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将军”到底是不是后世的吹嘘？李广的真实战绩竟在这些汉简里

还有更详细的记载。比如一条永始元年九月的记载，“虏可九十骑如甲渠止北，略得卒一人，盗取官三石，弩一稾，矢十二，牛一，衣物无数，司马宜昌将骑百八十二人从都尉追。”可以发现，匈奴入侵的规模不到百人，汉军追击的规模也不到二百人。还有一条建武四年匈奴入侵的记录，这次匈奴“略得焦凤牛十余头，羌女子一人”。规模有多大呢?“虏四骑，止都仓西放马，六十余骑，止金关西”，不到七十人。另一条记录显示，“虏可廿余骑，萃出块沙中，略得日迹卒赵盖众”。二十余匈奴骑兵打埋伏，抓获汉戍卒一人。从上述几条可以看出，匈奴这种中小规模入侵的主要目的不是与汉军作战，而是以劫掠为主，即“打草谷”。

另一个明显特点就是，史书中记载的匈奴入侵，多为秋季。但是汉简中所记载的匈奴入侵，没有明显的季节特征。就目前所掌握的资料来看，有永始元年九月，初元五年正月、四月，建武四年九月，建武六年四月，元延二年七月，本始二年八月，建武五年十一月等，几无规律可循。所以，汉朝面对的匈奴入侵，更普遍的是中小规模的“打草谷”，且没有明显的季节特征，几乎每月都会发生。

汉匈冲突本质上是农耕民族与游牧民族的冲突，与明蒙冲突类似，则其作战形式也有相似之处。所以我们可以通过明蒙战争的一般形式，来与汉匈做一对比。以明代正统初年为例，正统元年十一月，“有达贼三百余骑，攻围兰州大通口递运所”，被明军击退。同月，有“达贼二千余人入寇神木县”，又被明军击退。还是这个月，又有“达贼三百余骑窃入灰沟营南”，两次被明军击溃。正统二年十一月，“鞑贼五百余骑掠金刚沟南，官军追击败之”。正统三年正月，“达贼三百余人饮马黄河”，明军败之。同月，蒙古某部酋长“纠集五百余骑从葭州渡河肆掠，为官军所破”。短短一年多的时间里，鞑靼人有六次入侵扰边，极其频繁。其中五次都是三五百人的中小规模，与汉简中记载的匈奴入侵人数相近。

这样就能理解为何汉武帝下定决心消灭匈奴了。如果中央政府每月都会收到边郡发来的报告：这个月匈奴百十人入侵北地郡，杀掠数十人，劫走牲畜百余头;那个月匈奴几百人入侵上谷郡，杀掠几十人，掳走牛羊百十头……日积月累，积少成多，每年汉朝边郡可能损失人口数千、牲畜千余头——果然是不得不除的心腹之患。

那么，这跟李广的绰号有什么关系呢?我们先看明代的史料。《明实录》中有大量边将率军击败前来劫掠的蒙古人，然后救回被掳走的人口牲畜的例子。比如成化九年二月，明军在红沙烟追击前来劫掠的蒙古人，败之。“斩首一十九，夺获马六十，兵器、皮袄等物二百三十六，追还被掠牛羊马骡二百一十五。”除了一般的战斗缴获外，明军还追回了被掠牲畜。又如弘治十年十二月，蒙古瓦剌部进犯赤斤蒙古卫，劫掠甚众。明军追击，在王子庄与蒙古遭遇，明军击败瓦剌，“斩首九级，驱回原虏夷人男妇七十四人，牛羊二千一百有奇”。值得注意的是，救回如此之多的被俘人畜，明军用了多少人呢?四百。

前面已经说了，汉匈之间的战斗，最普遍的模式是“打草谷”，即以劫掠为主。而李广作为边郡太守，与匈奴“大小七十馀战”，可以推测，李广的大部分战斗都是类似明军追击蒙古那样的反击战，即多次率军反击，救回被虏获的人畜。

《史记》中还记载了一个奇特的现象：李广做了四十多年的太守，而且是在上谷、上郡、陇西、北地、右北平等北方边郡来回转，简直是边郡太守走马灯。为何会出现这种现象?综合前文，我们可以得出一个比较合理的推断：李广最擅长对付匈奴的中小规模打秋风，由于极其有效率，所以李广在某地任太守的时候，匈奴就不去他的防区劫掠，转而攻击别处(即“广居右北平，匈奴闻之，号曰“汉之飞将军”，避之数岁，不敢入右北平”)。等过了一段时间，朝廷发现李广的防区匈奴入侵次数骤减，而别的边郡次数陡增(都打到别人防区里了)，于是就把李广调到匈奴入侵的重灾区。然后李广又把匈奴打到别人的防区，如此反复。这可能就是这一现象的真实含义：李广是北方各边郡对付匈奴打秋风的“救火队长”。

《明史》中有一条类似的记录。“自宣德以来，迤北未尝大举入寇。惟朵颜三卫众乘间扰边，多不过百骑，或数十骑。他将率巽軿，洪独以敢战至大将。诸部亦惮之，称为“杨王”。”说的是明朝中期名将杨洪的事迹：蒙古中小规模入侵，杨洪多次率军击败之，蒙古因此害怕，于是获得绰号——简直与李广的成名之路如出一辙。如此说来，李广“飞将军”的绰号是名副其实的。

那么，问题来了，李广这么厉害，怎么就封不了侯呢?我们看李广统帅万人规模战斗的例子。元光五年，李广带领一万骑兵出塞，遭遇匈奴优势兵力，作战失败，李广被俘，后成功逃脱;元狩四年，李广领兵与大将军卫青分进合击匈奴，结果“军亡导，或失道”，未能按时与卫青会合。由此可以看出，李广统帅大军的能力确实欠缺。统帅万人规模的军队，将领的勇猛是其次，最重要的是规划、协调、调度、大局观等能力。简单来说，需要帅才而不是将才。而李广这么多年，都是照着将才发展的。

李广初次崭露头角是在汉文帝十四年，当时“匈奴十四万骑大入萧关”，李广“用善骑射，杀首虏多”，以及“有所冲陷折关及格猛兽”，受到文帝赏识。可以看出，从一开始，李广就是以射术精湛、作战勇猛的形象知名的。后来到北方边郡防御匈奴，因为匈奴入侵的形式以中小规模打秋风为主，所以李广如鱼得水，充分发挥自己的优势。而这种作战形式，讲究猛冲猛打，个人武艺高强就够了，但没有机会锻炼自己的领军能力。如此几十年，就导致李广的战术思维固化，完全习惯了中小规模斥候战，以至于不会打大仗了。

明代的北方边将们也面临这个问题。前面说了，明蒙交战的普遍形式也是中小规模为主，所以明代北方的边将们也适应了这一模式，形象点儿说，“李广化了”。戚继光对于这种作战模式的弊端，看得很清楚：“诸将又且利于此，习于此，偷马打帐房得功，视此为备边之长策，及至大举而入，便谓此必不可交锋，必不可堂堂相对，凡能神出鬼没，偷窃零骑，挑壕自固，便是好汉，此牢不可破之习也。其在蓟镇将士，又以大兵所向无敌，积威所劫，亦谓决不可论战。”一句话概括：斥候战打多了，不会打大仗了。

所以，漠北之战的时候，李广为什么要从汉武帝那里争取获得前将军?为什么愿意主动请缨，“先死单于”?就是因为李广深知自己的战术特点：不擅长独立领军作战，擅长猛打猛冲。而作为大军的先锋，直接由大将军卫青指挥，可以最大化自己的优点，最小化自己的不足。这也是为什么当卫青拒绝李广的请求后，李广“意甚愠怒”的原因了——-李广知道，独立领军，八成又要出事儿，自己最后封侯的希望怕是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