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炯明：晚年生活凄苦，曾为借钱写长信，死后只得用母亲棺材入殓

记者李满

“惟英雄能活人杀人，功罪是非，自有千秋青史在；与故交曾一战再战，公仇私谊，全凭一寸赤心知。”

这是1925年3月孙中山辞世后，陈炯明所撰挽联的内容。

这副挽联，曾一度被人认为“极其微妙”，因为它将陈炯明叛变后的复杂情绪全部展露了，它也写出了陈炯明对于自己叛变后的坦然，他坚信：“是非功过，自有千秋青史在”。

写下这副挽联时，陈炯明因兵败刚刚逃到香港。这一年，陈炯明年已53岁。人都说“五十知天命”，陈炯明似乎也已了悟天命，但他却并不想认命。

就在孙中山死后半年，陈炯明便在香港创立中国致公党，陈炯明被推选为总理。此后，致公党秉承陈炯明指定的纲领，开始了漫长曲折的探索。

陈炯明此前叛变的根本原因是：他与孙中山政见不一，孙中山坚持三民主义，主张以广东为护法基地，凭借广东人力、物力、财力，举兵西征北伐以统一全国；而陈炯明则主张以广东建设为省自治模范，起信于他省，最终实现民主联邦制（如美国一般）的统一国家。

兵败后，陈炯明依旧没有放弃自己的政见。

1927年，陈炯明还完成了6万余字的《中国统一刍议》的撰写，他系统提出了建国方略，他还在这本书中批评了国民党的政治路线，他说：

“夫既曰国民，不应为一党之包办，不应仰苏俄之接济，尤不应受第三国际之指挥。”

由此可见，直到此时，陈炯明依旧秉承着自己的观点，他对孙中山及其策略的反对，几乎已深入骨髓。

在写书的同时，陈炯明还钟情于组织第三势力，他开始联络北京、上海、大连、天津等地的下台军阀政客，于1928年12月与段祺瑞等订立共和大同盟。

然而，因为此时的陈炯明已经失去其军政活动地盘，所以，无论是他的书籍，还是他组织的同盟，都并未产生实际的影响。

与此同时，感受到自己已与时代大潮流相违背的陈炯明，其生活也陷入各种困窘。

陈炯明没有钱！这是事实，但这个事实是很多人都难以相信的，毕竟，他是曾经的“广东王”。

陈炯明之所以没有钱，是因为做军阀期间，他没有贪污过一分一毫。无论何时，他一直过着艰苦朴素的生活。平日里，他夏天常穿一件破旧长衫，而冬天则只是一件蓝衣长衫。

关于陈炯明的艰苦朴素，孙中山曾经有过相关阐述，他曾坦言陈炯明：

“不好女色，不要舒服，吃苦俭朴，我也不如”。

即便是在声讨陈炯明的《致海外同志书》 中 ，孙中山也不得不承认说: “ 盖以陈炯明之性质而论 其坚忍耐劳， 自有过人之处。”可见，陈炯明之艰苦朴素早已深入人心。

关于陈炯明的例行节俭，其好友白逾桓曾在回忆中有过相关讲述，他说：

“余见陈君自奉极薄，每日只粗食三餐，或香蕉数只，卧则行军床具，床上臭虫如黑蚁，而陈君不顾也…..”

白逾桓感叹：能在气候很差且有臭虫、蚊虫的环境下办公读书，这真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

章太炎曾经盛赞陈炯明说：“清操绝于时人，于广中弥不可得”。曾经的《香港华字报》也曾这样评价陈炯明：

“陈氏为人刚毅果敢沉默寡言，其私人道德，可为南北权要之模范。”

由此可见，真实的陈炯明虽曾叛变，但他的私德极其好，几乎是军阀中的“楷模”。

陈炯明还是军中出了名的“自律典范”，他的一生确以谨于言行、廉洁奉公、不贪财、不贪女色为人称道。早年时，他在广东坚持禁赌，赌商想用大量金钱美女贿赂他，他从来都是严词拒绝。

也因太过“自律”，陈炯明一生没有为自己和家人谋得任何家产。

居于香港时，陈炯明不得已和八旬老母、妻子子女等多人一直住在一个狭小的寓所里。这个寓所的过道，若恰好对面有人来，需侧着身子才能勉强成行。而他们当时的每日吃食，则都是极简单的粗粮。

然而，即便是如此生活法，后期的陈炯明竟也“承不住”了。人都说“五斗米能使英雄折腰”，这话放在陈炯明身上也如此。

眼见家里揭不开锅了，1931年3月，他在写给华侨林义顺的信中，曾求他为自己提供资助，信中，他这样写道：

“去年家叔为碧儿股本，屡请设法退卖，实出不已。苟非拮据，决不计此区区。爱我如兄，当能勉力以助。最好酌估时价……一未便，请于戚友交好中，一为设法，贬值求让，当可成就;若再未能，即希鼎力代措万金，以济急需，即以该股为押揭”。

从这段话可知，陈炯明想用股本，即小女碧儿的叔父送她的嫁妆作为抵押，向林义顺借钱。遗憾的是，这份情真意切的信件被寄出后，并未收到任何回音。而陈炯明向其他华侨借款的事，也均未有回音。

当时的华侨不愿意资助陈炯明，显然与他所创的致公党还并不成熟且没有作为有关，华侨们断定：陈炯明已无翻身之日。

然而，即便到了如此穷困潦倒的地步，当九一八事变爆发，日本人试图拉拢他，且提出要给他巨款时，他不仅毫不犹豫地予以了拒绝，还反过来要日本侵略者归还东三省。

日本人见无法拉拢陈炯明，于是便在走时送给他一张8万的支票。让他们没想到的是，陈炯明竟在这张8万的支票上打了个叉，并退还给了他们。

九一八事变后，陈炯明代表致公党发电痛斥了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他还号召党内外同志一致参加抗战工作，出钱出力，以尽职责。

1932年1月28日爆发了淞沪会战，蔡廷锴等赞同中共和红军提出的“中国人不打中国人”、“枪口一致对外”的口号，领导十九路军奋起抗击日军对上海的侵犯，掀起抗日救亡新一波高潮。

此时在香港处于贫病交加状态的陈炯明得知后深受鼓舞，他当即写诗赞颂道：

“天诞蔡将军，是我神明裔。百战转山河，千钧挽强臂。两粤多健儿，三军尽鹰鸷。敌忾赋同仇，国人争奋袂。”

陈炯明还在诗中乐观地预言：“自此一役后，声威播海外。鼓声乘衰竭，何难返侵地。”

然而很快，随着国内局势的发展，陈炯明对国家的担忧也日益加深，他开始预感到：抗日战争，没有他想象中容易。

对于晚年蛰居香港期间的陈炯明而言，唯一可称得上幸运的是：他的妻子黄云一直悉心陪伴左右。

黄云是陈炯明老师的女儿，陈炯明21岁时两人便结合了。婚后，两人感情非常融洽。即便黄云接连生下五个女儿，他也丝毫未有任何不悦。妻子和周围人都劝他另娶，毕竟在当时那个社会尚讲究“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可陈炯明却坚持不娶，他说：“我心里的妻子，唯有黄云一人”。

极有意思的是，陈炯明的话音落后，妻子黄云竟接连给他生了三个儿子。这三个儿子分别是：长子陈定夏，次子陈定炎，三子陈定炳。

陈炯明前往香港后，他的长子、次子都留在了上海求学，两兄弟成绩都很好，这种种，也给了晚年的陈炯明诸多安慰。

也因为孩子们多在国内，他居于香港，所以晚年的他要想见孩子们一面都是难上加难。

1933年9月的一天，陈炯明因吃了街边小贩的食物而出现身体不适，加上他饮食起居一直没有规律，他终因肠炎入院。眼见他病情一天比一天重，妻子黄云焦急万分，此时的陈炯明却在病床上惦记着自己的《统制生产》尚未完稿。

陈炯明病情日重后，黄云赶忙将他病危的消息通知了众亲友，在上海上学的陈定夏和陈定炎兄弟得到消息后，赶忙赶赴香港。

祸不单行的是：途中，陈定夏因感染时疫病倒。9月22日，陈炯明病逝，他的儿子陈定夏几乎与他同时病卒。

临死前，陈炯明在被催写遗言时直说：“家事无所交代”，他留给世界的最后的字眼是：“共和，共和”！由此看，陈炯明到死都未放弃他的理念：“中国地方自治为达到联邦制的最后表示”。

陈炯明死后并未马上下葬，这是因为他曾在弥留之际，叮嘱后人：把他的遗体葬于惠州鄂湖边上的紫薇山。

陈炯明之所以想葬在广东惠州，是因为这个地方对他这个“广东王”而言，有着非比寻常的意义。他的兴盛始于惠州，他最终的败落标志也是从惠州开始……

颇为值得一提的是，因为陈炯明没有任何积蓄，他死时竟然买不起棺材，以至于他竟被放置在母亲的棺材里，其母的棺材乃是专程为女人的身高体量设计，高大威猛的陈炯明躺进去后，棺材竟显得非常狭小……

因无钱大办丧事，陈炯明的第一次下葬极其简单，他当时被暂时葬在了香港华人永远坟场，吊客仅马育航、黄居素等挚友数人，唁电仅接到孙传芳的一封。

陈炯明辞世一年后的1934年9月22日，其亲友和致公党党员等多人经商议后决定：将陈炯明归葬惠州西子湖畔。

1935年4月3日，经周密筹划后，陈炯明的葬礼在惠州举行。当日，惠州西湖旁边的紫薇山下气氛肃穆，各路记者、民国政要等超过千人聚集，他们前来，都只为送他最后一程。根据史料记载，陈炯明下葬前后，竟收到了3000多副挽联。

从当时的报道来看，世人对他的一生还是给予了偏正面的评价。吴稚晖虽痛惜陈炯明的叛变，也为他未向孙中山悔过而有遗憾，但他也依旧称赞他说：“身外竟能无长物，青史流传，足见英雄有价”。

邹鲁虽慨叹陈炯明“永分途”，但也在挽联中称颂他道:“卅载深交，知兄坚苦廉能，谁与共驾。”

吴佩孚因感于陈炯明的一生清廉，竟不顾两人多有政见不合地称赞他道：“去来大干净，看家徒四壁，英雄本色有余哀。”

陈炯明的陵墓建有墓碑亭，亭内墓碑正面刻的“陈竞存先生墓”六个篆字，这六个字，乃国学大师章太炎所题。墓碑亭后，是陈炯明的墓地，它是被用钢筋水泥浇制的圆形墓冢。

陈炯明被下葬不到一年，他的妻子黄云便因病辞世了。她离世时，他们的次子陈定炎年仅12岁，而年幼的三子则在不久后夭折。

相比儿子们的境况，陈炯明的女儿们情况明显要好得多。他的五个女儿成年后都觅得了如意郎君，只是，因为父亲所背负的“叛变”的恶名，她们很少主动向人提及父亲，久而久之，她们便也消失在了大众视野了。

陈炯明唯一活到成年的儿子陈定炎是陈家八子女中成就最高的一位，1946年，他从交通大学毕业后赴美留学，1950年，他获得了哈佛大学硕士和博士学位。

毕业后，陈定炎选择了留在美国，他在通用动力、电船公司任职研发组经理。他还曾在罗德岛大学、圣母大学和康涅狄格大学任教。

因为一直对父亲的“叛变”存有自己的看法，所以，晚年时，他几乎将全部的心力都放在了对中国近代史的研究上。对此，有人说他想为父亲“翻案”，他听了却不以为然。

陈定炎在大量查阅中国近代史资料后断定：自己父亲当年“叛变”，实际并不想致孙中山于死地，他只是想软禁他，并阻止他北伐。

陈定炎说：“父亲和孙中山意见相左，又都是非常自大的人，当时的局势太复杂，加上又有帝国主义和其他别有用心的人的介入，他们最终失和，似乎是必然。”

也是因为长期研究近代史的缘故，陈定炎竟然在退休后成为了一个历史学家和以中文及英文写作的作家。

期间，他还编纂了近百万字的《陈竞存炯明先生年谱》。

1997年，陈定炎在广泛查阅了美、英政府的外交档案和当时大量的中英文报纸杂志后，与高宗鲁推出《一宗现代史大翻案：陈炯明与孙中山、蒋介石的恩怨真相》，从这本书来看，他不仅如世人所料“要为父亲翻案”，他还对孙中山先生也有颇多微词。

陈定炎在阐述父亲的政见的同时指出，父亲想创建的“共和”，是大同世界。大同世界实际就是“全人类社会主义”，它将消灭资本主义，实现人类的平等，开创世界历史上的新时代。

陈定炎还指出，父亲陈炯明的大同思想，有旧的思想渊源。孔子认为大同思想的实现，主要在于开导人心，在于教育，在于共同具有“天下为公”之心，“讲信修睦”，也就是说，是以和平为动因、手段和目的。

实际上，陈定炎的观点得到了相关研究人员的佐证，陈炯明传记《陈炯明》作者段云章、倪俊明曾在该书中写道：

“陈炯明实现大同理想的路线和孔子的思想颇有相近思路。他认为，人类大同世界，就是要以自由联合为基点，通过联省自治（即民主联邦制）来促进中国的统一和建设……”

陈定炎这本书被出版后，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因为他在书中尽量地旁征博引原始资料，他的论证很快引起了足够多的重视。一时间，关于陈炯明的不同的声音也开始浮出水面。慢慢地，世人也开始觉察到：简单地将陈炯明的种种行为定性为“叛变”，似乎有失公允。

为父亲“翻案”的陈定炎无疑是个大孝子，他为父亲做的却不仅仅是“翻案”而已，因为父亲陈炯明一脉只有他一个男丁，于是，与妻子徐亚孙结婚后，他们接连生育了四个子女，他们分别时儿子陈道威，女儿陈道一、陈道莲和陈道芬。

陈定炎始终觉得：陈家的血脉不能断！

如今，陈炯明的第四代光孙辈就有六个，他们分别是陈竞安（男）和陈德安（男），陈德芬（女），陈德婉（女），陈竞美(女) 和陈德美(女)。

因为陈炯明的第三代、第四代均出生在美国，所以，他们无一例外都是美国人。因为长期生活在美国，他们的中文多半仅限于最基本的口语表达。

不知，若自认为“为国家操劳了一生”的陈炯明知道子孙的现状，将会作何感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