国军官走了进来，开始审讯丹娘。”

利多夫在写完这篇日记后，还在旁边附言：“电影和歌剧编剧又要编造英雄传奇了。现在丹娘一案已经了结。就让我写的这些成为艺术家们不感兴趣的细节吧。但这对一位研究历史的随军记者来却极为重要。”

最令人震惊的是，两位村妇后来都被苏联莫斯科内务部军事法庭判处了死刑：斯米尔诺娃和索琳娜，分别于1942年6月17日和1942年9月4日被执行枪决。她们被处死的档案，直到1991年之后才告解密（见莫斯科社会事件中央档案馆，8682号卷宗）。

克鲁勃科夫出卖了卓娅？

苏联时期，曾有一个流行的说法，认为卓娅被俘和牺牲，是因为她的战友和团小组长克鲁勃科夫变节投敌出卖了她。但是，苏联时期，有关克鲁勃科夫的报道少之又少，无从研究。苏联解体之后，有关内幕才有一些披露。

1996年5月8日出版的《论据与事实》周刊上，发表了苏军卫国战争女侦察员巴尔什娜娅的回忆录。根据卓娅所在的9903游击队队长斯普鲁吉斯（АртурСпрогис）少校的战地日记记载：“所属部队350人在敌后参加军事行动，1941年入伍的游击队新兵卓娅，在一次军事行动中被战友克鲁勃科夫出卖而牺牲。审讯时，克鲁勃科夫承认，他和卓娅在彼得里谢沃村休息的时候遇险，他出于害怕没有及时向卓娅报警，而只顾自己逃命，导致卓娅被捕牺牲。”

1999年俄罗斯《国会报》（Парламентскаягазета）所发文章的观点，与巴尔什娜娅相近，即1941年11月末，德国人在彼得里谢沃村逮捕了两名游击队员，其中一人被判死刑，这就是后来众所周知的卓娅。另外一人，就是克鲁勃科夫。他后被德军释放，于1943年返回红军游击队，在接受军事法庭的调查时交代，他曾与卓娅一起从事军事行动，而只有卓娅一人被俘。具体细节是，他们俩在烧掉了第一座民房之后，便躲进了村边的树林，半夜三更，他们冻得要死，便于拂晓时分进了村，躲在村边的干草垛里取暖，这时有村民突袭他们，结果卓娅被俘，克鲁勃科夫逃跑。克鲁勃科夫后又翻供，说他也被德军俘虏，并向德军招供一切。他还证实，卓娅确实是因火烧民宅被俘，她曾遭受德军的严刑拷打，最后被绞死。

克鲁勃科夫曾经多次翻供，以至于他的档案记录，很多地方前后矛盾，前后不一，相互抵触。克鲁勃科夫从德军营地跑回游击队，接受审查时曾经承认，他在执行任务的时侯，曾两度被德军逮捕，又两度逃跑。但他后来又翻供，说他是和卓娅一起被德国人拘捕的，他出卖了卓娅，并答应与德国人合作。他在德国间谍学校受训之后，被派回苏联执行间谍任务时被苏军俘获，1942年4月16日，他被以叛国罪判处死刑，执行枪决。

2000年2月20日，《消息报》（Известие）与俄罗斯国家安全局（ФСБ）档案馆合作，刊载《将卓娅称作丹娘的克鲁勃科夫》（Клубков,который назвал“Таню”Зоей）一文，披露了卓娅被克鲁勃科夫出卖的一部分历史档案，但是，文章否认克鲁勃科夫是1943年返回游击队的说法，指出他回到游击队的时间，是1942年2月底。

但该文除了用大量篇幅披露9903游击队和西方面军军事法庭对克鲁勃科夫的审问细节之外，没有其他新观点提出。克鲁勃科夫供认，1941年11月28日，卓娅、克拉依涅夫和他三人被派去烧村子。他们在村头兵分三路，克鲁勃科夫没能烧掉房子，因为他撞见了德国哨兵，掉头便往树林里跑，德国兵追过去将他擒获。他在审问的时候供出了卓娅和克拉依涅夫，并告诉德国人怎么找他们，当天，卓娅就被捕了。1942年4月3日，苏联秘密军事法庭鉴于克鲁勃科夫被俘后变节投敌，充当德军间谍，出卖游击队员卓娅，最终导致其被德军杀害，法庭根据苏联刑法58-1款，即军人叛国条款，判处克鲁勃科夫死刑，4月16日，他被执行了枪决。《消息报》还刊发了西方面军内务部的行刑证明书。

但是，历史学家戈林诺夫，认为克鲁勃科夫出卖卓娅一说，证据不足。他的根据是，经过对卓娅临终前的目击证人，即彼得里谢沃村村民谢多娃、沃罗宁娜和库里克证词的分析研究，他认为，卓娅不是因为克鲁勃科夫的出卖而被捕。理由是，卓娅被捕之前，至少去了两次彼得里谢沃村，何况，她也不是在克鲁勃科夫被捕当天被俘，而是在第二次独自一人进村烧房时被捕。卓娅被捕后，曾被分别关押在上述三个村民家中，然而，没有一个人听她说起过克鲁勃科夫的名字。

开棺验尸与真假卓娅

1942年1月27日，记者利多夫在《真理报》（Правда）上发表了标题为《丹娘》的系列报道，作者描写了一位自称丹娘的苏联女游击队员，在莫斯科郊外执行破袭任务的时候，不幸被德军被捕，她宁死不屈，临终时，丹娘号召苏联人民起来为斯大林和苏联而战，最后她被德国人绞死。当天，另一家苏联媒体《莫斯科真理报》（Комсомольскаяправда）也发表文章《我们不会忘记你，丹娘》（Мы не забудем тебя,Таня）。27日晚，全苏广播电台著名播音员维索茨卡娅（Ольга
Высоцкая）含着眼泪将此文向全国播出。稍晚，即在大约1个多月后，相关部门终于搞清，这位丹娘，就是女游击队员卓娅。全苏立即掀起了学习英雄卓娅，打击德国侵略的高潮。

1942年2月18日，利多夫在采访了彼得里谢沃村村民之后，又在《真理报》发文《丹娘是谁？》（Кто былаТаня），说明丹娘就是女游击队员卓娅，并对她牺牲的经过进行了更加详细的报道，还配发了5张卓娅就义的照片。这些照片，是从一名被苏军击毙的德国士兵口袋里找到的，这些照片激怒了苏联人民。

苏联那时流传过一个小道消息，说斯大林看过卓娅遇难的报道后，遂下令红军部队，凡遇德国步兵332团，格杀勿论，绝不受降。这个细节还被写进了电影《莫斯科保卫战》中。但是，时至今日，人们也没有找到任何证据，可以说明斯大林下过这道命令。倒是记者利多夫所写的卓娅遗言应验了——卓娅死后不到2个月，即1942年1月，苏军反攻，弗拉索夫将军所率苏联红军20集团军攻入彼得里谢沃村。紧接着，红军内务人民委员部的秘密警察，苏军政治部宣传员也纷至沓来。他们很快就在村里抓获了斯米尔诺娃和索琳娜，并且执行了枪决。

然而，卓娅的故事并未结束。1942年1月，《真理报》上所披露的卓娅的英雄事迹，竟然引发了多名妇女抢认卓娅为女和开棺验尸的事件。那些女人们抢认卓娅为女的原因很简单，在苏联时代，烈属不仅拥有极高的社会荣誉，而且还可以享受国家津贴。

1958年苏联作家若夫吉斯，采访了彼得里谢沃村民列昂尼多夫（В.Леонидов）。1942年新年，德军从彼得里谢沃村撤退，被德军处死的女游击队员得以安葬，但是她的身份尚未澄清，于是，1941年1月，共青团莫斯科市委（МГКВЛКСМ）组成辨认女英雄委员会，当月的一天，该委员会代表带着10位自称可能是死者母亲的妇女前来辨认尸体，核实死者身份。他们做了开棺验尸。结果，没有一位妇女愿意认领死者。

1942年2月16日，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颁布命令，追认卓娅苏联英雄的称号。这是自卫国战争开始以来，第一位获得这个称号的苏联女兵。辨认女英雄委员会又带着多名妇女前来验尸，出人意料的是，这次每位妇女都抢着承认躺在棺材里的是自己的女儿卓娅！她们甚至还为此吵了架，把彼得里谢沃村的村民看得目瞪口呆。就在这时，从莫斯科来了一位身材瘦高的女人，她把那些吵得脸红脖子粗的女人都轰走了，此人就是卓娅的妈妈科斯莫杰米扬斯卡娅。

根据苏联9903游击队档案记载，与开棺验尸同步，上级组织为了甄别卓娅亲属，特邀请母亲科斯莫杰米扬斯卡娅，重返卓娅遇难地彼得里谢沃村进行开棺对质。卓娅母亲在开棺之前说出了卓娅一些特殊体征，如腰部右侧有块胎记，头发较为茂密，右腿有伤疤等。人们随后核查卓娅的遗骸，一切均如所说。令人出乎意料的是，卓娅的指甲都没有了，后经验证，指甲是人被拔掉的，专家推测，指甲是卓娅遭受德军拷打时被拔掉的，而当年的《真理报》对此却只字未提。

科斯莫杰米扬斯卡娅的证词，在一段时间之内也曾遭到质疑。后有苏联记者探访真相，深入她家采访，记者在莫斯科一座窄小的赫鲁晓夫式简易楼里，现场报道了科斯莫杰米扬斯卡娅的孤寂生活，称她几乎是靠着对一双阵亡儿女的回忆艰难度日。卓娅和其兄舒拉死后，安葬在莫斯科的名人陵园——新处女公墓。上个世纪50-60年代，人们曾在这里见过科斯莫杰米扬斯卡娅扫墓的身影。1978年5月7日，她在孤寂中离世，人们将她与她的两个孩子葬在一起。

20世纪90年代初，俄罗斯科学院历史所（Институт Российской историиРАН）研究员谢尼亚夫斯卡娅博士（ЕленаСенявская），在研究和分析了苏联卫国战争残疾军人罗曼诺维奇（ГалинаРоманович）的回忆录和《莫斯科共青团报》记者别拉雅（Л.Белая）的采访素材后，提出一种假说，即1941年11月29日，在彼得里谢沃村被德军俘虏和处死的女游击队员并非卓娅，而是卫国战争中失踪的女游击队员阿佐琳娜（ЛиляАзолина）。

二战老兵罗曼诺维奇在她回忆录中言之凿凿地说，1942年，她在《共青团真理报》上看到了彼得里谢沃村女游击队员的事迹（即该报1942年1月27日，所发表的《我们不会忘记你，丹娘》一文），她一看到登出来的照片，就马上认出遇难的游击队员，是她地质学院的同班同学阿佐琳娜。

此前，记者别拉雅早在1967年1月29日，即在《莫斯科共青团报》发表文章称，1942年阿佐琳娜的邻居们，在报纸上一看到她遇难，就把那张报纸藏了起来，他们担心，死者的面孔太像阿佐琳娜，她妈妈看到后精神会受刺激。阿佐琳娜的中学老师也从报纸的照片上认出了她。不过，阿佐琳娜的母亲瓦莲金娜（ВалентинаАзолина）还是看到了照片，她确认，彼得里谢沃村牺牲的姑娘，就是她的女儿阿佐琳娜。

1991年11月29日，《真理报》评论员柯热梅尼亚科（ВикторКожемяко），在《真理报》上发表了《卓娅的悲剧：半个世纪之后对这位姑娘的重新拷打与处决》（Трагедия ЗоиКосмодемьянской. Полвека спустя после гибели эту девушкувновьпытают иказнят）一文通过自己获取的史实，反驳谢尼亚夫斯卡娅的假说不切实际。2001年，柯热梅尼亚科发表了《卓娅又被处决一次》（Зоюснова казнят）一文，再次批驳谢尼亚夫斯卡娅的观点。

他们两人的学术对话与交锋，引发了21世纪初，俄罗斯社会对二战英雄卓娅之死的巨大争议和广泛讨论。但遗憾的是，2001年之后，柯热梅尼亚科与谢尼亚夫斯卡娅真假卓娅的学术交锋，由史实之争转向国家意识形态之争，最终蜕变为相互间的人身攻歼。

历史学家戈林诺夫觉得，说来说去，真假卓娅的事情就出在利多夫《真理报》的那篇报道上。因为，女英雄一出场借用的是“丹娘”之名，而借用姓名背后会有多种解释和判断，丹娘的假说引发的误判，给真假卓娅之说以可乘之机。

1942年1月，《真理报》战地记者利多夫在马扎伊斯克（Можайск）采访，与一位老人不期而遇，老人说1941年11月29日，他路过彼得里谢沃村时，意外目睹了一位女游击队员英勇就义的场景。利多夫听后大为震惊，此后，他与《真理报》摄影记者斯特鲁尼科夫（СергейСтрунников）6次出入彼得里谢沃村采访目击者，追寻丹娘的芳踪。

村里接受利多夫采访的人异口同声地说，女游击队员只说自己叫丹娘。最终“丹娘”的谜底，被与卓娅的游击队战友米罗拉多娃（КлавдияМилорадова）点破，她在接受利多夫采访时说：“卓娅告诉她，苏俄国内战争时期的女英雄丹娘•索罗马哈（ТаняСоломаха），在战斗中宁死不屈，不幸被哥萨克白军逮捕，后被处以碎尸的酷刑。卓娅从小就崇拜她，立志长大后做丹娘那样的英雄。”

1942年2月初，共青团莫斯科市委的辨认委员会，由地方居民、卓娅的中学老师诺沃谢罗娃（B.C.Новоселова）、卓娅的同班同学别洛贡等人组成。1942年2月4日该委员会做出如下结论：第一，彼得里谢沃村村民谢多娃、沃罗尼娜、库里克，语文教师诺沃谢罗娃和学生别洛贡，根据西方面军司令部侦查处所提供的照片，经辨认，被处以绞刑的即为共青团员卓娅。第二，辨认委员会经掘坟开棺验尸，再次确认，被处以绞刑的即为卓娅。（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8682号档案，《科学与生活》杂志，1966年第12期，《莫斯科前线》566-567页）

2月5日，辨认委员会向苏共莫斯科市委建议，追认卓娅为苏联英雄。

2月10日，莫斯科季米列亚泽区团委，会见卓娅的母亲和弟弟舒拉，与她再次进行有关辨认卓娅遗骸的谈话。卓娅的母亲详细地讲述了，卓娅上前线时的衣着，他们看过出示的照片后，“卓娅母亲说，是的，这就是卓娅，头发，鼻子，嘴唇都跟卓娅一样。舒拉说，哪都像，头发最像。”（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8682号档案）

2月12日，辨认委员会再次邀请卓娅母亲、弟弟、卓娅游击队队友米罗拉多娃前往彼得里谢沃村，查验尸体。当时在场的辨认委员会成员有，卓娅生前的游击队队长斯普鲁吉斯，莫斯科团市委秘书舍列宾（А.Н.Шелепин），法医尼基福罗夫（Никифоров）等人。最终，在场者一致确认，被处死的女游击队员就是卓娅（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8682号档案）。当天，辨认委员会就做出了核准鉴定。2月16日，卓娅被追认为苏联英雄。

1991年12月17日，全俄司法鉴定研究所，应共青团中央档案馆之请求，对卓娅和阿佐琳娜的照片进行了公开比对鉴定。结果是，死者是卓娅，而非阿佐琳娜（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649号档案，《生活》杂志1992年，第三期；《苏维埃俄罗斯报》，1992年1月29日）。

卓娅殉难后，莫斯科郊外的彼得里谢沃村，变成了苏联青少年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卓娅牺牲的目击者沃罗尼娜和库里克，给慕名而来的参观者当起了讲解员。她们以亲眼目睹的事实，讲述了卓娅在德军面前所表现出的无所畏惧和面对死亡时的从容不迫与大义凛然。不过，她们也偶有失控。有一次，两个老村妇忽然一反常态地对参观者说：“唉，幸亏德国人把卓娅抓住了，不然的话，她还不知道要烧掉多少房子，给我们村造成多大的损失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