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国联军中的美国(上)

作者:BeiMing

八国联军中的美国(一)

──美军参加“八国联军”在华行动的证据和更多疑问

由于美军在八国联军中的行为在美国对华外交行史上是一个不能够跨越的问题,也由于“八国联军侵略中国”是中国近代史上的要案,还由于最近查阅了大量大陆学者可能从来没有接触的有关史料,我决定暂停“庚子赔款中的美国”的撰写,而回到“八国联军中的美国”题目上来,对这个在大陆学界已有明确定论的重大历史问题认真做一番检视。希望为以后相关的研究至少提供一些从未面世的史实材料和不同角度。本次先依据我目前查阅到的相关史料,对我早先提出的美军在华“侵略行为”的疑问做一简单回答。

我在“美军在联军中的‘侵略行为’阙疑”一文中,按照事件发生的顺序提出了1900年义和团运动时期美军在华行为的四个疑问:一,美军是否参加了攻占天津的军事行动;二,美军是否全程参加了进攻北京的军事行动;三,美军是否参加了联军对北京的分片占领;四,美军是否参加了随后的军事讨伐行动。前两个问题,从夏建先生“美国加入八国联军在华行动的历史考证”一文中,基本得到证实:美军参加了攻打大沽炮台和占领天津的军事行动;美军参加了全程的对北京的进攻,直到解救出被围困在外国公使馆的美国公民。最后一个问题,从夏建先生的考证中,也基本可以得出结论:美军没有参加占领北京之后的四处讨伐。笔者阙疑之后进一步的考察结果基本支持上述结论。同时发现的另一个相关的疑问及其结论是:美军行动结束后和联军一样,没有立即撤军。

一,美军参加在华全程军事行动

关于美军出兵中国的证明之一:1901年1月26日和同年3月23日,八国在京商议庚子索款期间,美国海军部和作战部分别应美国政府要求,就对华军事行动的军费开支和损耗作出过评估。海军部的评估有三个项目,其中第一项就是“在大沽期间”。作战部则是按照所属各分部开支分别列出的。这两个部门的评估单在1924年美国国会关于免除中国未来分期支付的庚子赔款“201联合决议”听证会上,由会议主席出示给听证会各议员,作为讨论的参考资料之一。这份资料因而也连同听证会一起被记录在案,保存至今,成为确认美国出兵中国天津和北京的重要文献。

美军出兵中国的第二项证明是一部当事人的回忆录。当事人是关键人物:美军当时在华行动陆军第二指挥 威尔逊(James HarrisonWilson)将军,回忆录题为《老旗帜之下》(Under the OldFlag)。这本1912年出版的回忆录中,在“中国义和团战争”一章里叙述了作者出征前耳闻的有关战事,然后描述说“……接下来我就听说作战部长命令菲律宾的一只部队开赴大沽和天津,并通知谢费依(AdnaR. Cheffee)将军任救援远征(reliefexpedition)的总指挥。”这位参加过美国独立战争和古巴独立战争的将军接著回忆说:“三个礼拜之后的7月22日,我接到阿迪奥坦特(Adjutant)将军的电报,通知我说一只更大的部队将被派出,如果需要,我将作为第二任指挥派往中国。”

此外,仔细翻阅那一时期的美国政府与中国外交关系的文件记录,可以间接看出美国介入在华救援行动的信息。塞耶(William RoscoeThayer)1908年出版的关于约翰海的生平一书,对于美国出兵中国也有具体的记载。

二,美军进京后没有四处讨伐

关于美军没有参加联军在京讨伐行动的证明,是1900年10月1日美国在华专员罗克西尔(Rockhill)发给国务卿海的一份重要电报中提及的内容。这封电报首先描述了联军进驻天津和北京之后那里的情况,然后在提及美军的表现时是这样说的:“我很高兴能够告诉您,我们军队在这里和别处任何地方的行为正如我们所希望的那样。他们的纪律和良好的耐力受到所有方面的赞许。”

大量的旁证材料也支持美军没有四处讨伐的结论。不仅如此,一手资料证明,在联军占领北京后,美国还谴责并制止了德军在北京以及外围地区的军事报复行动(将在以后文章论述)。

三,美军没有立即全部撤军

关于1900年美军在军事行动结束后是否立即撤回菲律宾的问题,我的考察结果是:美国政府确有强烈意象,为了避免节外生枝,为了维护二度门户开放政策的宗旨,希望美军在结束行动后立即撤出北京,而且也确实作了这样的决定,下达了这样的命令。甚至在当年10月将在华行动陆军第二指挥威尔逊调回了美国。然而这并不是事情的终结。美国政府在认真听取在华专员罗克西尔关于北京情况的详细汇报之后,采纳了他暂不撤军的建议。美军是和联军一起,在次年辛丑条约签订之后才撤离北京的。有关详细内容及其原因,我将在以后的文章里披露。

四,关于美军在“八国联军”行为中的进一步疑问

一般尔言,美国在国外军事行动一般要由国会讨论通过相关的议案,授权总统下达命令,才能进入执行程序。如果是这样,在美国政府历年根据原始外交文件刊印并保存的政府文献中,应当有关于国会就美军出兵中国的讨论记录、授权总统下达命令的相关法案以及总统签署下达的命令公文。但是在相关的资料中,却没有有关文献和记录。也没有美国总统签署的相关命令。显然,美国国会没有就美军出兵中国及其在华军事行动进行过讨论,没有授权总统下令出兵。

这样就出现了一个问题:为什么这项军事行动没有经过国会讨论呢?

我们当然可以至少作出两种猜测,第一,这项军事行动由于时间紧急,而没有时间讨论;第二,这不是常规意义上的军事冲突,而是以救援为目的特别行动。但推测毕竟是推测。美军究竟是如何作出出兵中国的决定的?在八国联军出兵之后,直率声明要保护中国领土完整的美国,却为何要加入七国联军进兵中国?美国在决定这样行动时面临什么样的局面?面对义和团的暴力攻击,美国政府不仅肩负保护自己公民生命财产的责任,同时给自己加上了保护中国领土完整的义务。二者虽然不是完全相互矛盾,但却由于列强吞并中国的野心使决策环境变得复杂,实行过程变得艰难,美国如何运做?在保护本国公民生命财产上,美国于七国利益一致,但在瓜分中国领土上,美国与七国态度全然相反;另一方面,在姑息甚至纵容乃至支持义和团滥杀无辜问题上,美国与中国政府严重分歧,但是在保证中国领土完整和全权管理上,美国完全站在中国立场;义和团运动使美国的公正原则和门户开放政策受到严重挑战,美国如何处理这期间多方的复杂关系,跨越义和团障碍,实施既定的政策?这些疑问,我希望在以后的“八国联军中的美国”文章中依据史料作出陈述和分析。对这些问题进行实事求是的陈述和初步的解答。有助于我们了解美国在那一历史时期的对华行为。也有助于重新检验我们过去关于“义和团运动”和“八国联军侵略中国”的知识。

八国联军中的美国(二)

──美国与中国恳谈义和团问题

中国历史上的“八国联军侵略中国”不是一个孤立的事件。历史文献记载,庚子年间义和团之乱危害在华外人(以及中国教民)生命财産,而清政府在半年之久的时间里无视各国多次警告,对义和团暗中鼓励,将国际信誉丧殆尽,其直接的后果就是八国引兵自救。“义和团”原名“义和拳”,其名首次出现在官方文献上是1808年,嘉靖年间,终于酿成中国庚子之祸,简单说来基于两个原因:列强十九世纪下半叶对中国的侵略和欺侮导致的民间普遍仇外情绪;清政府的纵容导致义和团之乱迅猛发展。

庚子之祸的具体由来

早在19世纪后半叶,在华外国传教士就不时遭到中国民间势力的攻击。不过这种攻击在1899年底之前从来没有演变成全国性的暴乱。义和团之乱起于山东。山东注定成爲庚子祸起之源是因爲,山东巡抚李秉衡对外来宗教文化引起的教民冲突不问是非,将义和团暴乱的全部责任归咎于基督教徒。他建议朝廷对义和团采取怀柔政策。他的纵容间接导致1897年两名德国教士被害。而德国竟以此爲藉口强占胶州湾,使得当地中外关系更加紧张。对于德国人对中国百姓态度的傲慢无理,德军在山东的横行霸道,甚至作爲第三者的美国外交使节都愤愤不平。1899年美国公使康格(Conger)就爲德军借鲁东日照县一起很小的教民冲突而拘留中国士绅,专门向美国国务院报告,希望美国政府关注(Mr.Conger To Mr Hay, Legation of the United States, Peking, China,April 17, 1899)。

1899年3月年毓贤继任山东巡抚,继续支援义和团暴乱,赏拳民以银两,令其设厂教授兵勇拳艺。不仅如此,还在山东出告示将“义和拳”称号爲“义和团”,收归官方所属的团练。官方的支援加剧了拳民对各地教士与教民的攻击。而毓贤却上奏朝廷曰“绝未有酷虐教民之事”。朝廷纳取毓贤奏议,转而持更强烈的排外态度(T’an,The Bpxercatastrophe),致使1899年底乱拳迅猛向外省发展。(参见《康桥中国史,晚清篇》,唐德刚《晚清七十年》,)。

美国首先、多次提请清政府解决义和团问题

受列强欺压要反抗本是极爲正常的民族情绪。但以暴民政治的形式危及到外国和本国生命财産,就从情绪变成了法律问题和违反协约的问题。1899年底,美国开始注意到中国兴起了“一个叫做‘义和团’的秘密社团”,它以暴力攻击西方外国传教士和基督徒并“誓言驱逐外国人和灭绝基督徒”(Mr.Conger to Mr. Hay. Legation of the United States, Peking, China,December 7,1899)。那时美国就开始与中国政府联系,请求清政府关注并妥善解决。依据美国政府刊印的当时有关外交文件统计,仅在当年11月期间美国在华公使就至少于11日、16日、25日、26日四天内给大清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写了七次通告(早前文章中的“四次”爲误—–特此更正),报告在山东、天津各地针对天主教会、基督教会生命财産的杀戮和暴乱,敦促清政府采取相应措施。

暴乱态势有增无已,12月,在华各外国公使要求清政府撤换毓贤职务。毓贤爲此入京,竟说服朝廷守旧派支援义和团并获慈禧首肯。慈禧于此前的1899年2月在义大利对福建三门湾问题上,就实行强硬抵抗政策。奏效后,对外更是不问是非曲直,一律“不思媾和,亦不赖外交略矣”(谭春林,ChesterC. T’an. The Boxer catastrophe,转引自《康桥中国史,晚清篇)。慈禧的强硬态度本来无可指责,但这位页赫那拉老太却欲利用义和团这样的不治之衆发泄国愤,以家政心态处理国家外交事务,将“态度情绪”与“政策策略”混爲一谈,全然没有契约精神和规则意识,实乃中国之大不幸。到了1900年5月情况变得更加严重,保定府南部也发生了义和团攻击天主教会事件,义和团通过直隶向北发展。

法国传教士的见闻

5月18日,保定府附近,天主教村庄被毁灭。61名基督徒被杀,有些被活活烧死。北京以西40英里处一名中国牧师和一名中国教徒被杀,教堂被毁( Mr. Conger to Mr. Hay. Legation of the United States, Peking,China, May , 14,17,18,1900)。情况在法国人眼中更爲严重。5月19日著名的法国传教士樊国梁(Favier)给法国在华公使毕盛(Pichon)写了一封长信,表述他所了解到的情况说:“被杀死的基督徒有70多名,……许多村庄被抢掠和烧毁,更大量村庄被废弃。2000多基督徒赤手空拳,无衣无食,四处逃窜。仅北京一地,就大约已有四百多名难民,包括男人,妇女和儿童。成千上万人将在近期赶来。我们将必须停止中学以及大学的课程;利用所有的医院做空房接待这些不幸的人们。在东部,抢掠和焚烧情况严重,每小时都有警报消息传来。北京已被四面包围,义和团日渐临近北京,唯一耽误他们行程的是他们对基督徒的烧杀抢掠。……宗教迫害不是唯一的宗旨,真正的目的灭绝欧洲人……北京城里他们的同伙已经准备好攻击教堂并清除领事馆……。”这位主教最后请求法国在华公使:“派送至少40至50名海军来保护我们的人员和财産”(BishopFavier to Mr. Pichon, French minister. Pekin. May 19, 1900)。如我在“美国门户开放政策之四”一文中所陈述的,早在四月份之前,在华各外国公使已经三度联合照会清政府解决义和团问题。欧洲报纸以及美国报纸都大幅报道并继续关注数月来在中国连续发生并愈演愈烈的违反协约,滥杀宗教人士的消息。世界并不理解中国由来以久的仇外心理,也没有多少人懂得中国的民族主义情绪。就事论事的国际媒体不明白的是:究竟中国政府对义和团滥杀外国教士和中国教民究竟抱什麽态度?人们推测,“清政府如果不是这场大面积谋杀的唆使者,就是过于脆弱而没有能力平息这样的暴乱。”(Mr.Conger to Mr. Hay. Legation of the United States, Peking, China,May 21, 1900. 此信收到日期是7月3日。下同)

美国与中国恳谈义和团问题

5月18日康格给约翰海电报义和团危机的同一天,与大清外国事务总理衙门官员就平息暴乱、恢复秩序问题举行单独会晤。对于列强瓜分中国,美国一贯站在同情中国的立场;对于德国在山东的侵略和在教民冲突中的蛮横无理,美国也明确站在中国一边。但是鉴于当时义和团暴乱的持续发展,康格对与会的总理衙门大臣明确表示了美国政府在列强与中国之间的艰难选择:“各外国政府眼见暴孽行爲不能继续坐视不理。我只能代表美国政府说话。但是由于中国持续违反协约,这种做法(代表美国政府说话)正在变得非常紧迫艰难。”康格的话很委婉,但是意思很明确:各国要起来指责清政府,康格不能多管,因爲康格最多只能代表美国政府行事,继续表达美国对中国的关注。但是由于中国持续违反协约,美国独立于列强的立场正在变得越来越艰难,美国正在失去保持过去立场的耐心!

针对美中之间在义和团问题上的矛盾,他进一步表示:“美国一向是,现在仍然是中国的好朋友,希望中国的繁荣昌盛,但是目前更爲决定性的是维护所有美国公民和基督徒在协定上的权利。”说白了,美国支援中国不是无条件的,中国必须遵守过去协定上的规则。这是国家与国家之间交往的根本前提。

康格表示“美国希望支援中国政府对违反协定的暴行严格履行自己的义务。美国愿意这样做,这不仅是爲了美国的利益,也是爲了中国人民自己的利益,这个国家的政府目前正遭到不法组织的威胁……”。

康格在这次会晤中委婉或明确地阐述了三个观点:一,由于义和团持续的暴虐行爲,美国可能被迫转换以往在列强与中国之间既定选择;二,美国必须爲自己的在华生命财産而提请清政府解决问题;三,爲了美国也爲了中国,美国愿意帮助清政府履行协约义务。

尽管事态严峻,美国的一番好意已经尽在康格一番忠告之中。这些忠告基本上表明了美国在义和团拳乱期间的和所持的立场。虽然必须作出选择,必须维护本国利益,美国不愿放弃原则,抛弃中国。举目当时情况,各国于请示电函往来,资讯交换、商议照会之间,忙得都是自己的利益和算盘,美国即要参加各公使馆敦促清政府解决问题的联合行动,同时努力地与中国政府保持单独联系,希望就美国的独立于列强的立场更好地对话沟通。

八国联军中的美国(三)

──希望落空,要求警卫公使馆

美国相信中国政府将采取措施

美国努力与中国政府保持单独接触,试图使中国了解美国在拳乱和七国之间选择立场的难处。但是美国公使康格在这样做的时候却不知道,正是在5月,中国政府原本欲采纳山东做法收纳拳民爲官方练团,只是由于裕禄和袁世凯劝阻而未能实施。他当时无法判断美国对华的善意和劝戒注定不会有积极结果。

尽管不了解内幕,半年来的交往却使清政府的信誉大打折扣,所以当总理衙门大臣向康格宣读平息暴乱的公告之后探问康格,是否会电告美国政府清政府能够或者正在镇压暴乱时,康格的回答是:“由于我已经向美国政府电告了清政府保证平息暴乱法令,却发现六个月来那不过是一纸空文,所以我不会电告美国政府说大清可以或者正在平息义和团。但是如果您们在三天之内付诸行动,我将乐于尽快如此电告我的政府。”清政府官员向康格保证以足够的兵源恢复秩序。康格强调说:除非情况缓和,暴民威胁解除,否则他将强烈要求派遣足够的美国海军警卫保证安全。总理衙门大臣对此表示反对并认爲“没有必要”,同时重复半年来的说词:将采取有效措施解决问题。

然而事实是,清政府仍旧拖延时间,一直弄到外国救援警卫开赴北京,却转而加入了义和团的围堵拦截。

对此毫无预料的康格在5月21日向约翰海汇报上述谈判情况时表示:对于外国生命财産构成的危险“不是来自任何智慧团体的或有组织的攻击,而是来自愤怒的乌合之衆的暴力。”美国已经与许多个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和商业往来,有著十分成熟的商业规则和契约精神,但是美国人诚心诚意在中国作双边互惠的生意,遇见的怪事不只是遭受乌合之衆的暴力攻击,他们压跟不懂的是中国政治!在有三千年韬晦传统的中国王朝面前,康格犯的是所有美国人必然要犯的错误。所以,虽然康格相信:“眼见爲实,无人可以(爲中国是否采取有效措施)断言”,他还是过于天真地写道:“无论如何,正如我此前的电报所表示的那样,中国政府已经警醒到义和团暴力的危险而将采取更加有效的措施”。

康格在5月21日发往美国国务院的上述电报,汇报他与中国政府协商的情况和中国政府的态度,要多重要有多重要。奇怪的是这封电报迟至7月3号才抵达美国。其中原因也许只有在慈禧太后的政治黑匣子里才能找到。而且这不过是后来许多迟到的美国外交电文的第一封。以后还有多封报告燃眉之急,要求救援的电文被延迟数月之久,在北京平息暴乱、恢复秩序之后,才跚跚迟及大洋彼岸。

各国第四次照会清廷解决义和团之乱

5月20日,爲回应法国的请求,在华公使团主席召集各国公使开会。会议依据在京天主教主教的信件以及其他传教士的见闻,就当时各地遭受攻击的情况交换了资讯。由于情况十分严重,各公使纷纷建议主教向清政府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呈交信件并要求立即采取有效措施(Mr.Conger to Mr. Hay. Legation of the United States, Pekin, China, May21, 1900)。

次日,在华外交使团主席葛洛干(Bernardo J, deCologan)代表在华各外国公使馆就解决义和团暴乱问题联合向清政府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发出照会。如果不是当时情况混乱记录疏忽或者资料繁杂统计错误,除了美国在上一年底首次对清政府的数次照会,这应当是各公使就同样问题联合向清政府发出的第四次照会。照会爲解决义和团在各地滥杀无辜的行径向清政府提出了六项具体要求。(TheDiplomatic Body To the Tsungli Yamen. Pekin, May 21,1900)

要求警卫进京,强调保卫公使馆的目的

然而所有与清政府的正式沟通都无济于事:5月底,鲁、直隶两省北暴乱已经失控,北京地区周边村庄被毁或被弃,教堂焚毁,难民四处逃窜,而且眼看义和团逼近北京。各外国公使官纷纷与本国联系出兵保卫在京生命财産。1900年5月26日,康格发电给约翰海:“情况没有变化。如果必要,如果其他国家领兵进京,我是否可以与海军舰队司令一起安排公使馆的警卫?”康格提出要求的目的十分明确:保卫美国公使馆;康格提出要求的前提也十分明白:危机情况没有缓解、“必要”而且“其他国家领兵进京”。这应该说是一个国家在数度寻求和平解决方式无效后的正常反应(Telegram.Mr Conger to Mr. Hay. Pekin, May 26.1900) 。

同日,代理国务卿希尔(Hill)的回复的全文是“如果公使馆需要安全保卫,就派送警卫作爲你的护卫(力量一事)与海军舰队司令协商。”美国政府的态度显然十分谨慎。虽然康格提出要求的目的已经十分明显,在给警卫力量开放绿灯的同时,希尔还是再次强调那个不言而喻的前提:“公使馆需要安全保卫”(Telegram. Mr. Hill to Mr Conger.Department of state, Washington, May26,1900)。事实上,早在5月上旬英国人在自己的租借地威海卫遭到当地民衆攻击之后,5月17日康格就给海军发过急电,报告“情况日益严峻,要求军舰速抵大沽”(Telegram. Mr. Conger to Admiral Kempff at Yokohama. Pekin, May 17,1900)。美国国会当时没有就此要求按照规则及时开会进行讨论,美国显然没有意识到事态的发展,更谈不上准备对华出兵。

据美国海军部的历史文献记载,接下来从5月27日到31日,美国的56名船员和海军陆战队员抵达天津大沽港──这就是美国在“八国联军侵略中国”中的最早的行动。

八国联军中的美国(四)

──警卫进京清政府认可

中国妇孺被杀,康格要求全面调查

义和团运动在1900年5月下旬已经发展爲公开的全面的杀戮和暴动。5月25日,又有9名归依美国基督教卫理公会派的中国妇孺教徒以残忍方式被害,家园被抢劫并焚毁。于此同时,北京附近保定的铁路桥梁、车站被毁,车上外国公民逃往天津。清兵违规袭击外国公民。接下来,北京附近通往天津的车站丰台被焚烧,京津交通中断。义和团继续向北京进发。

美国却依然相信中国政府的诚意,康格28日电告海说“中国政府试图平息但是显然无法奏效。”(Telegram. Mr Conger toMr. Hay. May 28.1900. p.132 and June 2, 1900)各公使馆已经一再调整对中国时局的策略。而美国的注意力却首先集中于中国基督徒被害事件上。经过两天的调查核实,确证9名妇孺被害消息无误。美国公使馆遂于29日将事件调查报告作爲备忘录呈交清政府总理衙门。

30日,公使康格写信通告清政府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愤怒地指出:仅仅由于这些妇女儿童归依美国宗教就被义和团残忍地杀害了。“我曾经最早并多次爲此警告您的圣上和阁下,坚持要求保护这些穷苦人,避免这样的事情发生。而中国政府并未立即派兵制止。而且很多情况下士兵行动迟缓,不仅没有逮捕凶手反而与义和团关系密切。”历经半年多与清政府官方的交往,康格终于意识到他所面对的棘手局面,中国政府并非无能,而是纵容杀戮。康格言辞明确却仍然有所保留地指出,美国“不能够忽略中国政府部分官员公然无视中国在协约上所承担的义务的事实。因此,对于这项恐怖事件,中国政府不能逃脱其全部责任。”康格要求立即全面调查事件,逮捕并适当惩罚凶手,保护目前幸免遇难的中国教徒安全返回家园,并不再受到迫害。康格最后要求清政府就处理上述问题所采取的措施尽快通知他。最后,他这样结束这封令他十分焦虑而愤怒的外交信件:“我再次提供一个机会以便确保我对您的最高敬意。”(letter.Mr. Conger to the Tsungli Yamen. Legation of the Unites States,Pekin, China, May 30, 1900)

各国连续通告清廷派警卫进京

5月28日,收到9位妇女儿童被残害的消息之后,其他各国的反应首先是自己的安全。包括美国在内的德、英、奥、法、意、日、俄八国联合致信大清总理各国事务衙门,通告说八国决定爲立即送军事派遣队抵京召开会议。并要求清政府爲此安排火车运送派遣队到京。通告强调说:各国使节长时间以来一直呼吁解决义和团问题。这个问题的持续发展只能使中国当前的局势恶化。对此一要求,各国使节没有授权中国政府置之不理。(TheDean of the Diplomatic Crops to the Tsungli Yamen, Pekin, May 28,1900)次日,29日,总理衙门的回复重复过去的陈词滥调说,已经派清兵赴各地平息暴乱,同时将再度颁发御旨令有关地区恢复秩序。盗贼源起,没有枪械,故易于迅速平息。总理衙门请求三五日之后各国再做决定。(TheTsungli Yamen to the Dean of the Diplomatic Corips. Pekin, May29,1900)而事实上,自1890年代山东巡抚李秉衡对义和团的暗中暗中煽动到1899年继任巡抚毓贤公开庇护,朝廷对义和团的纵容乃至支援在民间已经不是什麽秘密。虽然由于裕禄和袁世凯的劝阻,朝廷没有收纳义和团拳民爲团练。但是慈禧已经召拳民入京,不仅奖励其首领,而且命内侍宫女习其武艺。此风一开,不少拳民还被亲贵、公王府召去卫护宫邸,清军官兵也入团习拳。

各国公使未必了解这些情况,但是清政府和总理衙门的信誉资源已经在长达半年的时间里丧尽。华各国公使接到总理衙门回复,断定乃是一纸空文。“八国联军侵略中国”的历史就这样拉开了序幕:

5月30日,英国公使窦纳乐爵士 (ClaudeMacDonald.1852-1915)带领各国公使面见清政府总理衙门徐用仪、许景澄、袁昶、廖寿恒和联袁五位大臣,恳切要求特许派送各国武装警卫人员到京保护外国公使馆并提供运送设备。窦纳乐爵士举例说明他们无法再依靠中国军队的保护(两个英国人在丰台遭受守护永定门的清兵袭击以及保护法国工程师的清兵在法国人离去后烧毁了他们的住房)。窦纳乐爵士强调,如果中国政府拒绝应允这项合理要求,警卫将在没有准许的情况下抵达。衙门官员回应说要请示正在颐和圆的光绪皇帝,次日清晨才能做答。窦纳乐爵士指出,回答不能延迟,每一刻的延迟都导致更爲严重的后果。在俄国、法国、美国公使表示了对窦纳乐爵士意见的明确支援后,窦纳乐爵士再度强调指出,中国军人的行爲证明与盗贼并无二致,在如此的紧急情况下无法信靠。清政府官员表示当日下午就将此次会面内容上奏皇帝。焦虑失望而愤怒各国公使们在会议结束前再次告知,无论清政府是否奏准,他们都坚持引兵自救。(Memorandum of an interview between the ministers of Grant Britain,Rissian, France, and the united States and Messrs. Hsu Yung-i, HsChing-cheng, Yuan Chang, Liao shou-heng, and Lien Yuan, ministersof the Tsungli Yamen, on the 30th of May, 1900.下同 )会晤结束在31下午四时许。接下来三十个小时内焦虑等待中的各国公使没有得到任何回复。

各国警卫抵京

31日□晨,联合公使发出联合命令,紧急调遣警卫队进京担任公馆保卫任务。命令同时抄送清政府总督。31日□晨两点,公使馆得到通知说,命令已经送出。5月的最后一天夜间八点许,三百多名英国、俄国、法国、日本、义大利和美国的警卫人员(美国50名,俄国75名,英国75名,法国75名,义大利40名,日本25名)终于抵达北京。德国和澳大利亚的警卫则已经登途。(Mr. Conger to Mr. Hay. Legation of the Unites States, Pekin,China, June 2, 1900)人都到了,清政府的回复才跚跚来迟。说是,如果外国公使坚持派军队进京,清政府将采取中立立场而不进行阻止。(The TsungliYamen to the Foreign Ministers. Pekin, June 1, 1900)按照国际惯例,保护外国领事馆的安全是所在国政府的责任。外国武装出兵实属违反规定。然而这一惯例并不适合八国警卫进京。因爲谁都知道,义和团报暴民正在周边滥杀无辜,并向北京接近。半年之久的和平交涉非但没有缓解危机,反而清军又和义和团私下联手。清政府政府违反协约在先,各国派警卫在后。及至德国公使和日本书记官死于北京街头乱匪之下,就更无惯例可言了。再者,最初所谓军队进京,不过是些驻天津大沽港口的水兵。因爲情况紧急,远海来不及运送正规军,所以美国在内各国大都以水兵凑数,只求有武装人力进京自保。此外,八国从召开会议到决定派出安全警卫,从通知清政府到下达命令,所有过程不仅公开透明,而且通知到位。对义和团暴力心知肚明,算盘精细的清政府,当然知道事情如何发展到今天的地步。清政府没有理由向一百年后今天被误导的中国民衆这样,认爲八国武装入京,铁定是“对华侵略行爲”。

康格对于警卫到达的感觉是:在义和团烧杀抢掠的威胁中,北京极大地获得安定。然而他还是过于天真了。(Mr. Conger to Mr.Hay. Legation of Unites States, Pekin, china, June 2,1900)事情并不向康格想象的这样简单,“八国联军”还必须对更严重的危机作出更严重的反应。康格本人面临乱局,身陷困境,感受日渐临近的危难,爲了保护在华公使和美国人及中国教民的安全,他与远在太平洋彼岸的美国政府还将有一场相当艰难的沟通。而美国政府爲了自己的理想和原则,还将作出更艰难的选择。

八国联军中的美国(五)

──试图迫使清政府采取强力措施

危势迫近,各国再度强调警告出兵

各国警卫人员的到来宽解了公使馆外国领事及各国难民们的心情,然而实际情况并没有得到任何缓解:北京周边义和团的暴乱持续加剧。铁路作爲西方工业文明的标志已经成爲义和团破坏袭击的重要目标。由于受到5月29日朝廷另一上谕的鼓舞,复修通车的京津铁路再度被拳民截断。铁路工作人员受到威胁,保定府铁路暂时废置,而北京—汉口一线交通运输告停。此外英国传教士(Robinson)在距北京四十英里处的一个村庄被暴民杀害,他的同事(Norman)被囚。所有外籍人士四处逃避。“武昌的鄂督张之洞和督办铁路大臣盛宣怀奏请朝廷镇压暴动,但徒劳无功”(《康桥中国史,晚清篇》)。

驻华公使开始了解到朝廷爲守旧派所掌控,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在于危险决非仅仅来自民间,也不是十数武装警卫可以应付的,由之更加忧虑北京外人的安全。6月初,英国公使致电天津舰队司令西摩(Seymour)求助。而各外国公使纷纷以照会或口头形式反复通告清政府:1,继续要求恢复秩序;2,再度通报将出兵保护本国公民;3,严重警告此举一旦失败或引起更严重后果,清政府负有全部责任(Telegram.Mr. Conger to Mr. Hay. Pekin, June 4,1900)。话已说得十分明白。各国公使开始真正意识到武力冲突的不可避免了。

康格试图创造清政府解决问题的条件

美国公使康格似乎总算悟出问题出在清政府内部。6月4日,他给约翰海写了长信,说“清政府不能够或者不愿意(也许二者兼有之)对付他们。”“有充分理由相信,虽然朝廷下谕反对义和团,但他们秘密号召受命的爱国者和士兵不要与他们(义和团)开战。”康格终究不是一个中国政治家,他至多只能相信朝廷授命清兵不要和义和团正面冲突。诸如朝廷明谕“人民习技艺以自卫身家不应视爲会匪”一类的上谕(1900年1月12日颁布,T‘an,The Boxercatastrophe),以及拳民被召入宫廷,受奖、授拳、守卫宫邸一类的事情,就超出他的想象能力了。虽然如此,再迟钝的外交官也不能不开始怀疑统治集团解决义和团问题的诚意。他确实开始意识到这场暴乱能够旷日持久并愈演愈烈的原因在于朝廷内部的权利斗争,他告诉约翰海:目前情况主要是由于清政府内部在义和团问题上的严重分歧,削弱了控制力量而导致的。他说可靠消息来源证明,宫廷内派系间的关系非常紧张。

同样意识到义和团之乱的不可避免,康格作爲美国公使,他的反应跟其他各国公使不尽相同。他集中考虑的仍然是依靠中国政府自行解决问题。当然他不再消极地诉诸口头照会,而是希望增加外部压力。他在给约翰海的电报把这个意思表述的非常清楚:“如果这个政府足够强大,各国当然可以以不同的方式迫使他们恢复秩序保护安全。”他爲此设想的非常具体:“事实上,也许唯一可以促成这个行爲的办法是,几个政府联合行动从而迫使他们(清政府)或者诉诸必要的兵力,或者承认他们缺少兵力。”他最后表示,“过去二十八小时发生的事情充分暗示采取如此行动是必要的”。(Telegram. Mr. Conger to Mr. Hay. Pekin, June 3 and 4,1900,上同)

康格再度要求海军保护

上述电报发出之后,康格立即得到消息:通往北京的铁路电线已被切断。康格毕竟不可能把安全的赌注全部压在八字没有一撇的对清政府的外力作用上,而他也不可能不受其他公使的影响,尤其不可能不注意到周围具体情况的严峻。他转身有又发了一封:“情况恶化。……我们可能被围困在北京。鉴于此,我请求—-正如我的同事所做的那样—-给海军司令下达指令,与大沽骑兵领队配合,采取措施,做好准备,保证最终抵达北京。”(Telegram.Mr. Conger to Secretary of State. Pekin, June 4,1900)

从5月21日获知六十名天主教徒被害,康格就开始“希望并相信最坏的(情况)已经过去。”(Telegram. Mr. Conger toMr. Hay. Pekin, May 21,1900)但是情况只是越来越糟。而且对于美国既定的门户开放政策而言,最坏的情况还没有到来。这个书生气十足的美国公使在那些日子里,每日要到公使馆的窗口向外焦虑地张望很多次!同时,他也在电报员身边往复多次并在打字器旁不停地敲字。然而他许多时候都是白忙活:从开始希望并相信最坏的情况已经过去的时候起,他的电报就被拦截,而他写的前述长篇分析清政府内部原因,陈述乱拳情况之严重根源的电报正是被拦截的多封电报之一。美国国务卿约翰海是在三个多月之后的9月下旬才收到这封跚跚来迟的电报的。(Papers relating to the foreign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December 3, 1900. Washington: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02)

美国政府对于康格对海军的要求没有作出任何回应。太平洋另一边的美国政府关注的是列强的在华行动是否将蚕食中国领土和进一步瓜分中国利益,从而导致美国在华门户开放政策的破産。不过这并不意味著美国拥有一个整日替中国著想的“中国总理大臣”,却对自己的安全反应迟钝。当政府官员从媒体上读到有关在华美国牧师的朋友的报道,代理国务卿海尔立即打电报问康格:“他们是否受到了足够的保护?”(Telegram.Mr. Hill to Mr. Conger. Department of States, Washington, June 6,1900)但是联络的不通畅使美国多次失去具体了解北京危机的机会。

次日,康格再度给海发报,全文只有七个英文字:“Moreships are badly needed at Taku(大沽急需更多船舰)。”(Telegram. Mr. Cinger toMr Hay. Pekin, June 51900)康格的要求不是没有道理。当时各国爲了保证北京的安全,已经纷纷调遣战舰抵达抵达大沽。但是二十四艘战舰中,只有一艘是美国的。而逃到美国公使馆寻求保护的美国人一点不比别的使馆少。

国务卿海这次没有犹豫,次日复电,准许康格采取所有与海军配合的可行措施。但这位国务卿这次仍然没有忘记同时强调:这些措施应当是“切实可行的和慎重的”,而且仅仅是爲了“保护公使馆和美国的利益”(Telegram.Mr. Conger to Secretary of State. Pekin, June 6, 1900) 。

八国联军中的美国(六)

──“绝对不结盟”

充分意识到义和团失控问题根源在大清政府,七国已经先走一步调兵遣将了。而且由于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一再失信,朝廷内部最高决策人慈禧和光绪意见不和,各国决定进见光绪皇上,直接与之沟通,通告各国对事态发展的态度和将采取的行动。显然,各国的外交方式已经进一步升级了。身在其中的美国公使康格最不好拿捏。他管其他各国的公使叫自己的“同事”。同在中国爲外人,各自对本国政府负责。由于义和团乱拳的危机,各国公使无形中加强了相互的沟通和联系。无论他们的对华外交政策有多少不同,却同是受到威胁的一方,在维护本国公民及财産方面利益是一致的。然而美国政府不光顾及自己利益,同时要执行门户开放政策,要看住对俄、日、德、法、英这些对中国野心勃勃的国家。康格深知局势已经发展到十分严峻的地步,面对各国调兵遣将,他将采取什麽行动,站在什麽立场至关重大。所以,曾经多次和各国公使一起行动,会见清政府总理衙门的康格,这次破例发电报请示国务院他下一步的行动:

“任何地区的情况都没有缓解。天津受到严重威胁,铁路又被切断了。中国政府仍然两面三刀见风使舵。如果外国公使团认爲有必要要求与皇上特殊会面,我是否应该参加?”(Telegram.Mr. Conger to Secretary of State. Pekin, June 7,1900)

次日,忙乱焦虑的康格再往美国连发两封电报。头一封是就保定府传教士的安全问题,婉转地表示目前没有可能从北京抽调警卫力量前去执行保护任务。这封电报迟到三天(Telegram. Mr. Conger to Secretary of State. Pekin, June 8,1900.No.1.)。接著获知,更多的铁路线被破坏,而保护京津沿线铁路的清军已经撤兵。这意味著派送更多警卫力量到京的难度加大。他再度发电通报这一情况,并告知说,俄国、英国、日本军队将肩负保护铁路畅通的任务。同时提醒说美国舰船在大沽告缺。(Telegram2. Mr.Conger to Secretary of State. Pekin, June 8, 1900.No2.)

接下来,康格就收到了国务卿约翰海关于他是否可以参加七国要求皇上特别会见的指示:“独立行动,以保护美国那些切实的利益;如果确有必要,与其他国家代表进行进行合作。”(Telegram. Mr. Hay to Mr.Conger. Department of State, Washington, June 8,1900)

身在美国大洋彼岸的约翰海觉得再也不能比这个回答更爲满意的回答了。原则已经十分明确,具体怎麽做应由具体办事人权衡。但是什麽叫“确有必要?”究竟康格能否就要求皇上特别召见,参加在京外国公使团的联合行动?墙外刀光剑影,杀气逼近;墙内束手无策,等待援兵。北京公使馆内外每一天的日子都十分具体。具体办事人康格当然对美国对华外交政策和行爲方式了如指掌。正因此,他才意识到事关重大,才在各国突破常规的接触计划中,要求具体指示。康格一脑门子官司,不满意海的答复,当即给国务院又发了一封急电。这次他把问题提得十分清楚,而且要求作出具体的答复:

“我的大部分同事提议要求拜见皇帝。这项要求获得支援并(将)向皇帝陈述,除非义和团战争立即被镇压、秩序恢复,外国将被迫自己采取措施直到它的结束。我应否加入?快回答。”(Telegram.Mr. Conger to Secretary of State. Pekin, June 8, 1900.No.3)

海见电终于明白康格此时面对的局面非常相当严峻,他的回复不仅迅速、而且明确,同时极爲简短。只有一个字:“Yes.”( Telegram.Mr. Hay to Mr. Conger. Department of State, Washington, June 9,1900)这是中国庚子国难期间,往来频密,爲数衆多的美国有关外交电报文献中最短的一封。

然而,约翰海做完他任命国务卿期间最简短的外交指示,觉得不放心。他拿著康格的电文仔细阅读,注意到康格在电文中已经使用了(并第一次使用了)义和团“战争”这个字眼。而且他对电文中外国将“被迫自己采取措施”结束战争的字句相当敏感。这位门户开放政策的掌门人、美国大胡子,感到有必要重申美国在中国问题上一贯坚持的外交方针。他说完“Yes”之后,次日又发了一封电报,对康格做了一番指示。这项指示确定了康格在京行动的原则界限,这就是不与任何其他国家结盟:

“除了用心保护美国利益特别是美国公民和公使馆的利益,我们在华没有任何政策。你一定不能做任何事,致使我们将来行爲有违于你的通常指令。绝对不结盟。”(Telegram.Mr. Hay to Mr. Conger. Department of State, Washington, June 10,1900)

美国的不结盟对于中国国难的来临而言并没有实际的用处。详细观察历史进程,发现那时起,对于阻止庚子国难而言,中国已经基本上把手里可以利用的棋子一个个放弃,把可以利用的时机一次次错过了。

八国联军中的美国(七)

──全方位升级的紧张局势

1900年的6月10号,太阳从美国的东方升起来的时候,中国已经到了那天的晚上。那是中国庚子年间重要的日子。那天,无论各国联军还是美国公使,无论中国政府还是美国政府,无论义和团拳民还是政府的清军都有重要事项发生。这些事项当中唯一对对中国的长远有利的,就是美国政府坚持不与七国结盟。而其他的变动,都即刻立即将处于长矛大刀原始残暴的中国引向一个更加困难的境地:

康格要求保存自救权利

首先是在美国国务卿约翰海指示在华公使康格绝对不与在华列强结盟的那天,康格给清廷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写信表示,由于迅猛发展的义和团运动严重威胁在京的外国人生命,康格正式通知总理衙门和皇上,康格必须保留使用各种必要手段的权利,以便保证美国公民的生命安全(MrConger to the Tsungli Yamen. Legation of the United States, Pekin,China, June 8, 1900)。

总理衙门的数名大臣半年来与各国公使交往频密,对事态发展的经过和外国公使的心路历程了如指掌,都是主剿反战派。他们不仅了解美国的一番苦心,而且深知一旦闹到各国真出兵,对于中国意味著什麽。但是无奈他们只能执行慈禧的指示而没有任何主动全权。面对日益紧张的中外关系和战争的危险,他们将满腹意见装回肚里,板著官僚面孔以总理衙门的名义回电给康格说:皇上上谕已经于6日8日再度颁发,局面即将渐渐控制。他们建议康格不应轻信周围的传言,而应当解除内心的焦虑。对于康格保留使用各种方式保护美国生命的权利,他们表示这将可能被认做是伤害两国友好关系的证明,中国政府将很难允许这样做(the Tsungli Yamen to Mr. Conger. Pekin, June 8,1900)。

清廷撤换数名大臣

跟康格说这话的是大清政府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五名官员徐用仪、许景澄、袁昶、廖寿恒、联元。这应当是他们爲保护外患逼近的中国,所能够做的最后一件事。草拟了这封外交文书的当日,这五位反战大臣就基本靠边站了。清政府认命了载漪、啓秀、溥兴、那桐四名主战反剿且不通外务的大臣接管他们的工作(Mrconger to Mr Hay. Legation of the United States, Pekin, China,June11,1900)。这是那天清廷里所发生的重要的事件。不仅如此,他们已经来日无多,不久,在清廷对外宣战的强硬政策中,他们就因倡言和议而拉到菜口斩首了(《康桥中国史,晚清篇》;《晚清七十年》唐德刚)。

联军进京演变爲战争

6月10日发生的另一个重要事件是联军两千一百人乘火车前往北京,试图警戒北京公使馆区。其中美军虽然数目不大(仅112人),但毕竟随各国联军出动进发北京。可见约翰海对康格绝不结盟的忠告不是没有来由。这次大队人马出动立即引起天津义和团拳民的注意,途中遭拆毁铁路阻拦。而且却如各国公使所预料和警告的那样,引起了更爲严重的后果:直隶总督裕禄下令武卫军前往围堵。清军参战,外国警卫公使馆的行动由此演变成八国联军与中国军民的战争。

迟钝的清政府在联军进兵之后曾经派总理衙门大臣许景澄前往交涉,要求联军中途折回。但各国半年之久的多次口头、信件、会商等请求、敦促、警告、通告都不奏效,及至联军真正出兵在去说词已经爲时太晚了!许景澄的奉命要求遭到英国统领西摩的坚决拒绝。

日本公使馆书记被残杀

北京这边已经和天津失去联系。在联军进京受阻鏖战的时候,11日,日本公使馆书记杉山乘车外出公干。在没有弄清身份的情况下,他被董福祥统帅的武卫后军(甘军)杀死并肢解尸体,剖腹挖脏,将马粪填于其中然后陈尸道旁。日本人的面孔与外国毛子没有相似之处,到于中国面孔相似。问题出在他做的车上。义和团那时已经发展到连同爲外国毛子们服务的中国人一同虐杀。而这样的滥杀无忌和残忍手段不仅立即令世界舆论大哗,认爲中国是一个野蛮不化的国度,对于北京公使馆外国人和在华传教人士而言,简直等于雪上加霜,弄得人人自危(唐德刚《晚清八十年》)。

联军进兵北京想必让拱卫京师的甘军更加增恨各种“毛子”,而他们的残酷暴行反过来却使得在京外国人更加紧迫地调兵谴将,期待救援。许多历史悲剧都是这样一步步演化而成的,一旦继发事件进入互爲因果的关系链,就难以再做简单的是非判断。

八国联军中的美国(八)

──十万义和团在京行暴,总理衙门人去楼空

中国庚子国难在联军两千人进京之时加快了速度。中外交火,清政府已经失去最后控制局面的机会。而面对突然出现的联军,爲了保住政权,清政府必须作出选择,虽然无论什麽选择都爲时晚矣。慈禧爲首的清政府6月13日终于作出重要决定:认可义和团的合法性,准许他们进入北京。这招棋一出,“八国联军侵略中国”就基本成定局了。

13日后,义和团十万人涌入北京。关于他们的在北京的作爲,我愿意援引著名史学家唐德刚在他著作《晚清七十年》(在中国大陆出版后被禁)中的陈述。他把义和团比作文化大革命时期打砸抢的红卫兵。而且认爲,义和团的作爲比当年的红卫兵有过之无不及:

“义和团也要杀掉他们的一龙二虎。一龙者光绪爷也;二虎者搞洋务的李鸿章、奕kuang(左“匡”又“力”)也。这还是比较文明的上层。那些设坛长街,十万人摩肩接踵,歹徒再乘间闹事,一呼百应,群衆兽性大发,烧杀奸掳,一时俱来,北京城就秩序大乱了。

义和团在北京之烧也,始则逢“洋”必烧。6月16日拳衆在大栅栏焚烧‘老德记’西药房。一时火焰冲天失去控制,左右前后,烈火延烧三日不灭,把最繁华的前门大街一带,千余家钜商大铺(一说四千家),焚成废墟。正阳门楼亦被烧塌。京师二十四家铸银炉厂亦全被焚毁。北京市所有钱庄银行因之被迫歇业。通货既不流通,市场交易全停,一夕之间。北京就不是北京了。(见6月18日[稳定行市事上谕],再[史料汇编]页604。)

义和团在北京之烧也,是从杀教民开始的,他们集体杀教民的屠场,便是庄亲王府前的大院。在这空阔的广场之上,他们一杀千人。真是人头滚滚、尸积如丘、血流成渠啊。(见[义和团史料]上册,页50。)迨教民爲之赶进杀绝,幸存者则逃入使馆区和西什大教堂,依附洋人,铸垒自保。教民既绝迹,义和团便捕斩私仇,滥杀无辜。市民被他们以‘白莲教’三字狱砍头者,爲拳民趁火打劫烧死戮死者,军团相斗、军军相杀、团团武斗而暴尸街头者,尤不计其数。天热尸腐,臭气熏天,全城鬼哭神嚎。

……庚子夏天的北京城,尤其是庄王府前的广场,天天杀人,虽妇女儿童亦所不免,实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人类屠宰场啊!与北京这个屠宰场相比,巴黎瞠乎后矣(指法国大革命时期的大屠杀–引者)。至于庚子夏天发生于北京的奸和掳,则禁军、甘军也是首恶啊。妇女被奸被杀的无法统计。而商户被抢被劫的,则1992年美国有史以来最大的洛杉机暴动,相形之下也是小巫见大巫啊。我们的义民和军人,在洗劫北京商民之后,并摆出兴隆的‘跳蚤市场’把赃物公开拍卖呢。(见[要录]页190,引[史料丛编]及[史料档案]。)

抢掉商户不算,象吏部尚书孙家鼐和大学士徐桐那样的深院大宅,也不能幸免。他在被抢时,义和团小将还把这位‘老道’[徐的诨名]拖出公审。八十岁的老进士只得跪地哀求,才幸免殴辱。义和团和各路清军在北京抢够了,杀够了,再分头攻打东郊民巷和西什教堂来助兴。”(另参见《康桥中国史,晚清篇》)

义和团在京疯狂肆虐的暴行不仅直指北京外国公使馆和所有洋人,也不仅直接危及北京市民生命财産,破坏北京商业经济和文化设施,同时潜在威胁清政府权利。唐德刚教授这样陈述道:“总之义和团运动发展至此是完全出轨了;7月初,情军副都统(一[旗]中的第二位高官)神机营翼长庆恒一家十三口,竟爲义和团寻仇,全部杀害。庆恒是二品高官,又是满族,且系载勋、载漪的好友,而一家被杀,两位王爷皆不敢深究。终以凶手爲‘僞义和团’而销案,可见义和团此时的声势了。”

对于当时中国的前途,唐德钢先生认爲:“若非清军打败仗,‘八国联军’入京‘助剿’,任义和团如此发展下去,则老太后的四人帮是否控制得了,犹在不可定之天也。”

大清总理衙门人去楼空

“整个北京城处于骚乱和暴徒的谋反杀戮中”,美国公使康格报告说。虽然危在旦夕,康格报告北京情况,仍然一本正经地把笔触放在清政府的职能上:“看不到政府以任何方式限制暴乱的迹象。”(MrConger to the Tsungli Yamen. Legation of the United States, Pekin,China, June 8 and 12, 1900)

6月14日疯狂的义和团拳民包围了公使馆区。使馆区内警卫力量以障碍物拦截了邻近的街区。然而空间大,警卫少,使馆区内人员随时可能在涌入的暴民中丧生。联系中断,道路阻隔,使馆封锁,该逃来的都来了,该逃走的都走了。新上任的一、二、三、四名总理衙门大臣,康格已知“据云是更加抗外的”,更不大可能接受美国的劝告了。(MrConger to Mr. Hay. Legation of the United States, Pekin, China,June15,1900)除了守住公使馆,保护好逃到公使馆内的七十名美国公民(其中五十一名是妇女和儿童),等待援兵到来,康格基本无事可做了。

使馆周边义和团拳民拼命向里冲击,警卫被迫还击,拳民死伤惨重。康格听著外面的枪声和呼喊,看著倒在使馆外面的拳民,他一面祈祷平安,一面明知无用地给美国政府发了一封电报汇报情况。这封电报一经发出,就不知去向。直到义和团暴乱解除的三个月之后才抵达美国。在电报中,康格喃喃自语般地表示,“无论如何,我们希望坚持到救援军的到来。”他同时爲被迫击毙冲击领事馆的拳民感到忧心忡忡:“我们只是简单地希望保护自己的安全,直到援兵到来。但是将近一百名拳民已经被使馆警卫击毙。如果要保持我们的安全感,更多的拳民将在这样的反击中死去”。(Mr.Conger to Mr. Hay. No. 392. Legation of the United States, Pekin,China, June 15 1900. 下同)

这位性格非常美国化的康格竟仍然希望与清政府取得联系!而要将这样的希望付诸行动,在日本公使馆书记官暴尸街头之后相当危险。不仅危险,而且注定徒劳。因爲次日发生的对义和团公使馆的围攻,正是在清军的参与和协同下进行的。不明就里的康格在13日义和团涌入北京的那一天,痛下决心,派手下切希尔(Cheshire)冒生命危险,悄然绕道清政府总理衙门,希望设法沟通,依靠清政府解决问题。令他失望而愤怒的是,那里大门紧锁,空无一人!康格愤怒地指出:从那时起,就不再有任何迹象显示总理衙门的存在。“事实上,目前外国公使们认爲,总理衙门不存在。而且切实地说,不管什麽样的中国政府部门,都不存在”。虽然如此,美国政府尤其是约翰海似乎总是怀疑情况是否真有这麽严重。他把著兵权,权衡美国的对华政策和出兵后果,迟迟不肯从美国派兵。最后真正促成美国决心用兵实际上另有原因。

八国联军中的美国(九):

——美国正式调兵北京前后:北京在暴民杀戮中成为孤城 

联军两千人乘火车赶赴北京却被拦截和围困的消息再度震惊世界。当世界把眼睛投向中国的时候,义和团涌入北京烧杀抢掠的暴行(见本系列上篇),使得世界失却了和北京的联系。从6月10号美国国务卿约翰.海发电报明确指示康格,在义和团暴乱中,美国绝对不做任何有违美国历来在华行为和原则的事,绝对不于与列强结盟。然而在这之后的数日,约翰海没有收到康格的任何回电。康格在其后曾经发了数封陈述情况的电报,不过它们是在三个多月之后才抵达美国的。它们的价值只是在时过境迁之后,成为史学家手中的历史见证,为一百年后仍然不明真相的中国人解当时的情况,留下一个机会。

世界各地也没有任何关于北京的实况报道。6月15日,约翰.海预感到情况不妙,往北京发电询问康格:“你需要更多军人吗?与海军指挥联系并回报”(Mr.Hayto Mr. Conger. Department of United States, Washington,June15,1900)。

孤城北京中的外国公使馆更是被层层包围,与外界彻底失去联系。5天以后,困守公使馆的各国公使再度召开会议,商议解决办法。德国公使提出,各公使馆代表联袂前往总理衙门要求保护。虽然情况危机而且十分必要,但是有日本书记官残酷被杀、暴尸道旁的前车之鉴,为人身安全考虑,各国公使对德国公使提出的集体行动的建议表示拒绝。德国公使克林德(FreiherrvonKetteler)坚持面见总理衙门官员而单独行动。他去联络的行动成为他生涯中做的最后一件事:他一去无返,他在自己乘坐在豪华大轿上被清军一枪打死。这是外国公使最后一次企图依靠清政府解决问题而诉诸联络沟通的结局。这个结局正式地、彻底地掐断了各国联合请求清政府解决义和团暴乱的念想。然而世界当时并不知道德国公使已经在北京大街上饮弹身亡。国际社会等待的是更坏的消息。而各当事国则断然拒绝再等待。

美国方面仍然没有北京的回音。约翰.海转而求助清政府驻美国公使伍廷芳,希望得到北京公使馆的任何消息,但是徒劳无功。消息中断将近一个月的时候,约翰.海通过义和团控制的电讯给清朝实权人物,两广总督李鸿章发密码电报,请他转交美国公使馆的康格。这位国务卿十分谨慎,他在密码电报中对康格平静而没有表情地说了三个英文字:Communicatetidings bearer(与信使联络。Mr. Hay to Mr.Conger, Department of UnitedState,Washington,July11,1900)。但数日过去,仍然没有任何回音。其他各国对驻本国的中国公使的求助也同样没有结果。

围城之下,没有消息等于就是不祥之兆。国际社会开始流传义和团已将驻北京所有公使斩尽杀绝的传言。几个星期过去,仍然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得到自己的公使馆的任何消息。人们开始确信那些不胫而走的传言是真的(“Thelife and Letters pf John Hay” by William RoscoeThayer,1915)。

7月19日,美国总统麦金利(McKinley)任命柔克义(Rockhill)为美国驻华专员。约翰.海指示柔克义说,他将启程赴中国,并依照他所接受的口头指令行事(Mr.Hay to Mr.Rockhill. Department os United State,Washington,July19,1900)。

确证“死而复生”的公使馆

7月20日,绝望的约翰.海突然收到一封密码电报。电报是中国驻美公使转交的。电文是康格写给约翰海的:“一个月以来,我们一直被围困在英国公使馆,中国军队的枪击和炮弹声不断。只有迅速解救才能阻止大量屠杀。”电报落款日期是四天以前的7月16日。(“The life andLetters of John Hay”by William RoscoeThayer,1915.下同)

这封电报如同一个炸弹,激活了在绝望中归于平静的国务院。人们奔走相告说美国公使馆还存在,在北京的美国人还活着。但是最初的兴奋过后,人们开始冷静下来发出疑问:这封电报是真的原自康格之手吗?中国驻美大使转交的这封一个月以来的唯一一次消息,虽然是以密码形式递交到国务院的,但是难道义和团没有占领他们围困的公使馆吗?如果占领了,难道他们不会发现转移密码电报的工具吗?如果发现了,他们就没有可能以康格的名义起草这封电报并胁迫清政府转交吗?为什么这封电报只提及“中国军队的枪击和大炮声”而没有提及义和团?

费尽猜疑之后,次日,约翰.海在干脆直截了当给康格发了一封密码电报,希望确证那封突然抵达的来电的真实性,确证康格及其公使馆到目前为止安然无恙。海在电文中说:“转交电报收到,真实性值得怀疑。请回复,告知你姐姐(或妹妹—引者)的名字。”义和团可能从密码本上学会密码翻译,但是不大可能知道康格家人的名字。约翰.海用这个办法证实了公使馆依旧安然于危难之中(Telegram.—Cipher.Sent through Chinese minister. Mr. Hay to Mr. Conger. Department ofState,Washington, July 21,1900)。

决定远征北京解救公使馆

既然公使馆及其人员还在,虚惊过后,美国开始真正考虑派兵中国。7月21日在海要求康格确证自己姐姐(妹妹)姓名的同日,美国陆军司令查飞(Chaffee,AdnaRomanza)将军接到鲁特(Root)的命令,肩负“ 远征解救”任务,即刻启程中国。次日,美国陆军将领威尔逊(JamesHarrionWilson)也接到随时待命出发的通知,届时他将出任解救远征的第二任指挥官。美国终于不再犹豫了。

史学家唐德刚在他的《晚清七十年》有关章节中说,“美国之最后入伙(指参加八国联军),实在是康格公使喊救命喊来的”;“美国入侵北京之战,原是勉强加入的。”翻阅那一时期的美国文献,不仅事实确乎如此,道理也确乎如此:康格坐困北京,守着他要对为之负责的所有公使馆内命在旦夕的美国人生命财产,经过与中国政府艰难的交涉而无效之后,康格岂有不向自己政府求救之理?而美国政府即便对于出兵中国十分被动,经过中断消息这一折腾,不大可能在公使馆及其人员生命“失而复得”之后,仍然坐视不救。虽然北京亟待解救,决定调兵中国对于美国及其一贯的对华政策而言仍然是一项极为重大的决定。美国还有相应的重要外交举措要实施。

八国联军中的美国(十)

–——美国正式调兵前后:拒绝攻打天津大沽炮台

事实上在美国二度照会各国门户开放政策,强调保证中国领土完整之前,在美国正式调兵中国之前,另有一项重要的历史事件应当澄清,这就是美国对攻打天津大沽炮台的态度和行为:美军拒绝参与各国攻打天津大沽炮台的联合军事行动。这一拒绝行为发生在北京成为暴乱中的孤城,国际舆论普遍认为北京公使馆已被夷为平地的时候。

攻打大沽炮台的背景

由于两千义和团拳民准备攻击直隶总督守卫的大沽炮台,切断通往北京的大沽站铁路线,并在附近埋设爆破装置,各国联军于6月15日在停泊于大沽的俄国海军巡洋舰罗西亚号(Rossia)上召开会议。会议认为有必要守卫清政府军队控制中的大沽火车站,以保证北京与天津联络的畅通无阻。为此,联军决定联合采取保守的军事防卫措施(“”FromTaku to Tientsin”,China,Ancient and Modern “by J. Martin Miller.Copyright 1900)。

但是这样的防卫方式由于清政府军队与义和团的联手而被迫改变。美国当时的战地记者马丁.米勒在当年撰写的题为”中国,古老与现代”一书有关章节中陈述说:”虽然中国政府没有反对各国联合行动维持秩序和保卫生命财产,并且保证在上述方面履行自己的职责。但很明显的是,清军正在水中布雷,而且与义和团联手拆毁了铁路。这种情况迫使联军必需不断地想方设法采取行动,以便保证与登陆军队的联系,同时保证天津不被围困”。6月16日,北京公使馆陷入义和团拳民的重围;义和团焚烧前门大栅栏、正阳门一代繁华商业区的大火熊熊燃烧;五名倡言和议的大臣被拉到菜市斩首。慈禧下了狠心,为一己皇权不仅继续无视国际协约,而且无视国家利益,借助义和团”刀枪不入”之勇,同时与八个强国的武装对抗。也是在这个时候,天津方面,联军再次在罗西亚号上召开会议,决定限期强行军事接管大沽,由300名日本海军进驻并守护大沽火车站。联军为此正式通知了直隶总督府和清军。

对于将要采取的军事行动,联军目的明确,一致表示“对中国的战争状态并不存在”(《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马士,中文版第三卷,P244,转引自胡绳《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各国将领在通知中表示“我等之本国,现与中国政府保持和平,所以决非对中国政府进兵。”(参见王芸生《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四卷,1932年版,p10-11,转引自胡绳《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虽然如此,美国仍然拒绝加入。

美国拒绝参加攻打大沽

6月17日,在交出大沽期限前的不到两小时前,清政府大沽守军首先向联军炮舰开火。停泊在大沽港的俄国,德国,法国和英国海军七艘战舰进行反击(日本宣称其炮舰引擎故障,无法参战)。战斗从午夜12时50分左右开始,持续到清晨5时45分结束。俄军200人、英德两军380人、日军300人从地面占领大沽炮台。

美国,不仅在战斗之前就拒绝参加守卫天津大沽火车站的防卫军事行动,而且自始至终拒绝参战加攻打大沽炮台的军事行动。

接管大沽港,保证联络畅通,保证解救军队顺利登陆,同样是美国解救自己公使馆生命财产的需要所在。美国为什么拒绝参战?当时的具体情况是,开战前,美国唯一的船舰”莫诺卡西号”(Monocacy)和日本故障炮舰一起,停泊在东沽岸边水域距俄国炮舰不远处。开战后,美国拒绝参战的船舰奉命停泊原域。炮火纷飞中各国炮舰纷纷开火还击。为此俄、法、英、德各国舰只均有伤亡(德国舰只中炮弹八颗,舰长被炸段了腿),美国舰只却无动于衷,美军为何这样”无情无义”,拒不伸出援手?(Report,UnitedStates Flagship Newark,Taku,China,June18,1900. by Louis Kempff,RearAdmiral U.S.N. ;Report,United States Steamship Monocacy,TongKu,China,June 17,1900 by Wise,Commender of Monocacy and RearAdmirel U.S.N. 引自”China,Ancient and Modern”by J. MartinMiller,1900)

不仅如此,当日军、俄军为守护大沽车站而在附近岸边安营扎寨时,为了避免战事中的枪炮危险,美国舰只”丢弃所有物件,上溯河口,在远离岸边两英里的避弯处重新停泊”,直至枪炮声稀落,遥见大沽炮台上空飘扬起了日本旗,确认战事结束,才返回原处(资料来源同上)。美国如何能够这样不顾”颜面”地临战”逃脱”?

更有意思的一个细节是:战事结束,”莫诺卡西号”返回岸边,将逃避战事而躲在船上的三十七名妇女儿童以及大沽传教难民送回岸上之后,舰长怀斯(F.M.Wise)顺手带回了他在岸上发现的三个伤员登船进行手术救治。这三名伤员,两名分别是日本士兵和俄国士兵,另外一名居然是中国人!这位中国人是个苦力,被炮弹片击中而失去了胳膊(资料来源同上)。美国人为什么不仅拒绝参战,临战脱逃,而且还要这么具体地充当联军中的”汉奸”?

美军舰只”临战脱逃”的原因

大沽攻打的当日(17日),美国海军少将路易斯.肯普夫。”(LouisKempff)在他的正式报告中,陈述了美军拒绝参与攻打中国大沽防御工事的理由。简单说来就是受国家指示约束,不能够向一个一向保持友好关系的国家首先开战。这份公文是写给美国政府的情况报告,不是写给传媒的声明,迄今为止也没有向世界公开过。这份文件表明:美国两次拒绝签署各国联合军事协约,不仅拒绝参与防守大沽火车站的军事行动,而且拒绝参与夺取大沽炮台的军事行动。下面是这份报告的全文:”美国纽沃克(Newark)旗舰,大沽,中国,1900年6月17日—-先生:鉴于正在发生的事情(指联军攻打大沽炮台—引者),我向您报告昨天此地的其他外国高级海军官员决定占领大沽炮台之前的情况。

6月14日星期四,海军少将布鲁斯(Bruce)电话问我,对此(占领大沽炮台—引者)有何想法,我告诉他说,我没有被授权对一个我国过去与之和平相处的国家首先作出任何战争的举动;我的权限是,按照常规条例和最近来自美国国务院、美国亚洲海军总司令两方面的指示保护美国的利益。15号,在一次协商会上,外国海军官员一致同意接管中国政府控制下的东沽火车站,并且决定,如果中国政府军队抵抗任何一国的军队,所有外国都应当介入并采取统一行动。根据授予我的指示,我不能够加入接管中国政府所属领地这一行动,也无意在没有任何特许的情况下,加盟到这样一项协约中。

昨天,6月16日,一些外国海军官员签署了关于有必要暂时占领大沽炮台的协议,并就协议内容通知了天津总督和炮台指挥官。关于即将发生的事情,在天津的领事已经接获通知。我没有参加攻击炮台的行动。基于国务院的指示,”莫诺卡西号”舰长怀斯授权保护美国利益,但是他一度考虑,如果遭到中国政府军攻击,那就是宣战,而他将采取相应的行动。–美国海军少将路易斯-肯普夫。

虽然坚持维护被损害的美国利益,但拒绝对华首先开战。为此,美国始终没有参加攻打大沽的战斗。即便是中国政府军队首先开火,美国“莫诺卡西号”也仍然退避三舍。

然而作为一名具有军人荣誉感的战舰指挥官,怀斯在攻击中掌舵退却脱离战区,他是什么感觉呢?在给美国海军总部的报告最后,他这样写道:

“除了炮台被占领,我对这场战斗情况一无所知。我感到一种本能的遗憾—-没有疑问,对此我的同事们与我同感—-我们的责任和所接受的命令阻止了”莫诺卡西号”用它老旧的无膛线炮开火的最后一次机会。”(引自同上)

八国联军中的美国(十一)

——美国正式调兵前后:重申保护中国领土,两度调查中国情况

中国庚子国难十五年后,《约翰.海书信与生平》的作者塞耶(William RoscoeThayer),在分析海决定出兵中国的心理时这样写到:“也许海以这样的想法宽慰自己,对他更甚与对别人:(出兵)是为了解救公使馆。几乎只有他一个人孤单地相信他们仍然活着,并且他不遗余力地跟他们联络。他的信念致使Secretary鲁特(Root)始终保持处于待命状态,所以北京的第一封电报一到, 鲁特先生一天也没有耽搁,就命令查飞(Chaffee, AdnaRomanza)将军赶赴中国并要求美国远征解救。”

及时协助制止英国扩张行动

德国公使的被害以及北京联系的彻底中断,引起国际社会极大担忧。一些西方国家反应强烈,不仅关注北京公使人员情况,而且耽心它们在各地的贸易势力范围。清政府对外宣战之前,英国一度向美国驻上海总领事古德纳扬言要占领江阴炮台、江南造船厂和整个吴淞地区。英国人此举是试探美国的反应。但是两江总督刘坤一得知此讯,秘密派遣美国人福开森(J.C.Furguson)与古德纳疏通,报告美国政府,请求美国设法制止。刘坤一同时调兵遣将,决心武力抵抗。即便没有刘坤一的请求,美国也不会支持英国的做法。英国见状,权衡利弊,终于知难而止(Telegram, Mr Goodnow to Mr Hill,June29,1900。参见唐德刚《晚清七十年》)。

及时申明保护中国领土完整

为了遏制列强进一步借口镇压义和团之乱瓜分中国的野心,美国在中断与北京联系,不知公使馆人员死活的情况下,于7月3日经驻外使馆向德国、法国、英国、意大利、俄国、奥地利、比利时、日本、西班牙、荷兰、和葡萄牙发出照会,再度申明门户开放政策。这次照会,除了强调要保护美国在华生命财产,同时强调要维护与中国历来的和平关系。表示虽然北京已经处于“事实上的无政府状态”,但“只要他们(指义和团暴乱地区的地方政府–引者)没有明显地与叛乱相勾结并运用他们的权利保护外国生命财产,我们就视他们为中国人民的代表,并与之保持和平友好关系。”同时希望“帮助防止动乱扩及到这个帝国的其他省份并重现同样的灾难。”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美国门户开放政策的第二度照会。

美国不仅没有对中国政府反目为仇,没有关上友好的大门,相反,为了遏制其他列强蠢蠢欲动的野心,美国强硬申明“要保护中国领土与管理完整。”,“维护世界各国与完整的中华帝国(之间)平等、公正贸易的原则。”我曾经在“重评美国的门户开放政策”长文中介绍过这一政策的二度颁发以及内容。了解了前因后果,再来回顾这一政策的内容,对我们了解这份重要文献的行文和内容以及目的,将更有帮助。(门户开放政策二度照会中文译本全文见“附件一”,英文原件全文见“附件二”)

应当补充的是,俄国的侵略野心并未因美国的强硬政策而稍有收敛:7月14日天津被占领之后,俄国立即抢占海河东岸一带,划为俄国租界。同时借口镇压义和团之乱,俄国遣兵二十万,于7月15日俄军从黑龙江畔海兰泡入境,屠杀中国6千人(详见本系列第十六集)。为此欧洲媒体提出严重抗议。美国国务卿海对俄国提出严肃质问。中国政府未敢深究(《晚清七十年》,p15)。1900年7月23日俄军取瑷珲,30日占齐齐哈尔;10月1日夺沈阳(《剑桥中国史,晚清篇》p136,137)。中俄双方最终谈判结果是,次年2月俄国名义上将满州归还中国,但留下了祸根:提出以维护中国铁路为名,占有在满州境内军事优势和铁路、采矿特权的十二条款。并由此埋下了后来日俄争夺中国的太平洋战争的隐患。

调兵同时希望了解中国全部有关信息

中国已经失控,愈演愈烈的局面不给美国保护中国的政策留有回旋余地。虽然远征解救势在必行,但出兵中国毕竟是一个极为重大的决定,关系到美国门户开放政策二度照会原则的贯彻和实施。为此,海在27日给新任命的美国专员罗克希尔发电,要求他提供全部中国方面与美国有关的消息和当前中国的详细局势,并要求他了解和掌握美国既定的门户开放政策方针:

“虽然目前不可能就你作为一个美国驻中国专员的任务明确你的职责,就先前在国务院给你的口头补充指示而言,通知你下列任务也许是适当的。你的特别职责是,及时而全面地通报国务院所有你意识到的、关于目前中国事务一般情况,特别是影响美国利益的所有方面的信息。关于美国在中国的政策,你将接受我7月3号的指示(指美国门户开放政策的二度照会),以及—附属指示—我7月19日给中国驻华盛顿公使的通告和总统7月23日给中国皇上的信中的指示”。(Mr.Hay to Mr. Rockhill. Department of United state,Washington, July27, 1900。总统美国总统给光绪的信将另文论述)

进兵北京前再度全面了解情况

世界终于弄清北京公使馆及其里面的大部分生命财产依然安在,8月4日,各国决定从天津进兵北京进行解救。事关重大,美国为此再度要求了解中国情况。这次是美国总统麦金利亲自要求汇报情况,而且具体指定了汇报的题目。8月5日清廷下诏保证外国与其驻京公使馆联络畅通,8月8日美国驻上海总领事古德纳(Goodnow)转交美国总统麦金利的指示给康格:

“美国公使康格:……总统指示你立即以密码急件报告(下列情况)——1,目前的状况和情形;美国人的伤亡。2,所有有关(清)政府军队参与攻击公使馆的证据。3,使馆被困期间你与清政府之间联络的所有物件(文本,备忘等—引者注)。4,你所知道的清政府或者清政府官员在使馆被困期间的所有行动,尤其是关于在防守中的保护与救援行动、阻止攻击的行动、提供食品的行动。请与中国政府联系,提供具体行动的日期。5,谢费总司令率领的向北京进发的远征解救队已经抵达并占取北仓。与其他大使商量,就在京可能遭遇的抵抗提出看法,并就前进的方向以及应采取的行动提出建议。”(Mr.Adee to Mr. Conger via Consul-General Goodnow. Department of State,Washington, August 8,1900.此文本括号中文字为引者所加)

这次特别调查不是为了调整美国一贯的对华友好政策,而是为了远征解救公使馆的军事行动。美国有深厚的实用主义传统。说得好听点,叫实事求是,说的不好听,叫就事论事。已经调兵进京了,遭遇阻击,战斗正酣,却还要调查中国政府的态度和行为,而且正面的反面的都要记录在案,做为美国采取下一步行动的依据。

话又说回来,这也是清政府给逼出来的。清政府内部“帝党”为守的洋务派与“后党”为首的保守派之间的斗争,使各国殖民列强客观上获得一个极好的机会扩张他们的在华势力范围,使中国最终竟必需同时面对八个强国的武装进兵。而美国即要坚持看住列强扩大在华势力范围的野心,又要和七国一同出兵保护美国在华生命;面对日益严峻的中国局势和美国公使馆危机,美国既不放弃自己的在华利益,又要坚持维护中国的领土完整和管理自主。不久后的历史证明,美国这一期间的对华外交原则在清政府提供的蹩脚舞台上,得到了很好的实施(详情参见本系列《美国的门户开放政策》)。而无论从其利益与道义并举的外交行为特征方面,还是从实行对华政策的艰难和曲折方面,这一时期的美国外交都在外交历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附件一:(美对华二度“门户开放”政策照会全文)

“1900年7月3日通告,美国的政策与目的说明。发往驻华列国使团。

通告电报送交美国驻柏林、巴黎、伦敦、罗马和圣彼得堡大使馆以及美国驻维也纳、布鲁塞尔、马德里、东京、海牙和里斯本使馆。

华盛顿,国务院,1900年7月3日。

在这一中国事务的危机态势中,在现有情况的准许下,我们认为说明美国的态度适当的。我们坚持1857年制定的对华和平政策。这项政策坚持和中国民族友好相处,并在制外法权条约所规定的权利和国家法律之下,促进合法商业贸易,以所有手段保护我们的公民的生命财产。如果对我们的公民发生有违于此的事,有关罪责,我们将唯肇事者是问。我们认为北京的情况是一种事实上的无政府状态,由此引起的结果是,权利与责任事实上移交至地方各省份当局。只要他们没有明显地与叛匪相勾结并运用他们的权利保护外国人的生命财产,我们就视他们为中国人民的代表,并与他们保持和平友好关系。迄至今日,美国总统的目的是,与其他国家协同行动:首先,与北京对话并营救美国官员、传教士和危难中的其他美国人;其次,努力尽一切可能保护中国各地的美国人的生命财产;第三,保卫所有美国正当的利益;第四,帮助防止动乱扩展到这个帝国的其他省份,出现同样的灾难。当然,现在预计以什么手段达到这样的目的为时尚早;但是美国政府的政策是寻求一种解决方案,这个解决方案的目的是能够给中国带来永久的安全与和平;维护中国领土与管理完整;保护一切友好国家在条约和国际法保证下一切权利;维护世界各国与中华帝国各地(之间)的平等、公正贸易的原则。

八国联军中的美国(十二)

--美国家档案馆重要发现:光绪亲自请求美国出面保护中国和平

7月14日,联军进占天津,情势危机。而清廷内部,抗外与主剿的斗争正面临白热化:当天,对外持开放态度的中国东南十三督抚联合奏请朝廷镇压拳民,保护外国人,赔偿义和团暴乱造成的损失并对德国公使遇害事件赔礼道歉。迫于压力,清廷对外态度暂时缓和。清总署邀请外国公使及家属前往总署避难,同时送物资给公使馆,并暂停对围攻。李鸿章授权通知中国驻外国使节向各国政府表示,中国将保证各国驻华公使的安全。但是两天以后,山东巡抚李秉衡抵京。在他的影响下,朝廷复又采取强硬态度。五名已被撤换的通悉国际外交方式的总理衙门大臣,被拉到菜市斩首。对外主和派“袁世凯有见及此,认爲中国已达完全无望之境地。”(《康桥中国史,晚清篇》)

清政府的驻外公使是最早一批切实接触西方文化,了解西方契约精神和商业传统、懂得运用国际通用话语(即协商,谈判,妥协,契约等)与西方国家打交道的官员。然而在义和团暴乱期间,他们很少收到任何来自己政府的指示,无法发挥其外交才能。面对日益紧张的中外关系,他们一筹莫展,无能爲力。

伍廷芳,作爲清朝派驻美国的公使,毕竟了解美国的对华政策。他同样不能违背慈禧的旨意与美国做任何实际上有益与中国的沟通。但是,这位中美外交史上重要的外交大臣,并没有漠视中国面临的困境,放弃自己的职责。在美国二度门户开放政策照会之后,在接到中国政府对外缓和指示的那日,他抓住时机,向大清政府通报了美国希望与中国政府沟通并与中国保持友好关系的愿望以及坚持保护中国领土以及行政管理完整的立场。他显然希望这些资讯能够有利于中国政府挽救面临的困境。(Translationof a cablegram the received by Minister Wu on July 20, 1900, fromthe taotai of Shanghai,dated july 19,1900.)

伍廷芳的汇报源自清廷对外短暂的缓和和松动,也触动了光绪以及对外主张议和的官员。有念中国的危难局势,光绪爲首的“帝党”紧急商议之后,光绪亲自写信给美国总统麦金利。在信中一,表达中国对美国的信任和友好之情;二,表示对中国目前局势的严重担忧;三,要求美国主动出面,爲中国维持和平作出努力。

这封重要的信件写于1900年的7月19日。从它的传递方式上看,显然绕过了北京的正常传递渠道,而且十万火急。它先是由山东巡抚袁世凯在北京的幕僚(privycouncil)以紧急形式传递给在山东的巡抚袁世凯的;袁世凯再发给在上海道台的浙江巡抚余联沅;余联沅再遵照袁世凯之命发给中国驻美国公使伍廷芳;最后由伍廷芳呈交美国官员。虽然传递环节不少,但此信在光绪书罢落款的次日,就越过大洋到了美国总统麦金利手中。

接手转递此信的袁世凯和余联沅都是后来抗命违旨,拒不与慈禧政府合作,私下与外国非正式签约实行“东南互保”的要员;派驻美国的伍廷芳,则更是一位头脑清醒,懂得利用外交手段争取同情和帮助的官员。对于研究义和团与八国联军这一历史要案而言,这封信産生的本身比信的内容更爲重要。因爲它说明:清政府内部“改革派”的“帝党”官员不仅信任美国门户开放政策,认同美国的对华友好政策,而且意识到在多国列强之中唯有美国这个“外夷”可以依靠和利用来挽救中国危机。现将这封一百年来从未面世的重要历史文献的全文披露如下(由于资料来源是美国国家挡案馆保存的当年的美国政府外交文献,文本是英文,故转译爲汉语时,爲方便当代读者,不刻意还原爲古文。英文原文请见附件):

“中国长久以来与美国保持友好关系并且深深意识到,美国的目的是从事国际贸易。中美双方对对方均无怀疑和不信任。最近爆发的中国人与基督教传教士之间相互的憎恨,引起了列强对朝廷立场的怀疑,认爲清政府赞成人民歧视传教,此怀疑并无根据。但是这种怀疑引起了大沽炮台被攻占,并由此引发了具有灾难性后果的军事冲突。情势日益严峻危机。我们刚刚收到我们使节伍廷芳的电报,我们十分欣慰地得知,美国政府一直期待两国的友好往来,对目前状况十分关注。目前的中国被不可抗拒的进程所驱动,不幸招致国际上几乎普遍一致的愤慨。爲了解决目前的困境,中国对美国寄予特别的信赖。我们诚垦率直地致信于您,希望阁下想方设法,采取行动,协调各国一致爲恢复秩序与和平作出努力。恳请您,并万分焦虑地期待您的回复。光绪。二十六年六月二十三日(1900年7月19日)。”

此信并没有公开清朝内部的派系斗争及其对义和团暴乱所持态度上的严重分歧。在所谓“招致国际几乎普遍一致的愤慨”的原因上,也含糊其词。但是非常明显的是,此信对美国表达了友好的情感,尤其明确表达了希望依靠美国解决列强进兵中国的问题。爲了收拾慈禧一干保守派制造的危局,大清皇帝光绪如此谦卑恳切地请求外援,可谓忍辱负重。

八国联军中的美国(十三)

--美国家档案馆重要发现:美国总统麦金利给光绪皇帝的回复

接到光绪皇帝的求援信后,经过三天对中国政治局势、权利结构以及北京暴乱情况的分析判断,美国总统郑重作出回应。他没有拒绝光绪的请求,但前提是:清政府立即解除公使馆的危难,保证各国联络畅通,配合各国的军事援救行动。

下面是这封重要历史文献的全文:“我收到了您7月19日的信,我欣慰地获悉您了解,除了希望正义与公平之外,美国政府和人民对中国别无他求。我们派军队到中国的目的是爲了解救我们处于危难中的公使馆,保护在华美国人的生命财産安全。依据国际法和协约,这些是美国人应当享有的权利。所有其他派军队抵达贵国的国家也公开表达了他们派兵出于同样目的。

从您的来信中我推断,那些搅乱中国和平、谋杀德国公使和日本使馆人员,而且目前围攻幸存的北京外交人员的罪犯,不仅没有从圣上您这里得到赞同和鼓励,而且他们实际上是在反抗陛下帝国的权威。如果是这样的话,我十分郑重地敦促您的政府,向公衆确证:是否外国领事们还活著,如果活著,他们目前状态如何。

二,立即让各国的外交代表与其国家自由联络,解除威胁他们生命与自由的所有危险。三,由帝国当局与远征军联络沟通,以便他们之间爲解救公使馆、保护外国人和恢复秩序而进行的合作。

如果这些目标都能达到,本政府相信,在列强这方面,妥善解决最近的麻烦所出现的所有问题将不会存在任何障碍。爲达此目的,在其他各国的赞同下,本政府各友好部门将愉快地接受陛下的部署安排。

威廉 麦金利 1900年7月23日国务卿约翰海复述”

从麦金利的回信可以看出,美国人首当其冲的忧虑仍然是公使馆的危机和里面人员的生命安全。美国不可能放弃自己国家的利益而首先考虑中国的国家利益。美国政府是一个民选政府,这样的政府的责任是对自己的人民负责,爲自己的人民服务。退一步讲,暴乱围攻在先,军事解救在后,八国用兵事出有因,无论光绪多麽恳切地要求美国斡旋退兵,作爲肇事的一方,不彻底平息暴乱,解除危机,消除进兵的理由,只是请求受害单方撤防,至少不大现实。从这封回信的内容和表述还可以看出,对于义和团的暴乱,美国人的理解与慈禧政府不尽相同。美国人认爲义和团暴乱除了危害外国在华生命财産,违反国际协约,而且是对中国皇权的威胁和挑战。美国人认爲,在清政府不能解除公使馆危机的情况下,美国以及受难各国自行出兵解救,是正当行爲。因此,对于光绪皇帝急切而中肯的请求,美国人的思路很清楚:设法解救公使馆危机,然后才谈得上维护中国的和平。而且事实上美国一直认爲,出兵解救公使馆,同时就是帮助中国政府镇压暴乱,维护和平。

另外,一个技术上的难题是:使馆被围了已经一个多月,清政府虽然迫于压力暂缓围攻,但天津已被联军占领,各国已经远洋调兵登程,中国政府不彻底平息暴民暴乱,恢复北京政治、经济、社会、秩序,仅仅单方要求美国撤兵并出局说服列强撤兵,不仅不够现实,而且爲时已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