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特工汪声和之死

　华西坝的进步学生

2006年12月6日，是冬日成都少有的晴天，为了写作学术史随笔《华西坝》，我去西郊采访成都市委离休干部苏良沛先生。苏老毕业于华西坝的齐鲁大学，抗战中先后有金陵大学、金陵女子文理学院、齐鲁大学和燕京大学迁到华西坝的华西协和大学，史称“华西坝五大学”时期。苏老给我提供几张照片，其中一张是1944年齐鲁大学几个同学的合影。他指着其中一个清俊面影说，他叫汪声和，在华西坝就是地下党员。后来党派到台湾去，被国民党以“苏联间谍罪”杀害了。

我意识到这是一段鲜为人知的重要史实，开始详细探问汪声和的情况。时代久远，留在苏先生心中的记忆已有些模糊：

汪声和与我同级，也是1943年进的齐鲁，读政治经济系。他还有个弟弟叫汪声鸣，那时也在华西坝的金陵大学读书。

汪声和一边读书，一边在中央航空公司工作。他不住在华西坝齐鲁学生宿舍，住在成都商业街“援华美军招待所”。他关心同学，乐于助人。他经济情况也比较好，还接济过我。我曾找他帮我侄子补习功课。

他在华西坝很活跃，当过齐鲁大学的学生自治会主席。1944年，“民协”扩大了，要发展，我动员他参加。以他的政治态度论，他自然应该参加。可他很诚恳地对我说，我已有组织关系了，有了别的工作。至于什么工作，他不说，我也不便问。但有一次，我向他要《英美之声》，那是“民盟”编辑的一种半公开的宣传资料。他领我走到陕西街的一家公馆前，让我等在外面。一会儿他从里面提了一捆《英美之声》出来。那里是张志和先生的公馆，张曾是川军的师长，到过延安，是民盟的主要负责人。因此凭我的直感他当时大概是在搞地下党的统战工作。

军队退休干部甘克俊当年和他同系同级，她记得一件百思不得其解的往事。1946年1月10日，政治协商会议召开仅一个月，美、英、苏三国于2月11日同时披露了秘密签订的《雅尔塔协定》，内中有损害我国利益的条款。当时，苏联红军正从东北撤退，据说有拆迁工矿设备、把机器作为战利品搬回国的事，还发生过打死接收抚顺煤矿的矿冶专家张莘夫的行为，引起了一些青年学生的不满。一些城市还发生反苏游行，喊出情绪偏激的口号，如“打倒赤色帝国主义”，“俄国佬滚出东三省”等。成都的部分学生也进行了反苏游行。中共地下党则通过“民协”等外围组织，动员进步学生，劝阻和制止这次游行。

据甘克俊老师回忆：我和妹妹甘克超(时在华西坝读金陵女大家政系)正走在顺城街口，反苏游行的队伍迎面走来，人群中我一下子看到汪声和。我很惊异，按说他平时都很进步，怎么会参加这种游行？这件事我在心里搁了几十年，最近我问过同学郎新康，郎新康告诉我，他也参加了那次游行，那是一种保护色。上级指示，要保存实力。

汪声和1920年生于北京，1939年从北平第五中学毕业后，随躲避战乱的流浪潮南下昆明，考入“欧亚”。“欧亚”是1931年国民政府交通部与德国汉莎航空股份有限公司合办的航空公司。二战爆发，中德断交，中方接管了德方股份，改为国营。21岁的汪声和算是“欧亚”的“老人”。他原是机械员，1942年8月，“欧亚”新增重庆、成都和兰州3个航线无线电通讯区，汪声和由原来的机械员升任驻兰州的无线电技师。(《上海民用航空志》第十三章，通信导航)1943年3月，国民政府交通部与航空委员会在“欧亚”的基础上组建中央航空公司，汪声和派驻成都站，仍做无线电技师。

这年夏天，他胸前别上一枚“齐鲁大学”的校徽。

我遍览山东大学(齐鲁大学后来部分并入)和华西大学(后来汪借读该校并在该校毕业)校史、四川暨成都的党史，找不到关于汪声和的只言片语。我求助知情者苏良沛先生，他告诉我，有一本《朝明学术研究社革命斗争史稿》上面有记。我终于找到那本由一批老同志自费编印的小书。书的前言写道：

——这本“朝明社斗争史”，……反映了40年代中期，在中共地下党领导下，在国民党反动统治心脏地区——成都的一群富有革命理想的大学生和青年职工沸腾的斗争生活。现作为内部史稿，敬献给在斗争中壮烈牺牲的朝明社烈士们，并纪念朝明学术研究社成立四十周年——

书中一篇重要文章是《悼念我们亲密的战友汪声和烈士》，文中写道：

l943年他考入齐鲁大学经济系，一面工作，一面上学。同时从事学生运动，进行革命活动。1943年经董必武同志直接领导的地下老党员陈甫子(陈宝珊、陈富梓)的介绍，加入了共产党，以后他一直帮助陈甫子同志从事党的地下工作。

陈甫子的事功，载于上海市地方志办公室编印的《上海民用航空志》一章：

在上海民用航空业中，……抗日战争期间，……欧亚航空公司(简称“欧亚”)、中央航空公司(简称“央航”)内有地下党员陈甫子(陈宝珊)、金铿(金汉明)、冯谦(后退党)。

汪声和或许就是在陈甫子直接领导下的一位与中共单线联系的党员。

汪声和同志是朝明学术研究社最早的成员和筹备人之一。……在朝明社从事的学生运动，领导同学对国民党反动派的斗争中，他起了很好的影响和骨干作用。……在齐鲁大学学习期间，积极选修朝明社指导彭迪先、黄宪章等进步教授的课程，对经典著作爱不释手。经常和同志一块研琢。他和当时在金陵大学读书的弟弟汪声鸣都有电器方面的技术知识。由于家乡沦陷，生活穷困，二人靠勤工俭学读书，利用节假日、星期日为学校及同学修理电器，以微薄收入补助学习费用。

在齐鲁大学发生的几次革命斗争中，如反对国民党反动派发动学生参加青年军、反对国民党校长汤吉禾、争取学生自治会领导权和《齐鲁文摘》事件等，在党的领导下，汪声和同志都站在斗争的前列。由于斗争的胜利，他在学生中也享有较高的威信，1945年被选为学生自治会主席。在一个有81年历史的著名的教会大学第一次为进步势力夺取了学生自治会的领导权。党通过学生自治会领导的校内各类进步活动十分活跃，进步社团相继成立，学生群众积极参加各次革命活动。因此引起了反动势力的恐慌。他们组织反动势力，进行了对汪声和和陈嘉勋(陈旗海)同志的激烈围攻。说他们“为共产党宣传”，是“赤色帝国主义分子”，要汪下台。但汪、陈等在党的领导下，在全校进步同学和华西坝各大学进步力量的声援下，进行坚决斗争，反动势力的阴谋终未得逞。

我注意到两点，一是文中汪声和勇立潮头的大无畏精神与那时党的白区工作纪律不尽吻合。成都自1940年的“抢米事件”发生后，中共川西特委遭到很大的破坏，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成都抢米事件对南方党工作的指示》中，要求南方局实行“隐蔽精干，积蓄力量；长期埋伏，以待时机”的方针。文中是不是有过当之处？其二他当年的住地——商业街美军招待所也是苏联援华飞行员及其他外事人员聚会的场所(后来是“励志社”旧址，现在是四川省委大院。——作者注)，反动势力说他是“赤色帝国主义分子”，究竟是无中生有，还是他与苏联共产党也有某种联系？

1946年夏，齐鲁大学复员回济南，汪声和转华西大学借读。由于他热爱戏剧，作为特约演员参加成都太平街中国艺术剧团的开台戏《清官外史》的演出，后又参加了华西坝各大学组织的《雷雨》、《日出》及郭沫若早期作品《湘垒》的演出。他参加演出从不挑选角色，态度严肃认真，深得导演肖锡荃的赞许。

甘克俊的讲述也证实了汪声和热爱表演艺术。1945年下半年华西坝演出了曹禺先生的《雷雨》，演员几乎全是齐鲁大学的学生，她清楚地记得饰繁漪的是刘玑昌，饰周萍的是郎新康，汪声和饰演鲁贵……她还参加过对台词：

我和汪声和是认识较早的同学，高中会考，我数学不及格。上了大学还得补考。这事汪声和帮了我的忙。后来，他给我写过信，写过好多封不记得了。但最后我都全部退还他了。那时我还没开窍，给他的回信是抄的一些名著上的句子，大意是该趁着年轻多学些本事。他对此感到沮丧，此后我们就只是一般的同系同班同学。

那时，救亡和读书、革命和恋爱是坝上的多声部合唱。

在此期间，汪声和结识了成都艺术剧团的基本演员裴俊(裴哲镜)，后来他们结了婚。

他大学毕业后，偕夫人到了武汉，1947年8月到上海。为了党的工作需要，他进入国民党民航局任电台台长。上海解放前夕，党派他到台湾去工作。虽然任务艰巨，环境险恶，但他毫不动摇，毅然偕同夫人裴俊同志一起去了台湾(《悼念我们亲密的战友汪声和烈士》)。

中国革命的胜利，已是东方地平线一抹红，但就在黎明初曙时，他们又潜入台湾，肩负着重大使命。

台湾赴刑就义

在国民党仓惶逃到台湾之初，对进步势力进行了严密的监控和血腥的镇压。汪声和和夫人不久一起被捕。在临难时，他视死如归，从容自若，频频向其夫人点头致意，一同英勇就义。

后经陈甫子同志向新中国的共党汇报，组织上追认他为烈士。(《朝明学术研究社革命斗争史稿》，1987年，北京)

这段叙述过分简略，且汪声和夫妇刑场就义的叙述，很可能是依据小说或电影情节的推想。当时台北的恐怖刑场，谁又可能身临其境？

1990年代初，台湾的部分档案开始解禁，这件事的真相逐渐浮出。在台湾公布的情治单位编印的《历年破获匪党组织叛乱案编录》、李敖审定的台湾当局《历年办理匪案汇编》、王欢结集的《烈火的青春——50年代白色恐怖证言》等书中，都记载了“苏俄国家政治保安部潜台间谍汪声和李朋等外患叛乱”案及其历史背景。其中在沈怀玉撰写的《苏联间谍案》(《台湾历史辞典》“苏联间谍案”；台湾《安全局机密文件历年办理匪案汇编》第二集，1991年)一文中这样写道：苏联间谍案汪声和，北平人，齐鲁大学毕业，原担任航空公司无线电报务员，受苏联国家政治保安部(GPU)吸收，1949年2月与其妻裴俊(28岁，四川人)来台，联络李朋(32岁，天津人，西南联大历史系毕业，美军翻译，记者，来台后任省政府新闻处秘书)。1949年5月情治单位侦破汪声和与苏联通讯，1950年3月在台北市厦门街逮捕汪声和夫妇后，循供逮捕李朋，因此案牵连者有黄珏、黄正姊妹等共16人。1950年8月12日判决，李朋、汪声和、裴俊、廖凤娥等4人判处死刑；潘申庆、廖干元、李光国、黄珏、黄正等5人判刑10年；郝侃曾等5人各判7年、2年徒刑；李宝谦、庄汉江交付感训。

汪声和夫妇被捕的经过，在上个世纪末魏大铭写的一本回忆录《无形战争》中，曾有详细的记载。魏是戴笠手下的红人，是掌控电讯情报部门的头目，抗战情报战中曾起过作用。1949年7月，撤到台湾后，魏大铭是台湾国防部技术实验室主任，是蒋经国麾下的“政治行动委员会”委员。他在书中写道：

1950年2月，他所辖的台湾情治部门从电讯监察上查获，台北厦门街133巷9号附近，有一电波很强的秘密电台。遂下令日夜埋伏监控，终于以电讯测向交集点下，锁定二三户日式住宅为目标。他们以分区停电、查户口、修理水电、防空演习等借口入室查看，并无所获。最后魏大铭亲自出马，重点搜查其中一户。他们从天花板、墙壁、地板，一一搜查，竟没看出半点疑窦，就在要走出大门时，魏大铭再回头扫视，突然发觉小客厅中一小圆桌的柱脚特别粗大，与一般家具不成比例。当即下令打开，里面是套强力收发报机。

这正是汪声和的家，原来，汪声和直接受命苏联海参崴第三国际(按：魏大铭原文如此，但第三国际已于1943年解散，疑指其后继机构共产党情报局)。

1949年，汪声和奉命先赴香港，会合裴俊，假民航局人员撤台之便，混进台湾，亦建立了秘密电台，直接向海参崴和赤塔通报，甚至与中共大陆都没有联系。那时，第三国际类似全世界共产党的总指挥部，各方情报汇集，直接供给莫斯科中心。斯大林对美国在远东的军事力量疑惧极深，深恐与美国直接冲突，引起大战，所以任何有关台湾的情报都极有价值。这一电台被破获，顿时切断了第三国际与台湾惟一的情报来源。

当时台湾保安司令部喜出望外，拟即刻披露案件，以耀其功。魏大铭急急阻止，对外不露声色。他安排继续和海参崴方面保持通讯，抓住机会全力灌输美军已经在台的假相。这样保持通讯达6个月之久，真真假假，使苏联疑惧不定……(黄惟峰：《军史回眸——台湾如何度过1950年危机》)

谍报人员，一辈子都生活在阴影中，以上转述魏大铭书里的内容，自然难判虚实，只好姑妄言之，姑妄听之。

1950年代初的白色恐怖

1950年代初，台湾的国民党政权既要应对大陆军队的进攻态势，又得整治几乎失控的社会秩序，全岛一片风声鹤唳。他们以“反共复国”、“固守台湾”为中心，加强军事防务；同时整合特务机关，对武装部队实施政治控制，对台湾中共地下党进行破坏，对当地原住民实行高压。据《战后台湾及国府重要记事》披露，1950年上半年间，罹难的政治犯就有：1月10日“人民导报”社长宋斐如的妻子区严华被以参加共产党罪名枪决；

1月29日刑警队破获中共地下组织，干部2人被处死；

2月18日，国防部参谋次长吴石因匪谍案被捕，共10人，6人死刑；

3月11日，国府宣布侦破台中地区工委会张伯哲等叛乱案，被捕63人，7人死刑；4月25日，中共台湾省工委会台中武装工委会简吉、林瑞昌案(11死、10刑)；4月27日，台湾工委会中部山地林禄山案(2死、13刑)；5月8日，中共中央社会部苏艺林案。国防部中校参谋苏艺林等30人被捕，18人死刑；5月13日，国府宣布，侦破中共台湾省工委会秘密组织，逮捕蔡孝乾等21人。同日，台湾工委会铁路工人组织案，台北机务段共有25人被捕，5人死刑；……7月17日，《中央日报》社论称，“台湾是反共抗俄的基地。凡是食息于台湾的人，不论男女老幼，都应该一面有死守台湾的决心，另一面有打回大陆的决心……假如丧心病狂，竟与奸匪相勾结，……那就真正死有余辜。”

三天后，汪声和及妻裴俊、李朋及妻廖凤娥被判处死刑；9月6日，4人在马场町被公开枪决。台湾当天的《中央日报》刊发了新闻。

对那场血腥的白色恐怖，台湾作家江南曾有过分析：

当局如是血腥遍野、肆无忌惮的原因：报复主义为其一，大陆丢了，他们又想腐蚀台湾，把这些人作为发泄情绪的对象；肃清主义为其二，只要行动可疑，经人检举，一概列入危险分子，格杀不论；报销主义为其三，彭孟缉领导的保安司令部保安处游查组，以抓人破案为升官发财的阶梯，持着经国的尚方宝剑，只达目的不择手段。因而宁可错杀三千，绝不留情一个……(江南：《蒋经国传》，第235页，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94)

其实，台岛的国民党政权除了“安内”，还有一个亟待“攘外”的重要原因。

二战结束，美苏两国都趁机扩大势力范围，自始就尖锐对立。美国1947年3月发表“杜鲁门主义”，依靠原子武器对共产主义国家实行“围堵政策”。苏联则以“共产党及劳动者情报局”予以对抗。这就是自1945年战后一直继续到1960年初的“冷战”的开始。原来以宣扬民主、维护人权为理念的世界机构——“联合国”，已成为美苏两超级大国进行“冷战”的国际角逐场。

美国总统杜鲁门最初认为，国民党政权在大陆的败退是腐败无能所致。美国国务院在1949年8月5日发表的“对华白皮书”中指出蒋家政权的腐败无能，并重申将不再介入国共内战并终止对蒋援助。1950年1月5日，杜鲁门为了阐明政府的基本方针，对新闻记者发表了“台湾不干涉声明”……

就在民主党的杜鲁门政权决定放弃台湾的同时，美国共和党在国会积极策动麦卡锡主义。1949年12月7日，美国参议院议员法加逊回国途中，在夏威夷发表谈话：“无论如何，美国必须防止中共占领台湾。……若是容许中共占领台湾，整个太平洋防卫线将趋崩溃。美国应该像对苏联封锁柏林时采取空中输送那样，竭力确保台湾才是。”(日本《读卖新闻》1949年12月9日)为争取国会的多数支持，确保民主党在大选中继续执政，杜鲁门不得不采取妥协政策，继续对台湾的蒋政权给予经济援助。

1950年2月14日，中苏两国发表《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宣布结盟后将在“国际上有更大的政治资本去对付帝国主义国家”。面对中苏结盟，杜鲁门开始重新审视台湾的战略地位。这年6月2日，国务卿艾奇逊强调定要防止共产主义在国际上的伸张时，强调美国有必要确保台湾。杜鲁门改变对台政策，为防止中共的进侵而决定加强台湾防卫。

这种背景下，台湾于1950年9月在联合国会议上公布的所谓“苏俄间谍汪声和、李朋案”，并由此抛出的“控苏案”，便成了国民党政权投报美国，打压苏联的武器。

“间谍案”再追踪

1950年代初，中共台湾地下党的活动如火如荼。据台湾学者徐宗懋在一篇文章中写道：

1945年8月，日本投降后，中共中央派台籍干部蔡孝乾为台湾省工作委员会书记。……1946年4月，首批干部先由张志忠率领由沪搭船潜入基隆、台北开始活动。蔡孝乾则迟至7月始进入台湾，并正式成立“台湾省工作委员会”，由蔡本人任书记，直接领导“台湾学生工委会”、“台北市工委会”、“台湾省山地工委会”、“基隆市工委会”、“台湾邮电

职工工委会”、“兰阳地区工委会”、“北峰地区工委会”等……

“二·二八事件”使得国民党政府失去民心，中共在台党员人数激增一倍，近九百人左右。(徐宗懋：《台湾共产党组织瓦解全过程》，www.c1c8.com)

此刻，中共台湾地下党最急需的是秘密电台。据台湾情治单位编印的内部教学材料“历年破获匪党组织叛乱案编录”记载，在一份档案文号“44901-444048”的“蔡孝乾案”中写道：

“……台共与共匪中央，缺乏直接联系，与匪华东局联系，亦时断时续，迄‘台省工委会’破获时(即1950年7月——作者注)止，其电台尚未建立……”

汪声和夫妇莅台，并没有立即与中共台湾地下组织接上关系；或许，也没有与大陆共产党有过联系。上引那篇悼念汪声和的文章称，汪声和牺牲“后经陈甫子同志向党汇报，组织上追认他为烈士”。

听汪声和的大学同学苏良沛先生说，他曾向在外交部工作的同学郎新康先生问起汪声和的身份，郎说，“汪声和参加的是国际共产党”，——这或许就是前面魏大铭所述，他基本上与中共没有直接联系的原因。

他架设的电台，自然也没与中共有过呼应。因此，台湾情报部门起诉他服务苏共情报机构的可能性或许也是有的。他会不会早在成都华西坝读齐鲁大学就与苏共有了某种联系？

幸存者说

这个所谓“国际案件”中，如果说汪声和夫妇是杀身成仁舍生取义，众多的同案犯则是无辜受累。当年的国民党海军军校学生宋炯在回忆文章中披露：

那年……有三位同学因与廖凤娥(是李朋的密友)通过信而被牵涉到国际间谍及电台李朋、汪声和案，分别被军法判了刑。但是承办该案之保安司令部人员曾告诉这三位同学，“你们海军学生都很纯洁，不是匪谍，但为了扩大向国际宣传破获了苏俄电台，所以将你们也算了进去”。他们三人在监狱中很受优待，起先坐办公室，后来派他们管理福利社(如洗衣部等)及纱厂，经常可以出来办事。……(宋炯：《对46园地近期各方大作之补充说明》,
受牵连的案犯还有原华西坝金陵女大的学生黄珏、黄正姊妹。黄家姊妹在度过十年的铁窗生涯后，总算有个平静的晚年。回首过去，黄珏仍心有余悸：

我是国民政府在大陆的最后一批大学毕业生。……

我的妹妹黄正在民国三十八年六月先到台湾来。她来有她的目的，她想进台湾大学继续就学；结果她到台湾没多久就到孙立人将军处担任秘书的工作。

有天我在广州收到她一封电报：“陆亲部要办女青年工作大队，里头有社会工作。我向孙将军提到你是学社会学的，孙将军希望你能来帮忙。”妹妹的电报译错，“陆训部”写成“陆亲部”，我当时看了也不知道是什么机关，反正当时台湾有很多单位，我想大概是新成立的机关罢。我想我是学社会学的，这样的服务机会相当难得……我于民国三十八年九月来台，在女青年大队开始从事训练工作……我是少校，负责儿童福利组，主要也就是想训练学员把军眷和孩童组织起来，该读幼儿园的读幼儿园，该上托儿所的上托儿所……

民国三十九年三月一日，老蒋总统复职；三月二十一日开始到南部捉人。我和我妹妹、潘申庆是首批被捉去的人。本来陈良埙也要被捉，但因为他是孙将军身边最重要的助手，孙将军不能一刻没有他，所以他才没和我们去。

黄珏的先生徐嗣兴医生补充：李朋原是南京中央社的新闻记者，他和金陵女大吴校长很熟、很要好，黄珏在金陵女大读书时，因为风头较健，很容易引人注意；金陵女大有活动时，中央社派记者去采访，就派这个李朋去，因此他就认识了黄珏。后来黄珏到了广州也碰到过他。再后来黄珏到了女青年大队，某日，正巧李朋来参观，又碰到黄珏，因此聊了起来。新闻记者总是到处跑，东问问、西问问，也没人怀疑什么。李朋到女青年大队也不是冲着黄珏去的，他是中央社的记者，由中央社备有公函给孙总司令，孙总司令交给政治部办理参观事宜，他也是到了女青年大队才发现黄珏在女青年大队服务。和他同去的还有一位摄影记者金凯，因此帮她照了些照片。后来李朋案一爆发，办案人员在李朋处发现有几十个女孩子的照片，都一一找去问话了，如有在海军服务的、也有和他同居的护士。结果再后来，发现黄珏在孙将军处做事，这就有文章可做了。先是造成一种气氛，让人觉得孙先生周围有很多匪谍，女秘书是匪谍、女青年大队职员是匪谍等，而孙先生则是知匪不报，所以要下狱。后来有副总司令段赩因知匪不报，遭到枪毙，也是一种警示作用。保安司令部给黄珏、黄正她们的罪名是“因过失泄露军机”，判刑十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