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保命,这家人在荒芜的西伯利亚偷偷生活了40年

作者 | Mike Dash

译者 | 湛湛

出品 | 破壳翻译组

阿巴坎地区的西伯利亚针叶林。雷科夫家六口人隐居这片遥远的荒野40多年，完全与外界没有联系，离最近的居民区也有150英里。

西伯利亚的夏季并不长久。到了五月，这里的大雪还没停歇，而九月一到，凛冽的天气便再次袭来，将针叶林冻成了静物。松树和桦树枝蔓交叠，没有尽头，冬眠的熊和饥饿的狼散布在无边无际的森林中。这里山崖陡峭，白色的激流奔涌着穿过山谷，成千上万的沼泽结满了寒冰，一切萧瑟冷寂得可怕。这是地球上最后也是最大的一片荒野，北起俄罗斯北极地区的顶端，南至蒙古，西起乌拉尔山，东达太平洋，总面积达五百万平方英里。除了几个市镇之外，其余地区只有几千人口。

然而，天气一转暖，针叶林生长茂盛起来，短暂的几个月景色便看起来十分怡人。只有到这时，人们才能从空中看清这个被隐匿的世界。针叶林会遮挡所有探险者的身影，所以这景色在林中自然是看不到的。俄罗斯的石油和矿产资源大部分产自西伯利亚。这些年来，石油勘探者和测量员们已经蜂拥至西伯利亚边远蛮荒之地，在那里安营扎寨，攫取财富。

卡尔普·雷科夫和他的女儿阿加菲亚，穿着苏联地质学家们发现他们家庭不久后所捐赠的衣物。

1978年夏天，在这片森林遥远的南部地区，一架直升机掠过距蒙古边境百来英里处的林木线，给飞机上的一群地质学者找寻安全的着陆区。飞机驶入阿巴坎地区一条无名支流流经的林木繁密的山谷中，翻滚的水流咆哮而过，险象丛生。山谷很狭窄，有些地方的山谷两侧几乎垂直，遍地紧密的松树和桦树在飞机叶轮导致的下沉气流中摇晃着，根本没有地方能让飞机着陆。飞行员透过仔挡风玻凝视着寻找降落点时，有了意外的发现。在6000英尺的山腰处有一块空地，嵌在松树和落叶松之间，似乎刻着细长黝黑的田垄。机组人员很是疑惑，在那附近飞过好几次，才不得不得出结论，这是人类居住的迹象。从空地的尺寸及形状来看，这是一座花园，而且有了些年头。

此次发现令人震惊。这座山周围鲜有足迹，离最近的人家少说也有150英里。根据苏联官方记录，这里无人居住。

雷科夫家居住的小木屋由他们手工搭建，仅有一面透光的“背包口袋大小”的窗户，和一个烟熏雾缭的可烧木材取暖的炉子。

来此勘察铁矿石的四名科学家得知飞行员的所见，既疑惑不解，又隐隐有些担忧。作家瓦西里·佩斯科夫这样写道：“（在这片森林中）遇到野生动物都要比遇到个陌生人安全几分。”科学家们没有回10英里外的临时基地干等，而是决定去探一探情况。在地质学家加林娜·皮斯门斯卡娅的带领下，他们“选了个好天气，在背包中塞上给未来朋友的礼物”。但为了确保万无一失，她回忆道，“我的确检查了腰间别的手枪”。

这群造访者爬上山，朝着飞行员发现的地点行进。他们开始看到人类活动的痕迹：崎岖的小道，木棒，小溪上横跨着的一根圆木，再过去便是一间小棚，堆了不少桦树皮容器，里面装的土豆已切碎晒干。这时，皮斯门斯卡娅说，

小溪边上有一处住宅。由于年代久远，加上雨水冲刷，小屋周边堆满了桦树的废弃物，像树皮啊，木条，木板之类的。要不是有一扇和我背包口袋大小一般的窗户，我很难相信有人住在那儿的。但他们确实住在那里，毋庸置疑……正如我们预见的那样，他们发现了我们的到来。

矮门吱呀一声，像童话故事一样，一位老年人的身影出现在日光下。他光着脚，胡子拉碴，头发凌乱，身上的粗麻布衬衣补了又补，裤子也是粗麻布做的，布满了补丁。他看起来有点害怕，又很留意我们的样子……我们得说点什么才好，于是我开口了：“你好啊，老爷爷！我们是来拜访您的！”

老人没有立马回应……终于，我们听到一个柔和但不太确定的声音说：“嗯，既然你们远道而来，就进来吧。”

地质学家们一进屋，仿佛看到了中世纪的情形。这间屋子不知由些什么随手可得的材料简单搭建而成，没比洞穴强多少，“像是个又低又矮，被煤烟熏得发黑的狗窝，还冷得像地窖一样”，地上满是土豆皮和松果壳。来访者们在昏暗的光线下环顾四周，发现这屋子只有一间房，里头拥挤不堪，霉味熏天，难以描述的脏，被松动的托梁支撑着。更让人吃惊的是，这是5口人的家：

抽泣声和哀叹声突然打破了沉静。这时我们才注意到两个女人的轮廓，一个正歇斯底里地祈祷着：“这是因为我们有罪啊，有罪。”另一个则躲在柱子背后……缓缓滑到地上。光线透过小窗，照着她大宽而恐惧的双眼，我们意识到我们得赶紧出去才行。

阿加菲娅·雷科夫（左）和她的姐姐娜塔莉亚。

皮斯门斯卡娅带着科学家们迅速撤出小屋，退到几码远的地方，取出些食物开吃。大概半个小时后，小屋的门吱呀一声开了，老人和他两个女儿出现在门口，她们不再歇斯底里，但明显还有些害怕，并“显然很好奇”。这三个奇怪的人小心翼翼靠近来访者，在他们边上坐下来，但拒绝了所有给他们的果酱、茶和面包，还喃喃道：“我们不能接受！”当皮斯门斯卡娅问：“你吃过面包吗？”老人回答：“我吃过，她们没吃过，也没见过面包。”他至少还能与人交流，两个女儿因生来就与人世隔绝，所用语言变得扭曲难懂。“两姐妹说话时，听起来就像是缓慢、模糊的咕哝声。”

几次走访以后，这家人的故事逐渐浮现在人们眼前。老人名叫卡尔普·雷科夫，是一位旧礼仪派信徒，即原教旨主义东正教宗派，其礼拜形式自17世纪以来一直保持不变。旧礼仪派们自彼得大帝时期开始就惨遭迫害，雷科夫谈起这些事，仿佛就发生昨天一样。对他来说，彼得是他的仇人，“是披着人皮的反基督徒”。沙皇强制基督徒剃须来实现俄罗斯的现代化，就已经充分证明了他坚称的这一点。他这仇恨经久不减，现在仍旧觉得不平。卡尔普又埋怨道，1900年左右，一位商人拒绝向旧礼仪派提供26普特的土豆赠品。

信奉无神论的布尔什维克当政后，雷科夫一家处境更加艰难。孤立无援的旧礼仪派团体为躲避迫害逃到了西伯利亚，而在苏联时代，他们开始撤退到离文明更远的地区。20世纪30年代的大清洗中，基督教本身都受到了攻击。一支共产党巡逻队在他们村郊射杀了雷科夫的兄弟，当时雷科夫正好跪在他一旁做工。于是，他带着家人逃进了森林中。

18世纪早期，彼得大帝试图在俄国实现现代化，并把焦点放在了一场剃须的运动上。人们需为面部的毛发缴税，未付者会被强制剃除胡须。这对卡尔普·雷科夫及其他旧礼仪派来说无异于是诅咒。

那是1936年，雷科夫家还只有四口人：卡尔普，他的妻子阿库林娜，9岁的儿子萨文，和只有2岁的女儿纳塔利娅。他们带着财产和种子，撤到针叶林更深处，自己建造些简陋的住所，最终发现了这个荒无人烟的场所。在森林里又有两个小孩出生了——迪米特里生于1940年，阿加菲亚生于1942年——雷科夫家最小的这两个孩子从未见过除自己家人以外的任何人。阿加菲亚和迪米特里对于外面世界的认知，全部来源于父母讲述的故事。俄罗斯记者瓦西里·佩斯科夫写道，这家人主要的娱乐活动“就是每个人复述自己所做的梦”。

雷科夫家的孩子们知道了在名叫城市的地方有高楼大厦，人们挤在里面生活，也听说除了俄罗斯以外还有其他国家存在。但这些对他们而言无异于抽象的概念。他们唯一的读物是祈祷用的书籍和一本古老的家庭圣经。阿库丽娜把福音书当成教孩子们读写的教材，削尖的桦树棍蘸着金银花浆充当笔墨。他们拿了张马的图片给阿加菲亚看，由于母亲讲的圣经故事提到过，她便认了出来，兴奋地大喊：“快看，爸爸，一匹战马！”

理解雷科夫家有多与世隔绝可能很难，但不难看出的是，他们生活中遭受的苦难一直没有减轻。就算在阿巴坎地区一直搭船前进，要徒步到雷科夫家的住处也非常艰难。自称是雷科夫家族年代史主编的佩斯科夫写道，第一次去拜访他们家的时候，“跋涉了整整250公里，一个人影都没有！”

因为与世隔绝，在荒野中存活几乎是不可能的。用尽了随身带进针叶林的物品以后，雷科夫一家只能自食其力。没有鞋，他们就用桦树皮做套鞋；衣服补到不能继续穿了，就用种子长出来的粗麻布裹身。

难以置信的是，雷科夫家竟然还带了一个粗制的纺车和一台织布机的零件。带着这些走向林子深处的道路必定漫长而艰难。但是，他们还没有制造金属替代品的技术。两个水壶用了几年后就生锈到不能再用，他们可用的替代品也只有桦树皮，但桦树皮制品不能在火里烧，做饭变得很困难。雷科夫一家被外界发现的时候，他们的主食也只是混着碾碎黑麦和大麻籽的土豆馅饼。

佩斯科夫解释道，在某种程度上，针叶林里的资源非常丰富：“住处旁边的溪水清冽，落叶松、云杉、松树和桦树可以随取随用……越橘和覆盆子伸手可得，还有生火用的木材，直接掉落屋顶的松果。”

但是雷科夫一家一直生活在饥饿边缘。直到20世纪50年代末迪米特里成年时，他们为了吃肉用皮才头一次狩猎动物。没有猎枪，连弓箭都没有，他们只能挖陷阱捕捉，或在山间追赶猎物，直到猎物筋疲力尽倒地不起。迪米特里锻炼出了惊人的忍耐力，在冬季也能光着脚去打猎，有时一去就是好几天，睡在户外零下四十度的冷霜里，回来时肩上还扛着一头小麋鹿。不过，无肉可吃才是常态，他们的食物越来越单一，野生动物还毁掉了他们种的胡萝卜。阿加菲亚回忆说，20世纪50年代末是“饥饿的年代”，“我们只得吃花楸浆果的叶子”，

树根，草，蘑菇，马铃薯茎叶和树皮。我们无时无刻不在挨饿，每年我们都会围在一起商量，到底是要吃光所有的东西，还是要留点做种子。

在这种环境下，饥荒的危险始终存在。1961年六月竟然下起了雪，黑霜冻死了园子里种的所有东西，第二年春天全家人只能靠吃鞋子和树皮充饥。阿库丽娜为了让孩子吃到东西，自己被饿死了。一样他们视作奇迹的事情拯救了这个家里的其他人：一颗黑麦种子在豌豆地里发了芽。雷科夫一家在种子周围立起护栏，不分昼夜精心守护，驱赶老鼠和松鼠。收割的时候，这棵独苗结了18颗谷粒，于是他们又艰难地种上了黑麦庄稼。

随着苏联地质学家逐渐了解雷科夫家庭时，他们意识到自己低估了这家人的能力和智慧。每位家庭成员都个性鲜明。老卡尔普时常为科学家们从营地里带来的最新事物而高兴不已，尽管他执拗的不相信人类已登上月球，还是很快就接受了卫星的概念。早在20世纪50年代，雷科夫一家就发现了“星星快速穿过了天空”，卡尔普自己想出了一个理论来解释这个现象：“人们定是发明了什么，正在发送很像星星的火光。”

“最让他吃惊的，”佩斯科夫记录道，“是一个透明的玻璃纸包裹”。“天哪，他们都发明了什么啊——那是玻璃没错，竟然可以皱起来！”尽管已经80多岁，卡尔普仍严格保持着自己家庭领袖的地位，他的大儿子萨文则把自己塑造成了家庭宗教事务上不可撼动的权威。“他信仰坚定，人却很严苛，”卡尔普如是评价他。卡尔普似乎担心自己死后，如果萨文掌权，家庭境遇如何。大儿子要掌权，娜塔莉亚自然是不会阻拦，她一直在努力代替母亲成为家里的厨师、裁缝和保姆。

另一方面，两个年幼些的子女更平易近人，更能接受变化和革新。“阿加菲亚身上盲从的烙印并不十分深刻，”佩斯科夫说道。他逐渐意识到，雷科夫家中这个年纪最小的孩子很有反讽意识，能拿自己开玩笑。阿加菲亚说起话来不大寻常，她声音有点单调，会把单个的词拖成多音节词，这让一些拜访者以为她智力低下。实际上她很聪明，这个家里没有日历，记录时间的艰巨任务就全由她负责。深秋的时候徒手挖地窖，太阳下山后也还继续工作，这对她而言也不是难事。佩斯科夫吃惊地问她夜里独自一人呆在荒野会不会害怕，她回道：“那儿有什么能出来伤害我呢？”

然而，在雷科夫家族中，地质学家们最喜欢的是迪米特里，他简直是个完美的户外劳作者，知晓针叶林的所有情绪。他是家族成员中最有好奇心，也可能是最有远见的人。是他打造了家里的火炉和所有储存食物的桦树皮桶，也是他花了好几天时间手工砍削和刨刨平家人伐倒的圆木。说他最痴迷于科学家们的技术，可能也不足为怪。双方关系不断深入，雷科夫一家终于被说服了，来参观下游的苏联营地。迪米特里兴高采烈地待在营地一个小小的锯木机旁，几个小时里，他一直惊叹于这圆形的锯齿和车床能如此轻易地切割树木。“不难理解”，佩斯科夫写道，“迪米特里要花一两天才能刨平的圆木，就这么在他眼前变成了美丽、平整的木板。迪米特里用手掌抚摸着平板，说道：‘真好！’”。

卡尔普·雷科夫想远离这些现代化的东西，与自己争斗了许久却以失败告终。最初与地质学家们相识时，这一家人只接受一样礼物：盐。（卡尔普说，四十年不吃盐，“真是折磨。”）然而，他们渐渐地开始收取更多礼物。他们接受了地质学家中一位特殊朋友的帮助，这位名叫叶罗费·萨多夫的钻工花了大部分的空闲时间帮他们种植和收割庄稼。他们接受了小刀、叉子、把手、谷物，甚至最终还接受了钢笔、纸和手电筒。这些革新中大部分只被他们勉强接受，但是他们在地质学家们营地所见识的电视“罪恶”，

他们简直无法抵挡……在少有的几次参观中，他们每次都会坐下来观看。卡尔普径端坐在电视机正前方，阿加菲亚从门后探出头一看，就会立刻祈祷试图消弭自己的罪过——她轻声细语，在身上画十字架……老人看了电视后也会勤勉而彻底地祈祷。

也许雷科夫家族奇怪的故事中最悲伤的一面，是他们与外部世界重建联系以后，家庭就迅速衰落了。1981年秋，四个子女中有三人，几天之内相继追随母亲而去。据佩斯科夫所述，本以为他们是因为染上没有免疫力的疾病而死，但却不是如此。萨文和娜塔莉亚都有肾衰竭，极有可能是他们饮食粗劣的结果。迪米特里则死于肺炎，这可能从他的新朋友那儿感染得来。

他的逝去震惊了地质学家们。他们曾拼命想救他。他们提议呼叫直升机把他转移到医院去。但迪米特里在濒危之际也不愿抛弃自己的家人和奉行一生的信仰。“我们不能那样做，”他死前还小声说道。“人都是活在上帝的恩赐里。”

雷科夫家三位逝者被安葬后，地质学家们试图说服卡尔普和阿加菲亚离开森林，回去和那些在大清洗时代存活下来的亲戚们一起生活，他们仍住在旧时的村子里。但他们两人都不听。他们重建了小屋，离原来的房子靠得很近。

1988年2月16日，在妻子阿库丽娜逝去已有27年后，卡尔普·雷科夫在睡梦中离世。在地质学家们的帮助下，阿加菲亚将父亲埋在山腰，然后掉头回到了自己的家。上帝恩赐在那，她就留在那，她说——她也确实留在了那里。四分之一个世纪之后，已经70多岁的阿加菲亚，这个针叶林的孩子，仍在阿巴坎河流域的高山上独自生活。

她不会离开。但是，我们必须离开她。她父亲葬礼的那一天，叶罗费看到的是这一幕：

我回头朝阿加菲亚挥了挥手。她如雕像般站在河岸。她没哭。她点头道：‘走吧，走吧。’我们又走了一公里，我回头看，她还站在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