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国联军中的美国（下）

八国联军中的美国(十五)

──关于“火烧圆明园”和中国的误解

写下这个题目，知道将犯衆怒。写下这个题目，同时知道，这其实是一个假的历史题目，一个本不应该存在的问题。中国当代一些类似的历史课题其实是无中生有，是由于对历史的长期误导而産生的。

澄清一个事实

提及近代百年国耻，不少中国老百姓把“火烧圆明园”的罪行安在美国头上。笔者近来在收到的一些听衆反馈中，其中个别于此有关。他们询问“既然美国跟其他的七国不一样，那爲什麽还要火烧圆明园呢？你该不会说美国没有火烧圆明园吧？”(摘自2002年4月12日自由亚洲电台“听衆热线”原始记录)或者：“八国联军火烧圆明园有什麽政治意义？”(摘自2002年3月1日自由亚洲电台“听衆热线”原始记录)

需要澄清的是：火烧圆明园发生在1860年，是第二次鸦片战争时，英国、法国联军干的。而八国联军进兵北京是1900年的事。这期间相隔40年。在中国第二次鸦片战争时的1860年代，美国距离成爲世界工业强国还有将近半个世纪时间。对外实行关门主义，励精图治。国内则反对奴隶制呼声高涨。中国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不久，美国本土因爲奴隶制问题爆发了南北战争。美国完全没有参与欧洲殖民主义国家在中国势力范围的扩张。把那一时期火烧圆明园的罪行安在美国头上，显然是错误的。而“八国联军火烧圆明园是否有政治意义”这一问题，也由于不是事实而无法成立。

据悉，圆明园在被英法联军焚烧之后，情况并不像今天这样糟糕。圆明园废墟是在英法联军的恶行之后，再度被义和团拳民、当地无业游民以及盲流乱匪等辈偷盗抢劫瓜分之后的结果。而这一笔帐，并没有被受到控制的中国教科书记录下来。

令我感慨的其实并非国人历史知识的缺乏，而是把自己错误的历史知识当成正确的知识，毫不怀疑而且不屑查证的态度。当那位指正美国火烧圆明园的听衆被建议是否应当先做家庭作业，查查哪怕是中国当代的教科书，然后再提出正确的问题的时候，他竟然说他“做过了也查过了。”然而即便中国相关教科书中的相关事实充满刻意的误导或者无意的错解，也很难相信书中能够犯这样明显的错误，把相距四十年的两个历史事件混爲一谈，张冠李戴。

一般来说，如此不顾事实的义愤和指责，可能出自国民仇美心理和民族情结。但是有时候，这种民族情结虽然泰半是教科书的误导以及多年来媒体宣传歪曲事实的结果，也不能排除某种民族集体无意识的催化，一种唯恐天下不乱的潜在冲动的作用。下面这段摘自2002年4月12日自由亚洲电台听衆热线主持人与上述听衆之一的对话，也许可以说明这一点：

谈到台湾向美国购买军事武器，这位始终保持冷静态度的大陆听衆，仍然语气平缓，态度温和地表达了下列骇人听闻的想法：
听衆：“我非常希望中美因爲台海问题或其他问题爆发全面的军事冲突。这是我梦寐以求的事情。”
主持人：“这个我们早就知道。”
听衆：“我非常希望华盛顿能够给北京一颗原子弹，就象1945年华盛顿给东京一个原子弹那样。”
主持人“您的希望只能是您的希望。”
听衆：“如果我这个希望能够达到(实现)的话，就是让我折寿十年我也是心甘情愿的。”

事实并不总是胜于雄辩：遇上这样的读者听衆，事实不过是他情绪和心理中可以幻化做任何色彩或形状的材料而已。

八国联军中的美国(十六)

──俄法德联军在华暴行

八国联军进京后在北京实行分片占领，以便最低限度维持住北京市区刚刚平定的秩序。这期间联军都做了些什麽呢？我愿意援引随军记者或西方目击者当时的报道及信件的原文，以便了解当时的情况，顺便体察他们的感受方式和观察角度。首先是对被解救者的描述：

“这些法国人和中国人很高兴被解救。他们一直在爲此艰苦奋争，一场在北京的真正的奋争。但是老神父法维耶(Favier, AlphonsePierre Marie, 中文名： 樊国梁)只是笑笑说，是的，他们度过了难关。”(“China. Ancient andModern” by J. Martin Miller.1900.p.392)接下来是联军进从各城门进入北京时,记者所看到的义和团阻击防卫措施及其暴行：

“外国军队进入它(指北京—引者)各处周边的每一时刻,那里就四处起火，夜如白昼，道路通明。所有的地方都已经被义和团拳民和中国人毁坏殆尽。这个事实可以向人证明，北京已是一座废墟之城。各处的外国人或基督徒，或者任何同情外国人，同情中国基督徒或有财産的中国人都被屠杀了。南堂,大教堂的南部(可能指被义和团火药炸破的北京西什库教堂的仁慈堂—引者)全然被毁。这不过是一个例子。各处大同小异。”(同上，p.392)

俄法德联军在华暴行

中国史料中关于联军在华暴行的记载，一般笼统称之爲“八国联军”“侵略联军”“侵略军”或者“洋兵”，不做具体的国别的区分。也许一是因爲辨别不易，二是认爲不需辨别。但是事实上，在英文世界，对八国联军进兵北京解救公使馆之后的在华暴行的记载，都对国别做了清楚的区分和认定，而从未将八国所有联军混爲一谈。从相关的英文史料记载来看，除了京津一线清扫义和团残匪的军事行动，在华其他腹地实施暴行的国家包括俄，德、法、英、意、奥八国联军的大多数。但是美国除外。令人尤其惊讶的是，日军也不在其列(详见下集)。

“无论如何，并非所有的暴行都是中国人所爲。复仇之火引爆了联军士兵的野蛮。考虑到文明教化的责任，俄国人，法国人和德国人所表现的触目惊心的野蛮残酷，比中国人的野蛮更加令人无法原谅。”(引自同上，p.448)

首先是俄国军队藉口镇压义和团暴乱全面进犯中国东北三省，并在占领几乎所有主要城市过程中，对当地即当地华人实行屠杀政策。一位叫的维克托.科林(VictorCollin)的比利时记者从8月4号到9月8号，从莫斯科穿越俄国和西伯利亚，他沿著中俄边境有关地区进行实地采访、调查和游览。他的足迹从黑龙江交汇处的波克罗夫斯克(Pokrovsk)行进到哈巴罗夫斯克(Khabarovsk)。他爲当时爲国际媒体写下了俄国人在进攻瑷辉时,在黑龙江北岸的海兰泡(Blagoveshchensk)对华人进行大屠杀的详细见证。他写道：

“这个地区，在我穿越它之前的不到四个星期，曾经是一个战场。欧洲的媒体对这个战场已经进行了大量的报道，但是它真正特点却全然被忽略了。”“这不是在黑龙江岸边发生的、有组织的交战双方的一场武装较量，这是一场对手无寸铁的全体居民的冷血屠杀以及对其家园的系统毁灭。”“7月6号，麻木的人们就看待黑龙江面浮满尸体，飘动和堆积在这条江的中国沿岸。人们最初认爲那是俄国人的尸体，但是不久就真相大白：警察在哥萨克人的帮助下，把所有海兰泡居民带到距黑龙江七俄里的地方，然后把他们扔进激流。由于受难者人数衆多，在将他们枪劫一空之后，他们是被分组抛入河中的。这次可怕的行刑一直持续到7月10日。嗜血的凶手们全然不顾人男、女人或者孩子们的乞求。生活在海兰泡的六千中国居民，只有六个人幸免于难。”(同上，p.450)“这项屠杀是在格里比斯基(Gribski)将军的命令下、在M.巴塔里维奇(M.Batarevitch)的指挥下进行的。凶手们惩罚受难者并屠杀那些试图在水中自救的人。他们用受难者的长发辫把他们梆在一起，再投如水中。现在被称做玛丽亚-玛德琳堡垒(FortMarie-Madeleine)的艾根(Aigun)的小镇，已被毁灭；没有任何居民幸存；所有黑龙江边的中国村庄都被夷爲平地，许多人是手无寸铁被屠杀的。”(同上，p.451-452)这之后，俄国人进一步在江东六十四屯大量屠杀驱赶中国居民，造成两千多中国人死亡。

俄国人的上述暴行发生在八国联军进兵北京之前。而在八国联军进入北京之后，法国人的暴行最爲令人触目惊心。

一位元英国记者辛普生记载他的目击说：“法国步兵之前队路遇中国人一团，其内拳匪、兵丁、平民相与搀杂，匆遽逃生。法国兵以机关枪向之，逼至一不通之小巷，机关枪即轰击于陷阱之中，约击十分钟或十五分钟，直至不留一人而后已。”(《庚子使馆被围记》，载于《义和团史料》第二册，p.358。转引自胡绳《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

另一位外国目击者写道：“全副武装的法国士兵三三两两进入屋舍，屠杀安静、平和的小商贩，枪走他们的财産，焚烧他们的家舍。不几天，整个城市对他们是如此地恐惧，许多妇女爲了躲避他们，在自家院子里跳井或自焚而死。”(“China.Ancient and Modern” by J. MartinMiller.1900.p.452)“……听那些穷苦人哀告求饶是很痛苦的。当军官下令‘开火’时，每个受难者被四颗子弹射中。我们听到沈重的呻吟，看到身体翻倒在墓坑中。然后一切就结束了。那是礼拜天的早上。”(同上，p.456)

当年爲世界写下上述见证的，是长老教会教堂一位著名传教士的儿子，在北京居住多年的实习医生罗勃特.考特曼(RobertColtman，中文名满乐道，来华传教医师，商人，1862-1931)。他是义和团暴乱的受害者。经历了两个月之久的被围困和濒死的绝望以及被中国人折磨的恐惧之后，他回忆说，“对那些强壮的中国士兵或者农民阶级，我心中已经不存太多的温情。但是看到发生在通州(Tungchau)的残忍肆虐的景象，我还是爲那些不到一个月前曾经竭力置我们于死地的人们中的农人老乡，流下了同情的泪水。我们感到，文明国家的代表们能够犯下令人如此令人震惊的暴行，同样地可耻。”(同上，p.452)

德国人在解救行动结束之后两个月抵达北京，仍然四处烧杀抢掠，不问所遇是否义和团拳民，爲他们被杀害的公使和在大沽一战中断掉一条腿的战舰舰长,对华人实行疯狂血腥的报复。他们的暴行遍及他们足迹所到之处的“京津四郊，铁路沿线，南及保定府，北至张家口，西去紫荆关，窜扰不停。大小村镇，稍不如意，便被冠以义和团残匪罪名，恣意烧杀。”(唐德刚《晚清七十年》，转引自台湾《传记文学》二十六卷，第四期)

俄法联军在华抢劫最甚

从外国记者随处记录的见闻报道来看，联军在京更爲普遍的恶行是抢劫:“自那(联军进入北京—引者)以后，除了安营扎寨，分割市区和抢掠，再无其他事情发生。北京混乱一团。”“……现在，外国之手介入这个废墟，情况变得更加糟糕。(“China. Ancient and Modern” by J. Martin Miller.1900.p.392)

从报道上看，在他们尚未进兵北京之前，就在天津进行抢劫了：“抢劫比在天津时更加方便。这里，没有很多中国人在周围等待冒险，他们人少而且十分胆小怕事。……所有的战利品在公使馆周围堆积如山，等待拍卖。……这样做轻而易举，不会向我们一样感到良心责备。”(同上，p.392)

报道显示，联军中俄国军人和法国军人大肆行枪：“俄国人和法国人放纵自我，自发地兴致勃勃地抢劫。他们在自己的占领区尽力搜刮他们喜欢的东西。如果两个俄国佬驾著一辆他们的大型二轮车，碰巧发现一棵好植物，他们不会停下来问问谁是那里的警卫。更多的时间里，由于北京居民比天津的居民更加容忍，抢劫看上去更爲轻松。”(同上，p.392-393)

对于联军在北京的行爲，记者不仅记录亲眼所见，把耳闻的事也写上了：“这里的战利品比天津更多。皮货质量好得多。丝织品也不错。还有一种绿色的材料，他们叫做翡翠，另外也听说有一种古老的盘子以及价值连城的花瓶等类似东西。……”“我从某些传教士那里听说了可笑的事情。他们中三、四个著名的传教士告诉我，收集那些被丢弃的东西不是抢劫，而只有从所有者手中获得财物才叫抢劫。所以他们得到了很好的皮货。我看见过一个属于皇宫亲王的床单一样大的毯子。发现者把这个毯子送给了一位在围困中表现出色的女士。”(同上，p.393)

除了抢财物，也抢食物：“……从乡村赶撵牛羊等家畜，把它们变成大约两万五千名占领军的口粮，这成爲北京另一个日常景观。……指出下列情况也许不无趣味：这里的其他某些国家的军队认爲，在所有情况下，他们都不必爲获得食物而付钱。”(同上，p.394)

八国联军中的美国(十七)

──美军日军在华行爲自律

英文各方面资料及相关中文资料显示，美国在平定京津附近暴乱局势之后，撤出了联军以剿灭拳匪爲名或爲实的四处讨伐军事行动，坚定地维护“保护中国领土与管理完整”的第二度门户开放政策。

美军日军无涉联军在华暴行

暴乱局势被控制之后的八月，各主要联军争先占领天津到山海关的铁路线，俄军抢先占领这条铁路线上的芦台，而后乘火车抵达山海关。但是英军已经占领了那里的炮台和车站。俄英在德国调停之下，将这一线的炮台、车站、要塞、铁路沿线及各站瓜分管理。这次行动没有美国参与。

继后，法军进兵冀中地区，再向西保定府，与从京津出发的德、英、意、法联合纵队在保定府汇合。这次讨伐联合行动，美国不在其中。

九月，德、意、奥三国军队经宣化进兵张家口；几乎同时，德、法、英、意军队经易州占领紫荆关； 十二月，德、法两军经正定向西取获鹿；

次年三月，德军进占娘子关。

“南至正定，北至张家口，东至山海关，均在联军势力圈内，往来穿梭，足迹殆遍。凡拳匪巢穴，无论官衙民居，遇则焚毁，往往全村遭劫”(《圣教史略》，转引自胡绳《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下，p.620)。然而在这一系列的军事讨伐行动之中，都不见美国的踪影。事实上，据当时的中国民间报纸《申报》10月2日报道，美国在十月份已经声明退出德国元帅瓦德西所统领的剿伐义和团乱拳的行动：“……声明美兵之在中华者，不再兴闻战事，虽德国爵臣华尔德西(即今译“瓦德西)氏总统联军，美亦当置身事外也。”在所参与的追击平息义和团暴乱的军事行动中，美军也军纪严明，禁止滥杀无辜。仅以美军参与行动的通州暴行爲例：北京指挥部收到了来自通州的一份报告。报告指控联军在那里的暴行。这份报告立即引起美军北京总部的高度重视。由于耽心美军在那里的行爲出轨，美军总指挥立即决定全面调查发生在通州的联军暴行。他派了默尔(Meur)少校和一名翻译专程前往通州了解情况。调查结果证明：美军在那里的纪律良好，行爲规范。暴行不是美军所爲。(在美军调查员赶赴通州之前,也许考虑到各列强一贯的对华政策和行爲方式，美军总部曾经作出估计，认爲通州暴行可能是俄军和日军所爲。但是结果出乎美国意料：不仅美军没有卷入，日军也全然无辜；俄军几乎没有参与；法国才是最大的暴行责任者。参见“China. Ancient and Modern” by J. Martin Miller.1900.p.452)

美军严令制止抢劫

美军在联军大规模的抢劫行爲中也是例外。在随军记者的记录中，有下列这样的表述，证明美军严令禁止并制止抢劫。当时的外电报道说：“……在美国人的占领区，美国人试图彻底制止抢劫。有报道说他们有令开枪。”(同上，p.392)

这段报道的英文原文没有说明对谁开枪。但上下文的意思很明确，是指对抢劫者开枪。也就是说，在美军不仅禁止自己的士兵抢劫，而且在自己的占领区内，可以对抢劫者开枪镇压。由于与其他各联军之间的外交距离，美军当然不可能管到其他国家的占领区去。此外，一些联军军人毕竟尚知廉耻，他们往往趁夜间出没街巷进行抢劫。同时，也有北京本地流氓地痞和外来犯盲流趁火打劫，大发横财的。爲此，美国负责北京地区美军行动的指挥官威尔逊(JamesHarrisonWilson),特地将自己的所有军队命令和安民告示全部翻译成中文，张贴各处，以便区内中外朝野各类人等都能了解。

美军纪律的严明还可以从下列当时的外电报道中看出：“美国有组织地征收牲畜，支付合理价钱。并且颁布了命令，禁止以其他各种手段获得牛羊肉。”(同上，页394)

美军在华行动直接受到美国国务院的关注。美国在华专员罗克西尔(Rockhill，中文名柔克义)在北京暴乱平息后，专程赴天津市区及京津一线视察。1900年10月1日，他给国务卿约翰.海发了一份重要电报汇报情况。其中提及，在京津之间的郊区，他看见了几具被外国军队枪杀的农民尸体。在陈述说外国军队可能枪杀他们发现的个别在道路与河边徘徊躲藏的农民之后，他报告说：“我很高兴能够告诉您，我们军队在这里和别处任何地方的行爲正如我们所希望的那样。他们的纪律和良好的耐力受到所有方面的赞许。”下令禁止抢劫的事实还可以在美军二任指挥官威尔逊的回忆录中得到确证(详见下期)。

外国记者的报道显示，日军也不参加抢劫：“……只有日本人采取旁观态度，不参与抢劫，并且认爲抢劫战利品是全然错误的。”(同上，页393)

唐德刚在他的《晚清七十年》中也陈述说“庚子年攻入北京的日军,倒是颇爲不同(指不同于作者此前敍述的“军纪之坏”“无以复加”的德军—引者)”。联军中日军在京全然没有对平民百姓行抢掠之道，是当时有目共睹的：“作战争先，掳掠落后，一时颇爲他们入侵的友军和本地华民，另眼相看。”(以上转引自台湾《传记文学》二十六卷第四期)。

纵观美国对华外交行爲和原则的历史，美军在京的克制和自律并不奇怪；而顺查后来的日本对华行爲，日军良好纪律则令人相当意外，因爲它全然不符合后来的日本军国主义传统。爲此，唐德刚提供他的分析说：“那时的日本刚做了外黄内白的香蕉帝国主义。初尝滋味，乍得甜头，他们要自我表现，力争上游……”(转引自同上)。此见解是否中肯，有待考证，但日军当年的良好纪律确是不容否认的。

美国占领区最先恢复正常生活

美军进京后驻扎在先农坛。美国将军威尔逊把它称做“一大片雪松丛林边的先农坛，一个典雅的古老庙宇”，并认爲“这个庙至少有一千年的历史了”。骄阳似火的季节，美军并没有进驻这座令他们惊异的古老建筑，而是在外面安营扎寨。殿堂里的空地不得已留给了使馆里面饱受围攻之苦的中美两国受难者中的病弱者和伤兵。美军的占领区是北京的繁华商业区，也是被义和团焚烧破坏抢劫最严重的前门一带。在北京的留守美军立即进行的工作是在这一带被焚成废墟的千余家巨商大铺以及二十四家铸银炉厂的废墟上，“清理街道，扩清空间”，著手建立秩序，恢复治安。(参阅“Underthe Old Flag”by James Harrison Wilson,1912)

恢复秩序不仅是占领军的责任，也牵扯到这个当时处于无政府状态的中国民间的认同。于是，威尔逊将军想了一个办法，他请当时外国人中最好的中国学者、美驻华外交官，后来任李鸿章顾问的毕德格(WilliamN.Pethick)把他的全部有关命令和指令“译成中文并张贴在所有公共场所，以便开业的店主商贩和当局官员能够不需翻译而自由阅读”(参阅同上)。

当那里的人们从紧闭的门缝中，看到美国大兵清理街道，聚集散失各处的财物，财産的身影，已经十分惊讶了。不久，他们又看到了美军司令张贴在各公共场所的中文的命令和指令。美军司令部不仅对自己的军人下令禁止抢劫，而且在这一带严格维护治安，保持安定，严禁任何人、任何方面的烧杀抢掠行径。“自从命令张贴之后，没有发生任何一次违反纪律的行爲。其结果出奇地好。”随著美国大兵日常平和的表现和严明的纪律，美军维护治安，禁止烧杀抢掠暴行的消息在当地民间渐渐传开：“先是渐渐地，但当然全然是在最后，中国人开始明白，在美国占领区他们不仅有人身安全，而且所有的财産也是安全的。几天以后，街道秩序恢复，市场重新开张，所有阶层的人们返回他们的住宅，仿佛外国军人不存在或者外国军人的存在不会使他们害怕。”(参阅同上)

据威尔逊将军的记载，让美国人感到愉悦的是，日本人在自己的占领区效仿美国的做法，也将命令译成中文张贴各处，不久后也收到同样的效果。

上述情况在美国公使康格在9月17日给国务卿的电报中得到了证实：“这个城市正在建立良好的秩序，尤其是在美国人和日本人管辖的区域内，中国人正在返回他们的家园，店铺正在开业，等等。”救治误伤的中国妇女

在天津拒绝参加攻打大沽战斗的美国舰队指挥，曾经于战斗结束后在岸上发现了一位受伤的中国受伤的百姓，并把他和两名其他国家的伤兵一起擡到舰上进行手术治疗。在这里需要一个补充的另一个类似细节是，美国军人在追击义和团拳匪时，发现误伤了一名中国妇女。美军指挥爲此感到悲哀和抱歉，立即对她进行了手术治疗并将她保护了起来。美国军人的如此举动，使这名中国妇女感到十分震动。下面是这段记录的有关文字：

“当美军主力宿营休息进早餐时，巴鲁彻人(Baluchs)四处抢劫(注)。胜利轻而易举，但是足以让我感到悲哀的是，我看到一名中国妇女受了伤。走火的来福枪射中了她的肘部。当然，她立即接受了手术治疗并被确保安全和镇定而没有受到进一步伤害。但是很明显地，她爲此表现出十分地震动。”(参阅同上p.529)

注：巴鲁彻人(Baluchs)是中东地区一个游牧民族。活动于伊朗，以及与中国接壤的阿富汉和巴基斯坦等地区。他们中绝大部分信奉伊斯兰教。从本文所引的美军第二指挥威尔逊回忆录的其他有关文字判断，这些巴鲁彻人当时充当美国追击义和团残匪的向导，而且虽然擅长攀山，他们的向导工作并不出色。不排除这些人借庚子国难混乱之际在北京和周边地区进行暴力犯罪，至少进行抢劫的可能。但是除了本文所引证的材料，到目前尚没有发现任何确切有关英文材料记载。

八国联军中的美国(十八)

──制止德军在华暴行

清政府已经瘫痪，慈禧携光绪出走西安。北京社会完全陷于混乱。美军以及其他联军在解救了北京被围困两个月之久的外国公使馆之后，最重要和首要的行动是平息发生在北京的暴乱，恢复北京秩序，追击北京周边残匪，防止他们卷土重来。在京的美国军队主要做了三件事：

一， 搜索义和团拳民，制止他们的抢掠行动；二，聚集(散失的–引者)财産； 三，保护各传教地点安全仍然受到威胁中国教民。

美国二任指挥官威尔逊(James HarrisonWilson)在他1912年出版的回忆自传体回忆录《老旗帜之下》(Under the OldFlag)的最后一章“中国的义和团战争”(The Boxer War inChina)中具体描述了美军进入北京之后的主要作爲：“谢费依将军不在的时候，我在北京负责。我派出了几支小分队前往这个国家的东部、东南部和这个城市的南部进行搜索，制止义和团团伙的抢劫，聚集财産，保护传教点的中国教民，……”(p.531)

谴责德军在华暴行

德国公使克德林(Kettele)在公使馆被围困期间，独自外出与总理衙门联系，要求清政府采取措施，结果被枪杀。德国人爲此怒火中烧，怀恨在心。德国大帝派出一个由瓦德西(CountWaldersee)率领的惩罚远征军到中国，声称要摧毁北京，令中国人从此再也“不敢再直视德国人。”当时八国联军的解救任务已经基本结束。虽然如此，这些德国后援军仍然四处烧杀抢掠，行径与“野蛮人并无二致”。爲此“其他国家表达了他们的愤怒”(TheLife and Letters of John Hay by William Roscoe Thayer, p.244)

德国人瓦德西由于相关的资历丰富，被选爲八国联军的统帅。当时在北京参与联合追剿义和团残匪的美军第二任指挥威尔逊，爲德军的暴行感到惊讶和不解。威尔逊将军虽然在联军行动中接受瓦德西的指挥，但是他曾经面对面指责德军的暴行。美国人历来有尊重他人行爲方式的优良传统，但这并不永远表示他们对那一行爲本身的赞同。此外，毕竟是国家与国家之间的交往，而暴行是针对第三国中国而不是美国自己，所以从下面引述的威尔逊将军的亲笔回忆录中，除了可以品味出两个国家的两位元将军之间谈话的内容针锋相对，还可以看出双方并没有拉破脸皮却始终保持著外交风度：

“几个礼拜以后，在一次与威严的陆军元帅瓦德西的谈话中，我抓住机会，谴责了暴力、□辱与抢掠的野蛮主义大规模的复发。在有欧洲人亚洲人以及美国人参加的战斗中，考虑到瓦德西相应的资历，他被选爲联军统帅，而那些暴行明显地发生在欧洲人与亚洲人参与的战斗中。在谈话中，我表达我的想法说，当我们的先辈到美州之后自我克制，将中世纪的风俗习惯留在身后的时候，先辈们的欧洲同种兄弟十分令我惊讶：他们看起来自然地退回到了原始人的残忍。我坦率地承认我对此不能理解。”(“Underthe Old Flag” p.522-523)

接下来，威尔逊将军用讽刺的笔调回忆了瓦西德这个野蛮指挥的公然无耻：“对此一评论，仁慈而礼貌的陆军元帅瓦德西回应道：‘啊，将军，我很遗憾地告诉您，欧洲人–无论他们来自何处—从来没有放弃您所公正地谴责的残忍与野蛮的习性。’”(同上，p.523)

制止德国在华暴行德军在华暴行引起了美国极大的不安。美国国务卿约翰海在当时给美国总统麦金利的信中表示：在执行美国保护中国领土完整的二度门户开放政策的时候，“所有方面进展良好直到瓦德西在保定的耀武扬威。我耽心他的表演将在中国其他地方引起不良后果。”(《约翰海的信件与生平》(作者：塞耶“Thelife and letters of John Hay”by William Roscoe Thayer.p.245)

美国爲此斡旋于各国之间，借助舆论和其他列强的力量，形成了一个列强之间相互制约的局面，最终在“全世界倾向于加入进来的时候”，在“所有的媒体和站在我们(美国—引者)一边的人都赞成我们的时候”，美国终于成功地“制止了德国的荒谬行动”。爲此，美国国务卿约翰海回忆道：“我们一行动，其他国家就暂停，最后他们都站在了我们一边。难得智慧但是兽性十足的德国政府，恢复了他们的理性，低头认输，并提出方案，全然表现出站在我们一方了。”(同上p.246)

八国联军中的美国(十九)

──阻止英军毁灭中国建筑

在追剿义和团拳匪的联合行动中，美国除了制止德国的暴行，还对英军的宗教复仇行动提出反对、进行制止。

英军毁灭北京周边中国白塔

从1989年到1900年期间，大面积发生在中国的义和团暴乱在中国各地焚毁了不计其数的外国基督教、天主教教堂。这一行动曾经令全世界震惊。这种震惊在某种程度上基于对中国民间文化与宗教信仰以及仇外心理的无知。也造成了两种宗教文明之间的强烈冲突。无以数计的外国教堂的被摧毁，引发了下列这则真实的故事：

1900年以前，北京周边附近的山陵上，曾经耸立著一座美丽的白色宝塔。我们无法知道它的建造年代和具体外观，但它的古老与美丽得到了美国的尊重。这座美丽的中国古代建筑却在美英联军追击义和团残匪的行动中，被毁灭了。它毁于英国军队之手。当英美联军在美国二任指挥威尔逊的指挥下，追击义和团残匪至此时，他们发现那里显然是义和团的指挥部，爲此英国指挥向美军总指挥申请批准铲平这座古建筑。在遭到那次行动总指挥美国将军威尔逊的严词拒绝之后，仍然不顾反对和阻止，在美军撤离时擅自毁灭了它。

美军制止无效

当事人威尔逊将军在12年之后，写下了有关回忆，记载了这段故事的发生过程。于是我们有机会了解那座美丽白塔的存在，幷具体了解它的消失所代表的英军的一次对华暴行。下面是威尔逊将军回忆的原文：

“全部行动在八点以前结束(指追击义和团残匪的行动—-引者)，半小时后，英国副总指挥参加了进来。热烈祝贺幷对整个联合行动的方案及技术大加赞扬，这之后，他要求以麦克唐纳(ClaudeMacDonald,窦纳乐爵士，英外交官，当时驻华公使—引者)阁下的名义铲除美丽的白塔寺。这座塔就坐落在丘陵之脊，千年来俯瞰这下面的平原。它依然新美一如刚刚建造。我对这样的要求感到惊讶不已，它似乎源自一种野蛮精神。我立即声明，当我仍然是这次联合行动的指挥官的时候，我不能够允许毁灭一个如此美丽的建筑。”(“Underthe Old Flag” p.530)

美国将军威尔逊虽然参加过解放古巴的战争和解放菲律宾的战争，久经沙场，但是他的智慧显然不足以使他了解，英国这样的西方文明国家在面对异国文明时，爲什麽这样野蛮？“无论如何，我很想知他能够提出什麽样的正当理由来支援这样一种奇怪的要求，我问巴罗(Barrow)将军，爲什麽英国大臣想要毁坏这个如此著名的历史文物。”(同上)

结果，对方的回答使他更加惊讶。巴罗将军直接了当地回答说：“如果基督徒不毁灭这个著名的中国寺庙，中国人，那些已经毁灭许多教堂的中国人将会认爲，这个白塔寺所供奉的他们的神比基督教的上帝更有权威。”(同上)

美国将军遇到宗教问题。他的先辈从欧洲大陆移民美国的原因不一定是由于宗教迫害，否则他不会对宗教之间的战争和残忍没有知觉。他觉得英国毁灭白塔的欲意不可思议，其理由更是匪夷所思。他当然无法认可这样的理由，批准这样的行动。于是，在北京郊外的丘陵上，白塔寺旁，沐浴著中国的残阳和晚霞，两国二位将军之间有了一次相当微妙而简单的对话。他们各执己见，相持不下。其实如果全然不守仁义之师的道德，全然没有尊重文物的习惯，全然无视他国的尊严，以军队的暴力毁灭一座白塔和寺庙不过是一瞬间的事情。但毕竟不是美国自己的军队，两国虽然合作追击拳匪，仍然存在著一个外交距离，而且美国人毕竟是美国人，他们通常的爲人交往习惯是，坚持自己立场，尊重别人的主张。于是美国将军威尔逊当即决定，放弃指挥权、解散英美联军司令部、带美军撤离现场。他不无愤怒地对英国那位野蛮的巴罗将军表示：他“要解散英美司令部幷将于次日□晨把我们的士兵撤回北京。在这之后，如果英国大臣和英国指挥官认爲这样做合适的话，当然可以没有顾忌地采取他们想要采取的行动。”于是谈话结束，军队就地露营休息。

次日清晨，美军撤离。而那座如今已经从中国文物古迹中消失的美丽白塔寺是这样被毁灭的：当美军在白塔矗立的丘陵之下“艰难地穿过平原撤离时，已经开始破坏这座塔的基础的英国陆军，向这塔的基座发起猛烈射击，使这座世界著名建筑不可避免地坍塌爲一片废墟。”(同上)

国际舆论中美国代人受过

联军对此一行动持批评态度。依据威尔逊将军的记载，各联军一般认爲，英军毁灭白搭寺的做法“是一种迷信导致的野蛮行爲“，虽然如此，美国认爲“它同样损坏英国军官的声誉和他们所代表的英国文明。”(同上)

西方媒体至少英国媒体“伦敦时报”(LondonTimes)报道了这一暴行。但是英国媒体驻中国记者米德尔顿(Middleton)，却在没有核查事实的情况下，把毁灭白塔寺的暴行归咎于美国将军威尔逊的命令和授权。这一媒体误报事件大概是近代史上美国因爲中国问题屡次蒙冤中的第一次。这样的误解当然情有可原，因爲暴行就发生在那次的军事行动之中，而那次军事行动的指挥者正是威尔逊将军。记者也许顺理成章地将暴行责任者张冠李戴。

但是这一误报被威尔逊本人称爲“不能饶恕的错误”。他在很快得知误报消息之后，立即要求那米德尔顿澄清事实。他回忆说，事实确实得到了澄清。但是这次在西方国际间的失实报道，给这位元始终谴责野蛮暴行的美国将军留下了非常不愉快的记忆。威尔逊将军在12年之后回忆说，其严重程度可与他亲眼看见中国古代建筑被毁于一旦所造成的不愉快印象相比。(同上，p.530-531)

八国联军中的美国(二十)

──美军守卫紫禁城，联军维护大清朝

被刻意忽略的事实

一个始终被中国史学界忽略或避之不提的事实是：驻京美军派兵守卫紫禁城。守卫区域包括紫禁城正门出入口的午门以及紫禁城内各殿堂庙宇建筑设施，还有各公王府以及三宫六院妃子太监的所有居所。美军留守北京的指挥官威尔逊在他的题爲《老旗帜之下》(“UnderThe Old Flag”)的回忆录中，对此有明确记载。

从当年的英文报道来看，日本人也是故宫的守卫者(注1)。这个事实不仅有违于49年以后中国百姓的历史常识，在当年京城百姓眼中似乎也出乎意料。当时美国的随军记者拉尔夫佩因(Ralph D.Paine)在一百多年前，就爲太平洋对岸的美国读者描写过这种戏剧性的场面：

“从天津一路打过来的多国部队占领军踏上了这座皇城的土地，甚至穿过它更加威严的紫禁城建筑。这种方式旨在向中国人炫耀，联军是北京的主人。中国人被他们极度亵渎神圣的铁马金戈所震慑，认定，恣意抢劫的狂欢必将席卷而至，囊中之物将被悉数抛空，毁之殆尽。但令人嫉羡的是，仿佛皇太后颁布了谕旨那样，当占领军蔚爲壮观的凯旋步伐终止之后，紫禁城的大门却被关闭、封锁和警卫了起来。”“美国人和日本人的哨兵巡逻于各大门之间……”(转引自“China.Ancientand Modern”by J. Martin Miller. 1900.” p.458)

公使馆在将近两个月的围困中饱受兵攻炮轰火焚，除了三家外国银行、邮局、日本筑紫办馆以及所有海关官员的住所悉数被毁之外，比、荷、意、奥使馆的全部和法国公使馆大部，也被彻底毁灭了(参见1900年8月17日美国公使康格给美国国务卿海的电报及胡思敬《驴背集》卷二)。据当年的中文媒体记载，爲安全稳妥起见，联军请各国公使暂时移住紫禁城。保卫各公使的安全是联军进京的目的，所以美、日军守卫紫禁城，目的之一当然就是保护失去住所的公使的安全。不过，倘若守卫紫禁城的目的仅限于此，这个历史细节就未必值得把庚子国难史当做宣传工具的权利集团刻意回避，从而，也就不值在几十年之后，在故纸堆中发现这个细节之后，对之进行专文论述。

事实上，联军守卫紫禁城并非仅仅爲了保护其中爲数不多的外国公使。否则，，从里面把公使们的居住区或房间围起来就成了。完全用不著兴师动衆，轮著班，在紫禁城大墙下，各入口处巡逻、值班、守夜。更用不著禁止联军入内，想方设法严格限制进去参观瞻仰的人数。

守卫紫禁城的目的

在驻华列国的观念中，紫禁城不仅是东方建筑文明的象征，它一如既往地，是中国政府所在重地。在义和团倡狂暴虐，“数百年精华尽矣”(李希圣《庚子国变记》)的北京，保护这个城中之城，是他们的责任。这个结论，可以下列事实爲证。这些事实中的大部分，同样被中国历史教科书刻意忽略了：

第一，八国联军虽然联合进兵中国，但是自始至终没有向所谓交战国中国宣战。公开宣战，乃是历史上任何国际间战争的传统。何况八个国家一齐“侵略”一个国家，这等重大国际战争，怎麽能不宣而战?！究其原因，八国1900年夏季出兵中国，不是针对中国领土，不是针对中国政府，不是针对中国百姓，而是针对被围攻将近两个月的他们自己使馆的危机，是爲了解救危在旦夕的外国公使馆和内里的公使，以及各地逃来避难的西方神职人员和中国教民。仅就八国联军1900年7月8月间在天津和北京的对华军事行动而言，在本质上，它不是八国对华发动的侵略战争。

第二，不仅没有宣战。早在进兵北京之前，各国就对中国政府有过多次声明和沟通：由于中国政府不能够制止半年多来的义和拳匪暴乱，导致各国在华生命财産伤亡和进一步危机，所以决定派兵自救。各国兵源抵达天津港口之后，更进一步向中国政府申明，各国进兵并非要与中国和中国政府爲敌：“此次进兵之目的，在讨伐以义和团之名欲颠覆中国政府之有力叛徒”，同时也是爲了“援助中国政府镇压叛徒，若中国政府不讨伐叛徒，则各国自行讨伐。”(王芸生《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四卷，1932年版，p10-11)从美国在7月3号对各其他列强发出的二度“门户开放政策”内容来看，则这个意图表达得更爲明显。

第三，各国公使们在公使馆被围之初，仍然努力与被动之极的清廷总理衙门保持联络，却最终发现那里已经人去楼空。但是他们万万没有想到，进城之后竟发现，紫禁城这个清廷重地也已经变成了空城一座！秉实研究中国这段历史的人应该知道，大清朝廷，主要是慈禧太后等文武重臣出走西安，其实等于是畏罪潜逃。因爲他们对这场国难爆发的原因从头到尾心知肚明。从鼓励、利用地方团匪，到下诏他们爲义民，征召他们进京，颁发他们国库赀财，到组编他们由清军统一指挥，最后下令围攻所有外国公使馆，并且公然以弱国势力、和八国同时宣战(另文详论)！国际协约、一个国家对国际间合作的承诺和应当履行的义务，从来就不是咱们大清王朝处理外交关系的参照系！从来也没有历史学家论述过，西方列国在这场中国庚子国难中，对清政府之作爲的了解程度是多麽肤浅！他们顶多发现这个政府至少在义和团问题上，简直没有效率，后来进而怀疑有支援拳匪之嫌(注2)。就是在进京之前，他们也不过惊诧于这个军事弱国居然宣战了，而且是和八个列强同时宣战！不过宣战之威还没逞过十天，即刻就忙著返悔议和。面对空旷的皇城，八国联军和各国驻华使节宁愿认定，大清王朝由于不能控制北京暴乱局面而逃走了。他们逃的是义和团拳匪，是失控的局势，是皇权的危机。因此，联军相机采取了三项措施：

第四，首先，联合决定，终止紫禁城内的剿匪战斗。原因是紫禁城乃清廷重地，不宜卷入战事(详情另文论述)。

第五，然后，爲了维护北京的秩序，防止义和团拳反攻，不仅分兵守卫驻守烟火缭绕的北京城，而且规定，对于紫禁城也要派兵守护，严禁他人随意出入。旨在爲清廷保护这个京畿重地完好无损。

第六，其次，派出日军马队，沿途追索慈禧太后和皇宫大臣一行，希图将之请回宫中，恢复朝政。这正是联军进京前再三声明的目的之一。联军之所以派日军承办此事(以及后来许多与清廷官员谈判期间的类似公务)，是因爲“日本与中国同处亚洲，中国之事尤悉。”(《申报》1900年8月23日)

一些联军士兵进京后有抢劫行爲，但是与义和团拳匪和各路匪盗的抢劫相比，是小巫见大巫。尽管如此，联军守卫紫禁城，在防止拳匪以及窜入京城趁乱做案的各路匪盗的劫掠烧杀之外，同时对他们自己内部将劫掠行爲扩张到紫禁城内的动机和行爲，也是一种无形的制约。

关于八国联军侵略中国的另一种思考

在当代中国的观念中，八国联军出兵中国当然就是“侵略中国”。“八国联军”这个辞汇，铁定就是中国近代屈辱的象征辞汇。既然侵略中国，必定无恶不作。而故宫，作爲中国特色的绝代建筑群和京畿重地，不可能不是实施暴力的重要目标。由于中国民间对所谓“八国联军侵略中国”这一历史事件的真实情况无从了解，许多历史事实在相关教科书中缺席，另外一些事实则被放在了错误的历史背景之中，成了误导民衆的工具。从而致使中国民衆曲解外国联军进京的援救目的，强化它抽象的政治意义。曾经有读者来电话，在谈及对于这段历史时，在错误事实的基础上提出了一个事实上不能成立的问题：“八国联军火烧圆明园的政治意义是什麽？”

只是基于这样的一种普遍的错觉和错解，美军和日军守卫紫禁城的事实，才值得郑重提出并认真解读。否则，按照庚子国难发生前后的事实和逻辑，联军守卫紫禁城是意料之中之事，无需特别提出和进行分析。

不过让人深思的是，既然认定八国联军侵略中国杀人放火抢劫奸淫无恶不作，爲什麽没有人按照同样的逻辑思考这样的问题：八国联军爲什麽竟把故宫完好无损地留给了中国？大清政府反正已经逃之夭夭，且追之不及！清军溃败，义和团做鸟兽散。爲什麽不趁此天赐良机，焚烧抢劫故宫，将之夷爲平地？或者占领故宫，建立八国临时政府接管中国？那不正是西方列强唾手可得，求之不得的吗？
当年有中文报纸在报道中明确指出：“各国联军入京以后，并不扰及颐和园及紫禁城各处”。不过这将是我在本系列的附篇中，要向读者报告和就教的内容。而在本文结束之前，我不禁感到遗憾的现象只是：园明园废墟一座，虽然冷在荒地，却触目惊心，教我们不断回忆洋鬼子的暴行(顺便也掩盖和忘却自己同胞在那之前的焚抢暴行)；可是故宫完好无损，就立在眼前！可以瞻仰和参观。然而在五十年代起延续至今的、对八国联军侵华暴行的声讨中，却没有人意识到它在八国联军手中毫发无损的事实，或者没有发出过这样的疑问，乃至思考一下这个事实所包容的历史资讯。我爲此感到的惊讶和遗憾，包括对自己在接触到这些资料之前，失去独立思考能力的惊讶遗憾。也包括对我们所处的、被控制的资讯环境之强大洗脑功能的惊讶和遗憾。

注1：一说紫禁城由各国封闭，派兵把守，具体不详。但是从联军将军瞻仰紫禁城的批准特权掌握在美军手中来看，此一说即便成立，美军至少是守卫紫禁城的主力。

注2：联军解救任务完成于8月14日，但是直到9月份，美国国务院仍在调查清政府与义和团的关系，并通过美国公使出示证据确证清政府确实是义和团围攻北京公使馆的组织者指挥者。

八国联军中的美国(二十一)

──附篇：联军将军参观紫禁城

翻出一百年前的英文报道来，看看当时“洋鬼子”自己写的他们对大中华帝国京城中的城中之城──紫禁城的态度，令人耳目一新。

最初联军无人可以进入参观

自从西方打开中国古老的大门，北京这座皇城中的紫禁城，就一直是西方人心中的神秘处所。当时来自美国东海岸费城的随军记者拉尔夫•佩因(RalphD•Paine)写道：“从外国人第一次描写这个神圣王国开始，这个天国子民的神圣皇城就被西方独特的、充满猜测的、浪漫和神秘色彩的、甚至困惑的好奇所渲染。……紫禁城被列位世界上最奇妙的城市之一。文学的想象狂乱地渲染著它没来由的、臆念中的辉煌。”(转引自“China,Ancient and Modern, In the Imperal City of Peiking”p.457)

如今外国大兵进城，清廷重地的紫禁城则已经基本上是一座空城。虽然各处把了门，但把门的是联军自己。常驻北京的各国使节，总有机会进宫办事，顺便观瞻。初来乍到的联军就不同了，他们无人不想近水楼台借个方便，见识一下传说中神秘辉煌的紫禁城。可是驻守京城美军二任指挥威尔逊，自知“责任重大”，他与日本人联合布置岗哨，在各门之间巡逻，自己不进去参观，别人也一律不准进。爲此，各联军“将军们进入参观的请求徒劳无益”，而“记者们只能在大墙之下探头张望，咬牙切齿。”(同上，p.458)

俄国将军破例进入，参观需要美军批准

不过日复一日，总是有人前来说情，威尔逊将军压力很大。末了，说好不能破禁的这个禁城之禁，最后是让俄国将军打破的：驻守天津大沽的俄国海军上将阿列克谢耶夫(Alexiev)远道而来，据说旅途相当艰辛。他一路风尘仆仆到北京，目的就是想看看这座禁城！他觉得自己不过进去走那麽一遭儿，四处观瞻一下而已，有什麽了不起？威尔逊知道其实不那麽简单。但是念及人家拳拳之心和旅途辛苦，犹豫再三，最后批准了他的申请。

紫禁城大门这一开，就难以再全然封闭。

阿列克谢耶夫参观完不过“几天以后，尾阪(Osaka，注1)中将，（日本海军监察长──挪到尾阪之前），提出了同样的申请。”其实尾阪在俄国人阿列克谢夫获准参观之时，就主意已定了。他有他的道理：俄国将军都去进去了，爲什麽我大日本将军就不能进去？我还是守卫紫禁城的负责人呢！他据理力争，找了个翻译，跟威尔逊说情。威尔逊左思右想，觉得无法拒绝。因爲“拒绝他的请求等于打破国际间亲善友好关系。”尾阪终于获得批准。参观时间定在上午十时。威尔逊将军决定陪同前往，他也想借机会仔细看看这座传说中了得的皇宫(同上)。

本以爲二人悄没声地就把紫禁城看了，谁料这次开宫门的消息没能封锁住。消息在美军总部不胫而走。美军总部共有大小官员三十名，全都不甘心：“当人们得知威尔逊将军特许日本将军进行这次朝圣游览的特权，并将陪同前往时，美国官员纷纷提交申请，要求肩负这项临时的义务陪同任务。”

威尔逊面对哗啦一下冒出来的诸多正式申请，咬紧牙关，力排衆议。美军大小官员都让他们跟进去，跟其他联军怎麽交代？他权衡去、权衡来，最后只批准了三个人：他的副官里夫斯(Reeves)。他作爲日本将军的陪同一道前往。这项应允在美国记者眼中被认爲纯粹是“一项私人性质的允诺”，言外之意，不那麽公平。另外获准“义务陪同”的还有两名官员，他们分别是美国第九步兵团的韦布•海斯(WebbHayes)少校和柯立芝(Coolidge)中校。他们将专门“负责警卫工作。”

不过事情到此还没完。日本方面的要求又有加码：另一位日本将军山口(Yamaguichi，注2)不甘被自己的同事关在门外，提出要求，希望一道参观。

最后，这个让所有人羡慕得牙根痒痒的参观活动，人数从一名将军变成了由三名将军、一名陪同、两名警卫组成的六人，一个小型参观团！用美国记者报道的话说就是，威尔逊本人不算在内，“日本将军将由三十名美国官员中的一名和一个小的步兵警卫组陪同，进行参观”(同上)。这已经是最严格的限制了。

记者闻风而动，乘机混入

然而事情到此还是没完。记者们闻风而动。“无论如何，两名美国记者在官方队伍指定进入的时间，等候在紫禁城的北门外。当威尔逊陪同山口和亚马归齐两位将军及随从官员一行人走过的时候，两名记者溜进了队伍。穿过威严神秘的高墙甬道和皇宫建筑，他们伴随著将军们完成了上午观光游览。”终于，威尔逊将军发现参观队伍中多出了人！但是高墙之内，木已成舟，这位铁面无私的将军还算通情达理。他对两名死皮赖脸记者板著脸发话说：‘记著，我没有准许你们来。但是既然你们已经在这儿了，我就不把你们赶出去了。’”(同上)

要求参观皇帝太后卧室，太监爲难

宫内太监们在联军进城前后，经历了和城里百姓同样的戏剧性心理变化，先是饱经拳匪杀人放火的恐怖；然后耽心联军进城必定大难临头；继尔发现联军竟然爲他们守卫大门，心中不免窃喜；不过终于发现好日子不到一个月就开始了新一轮的精神痉挛：进来了俄国军人。说是参观参观。还好，看完了走人，没弄出什麽麻烦来。刚松一口气，不几天，又来了日、美将军，还说是要参观参观。看守殿门宫门的太监们脸上堆著笑容，心里审时度势，知道参观比先前想象中的烧杀抢掠不只要好多少倍。况且人家已在皇城安营扎寨了，不过客客气气要求参观，焉有不恭敬从命之理？于是再度带路，走东穿西，亭台楼阁桥榭殿里殿外，能看得都给看了。不仅让洋人惊叹各种法国、英国、美国等制造的“外国贵重钟表(一些价值连城)，对古老中国时间计算法的和平演变”，而且对这些将军和随员们好茶好点招待著。(同上)

“参观的队伍在树荫里、避暑别墅、墙荫下和花园里拉得老长。太监们呈上了更多的茶水和Hou(左“鼻”右“句”)甜的果点。他们大概觉得朝圣要结束了。不过威尔逊将军不这麽想。要是他只带著联军士兵队伍穿行紫禁城，他就不会因爲只进行了这类一般性的参观，而要求看得更多更具体。这会儿，通过翻译，他要求参观皇帝和太后的卧室。”他觉得即来之，则“观”之，过了这个村，真的就没有这个店儿啦！“可是太监们听闻此言，脸色由白变青，然后喋喋不休地尖著嗓子发出抗议和警告：从来就没有外国人迈进过紫禁城中这些最神圣的地方！要是让洋人进去了，等待他们的将是被斩首的厄运！但是时间不多了，威尔逊将军变得语气强硬、态度坚定。最后，太监们只能默认。”他们软著腿，哆嗦著手，弄的钥匙哗哗啦啦乱响，终于爲这些外国军人啓开了封条，卸下了大锁，打开了城中之城、房中之房的门中之门，带他们走了进去。

一行人从光绪居住的殿堂出来觉得还是不够过瘾，威尔逊将军乾脆一不做、二不休，直接了当提出最后的要求：把慈禧太后的住殿也打开让他一行人参观。闻言，“太监们表现得几乎要跨掉”！也不知是真是假，反正“他们找不到钥匙了”！不过这又如何可能？太监掌管大内各殿钥匙，此乃他们职责所在，丢了什麽也不可能丢这个！区区伎俩在洋人面前根本不奏效，弄得太监的脸色青了又白、白了又青。他们既不敢对主子不忠不效，也不敢对洋人不恭不敬。“经过了大约十分钟的异常混乱和持续争执”，最后还是太监让步。慈禧居住的大殿“内门终于被不情愿地旋开了。”(同上)

洋人惊叹西方表锺对中国的“时间”演变

对神秘禁城的瞻仰，某种程度上满足了联军将军们的文化好奇。不过结果他们发现“在许多方面，紫禁城的都明显地、毫无疑问地令人失望。”而且“从欧洲的标准来看，这个圣城的任何建筑都使这个世界之‘宫’名不副实。”“……威尔逊将军及其一行穿过这座桥离开了这个天堂子民的家园。虽然美好的佳肴和栏杆上繁杂的雕镂可以仔细品味和观赏，但对紫禁城的深刻印象也在这样近距离的漫游中消失了。”(引自同上p.457-464)这是美国记者1900年9月13日关于联军参观紫禁城的记述。显然，这位元来自美国的记者对中国传统建筑，从审美风格到实用功能乃至文化内涵既不了解也不欣赏。而紫禁城内空旷如野，威严之气随文武百官逃离而散，“衰草离离，临风摇曳”(西方报纸，转引自1900年9月12日《申报》)的凋敝景象，更使洋人先前不著边际的想象和神秘感尽扫一空。

虽然如此，紫禁城内还是有让这些战争专家、建筑外行们目不暇接的东西：光绪的卧室里“精巧的木雕家具桌椅、古老的镂雕柜、装臻精美的中国书、文房四宝、扇子、烟具”统统让洋人大开眼界。仓皇逃离的皇帝的大殿里，家俱摆设竟然“散陈各处”，气氛如此典雅安详，他们爲此感到惊讶，觉得出这里与外界的铁马金戈战火硝烟有天壤之别。他们觉得，“似乎这个地方全然被联军在北京大街上劈啪的枪声所引起的、必定席卷紫禁城的惊慌失措和逃离旋风所遗漏了。”(转引自“China,Ancient and Modern, In the Imperal City ofPeiking”p.461)

在皇帝和太后房间里，最让洋人印象深刻的是他们熟悉的东西—-那些从欧美进口的外国钟表。在中国皇城宫室里，外国钟表不仅用于时间计算器，更作爲贵重稀有物品，被多多益善地挂在墙上，好象“富丽堂皇的展览”一般。“法国、美国和英国造的钟表挂在墙上显著的位置，至少有一打”。不仅展览钟表本身，也彰显钟表的价值：“光绪的卧室内所看到的全部钟表，都是第一流的。”那些钟表“全部贵重之极，有些艺术价值连城。”慈禧太后殿堂大墙上陈列的钟表更令“洋鬼子”们惊叹：其价值“足够买下百老汇街上的一个珠宝店”！(同上，p.462)

西历1900年9月是光绪二十六年八月间。那天，中国皇城上空艳阳高照，紫禁城里一样酷暑难当。唏嘘惊叹之间，被外国将军们折磨的几乎要昏过去的太监，在最后一刻终于挺著没有昏过去。毕竟他们知道，主子已经逃亡在外，武卫中军等清军大小兵将已人影全无，大清败局铁定如山。这种前提下，外国占领军其实可以其势汹汹、爲所欲爲。至少，可进入紫禁城如入无人之境。

注1，英文“Osaka”日本人姓，有多种中译法。由于此处英文原文不是全名，故无法确定翻译的准确性。请以英文原文爲准。

注2，据《世界人名翻译大辞典》，没有这个日本姓。疑爲“Yamaguchi”，并据此译爲标准日本姓。

八国联军中的美国(二十二)

──附篇：“联军无扰紫禁城”

似是而非的指证

“整个北京城，包括城市中心的皇宫……遭到了洗劫。”“……事实上各国军官们和士兵们都曾经利用各种机会进入紫禁城劫掠财宝。”这是人民出版社1981年出版的胡绳著的《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中有关章节的观点。

也许我们有充足有理由相信，八国联军虽然没有机会毁坏紫禁城，但却洗劫了它。因爲美国随军记者拉尔夫 佩因(Ralph D.Paine)写于当年9月13日联军将军参观紫禁城的报道，也不时暗示他们抢劫的可能。他写道：“被制止的抢劫热，在每一位旁观者的胸中强烈燃烧”(转引自“China,Ancient and Modern, In the Imperal City of Peiking”p.462)“看守的太监不让参观者聚集成堆。他们的监视令人痛苦。全然没有什麽东西可以用作记念品。看起来美国官员自己也爲不应拿走任何东西而感到焦虑。但是，看上去要是一个人的口袋里装满了如此多件无价翡翠，也值得同情，抢劫风既可传染又挫伤士气。而且只要传教士们主持在北京抢劫的日常拍卖，普通人就难于保持其良好的道德情操。”(同上)

这样的描写给人的印象是：参观的一行人几乎不可能不在紫禁城劫掠珍宝！不过，如果爲了确证这种印象而回头再度仔细查阅这篇报道，却可以发现，其中没有任何文字明确地指证说，在那次参观中联军枪了或者偷了珍宝。联军在故宫行抢的印象是报道中暗示性文字造成的。

仔细审视这样的文字，还会发现其中充满记者的想象和发挥，通篇行文风格略有渲染和夸张色彩，更像是一篇文字修饰过的文学纪实而不象一篇冷静客观的新闻记述。论其究竟，这种作风也是自由言论制度下某些美国记者的职业风格：“新闻眼”特别好，敏感度相当高，不过有时不免炒作新闻，狠不能语出惊人。往往越是有关政府行爲，越要大做文章，甚至在重大国际问题上不惜哗衆取宠，有时无事生非(注1)。

实事上，在美国随军记者佩因撰写报道之前，另一家西方报纸已经报道了同样的消息。报道却明确指出，联军在紫禁城仅仅参观而已，“别无举动”。报道的篇幅不长，文字记述虽然简明但十分扼要。文章报道了参观的时间；一行人入与出的方位、大门；描写了联军所见到的禁城内“宫殿连云，率多颓废玉阶金砌，闲衰草离离，临风摇曳”的败落景象；甚至提及禁城之内“尚余内侍数人在房廊栖止”的情况。报道也提及各联军人数，说是“以俄兵最伙，至各国兵士，则数甚寥寥也。”这篇报道在结束前明确指出：联军一行人，“览毕遂由北门而出，别无举动。”(转引自中国报纸《申报》1900年9月12日，“瞻仰宫禁”)

通观全文，与美国随军记者相比，这篇报道用字中性，记述风格相当冷静。

联军不可能洗劫紫禁城

关于联军洗劫紫禁城这个说法，与一个基本事实相左：紫禁城内大部分资财已经转移了。连好事的美国随军记者在写下上述那些夸张性文字时，也不能不秉实指出：虽然“皇帝的处所里，所有的装饰和古董都没有撤走”，“家具陈设充满房间”，慈禧的房间陈设也没有撤走，但是“其他先前所有参观过的建筑里，所有东西都被转移了”。(同上)紫禁城内大部资财转移的消息并非西方记者的孤证，当时的中国报纸也引述直隶消息来源报道说“惟大内所储财物则皆搬运入营。”(参阅1900年9月9日《申报》头版“京师近况”条)

除了可资“洗劫”的东西不多，难以行枪而外，根据当时的具体情形分析，联军即便有贼心有贼胆“劫掠”故宫，在技术上也还是比较困难：

一，美日官兵日夜守护，来回巡逻，进去参观都要获得批准(参见“守护紫禁城”一文)；
二，就算能够进去，里边地面不熟，弄不好模不著门找不著北出不来；
三，即便在大街上抢平民百姓，联军士兵还要趁天黑出门，他们何以有勇气在故宫里如入无人之境，明火执仗地抢掳？
四，若在街上行抢，惹的是平民百姓，而在故宫行抢，明显招惹美军日军。联军之间是友军关系，外交礼仪总是要守，这点面子都不给，不仅得罪友军，在国际上也难以交代(注2)。

尊重清廷威严，停止在紫禁城内剿匪

什麽情况下抢劫紫禁城最爲方便？应当是战乱之中，人群四散人心惶惶之际。不过一个令人惊讶的实事是，联军自动放弃了这样的机会：

8月15日，联军解救被围困的公使馆之后，北京城里拳民烧杀抢劫的混乱尚未解除，而且拳民和清军仍然盘踞紫禁城内。使馆区西北部与紫禁城接壤并在其射程之内。爲了保证公使馆人员的生命安全，美军将领谢费依(Chaffee)在当日带美军进入禁城内(依据美国公使康格1900年8月16日给美国务卿约翰海的电报内容，是否有其他联军进入不详)与义和团拳民和兵丁交火，试图把他们撵出使馆区的射程。但是次日，洋兵就不胜而撤，退出了紫禁城。

什麽原因？原来紫禁城内枪声一响，联军各统帅即刻爲此紧急召开联合会议。会议期间，俄军、日军认爲：禁城是清府皇家重地，在对兵匪发出要求投降的正式通牒之前，不应以武力攻占之。联军一致认同此一见解，遂退出紫禁城。由此可见联军并无意抢劫紫禁城。联军进兵北京前后，多次声明其目的是解除使馆危难，平息失控的暴乱，乃至于帮助大清政府维护社会治安。实事上，联军在紫禁城中的进退权衡中，所考虑的要点与他们的公开声称相符。

中国重要民间报纸指出“联军无扰紫禁城”

在联军进京以后，中国当时的重要民间报纸，《申报》，几乎每天都有关于联军在华各类消息的报道。而当时有关“义和拳匪”、“八国联军”的消息，几乎全部是头版头条重要新闻。我查阅了这份报纸自1900年8月八国联军进京后之后至次年7月联军悉数撤军以前的全部报道，结果惊讶地发现，在这些种类繁多数量巨大的有关消息中，没有任何一篇报道指证说八国联军公然抢劫紫禁城！

令人震动的是，《申报》中不仅没有关于八国联军抢劫行爲的报道，而且有与之相反的、更加明确的、关于联军无扰紫禁城及颐和圆的报道。例如，1900年9月8日，联军进京后不到一个月的时候，《申报》以“京师近况”爲标题，明确指出：“各国联军入京之后，并不扰及颐和园及禁城各处。”(注3)关于京城百姓情况，报道描述说：“民人之不及奔逃者，各授白旗一面令高悬门外，以示与兵事无干。”至于城内的秩序，《申报》的记述则与美军将领关于美军驻地情况的记述，以及美国驻华公使馆给美国国务院的情况报告全然吻合：“市中已贸易如常。乡人每挑运菜蔬等物入城，以博蝇头之利。守城兵毫不阻人出入，惟不准携带财物出京。”

上海的《申报》创办于1872年，终刊于中共接管中国的1949年，是那以前中国出版时间最长的民间报纸。这份报纸“记录了我国近代和现代的社会历史情况，保存了大量有价值的资料”(引自上海书店“申报影印说明”)，从过去到现在，都被国际公认爲是中国近代史上影响大，信誉高的自由媒体之典范。其报道具有相当的真实可信度。由此观之，联军公然抢劫紫禁城的说法，有捕风捉影之嫌，值得怀疑。

注1，一个极端的例子是，韩战期间关于“美国准备对华使用原子弹”的“事实”就是美国记者自己在当时美国总统杜鲁门的新闻发布会上穷追猛问，然后炒做出来的。这似是而非的消息弄得当时世界轰动。以至于英国首相埃德里即刻专程飞到美国进行劝戒。全世界都看著英国怎麽劝美国。不料埃德里在机场发表立志劝戒美国的话音刚落，就在杜鲁门哪里弄清了美国原本没有使用原子弹的打算！遗憾的是，和西方世界不同，社会主义阵营对此一消息的报道只有上文，没有下文，只有前面的不实之词，没有后面的澄清事实。这个炒出来的消息于是顺理成章地成了新中国政府所发动的中国反美运动的有力工具，成了中国人记下的美帝反华行动的一笔恶帐。

注2：在西方媒体广泛监督之下，各国公使和联军相当注重其国际声誉。此前有美国将军威尔逊，针对西方指责他毁灭中国白塔，要求澄清事实更正报道失误；后来还有各国公使联合，就翰林院乃西方公使所焚的中国官员奏折，要求中国官员作出修正，恢复名誉(另文详论)。

注3，《申报》中也没有任何关于联军抢劫颐和圆的报道。由于没有获得其他有关旁证资料，对于联军是否抢劫了颐和圆这一问题，本文暂且存而不论。

八国联军中的美国(二十三)

──附篇：联军将军参观紫禁城

翻出一百年前的英文报道来，看看当时“洋鬼子”自己写的他们对大中华帝国京城中的城中之城──紫禁城的态度，令人耳目一新。

最初联军无人可以进入参观

自从西方打开中国古老的大门，北京这座皇城中的紫禁城，就一直是西方人心中的神秘处所。当时来自美国东海岸费城的随军记者拉尔夫•佩因(RalphD•Paine)写道：“从外国人第一次描写这个神圣王国开始，这个天国子民的神圣皇城就被西方独特的、充满猜测的、浪漫和神秘色彩的、甚至困惑的好奇所渲染。……紫禁城被列位世界上最奇妙的城市之一。文学的想象狂乱地渲染著它没来由的、臆念中的辉煌。”(转引自“China,Ancient and Modern, In the Imperal City of Peiking”p.457)

如今外国大兵进城，清廷重地的紫禁城则已经基本上是一座空城。虽然各处把了门，但把门的是联军自己。常驻北京的各国使节，总有机会进宫办事，顺便观瞻。初来乍到的联军就不同了，他们无人不想近水楼台借个方便，见识一下传说中神秘辉煌的紫禁城。可是驻守京城美军二任指挥威尔逊，自知“责任重大”，他与日本人联合布置岗哨，在各门之间巡逻，自己不进去参观，别人也一律不准进。爲此，各联军“将军们进入参观的请求徒劳无益”，而“记者们只能在大墙之下探头张望，咬牙切齿。”(同上，p.458)

俄国将军破例进入，参观需要美军批准

不过日复一日，总是有人前来说情，威尔逊将军压力很大。末了，说好不能破禁的这个禁城之禁，最后是让俄国将军打破的：驻守天津大沽的俄国海军上将阿列克谢耶夫(Alexiev)远道而来，据说旅途相当艰辛。他一路风尘仆仆到北京，目的就是想看看这座禁城！他觉得自己不过进去走那麽一遭儿，四处观瞻一下而已，有什麽了不起？威尔逊知道其实不那麽简单。但是念及人家拳拳之心和旅途辛苦，犹豫再三，最后批准了他的申请。

紫禁城大门这一开，就难以再全然封闭。

阿列克谢耶夫参观完不过“几天以后，尾阪(Osaka，注1)中将，（日本海军监察长──挪到尾阪之前），提出了同样的申请。”其实尾阪在俄国人阿列克谢夫获准参观之时，就主意已定了。他有他的道理：俄国将军都去进去了，爲什麽我大日本将军就不能进去？我还是守卫紫禁城的负责人呢！他据理力争，找了个翻译，跟威尔逊说情。威尔逊左思右想，觉得无法拒绝。因爲“拒绝他的请求等于打破国际间亲善友好关系。”尾阪终于获得批准。参观时间定在上午十时。威尔逊将军决定陪同前往，他也想借机会仔细看看这座传说中了得的皇宫(同上)。

本以爲二人悄没声地就把紫禁城看了，谁料这次开宫门的消息没能封锁住。消息在美军总部不胫而走。美军总部共有大小官员三十名，全都不甘心：“当人们得知威尔逊将军特许日本将军进行这次朝圣游览的特权，并将陪同前往时，美国官员纷纷提交申请，要求肩负这项临时的义务陪同任务。”

威尔逊面对哗啦一下冒出来的诸多正式申请，咬紧牙关，力排衆议。美军大小官员都让他们跟进去，跟其他联军怎麽交代？他权衡去、权衡来，最后只批准了三个人：他的副官里夫斯(Reeves)。他作爲日本将军的陪同一道前往。这项应允在美国记者眼中被认爲纯粹是“一项私人性质的允诺”，言外之意，不那麽公平。另外获准“义务陪同”的还有两名官员，他们分别是美国第九步兵团的韦布•海斯(WebbHayes)少校和柯立芝(Coolidge)中校。他们将专门“负责警卫工作。”

不过事情到此还没完。日本方面的要求又有加码：另一位日本将军山口(Yamaguichi，注2)不甘被自己的同事关在门外，提出要求，希望一道参观。

最后，这个让所有人羡慕得牙根痒痒的参观活动，人数从一名将军变成了由三名将军、一名陪同、两名警卫组成的六人，一个小型参观团！用美国记者报道的话说就是，威尔逊本人不算在内，“日本将军将由三十名美国官员中的一名和一个小的步兵警卫组陪同，进行参观”(同上)。这已经是最严格的限制了。

记者闻风而动，乘机混入

然而事情到此还是没完。记者们闻风而动。“无论如何，两名美国记者在官方队伍指定进入的时间，等候在紫禁城的北门外。当威尔逊陪同山口和亚马归齐两位将军及随从官员一行人走过的时候，两名记者溜进了队伍。穿过威严神秘的高墙甬道和皇宫建筑，他们伴随著将军们完成了上午观光游览。”终于，威尔逊将军发现参观队伍中多出了人！但是高墙之内，木已成舟，这位铁面无私的将军还算通情达理。他对两名死皮赖脸记者板著脸发话说：‘记著，我没有准许你们来。但是既然你们已经在这儿了，我就不把你们赶出去了。’”(同上)

要求参观皇帝太后卧室，太监爲难

宫内太监们在联军进城前后，经历了和城里百姓同样的戏剧性心理变化，先是饱经拳匪杀人放火的恐怖；然后耽心联军进城必定大难临头；继尔发现联军竟然爲他们守卫大门，心中不免窃喜；不过终于发现好日子不到一个月就开始了新一轮的精神痉挛：进来了俄国军人。说是参观参观。还好，看完了走人，没弄出什麽麻烦来。刚松一口气，不几天，又来了日、美将军，还说是要参观参观。看守殿门宫门的太监们脸上堆著笑容，心里审时度势，知道参观比先前想象中的烧杀抢掠不只要好多少倍。况且人家已在皇城安营扎寨了，不过客客气气要求参观，焉有不恭敬从命之理？于是再度带路，走东穿西，亭台楼阁桥榭殿里殿外，能看得都给看了。不仅让洋人惊叹各种法国、英国、美国等制造的“外国贵重钟表(一些价值连城)，对古老中国时间计算法的和平演变”，而且对这些将军和随员们好茶好点招待著。(同上)

“参观的队伍在树荫里、避暑别墅、墙荫下和花园里拉得老长。太监们呈上了更多的茶水和Hou(左“鼻”右“句”)甜的果点。他们大概觉得朝圣要结束了。不过威尔逊将军不这麽想。要是他只带著联军士兵队伍穿行紫禁城，他就不会因爲只进行了这类一般性的参观，而要求看得更多更具体。这会儿，通过翻译，他要求参观皇帝和太后的卧室。”他觉得即来之，则“观”之，过了这个村，真的就没有这个店儿啦！“可是太监们听闻此言，脸色由白变青，然后喋喋不休地尖著嗓子发出抗议和警告：从来就没有外国人迈进过紫禁城中这些最神圣的地方！要是让洋人进去了，等待他们的将是被斩首的厄运！但是时间不多了，威尔逊将军变得语气强硬、态度坚定。最后，太监们只能默认。”他们软著腿，哆嗦著手，弄的钥匙哗哗啦啦乱响，终于爲这些外国军人啓开了封条，卸下了大锁，打开了城中之城、房中之房的门中之门，带他们走了进去。

一行人从光绪居住的殿堂出来觉得还是不够过瘾，威尔逊将军乾脆一不做、二不休，直接了当提出最后的要求：把慈禧太后的住殿也打开让他一行人参观。闻言，“太监们表现得几乎要跨掉”！也不知是真是假，反正“他们找不到钥匙了”！不过这又如何可能？太监掌管大内各殿钥匙，此乃他们职责所在，丢了什麽也不可能丢这个！区区伎俩在洋人面前根本不奏效，弄得太监的脸色青了又白、白了又青。他们既不敢对主子不忠不效，也不敢对洋人不恭不敬。“经过了大约十分钟的异常混乱和持续争执”，最后还是太监让步。慈禧居住的大殿“内门终于被不情愿地旋开了。”(同上)

洋人惊叹西方表锺对中国的“时间”演变

对神秘禁城的瞻仰，某种程度上满足了联军将军们的文化好奇。不过结果他们发现“在许多方面，紫禁城的都明显地、毫无疑问地令人失望。”而且“从欧洲的标准来看，这个圣城的任何建筑都使这个世界之‘宫’名不副实。”“……威尔逊将军及其一行穿过这座桥离开了这个天堂子民的家园。虽然美好的佳肴和栏杆上繁杂的雕镂可以仔细品味和观赏，但对紫禁城的深刻印象也在这样近距离的漫游中消失了。”(引自同上p.457-464)这是美国记者1900年9月13日关于联军参观紫禁城的记述。显然，这位元来自美国的记者对中国传统建筑，从审美风格到实用功能乃至文化内涵既不了解也不欣赏。而紫禁城内空旷如野，威严之气随文武百官逃离而散，“衰草离离，临风摇曳”(西方报纸，转引自1900年9月12日《申报》)的凋敝景象，更使洋人先前不著边际的想象和神秘感尽扫一空。

虽然如此，紫禁城内还是有让这些战争专家、建筑外行们目不暇接的东西：光绪的卧室里“精巧的木雕家具桌椅、古老的镂雕柜、装臻精美的中国书、文房四宝、扇子、烟具”统统让洋人大开眼界。仓皇逃离的皇帝的大殿里，家俱摆设竟然“散陈各处”，气氛如此典雅安详，他们爲此感到惊讶，觉得出这里与外界的铁马金戈战火硝烟有天壤之别。他们觉得，“似乎这个地方全然被联军在北京大街上劈啪的枪声所引起的、必定席卷紫禁城的惊慌失措和逃离旋风所遗漏了。”(转引自“China,Ancient and Modern, In the Imperal City ofPeiking”p.461)

在皇帝和太后房间里，最让洋人印象深刻的是他们熟悉的东西—-那些从欧美进口的外国钟表。在中国皇城宫室里，外国钟表不仅用于时间计算器，更作爲贵重稀有物品，被多多益善地挂在墙上，好象“富丽堂皇的展览”一般。“法国、美国和英国造的钟表挂在墙上显著的位置，至少有一打”。不仅展览钟表本身，也彰显钟表的价值：“光绪的卧室内所看到的全部钟表，都是第一流的。”那些钟表“全部贵重之极，有些艺术价值连城。”慈禧太后殿堂大墙上陈列的钟表更令“洋鬼子”们惊叹：其价值“足够买下百老汇街上的一个珠宝店”！(同上，p.462)

西历1900年9月是光绪二十六年八月间。那天，中国皇城上空艳阳高照，紫禁城里一样酷暑难当。唏嘘惊叹之间，被外国将军们折磨的几乎要昏过去的太监，在最后一刻终于挺著没有昏过去。毕竟他们知道，主子已经逃亡在外，武卫中军等清军大小兵将已人影全无，大清败局铁定如山。这种前提下，外国占领军其实可以其势汹汹、爲所欲爲。至少，可进入紫禁城如入无人之境。

注1，英文“Osaka”日本人姓，有多种中译法。由于此处英文原文不是全名，故无法确定翻译的准确性。请以英文原文爲准。注2，据《世界人名翻译大辞典》，没有这个日本姓。疑爲“Yamaguchi”，并据此译爲标准日本姓。

八国联军中的美国(二十四)

──附篇：“联军无扰紫禁城”

似是而非的指证

“整个北京城，包括城市中心的皇宫……遭到了洗劫。”“……事实上各国军官们和士兵们都曾经利用各种机会进入紫禁城劫掠财宝。”这是人民出版社1981年出版的胡绳著的《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中有关章节的观点。

也许我们有充足有理由相信，八国联军虽然没有机会毁坏紫禁城，但却洗劫了它。因爲美国随军记者拉尔夫 佩因(Ralph D.Paine)写于当年9月13日联军将军参观紫禁城的报道，也不时暗示他们抢劫的可能。他写道：“被制止的抢劫热，在每一位旁观者的胸中强烈燃烧”(转引自“China,Ancient and Modern, In the Imperal City of Peiking”p.462)“看守的太监不让参观者聚集成堆。他们的监视令人痛苦。全然没有什麽东西可以用作记念品。看起来美国官员自己也爲不应拿走任何东西而感到焦虑。但是，看上去要是一个人的口袋里装满了如此多件无价翡翠，也值得同情，抢劫风既可传染又挫伤士气。而且只要传教士们主持在北京抢劫的日常拍卖，普通人就难于保持其良好的道德情操。”(同上)

这样的描写给人的印象是：参观的一行人几乎不可能不在紫禁城劫掠珍宝！不过，如果爲了确证这种印象而回头再度仔细查阅这篇报道，却可以发现，其中没有任何文字明确地指证说，在那次参观中联军枪了或者偷了珍宝。联军在故宫行抢的印象是报道中暗示性文字造成的。

仔细审视这样的文字，还会发现其中充满记者的想象和发挥，通篇行文风格略有渲染和夸张色彩，更像是一篇文字修饰过的文学纪实而不象一篇冷静客观的新闻记述。论其究竟，这种作风也是自由言论制度下某些美国记者的职业风格：“新闻眼”特别好，敏感度相当高，不过有时不免炒作新闻，狠不能语出惊人。往往越是有关政府行爲，越要大做文章，甚至在重大国际问题上不惜哗衆取宠，有时无事生非(注1)。

实事上，在美国随军记者佩因撰写报道之前，另一家西方报纸已经报道了同样的消息。报道却明确指出，联军在紫禁城仅仅参观而已，“别无举动”。报道的篇幅不长，文字记述虽然简明但十分扼要。文章报道了参观的时间；一行人入与出的方位、大门；描写了联军所见到的禁城内“宫殿连云，率多颓废玉阶金砌，闲衰草离离，临风摇曳”的败落景象；甚至提及禁城之内“尚余内侍数人在房廊栖止”的情况。报道也提及各联军人数，说是“以俄兵最伙，至各国兵士，则数甚寥寥也。”这篇报道在结束前明确指出：联军一行人，“览毕遂由北门而出，别无举动。”(转引自中国报纸《申报》1900年9月12日，“瞻仰宫禁”)

通观全文，与美国随军记者相比，这篇报道用字中性，记述风格相当冷静。

联军不可能洗劫紫禁城

关于联军洗劫紫禁城这个说法，与一个基本事实相左：紫禁城内大部分资财已经转移了。连好事的美国随军记者在写下上述那些夸张性文字时，也不能不秉实指出：虽然“皇帝的处所里，所有的装饰和古董都没有撤走”，“家具陈设充满房间”，慈禧的房间陈设也没有撤走，但是“其他先前所有参观过的建筑里，所有东西都被转移了”。(同上)紫禁城内大部资财转移的消息并非西方记者的孤证，当时的中国报纸也引述直隶消息来源报道说“惟大内所储财物则皆搬运入营。”(参阅1900年9月9日《申报》头版“京师近况”条)

除了可资“洗劫”的东西不多，难以行枪而外，根据当时的具体情形分析，联军即便有贼心有贼胆“劫掠”故宫，在技术上也还是比较困难：
一，美日官兵日夜守护，来回巡逻，进去参观都要获得批准(参见“守护紫禁城”一文)；
二，就算能够进去，里边地面不熟，弄不好模不著门找不著北出不来；
三，即便在大街上抢平民百姓，联军士兵还要趁天黑出门，他们何以有勇气在故宫里如入无人之境，明火执仗地抢掳？
四，若在街上行抢，惹的是平民百姓，而在故宫行抢，明显招惹美军日军。联军之间是友军关系，外交礼仪总是要守，这点面子都不给，不仅得罪友军，在国际上也难以交代(注2)。

尊重清廷威严，停止在紫禁城内剿匪

什麽情况下抢劫紫禁城最爲方便？应当是战乱之中，人群四散人心惶惶之际。不过一个令人惊讶的实事是，联军自动放弃了这样的机会：

8月15日，联军解救被围困的公使馆之后，北京城里拳民烧杀抢劫的混乱尚未解除，而且拳民和清军仍然盘踞紫禁城内。使馆区西北部与紫禁城接壤并在其射程之内。爲了保证公使馆人员的生命安全，美军将领谢费依(Chaffee)在当日带美军进入禁城内(依据美国公使康格1900年8月16日给美国务卿约翰海的电报内容，是否有其他联军进入不详)与义和团拳民和兵丁交火，试图把他们撵出使馆区的射程。但是次日，洋兵就不胜而撤，退出了紫禁城。

什麽原因？原来紫禁城内枪声一响，联军各统帅即刻爲此紧急召开联合会议。会议期间，俄军、日军认爲：禁城是清府皇家重地，在对兵匪发出要求投降的正式通牒之前，不应以武力攻占之。联军一致认同此一见解，遂退出紫禁城。由此可见联军并无意抢劫紫禁城。联军进兵北京前后，多次声明其目的是解除使馆危难，平息失控的暴乱，乃至于帮助大清政府维护社会治安。实事上，联军在紫禁城中的进退权衡中，所考虑的要点与他们的公开声称相符。

中国重要民间报纸指出“联军无扰紫禁城”

在联军进京以后，中国当时的重要民间报纸，《申报》，几乎每天都有关于联军在华各类消息的报道。而当时有关“义和拳匪”、“八国联军”的消息，几乎全部是头版头条重要新闻。我查阅了这份报纸自1900年8月八国联军进京后之后至次年7月联军悉数撤军以前的全部报道，结果惊讶地发现，在这些种类繁多数量巨大的有关消息中，没有任何一篇报道指证说八国联军公然抢劫紫禁城！

令人震动的是，《申报》中不仅没有关于八国联军抢劫行爲的报道，而且有与之相反的、更加明确的、关于联军无扰紫禁城及颐和圆的报道。例如，1900年9月8日，联军进京后不到一个月的时候，《申报》以“京师近况”爲标题，明确指出：“各国联军入京之后，并不扰及颐和园及禁城各处。”(注3)关于京城百姓情况，报道描述说：“民人之不及奔逃者，各授白旗一面令高悬门外，以示与兵事无干。”至于城内的秩序，《申报》的记述则与美军将领关于美军驻地情况的记述，以及美国驻华公使馆给美国国务院的情况报告全然吻合：“市中已贸易如常。乡人每挑运菜蔬等物入城，以博蝇头之利。守城兵毫不阻人出入，惟不准携带财物出京。”

上海的《申报》创办于1872年，终刊于中共接管中国的1949年，是那以前中国出版时间最长的民间报纸。这份报纸“记录了我国近代和现代的社会历史情况，保存了大量有价值的资料”(引自上海书店“申报影印说明”)，从过去到现在，都被国际公认爲是中国近代史上影响大，信誉高的自由媒体之典范。其报道具有相当的真实可信度。由此观之，联军公然抢劫紫禁城的说法，有捕风捉影之嫌，值得怀疑。
注1，一个极端的例子是，韩战期间关于“美国准备对华使用原子弹”的“事实”就是美国记者自己在当时美国总统杜鲁门的新闻发布会上穷追猛问，然后炒做出来的。这似是而非的消息弄得当时世界轰动。以至于英国首相埃德里即刻专程飞到美国进行劝戒。全世界都看著英国怎麽劝美国。不料埃德里在机场发表立志劝戒美国的话音刚落，就在杜鲁门哪里弄清了美国原本没有使用原子弹的打算！遗憾的是，和西方世界不同，社会主义阵营对此一消息的报道只有上文，没有下文，只有前面的不实之词，没有后面的澄清事实。这个炒出来的消息于是顺理成章地成了新中国政府所发动的中国反美运动的有力工具，成了中国人记下的美帝反华行动的一笔恶帐。

注2：在西方媒体广泛监督之下，各国公使和联军相当注重其国际声誉。此前有美国将军威尔逊，针对西方指责他毁灭中国白塔，要求澄清事实更正报道失误；后来还有各国公使联合，就翰林院乃西方公使所焚的中国官员奏折，要求中国官员作出修正，恢复名誉(另文详论)。

注3，《申报》中也没有任何关于联军抢劫颐和圆的报道。由于没有获得其他有关旁证资料，对于联军是否抢劫了颐和圆这一问题，本文暂且存而不论。

八国联军中的美国（二十五）

——附篇：中国兵匪自焚翰林书院！西洋学者痛惜《永乐大典》

中国官方历史教科书说翰林院是八国联军所焚毁的。但事实却是：翰林院毁于使馆被围攻的6月23日，而那时，除了获清政府许可先期抵达北京的340名外国使馆警卫人员，八国联军尚未进京。八国联军抵达北京的确切时间，是8月14日。当他们解救被围攻的北京公使馆时，翰林院已经在大火中和枪炮声中变为废墟将近两个月了。

翰林院被焚与其位置有关：其内墙之大部与英国公使馆北壁紧密相连。英国使馆”墙厚八尺，高二丈有奇”不易攻破，而且”其大可容千人”，所以，在庚子之乱中，英国公使馆内，容纳了大量各地逃到使馆避难的中国教民。在各国使馆被包围之初，十一国使馆最初聚集有限警力死命抵守，后来发现失策，遂分兵抵守使馆各要塞。当使馆区外缘的比利时、荷兰等国使馆被彻底毁坏之后，为了保证英国使馆不被攻破，内里的外交人员及大量中国难民得以幸免于难，各国使馆采取了更为积极的措施：占据了英国使馆东壁仅一条御河之隔的肃亲王府和与北壁紧紧相连的翰林院（参见胡思敬《驴背集》）。

翰林院是皇宫内服务于皇帝的翰林学士，也就是国家级别的文人学者经常出入的地方。它也是当时世界上最大最古老的图书馆，藏有卷帙浩繁的各类古版善本。举世罕见的珍品──《永乐大典》和《四库全书》的底本就珍藏于此。以金黄色丝绸装订而成的万卷册的《永乐大典》，是中国明代由两千名学者参与编修的大型综合性类书，经明末文渊阁大火，仅存副本。到了清代，这些副本已散佚两千余卷，收藏于翰林院内（参见《中国大百科全书》）。另外，乾隆年间由纪昀、陆锡熊与众多清朝优秀学者合编的世界上最大的学术丛书，巨达七万九千卷的《四库全书》的各类底本，当时也珍藏于翰林院内（参见美国汉学家恒慕义ArthurW. Hummel 所编的”Eminent Chinese of the Ch’ing Period, 2 vols.”《清代名人传略卷二》 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Washington1943）。

中国兵匪自焚翰林书院

6月21日，清政府对外宣战，义和团和清军开始围攻使馆及西什库教堂。据包括著名美国来华传教士、记者雷德(Gilbert Reid,中文名，李佳白)和当时法国驻华公使皮雄(MonsieurPichon，中文名，毕盛)在内的诸多在华传教士、西方学者、驻华外交官记述，翰林院大火是中国官兵拳匪自己点燃的：6月22日黄昏，清军烧毁英国领事馆东南角邻接的密集民居。次日，清军干脆引火翰林院，试图一举烧毁英国公使馆：“1900年6月23号，伊斯兰教徒士兵董福祥(清廷”甘军”首领—引者)在翰林院点燃了火，醉翁之意不在酒(“cuttingoff one’s nose to spite one’s face”)，很明显，他期待火势蔓延到毗邻的英国公使馆。”(引自”InSearch of Old Peking” by L.C. Arlington and William Lewisohn, firstedition 1935; revised edition b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HongKong, Oxford, New York 1987, p.16)。当时藏身在使馆的一位美国女教士，安德鲁斯(Mary E.Andrews，中文名，安美瑞)小姐记述说：“明显地，煤油被浇到了树上，以便助长火势。”(转引自”The BoxerRebellion: The Dramatic Story of China’s War on Foreigners thatShook the World in the Summer of 1900 ” by Diana Preston, Walkerpublishing Company2000，p.139)公使馆内避难的人们“运气不错，风转向了，使馆没有招致损失。但是翰林院及其辉煌的图书馆全然被毁了。”(引自”InSearch of Old Peking”，同上)其内副本仅存的《永乐大典》也成了这次大火的牺牲品。同样惨重而无法弥补的损失是–据瑞典汉学家马悦然先生考证–从全国各地搜聚的《四库全书》的大量底本，在那次翰林院大火中也被彻底烧成灰烬(参见”台北联合报副刊，马悦然专栏”第45集)。

将近一百年之后，我们还被告知“翰林院的数万册经史典籍，包括《永乐大典》均被(八国联军–引者)洗劫一空”(《国耻事典》P.296)。然而一百年前翰林院的那场大火，曾经同时映照中外当事人的面庞和身影，也浇铸著他们不同的情感和认知。一百年前使馆区内饱受惊扰的“洋鬼子”们，无从预料他们的经历将被改写得面目全非，也不知道他们的记录将被用来重新见证扭曲的历史，他们当时的记述毫无疑问是可靠的。我希望通过当年外国的传教士、汉学家和记者的记录以及后来外国学者的考证与描述，看看当时的情况，看看他们的反应和表情，判断一下我们教科书中的历史描述是否真实，我们头脑中的历史常识是否可靠。

后来的英国驻华记者、作家弗莱明(Peter Fleming，中文名，傅勒铭)在他的《围城北京》一书中记述道：“许多世纪以来，翰林院它的大厅和庭院是中华学者精华的聚集地那里各处有华美的木雕屋檐。外交官们觉察到了这种危险(指被焚毁的危险–引者)。但是他们觉得，中国人对学养、传统和建筑美的崇尚，会阻止他们以任何手段毁灭一个拥有世界上最古老悠久、收藏最丰富的图书馆。”这位作家接著写道：“次日清晨，风从北面强劲吹来。外交官们的判断再次被证明是错的。中国人在翰林院点燃大火，他们有条不紊地一个庭院一个庭院地烧。当董福祥率领的回教徒们(指清廷”甘军”，其士兵大都来自甘肃青海一代—引者)从上方的窗户里透越浓烟，猛烈开火的时候，怒吼声淹没了持续的枪声。这座古老的建筑在这怒吼中燃烧起火，就象一个易燃物。”(PeterFleming, “The Siege at Peking”,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Hong Kong1986, p. 121-122)

确实如此。例如当时躲在英国公使馆内的马丁(LizzerMartin)记述说：翰林院是他们所珍贵的文学馆，我们不认为会有什么危险。因为中国人没有必要摧毁它。不过这个传教士接下来就记述说，“我们相当耽心敌人会把我们烧死，因为他们自己在这个地方（翰林院）点燃了大火”。

西洋学者痛惜《永乐大典》

火势猛烈，没有任何可能抢救翰林院里的典籍。这些价值连城、有些甚至从未在皇宫以外面世的古版书籍，被随意抛到院子里，池塘中。此情此景震撼著当时在使馆内避难的西洋学人的心灵。”公使馆界内的外国学者们在检拾灰烬中残片时，泪水几乎夺眶而出。”(引自“The BoxerRebellion”，同上)他们了解中国传统文化学术的价值。他们肯定懂得，这些珍贵的书籍不仅属于中国，而且属于全世界。它们是人类精神宝库中的财富，它们是人类悠久文明的辉煌象征。

曾任袁世凯的政治顾问的英国汉学家，当时英国驻华记者毛里逊(George ErnesrMorrison)痛见翰林院在大火中焚毁，他记述道：“灰烬中的大堆的残骸、木本与残枝败叶一齐飞散，装点著这个帝王中国的辉煌书馆的废墟。”此情此景令他心潮如涌，他对肇事者感到极为愤怒，他写道：“为了向外国人泄愤雪耻，不惜毁灭自己最神圣的殿堂建筑。而这座建筑数百年来是这个国家及其学者们的骄傲与荣耀所在！对于作出这等事的民族，我们能够作何感想？这是一次辉煌的灾难圣奠。如此亵渎神圣，骇人听闻！”

一个字都不用改！这便应当是真相大白之后，我们中国人真实的反应。如果不是，真要重复毛里逊当年的愤怒和感慨：对于这样一个民族，我们应当做何感想？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编辑的那部所有“事实”都不标明资料来源的《国耻事典》还告诉我们“八国联军还用《永乐大典》代替砖块，修筑工事和铺路，甚至做成马槽，肆意糟蹋。”关于此种情况我想还是西方当时人后来的回忆记载比较客观：“多卷价值连城的百科全书实际上被攻、守的双方用于加固自己的工事。”引自”InSearch of Old Peking” by L.C. Arlington and William Lewisohn, firstedition 1935; revised edition b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HongKong, Oxford, New York 1987,p.16)中国兵匪为消灭英国公使馆，不仅践踏国际公约，而且自毁自己的翰林院，为了同样的目的继续糟蹋那些灰烬中未被烧毁的书卷。既然如此，有何颜面把自己打扮成一个当时的受害者，转脸就以爱国者自居，谴责遭到攻击的一方沿用他们的方式来加固自己的防御工事进行自卫？公使馆警卫队（不是正式的八国联军）以中国珍贵书卷代替砖块固然值得谴责，但是一个恣意焚烧践踏自己家园毫不心疼的人，如何能够如此理直气壮地指责别人拣拾利用那些被丢弃被毁坏的家具，说那是刻意的抢劫偷盗和犯罪？何况那是在战火纷飞，时局混乱利的情况下的自卫选择。然而这并不是翰林院故事的全部。

实际上，翰林院大火之后，出面要求采取措施、抢救残稿的，并非中国政府，却是英国官员！在清军义和团和使馆守卫双方都利用残卷书籍当作砖头加固工事这事发生之前，在翰林院大火刚刚熄灭的次日，“英国公使窦纳乐（ClaudeMmaxwellMacdonald）就通过专线给中国外交部门（总理各国事物衙门—引者）发出急电，告知他们，他曾试图抢救图书馆并要求他们出面收拾翰林院残剩书稿。”写下这段回忆的是当时在中国任邮政官员的美国人阿灵敦（LewisCharles Arlington）和他的同伴卢因森（WilliamLewisohn）。“不必说，中国政府那时–用一个适当的说法–正‘马踩著车’（“having at that momentquite other fish to fry”），没有理睬他的通知。”（引自”In Search of OldPeking”）不过另据记载，这位英国公使并不就此罢休：过后，他进一步采取行动，干脆把抢救出来的部分手稿和书籍送交到了清政府的总理衙门（参见“TheBoxerRebellion”，同上）。毫无疑问，他希望这些残卷在中国政府官员的参与和努力下得到保护和保存。

窦纳乐爵士弃而不舍的做法连美国人都觉得惊讶，认为这是一种“被围攻期间特殊外交智慧的表现”，虽然“不可思议但是无可置辩”。但是中国的这边就不是让人不可思议而是令人难过了。急电发过去的时候固然因为两宫蒙尘逃亡在外，用当时美国邮政官员得话说是“中国政府那时正‘马踩著车’，所以没有理睬”（参见“InSearch of OldPeking”同上）；可是事后这位英国外交公使将抢救出来的部分手稿书籍送交时，清政府方面仍然没有回音（参见“The BoxerRebellion”同上，下同）！

英国公使馆挨著翰林院。烧翰林院是为了毁英国公使馆。结果翰林院被毁，大量珍贵书卷被烧，公使馆却完好无损。窦纳乐爵士乃英国公使与汉学家身份兼于一身，他在狼藉满地的翰林院废墟和公使馆之间，心情必定复杂，也许几分歉疚，也许十分惋惜，但肯定他觉得对于此祸他责任重大。但是不管出于“外交智慧”还是出于爱护中国古籍之心，反正英国人为挽救那些残卷所付诸的正式的外交努力没有任何回应。翰林院废墟余烟袅袅，败纸残页破书片稿，满处飘散遗落。中国人自己居然无人心疼，无人在乎！中国人竟然将国宝弃之如敝屣！就这样，在翰林院废墟里，灰烬中检拾残片，一些书籍在当时在场的外国人手中得到了保存。有记载的是：当时的英国驻华领事希莱斯（LancelotGiles，中文名，翟兰思）保存了一卷成为珍贵的残存样品的《永乐大典》，以及一些其他珍品。其中包括皇帝举办的科举考试的一些卷子。这场著名的大火过去十三年之后，1913年，曾经在华执教的英国汉学家巴克毫斯（EdmundTtrelawnyBackhouse，中文名，巴克斯，1944年去世）将他精心保存的六卷《永乐大典》卷呈交给了英国牛津博德利安（Bodleian）图书馆。为了保护这些饱经灾难的古籍，图书馆为这六卷古老的著作特制了精美的木制封套，同时小心翼翼封补了书上的枪眼（参见“TheBoxerRebellion”，同上）。此外，另几卷《永乐大典》残本，经过英国人的收集保存，最后在剑桥东方图书馆和大英博物馆找到了自己的安身之地（参见参见“InSearch of Old Peking”，同上）。

翰林书馆的大火使馆内外国学者痛心疾首。他们将检拾收拾到的残片由英国公使出面送交总理衙门，也没有获得任何反馈。公使馆已经解救，清军拳民逃之夭夭，清政府回宫无期，这种情况下，收拾残局，检拾碎片，清理废墟的当然是各国公使人员及其联军。于是在灰烬中，残阁里检拾珍品，收为己有，自行珍藏。有的事后送交本国图书馆，小心保存收藏。这便是半个世纪过后，我们的教科书中所说的，八国联军抢劫中国珍古书籍了。

如果不是这样的“抢劫”，可能还有另外两种结局：一，各国公使人员面对被焚毁的书院兴灾乐祸，以至于转嫁愤怒，助火于废墟之上，将各处残稿干净彻底焚成灰烬；二，对废墟残稿强做视而不见，以珍惜自己名誉清白为理由，任散乱各处的残稿随风随雨化为乌有。果真如是，前者未免残忍，后者未免虚伪。

平心而论，设身处地，我宁肯认为，在这种情况下检拾珍藏中国珍品的外国学者应当特别得到中国后人学者的理解，甚至值得我们的尊敬、钦佩和感谢！尊敬他们珍视异国文化的精神；钦佩他们虽身陷中国兵匪重围，却仍然珍视中国文物古籍而不迁怒于物；感谢他们在大火之后的灰烬中，为世界保留下了一些中国《永乐大典》残卷，同时感谢他们多年来的精心收藏和保存。

各国就焚烧翰林院的指责要求更正事实

一年之后的1901年6月，八国联军陆续撤离中国。清廷掌院学士昆中堂，上奏朝廷，报告翰林院被毁情况并请求朝廷拨款兴修。文人学士爱文化的拳拳之心诚可嘉也，不过不知什么原因，他顺便把翰林院焚毁之罪责归于八国联军。事情刚刚过去一年，谁都知道把翰林院之毁归罪于洋兵，就象说他们在被围攻中故意自我引火烧身一样，等于是无稽之谈。他这么做也许无心，也许有意，也许意在言外，希望奏请拨款时少生事端。否则，指出是清军干的，等于给太后皇上脸上抹黑，弄不好节外生枝。当初慈喜太后不计后果，决计与洋人决一死战的连续三度“宣叫大起”（召见大学士六部九卿），朝廷内里有目共睹。现在国难刚平，阵痛尚在，谁愿意戳太后的伤口！能拨款复修翰林院就是目的。

可是这奏折内容不知怎么就让各国公使知道了。在拳乱期间，北京各国驻华公使处于漩涡中心位置，虽然环绕在他们周围的是喧嚣的仇外情绪和殊死战斗，不过他们自己能做的不过就是动动手发发电报写写公文，要么动动嘴开开会传传消息，即便在“四面为营”“教民分守”，“人以为必死”的紧急的时刻，他们也不过帮著挖挖地道抱抱孩子。一年过去，却忽然听闻前来拼死救助的自己的洋兵成了焚毁翰林院的罪魁！而且是清廷官员正式上奏的折子中这样指证的。当时心情可能就和一年前美国将军威尔逊，忽然听闻自己成了毁灭中国白塔建筑的罪魁的心情差不太多。

当事者八国联军也不干。毕竟他们当时并不在场。

于是他们召开紧急会议，详细了解情况，磋商对应办法。办法其实很简单，就和过去一样，给朝廷在京全权大臣发出正式照会，要求立即澄清事实，更正错误。其实清廷对内对外满脑门子官司刚有眉目，未必会认真对待奏折上对洋兵焚毁翰林院的指证。只是外国人自己一出来正式照会，中国官员便不能再假装糊涂。当即传递消息，疏通情况。而掌院”肇事”的中国官员”昆中堂”闻讯而动，即刻做了更正和声明。（参见1901年6月9日《申报》）

外国公使这次如此郑重其事的外交正误行动，除了要求实事求是，与国际媒体的监督作用有间接关系。八国联军进兵中国，是当时的全球关注的重大国际事件。八国联军在中国的一举一动不能逃脱西方新闻媒体的注意。这些西方媒体不受官方控制，各国随军记者能够秉笔直书所见所闻而不被自己“爱国情操”干扰。

当时的俄，日，德，英等国都对中国各怀贸易扩张进而领土扩张的野心。俄国侵占中国东北三省，血腥屠杀中国百姓的残暴、德军在华扩大打击拳匪范围，不分青红皂白仇杀中国百姓的野蛮复仇行径、以及其他联军僭越进兵中国之初衷的行为，都在西方媒体上有大量报道，并且引起了国际间的普遍谴责。当时没有联合国，除了美国一贯坚持的”门户开放政策”及其种种外交努力，国际舆论是唯一监督八国联军在华行为的力量。虽然这种舆论监督并不具有强大的制约力，但各列强亦不敢置若罔闻，全然不当一回事。若有重要报道与事实不符，必定认真要求澄清事实。

（注：第二十三集空缺的原因，23集的内容是谈德国烧毁仪銮殿的质疑，以及美国日本德国等军队在紫禁城内外救火，其实文章早已草成。但是不久前发现了更多的原始记录，综合起来，仪銮殿在1899年到1900期间有记载的火灾至少有三次，而且具体时间上相互冲突，无法归纳，此外关于火灾原因各家说法也不一致，无从判断。事实上，资料显示，庚子国难期间仪銮殿火灾由于发生时间，次数和肇事原因的记载混乱相互矛盾，使得它成为一个历史悬案，扑朔迷离，难以定论。快刀斩乱麻，干脆归罪于德国人，如中国大陆史学界已经做的那样，当然简单，但是这种囿于意识形态化之束缚的做法不仅不负责任，而且有失治史的严谨。然而无论采取当年记载中的哪种说法–失火，雷劈、外国人所为等–都需要更加翔实的材料和更加大量的调查研究。慎重起见，我决定暂时跳过这一集，以便有充分的时间做进一步的研究。在此特向读者致歉。）

(八国联军中的美国（二十四）–附篇：中国兵匪自焚翰林书院！西洋学者痛惜《永乐大典》 全文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