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京城“四大不要脸”

“四大不要脸”较早见诸文字，是1964年10月17日周作人给香港鲍耀明的信中：“现在大学生中有一句话，说北京有四大不要脸，其余不详，但第一个就是他（郭沫若），第二个则是老舍。道听途说，聊博一笑耳。”当时的香港报刊列出了内地“四大不要脸”：郭沫若名列榜首，其次是冯友兰，老舍，臧克家。这是“四大不要脸”的第一个版本的文字来源。

1979年，著名儒学大师牟宗三在台湾东海大学中国文化研讨会上做了题为《政道与治道》的演讲。在谈到儒家的使命时，牟氏特别提及中国大陆的“四大不要脸”：亦如今日大陆上有所谓的“四大不要脸”，其中领衔的即是郭沫若与冯友兰。从牟氏的学术背景和当时的语境来看，他所谓的“四大不要脸”的后两位应当就是周一良、杨荣国。这是“四大不要脸”的第二个版本的出处。

无论在公众视野，还是在私人生活领域，郭沫若道貌岸然之性，劣迹昭彰之行早已为人所不齿。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万马齐喑，民不聊生，波谲云诡的政治风云却让郭沫若如鱼得水。彼时，他出神入化、风生云起的表演惊世骇俗。他的种种劣迹，早已昭然若揭。林语堂评价“郭沫若集天下肉麻之大成”倒也贴切。我看，将苏雪林送给鲁迅的“玷辱士林之衣冠败类，二十四史儒林传所无之奸恶小人”转赠郭沫若似乎更恰如其分。盖因此，两份榜单都将他列入“四大不要脸”之首，可谓“名至实归”。

冯友兰被称为现代哲学史上“最先具备哲学史家资格的学者”，是新理学的创始人、新儒家的开拓者。但zhonggong执政之后，为了表示对新政权的效忠，1949年10月5日致信毛，承认自己过去传授的是封建哲学，是为国民党服务的，要洗心革面，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重新写作哲学史。其曲学阿世，随波逐流，毫无学术立场和道德坚守的奴仆心态纤毫毕现。

为了表明心迹，他不惜自我否定、自我作践，声称自己“过去的学术著作都是没有价值的”。1959年，他在《四十年的回顾》中对自己的学术道路和学术思想进行了全面否定说自己的“四十年”，是“站在破坏着、死亡着、旧的、反革命的东西的阵线上，反抗创造中的、生长着的、新的、革命的东西”。

冯友兰是见风使舵的高手，这可以从他的性格中找到根源。早在抗战前夕，清华教授之间就流行一句笑话：WhateverDaisen Says，it goes；Whatever it goes，ChisenSays。意思是，岱孙（陈岱孙）怎么说，事情就怎么做；事情怎么做，芝生（冯友兰字芝生）就怎么说。如此善于骑墙之人，诸般表现也就不足为奇了。将冯友兰列入“不要脸”榜单一点也不冤枉。

早在文革之前历次意识形态的斗争中，杨荣国便坚定立场，以对就传统、旧思想、旧道德的猛烈抨击崭露头角。1973年八月，他更以气势磅礴的战斗檄文《孔子：顽固维护奴隶制的思想家》红遍中国。就连毛也按捺不住内心的喜悦，写下“杨文颇好”的评语。之后，杨荣国扶摇直上，成为大红大紫的“批林批孔”学者。罔顾最起码的学术底线，抛弃最基本的道德良知，不惜卖身求荣，这样的人，不是“不要脸”，又能是什么呢？

周一良有着显赫的家世。曾祖是清末两广总督周馥，叔祖父就是与张謇并称“南张北周”的实业家周学熙。他天生就是一个治学之人，1949年前，他一直就是“公认可以传陈寅恪之学”的陈氏得意弟子，而周一良本人也“立志走陈先生的路”。然而，优渥的家世和厚重的家传并没有成就周一良的高尚德操。仅仅几年之后，他便一扫斯文，投入滚滚的革命洪流之中：他烧掉拉丁文书写、羊皮纸制作的博士证书；他吟诗给干校劳动的妻子：“凉风飕屁股，冷气入膀胱”，末了还加一句“你不觉得雄浑豪放吗？”到后来，他竟然丧心病狂地批判恩师胡适和陈寅恪：“清除
封建思想在历史考据中的恶劣影响”。当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进入高潮时，他以深深的忏悔向党表明弃旧从新的心迹：“悔的是当初没有参加革命，也未去后方，而是跑到当时号称天堂的美国去读书；恨的是自己出身剥削阶级……我决心改造自己，力求进步。”

周一良的表现得到了肯定，很快他就被招入臭名昭著的“梁效”写作组。他以“唯将终夜长开眼，报答平生未展眉”的奉献报答组织，每每通宵达旦，夜以继日，炮制出一发发重磅炸弹。如此这样的炮灰差事，竟也能让他为能“服务于革命路线”而欣喜若狂。殊不知，这是千年文脉的失丧，是中国文人的奇耻大辱。垂暮之年，他也曾为自己曾经的孟浪与轻浮欷歔不已，但一句“毕竟是书生”的太息可以抒发自己对人生的感怀，但又怎么能洗刷掉自己身上沉郁的戾气呢？说他不要脸，一点都不过分。

被列入“四大不要脸”名单的老舍、臧克家、魏建功、林庚等，更多的是像一叶无依无傍扁舟，被历史的洪流所裹挟，多少有些无奈和无助。对于他们大可不必求全责备。骂人不要脸，多少有些尖刻，但中国文人之无形、无德，在全世界都是数得着的。而今，这样的风气非但并没有任何改观，而且愈演愈烈。早在一百多年前严复就一针见血地指出：“华风之弊，八字尽之，始于作伪，终于无耻。”金玉良言，历久弥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