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8年国军司令派专机进长春为何只救一位飞行员？
作者：刘小童
为了让袍泽兄弟如期结婚，1948年，一个世界空军史上的奇迹在长春出现。
长春守敌两个军及地方游杂部队共约十万之众，凭坚固工事及建筑物实行困守。我以十二纵三个师及六个独立师，采取围困方针，以军事包围、经济封锁、政治攻势，发动对该敌作战。从五月末开始长春外围战，夺取机场后，逼近市郊，六月二十五日起，正式对长春进行封锁围困。
——罗荣桓起草并以林彪、罗荣桓、谭政的名义给毛泽东的报告
1948年3月至10月，为配合即将发起的“辽沈战役”总决战，林彪指挥东北野战军（注：后改名为四野）用一个纵队和六个独立师将在长春驻守的国民政府新七军、六十军铁桶般紧紧包围长达半年之久。
- 在围困长春期间，上演了一幕迄今都让人叹为观止的解救同伴的飞行——1948年7月29日，为使因护航而被迫降在围城中的袍泽兄弟能按时完婚，在上至最高司令官，下至飞行大队长及多名飞行员的密切合作下，国民政府部分空军官兵密切协作，从沈阳长途超低空飞行至长春上空，搭救出同伴，使其按期抵达北平。这就是足以和好莱坞大片媲美的“抢救新郎”行动。
序幕
该次行动的总策划和总指挥是国民政府空军四大队22中队队长乔无遏。
乔无遏，四川华阳人，1940年3月空军官校十期毕业，马上驾机投入到抗战的对敌作战中。1943年，中美混合团（CACW）成立，乔无遏被派至中美混合团第五大队任29中队副中队长，驻湖南芷江。
中美混合团成立于1943年，战斗空域包括华东、华北、华南及台湾和越南，只要是主力战机P-40、P-51、B-25轰炸机作战半径能达到的地区，都有中美混合团的战机出现。中美混合团的每次出击，都是中美两国将士共同编队，空战中，相互支援、掩护，并肩作战。中美混合团向北攻击到郑州，向南出击到香港，向东袭击到上海、台湾，向西轰炸越南河内、海防等地。可以说，哪里有激烈的空战，哪里就有中美混合团的出现。
1945年日本宣布投降，中美混合团随之宣告解散，美军飞行员打道回国，中方飞行员回归中国空军，随着简编整合，大部分轰炸机飞行员改飞运输机，一部分飞行员列入作战部队。
三年后已经是国共内战后期，在抗战中打了八年的国军在内战中已经精疲力竭，自身腐败严重，在战场上处处呈兵败如山倒之势。多位原中美混合团老人向记者证实，内战期间，在东北作战，由于解放军接收了大量日伪防空装备（高射炮火），东北野战军空防力量极其强大。后期参与孤城长春空投，曾有多架同伴的战机被城外炮火击伤击落。
1948年，“辽沈战役”开战前，林彪的东北野战军主力南下，攻打锦州，以期截断国民党东北守军从陆上完整退守关内的企图。3月，东北野战军攻克重镇四平，截断了沈阳至长春间的铁路运输，长春国军补给开始由空运承担。当时长春共有两座机场，分别为东郊的宽城机场和西郊的大房身机场。宽城机场已废弃不用，新七军、六十军和部分民众给养均靠来自东北“剿总”的运输机运至长春大房身机场补给。
5月28日，大房身机场失守，东北“剿总”中将副总司令兼第一兵团司令官、吉林省政府主席郑洞国下令在市内自由大路（经记者考证，现为新民广场-人民大街段）开辟一座临时机场。至此，长春守军补给完全依仗空投。
虽然说是临时“机场”，其实就是把一段五百多米长的柏油马路加以封闭而作为飞机起落跑道，东北“剿总”空军司令部也指派必要的场站人员负责地空联络和指挥。虽然有了这么一个“机场”，却几乎没有飞机在这里降落，有两点原因：一、缺乏必要的保障，如加油、维护等。二、围城部队炮击猛烈。以致这个“机场”基本是作为空投场使用，尤其是到了围城后期，城内军队补给全部以空投为主，每天大致都有10-20架运输机从沈阳飞至长春补给。
城外的“东野”没有空军，但地面部队对空火力甚猛，所以即使用运输机空投，也并非能四平八稳进行作业–只要运输机飞临城市上空，城郊对空机枪、高射炮就会打成一片。运输机飞得慢，空投又必须低空，所以时有被击中坠落的事情发生。东北“剿总”空军总部决定，空投必须指派战斗机护航。
为长春空投补给的是空军第十运输大队，所使用机型是C-46运输机，该机在抗战时的“驼峰运输”中曾大放异彩，负责空投掩护的是空军四大队22中队，两个大队驻守基地均为沈阳北陵机场。
记者在林兆祥老人（北陵机场航空站少校副站长，已故）那里了解到，沈阳当时有三座机场，分别为北陵机场、东塔机场和铁西民航机场，虽然机场数量位居东北之最，但实际在整个内战期间，真正使用的是北陵机场，另两个机场很少使用。北陵机场经常停放数十架运输机和战斗机，空投紧张时，亦常常从北平、上海另调拨运输机。
空军总部特在沈阳设立司令部，司令官吴郁；司令部下设三个处：作战处、情报处、补给处，另设督察室。司令部还有附属单位：供应分处、北陵航空站、警卫团。
中美混合团解散后，乔无遏此时为空军四大队22中队副中队长，22中队先驻守北平，后调拨沈阳。自调拨东北后，22中队任务不多，只有到了后期，掩护长春空投，出勤开始增加。
新郎丢了
1948年7月28日是一个星期三，当天下午，十大队出动10架C-46去长春空投刚从南京运抵的大饼，按规定，22中队要出动四架P-51野马战斗机跟随护航。P-51中尉飞行员陈燊龄本不应该参加此次护航行动，他在7月下旬就向副中队长乔无遏请假，回北平完婚。
陈燊龄和未婚妻的婚期定在8月3日，未婚妻在北平的家人早早就把请柬都发了出去，只等驻扎沈阳的陈燊龄早日回来。从7月中旬一直拖到下旬，也不见准新郎出现，未婚妻一家非常焦急。
把临近婚期的队员拖在战场，乔无遏觉得很残忍，但没办法，队里一直阵容不整，请假的、生病住院的、受伤疗养的，多了去了，而且全部理由充分，根本没办法拒绝，哪个都得给假。
1998年，记者第一次采访中美混合团B-25轰炸机飞行员张义声时，老人说起过，即使在艰苦卓绝的抗战年代，空军官兵结婚也没有任何限制。这是采访中最让记者震惊的事情–从小看革命电影书籍长大，认为儿女情长是一种堕落，穷人还没获得解放，怎能考虑自己问题。尤其是后来又知道围城的“东野”，对结婚有着近乎苛刻的“258团”（25岁以上、8年军龄、团级干部）的条件，更加认为国民党最后败退台湾是咎由自取。后来，几乎采访每一位中美混合团的老人，都会问到有关“结婚”这个问题，所有老人又都回答一致：从来没有过限制，即使是抗战时期。
中美混合团一大队二中队B-25轰炸机飞行员杨训伟老人说，抗战时期，即使没有限制结婚这条禁令，同伴们也没人去谈恋爱，明摆着的：今天命还在，明天怎么回事儿谁都无法说清，再去谈恋爱，这不是坑人吗？老人说，那时每月发了薪水，钱袋都不拆，看都不看就扔到桌子上。钱都不去看，还能去找女朋友！
杨训伟老人告诉记者，总体来说，国民党组织形式极其松散，非常不严密，进退随便，即使军队也不是很严密。1948年，南京政府让傅作义的华北“剿总”部队中的党员重新登记，不登记算自动脱党。早有脱蒋之心的傅作义暗示手下拖着不做，后来导致华北“剿总”部队中的全部国民党党员自动“退党”。南京的国民党总部连问都不问一声，几千名“党员”就这样“脱离组织”了。连“组织关系”都是如此，更何况个人生活，恋爱、结婚、生子，完全不管，不干预。
张义声老人也说，抗战时期大家不找女朋友几乎成了一种默契，他是一直等到1945年抗战胜利才结婚。
1945年，抗战胜利后出现了结婚高潮，打了八年，没过一天消停日子，多少人渴望过安逸的家庭生活。此起彼伏的结婚一直持续到内战，陈燊龄的婚事不过是其中一例而已。
乔无遏告诉走向飞机的陈燊龄，后天（30日）有一架C-46运输机飞北平，这次任务完成后，一定让他搭这架飞机回北平完婚。听到副中队长郑重承诺，陈燊龄笑着跨进座舱。
16点整，C-46先起飞，4架P-51随后升空，向长春飞去。17点多一点，5架飞机抵达长春上空。盛夏的长春，离天黑还早，从机舱望出去，地表非常清晰，还未等运输机飞临自由大路的空投场，地面炮火分别从伊通河及大房身机场附近猛烈射来。4架P-51各司其职，迅速俯冲，对准布防的高炮阵地压制扫射。
不到三分钟，陈燊龄完成了第二次对地压制攻击，他刚要爬高脱离，机身猛烈抖动起来，接着，螺旋桨转速迅速下降，仪表显示发动机温度急剧升高。陈燊龄立即作出判断——引擎中弹，散热器排水管破裂，必须立即关闭发动机，否则几分钟内，引擎会因为超温停车。关闭发动机和总电门之后，陈燊龄驾驶着无动力的P-51向自由大路空投场滑翔过去。
他曾经在保定有过一次这样的经历，所以没怎么太费劲，驾机在自由大路空投场着陆了。飞机迫降了，可飞行员留在孤城里没回来！
晚上，返航的飞行员把这个消息告诉了乔无遏，乔心急如焚，他已经承诺这次出任务回来就让陈燊龄去北平完婚，而且后天有近期唯一回北平的运输机，如果这次搭不上，陈的婚期肯定要更改。而此刻陈燊龄却被困在密不透风的长春，这已经不是赶上婚期的问题，而是性命攸关。但逃出来又哪是那么容易的事情，新七军、六十军的十万大军都无法逃脱，更别说一个飞行员了。据当时在现场的一位老人回忆，副中队长乔无遏思来想去，突发奇想——直接向东北“剿总”空军司令官吴郁报告，提出一个大胆的出其不意的行动方案！
秘密起飞
记者多方查证，并在林兆祥等多位当事人那里得到证实——第二天的飞行计划并没下达任何书面文字。据吴郁身边的老人回忆，能让总司令下决心派一架飞机冒险落地，只接一名飞行员的原因也很简单：让一名已经发了请柬、选定了新婚日的准新郎留在“敌后”，实在太不人道。
老人告诉记者，一架飞机去接一名中尉飞行员，这要担当很大的风险的。先不说地面猛烈的炮火可能再造成损失，在内部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长春此时尚有两支守军、一个成建制的完整兵团，高级官员一大堆，单是将级首领就有东北“剿总”中将副总司令兼第一兵团司令官、吉林省政府主席郑洞国，第一兵团中将副司令官兼六十军军长曾泽生，新七军少将副军长史说，长春市长尚传道，少将师长陇耀，少将副师长任孝宗，少将参谋长龙国均……多了去了，还有他们的眷属。哪个不都天天眼睁睁盼着有飞机落地，哪个不想出来！如今，有飞机不仅是来，还要落地，这实在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
眼珠都快盼绿了，谁走谁不走，怎么办？乔无遏这个“出其不意”的腹案在司令官吴郁那里很快得到批准。午夜，腹案变成命令下达给北陵机场站、长春临时航空站，几位将参与此行动的飞行员也同时接到命令。
任务执行具体如下：
任务代号：抢救新郎行动。级别：机密。飞机：6架（P-51战斗机5架、C-47运输机一架）。计划航线：沈阳-长春。飞行高度：P-51，7000尺（2200米-2300米），C-47，飞行高度：1500尺（500米），过范家屯后须降为100尺进入市区（30米）。任务：P-51高空掩护，C-47落地接人。
该命令最后特别提示长春航空站：除搭载陈燊龄一名机员外，任何人不准搭载，否则，以军法从事。
记者问当事人，为什么对一次只是搭载一名普通飞行员的普通飞行任务要“保密”？
当事的老人说，主要是两点：担心要走的人太多，把飞机围起来，最后谁都出不来，而且，弄得沸沸扬扬的，被围城的高级将领心中肯定也不是滋味，万一要告到上峰那里或是委员长那里去，吴司令也是无法担当。再就是担心城外的“东野”炮火攻击，他们的眼线多，情报准，一炮打过来，全都完蛋。
7月29日清晨，天气晴朗，飞行前准备20分钟，乔无遏交待了一下航路天气报告、掩护飞机注意事项、遇到地面火力攻击后的压制点、攻击进入角度及脱离方向。一切完毕后，塔台传来放行命令，6点35分，乔无遏第一个驾驶P-51起飞，第二架是由十大队中尉李焕白驾驶的C-47运输机，跟在C-47后边的是4架P-51战斗机。
起飞后，5架P-51飞高空，C-47在5架P-51下面并稍后的位置独自飞行。5架P-51在以往护航的高度，从沈阳到长春，沿途要经过昌图、四平、公主岭、范家屯等地，所经地域都在“东野”控制之下，只要飞机经过，观察哨很快就一级级传递过去，保持在这个高度，即使被发现，也不过以为是一次例行的护航。让C-47飞低空进入，完全是出于隐蔽接近。
起飞进入航线后，完全按地标目视中长铁路（现哈大铁路）飞，整条航路通过地带处于松辽平原，海拔标高并不高，地势平坦。过四平后，有一座小山丘（北山）突然兀立，直至长春，地势逐渐增高，所以乔无遏特别叮嘱李焕白超低空飞行过四平时要加以特别注意。过四平后，前面五机加速，12分钟后，5架P-51沿中长铁路孟家方向进入长春上空。和以往护航不太一样，这一次他们没有选择从城东顺着阳光进入，而是把自身完全暴露在朝阳映照下。这样一来，飞机被地面部队识别更快更清晰，可以最快把“东野”地面炮火吸引过来。
果然，地面炮火猛烈对空射击，5架P-51迅速分散开，各占一个方向，翻腾、俯冲、压制、扫射，一切都是为了吸引地面火力。
长春上空的鹰
从航图和地标上看，确认是过了公主岭，李焕白马上把C-47降至100尺（33米），在这个高度上飞行6分钟，C-47低空掠过范家屯，前面就是长春。为使进入市区后意图更隐蔽，李焕白把C-47的高度又往下压了一点，再低一点，机腹就要擦到下面农舍的烟筒。
马上进入市区，李焕白已经能看见5个同伴的飞机在高空上下翻飞、打转、筋斗、射击压制，来不及再多考虑，他驾驶C-47直接从洪熙街（现长春红旗街）超低空掠地飞行，转眼就到了自由大路。还没等临时机场场站的人反应过来，李焕白用出了“看家本事”——小航线大角度俯冲落地。
如此超低空进入还是让围城部队看出了端倪，一阵密集的炮弹打来，自由大路的空投场附近顿时硝烟弥漫，尘土飞扬。炮弹偏离目标，落到空旷地带，距C-47机身还有一定距离。落地后的李焕白驾驶飞机穿过烟雾和尘埃，向停机处滑行过去。
有关炮弹落机场一事，在采访中，有老人说空投场内没落炮弹，炮弹是落在了空投场外很远的地方，也有人说空投场肯定是落了炮弹，而且就打在人群里，还有人说是围城的部队对空的高射炮弹没爆炸又落进了人群。或许实在是事隔久远，老人们的记忆不尽一致，但有一点可以肯定，那就是确实有很多炮弹打过来。
穿过渐渐散去的烟尘，李焕白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远处黑乌乌巨浪一样的人群在向飞机跑来，炮弹就在他们身边不断地爆炸，有人慢悠悠倒下，很快，缺口就被另一个人补上，人们不管不顾，根本不想C-47能载多少人，不顾一切地涌过来。涌来的人流中没有制式服装，有的是长衫马褂、旗袍高跟、眼镜、卷发。判断出不是部队后，机舱内的李焕白有些发懵——密电中特别指出不允许搭载其他人员，怎么会出来这么多人！他此时也不可能考虑到太多–“保密”性差是组织松散的一个显著特征，这份电报发到长春场站后，虽然“保密”级别高，但还是很快就被扩散出去。没多久，临时机场就聚集起众多达官贵人，翘首企盼能乘飞机逃脱这座鬼城，以至于场站方面无论如何劝说都不行，连猛烈的炮火也顾不上闪避。
C-47还在徐徐向临时停机坪滑行，汹涌过来的人群看到飞机冲着人群的方向滑行，本能地停下脚步，等待飞机停靠。李焕白焦急地在人群中寻找战友，希望他能立刻现身。
周围又有炮弹爆炸、人群又开始躁动……
一手握驾驶盘，一手搭在油门杆上的李焕白回转身，告诉后舱的机工长（随机工程师），赶紧把舱门打开，飞机不停机调头。眼看进入停机坪，李焕白降低速度，把C-47掉转了180度，机头对着来的方向，后舱的门打开，机工长守在门旁，焦急的目光在人群中搜寻。
人们此时才发现，C-47根本没有停靠的意思，短暂的骚动后，忽地全部快速向C-47涌过来。
“咣咣咣”，又是一阵炮弹从远方打来，C-47四周再次泛起尘土硝烟。人群不管不顾、大声喊叫冲过来，李焕白开始加速，他焦急地从侧窗向外看，几乎要大声喊叫–陈燊龄，怎么还不出来！
陈燊龄完全被淹没在人群中。早晨，还是王站长陪他一起等同伴的飞机，结果，人越聚越多，怎么劝说都没用，到最后，他已经完全被人流遮掩没了。看见C-47在停机坪前没停下，陈燊龄知道，肯定是不能停了，只有靠自己的体力冲出人群的包围圈。他一直拼命往前挤，虽然已经看到站在舱门前焦急的机工长了，但怎么也冲不过最前面的最后那道“防线”。想要脱离的人，实在太多了，大家的身体筑成了一堵结实的“墙”。
潮水般涌上来的人不仅越来越多，而且步伐在加快。李焕白唯一的办法，就是让C-47加速，但越加速他就越焦急，照这个速度加上去，再有一分钟，如果陈燊龄还没出来，C-47就飞起来了！此时，一个瘦小的身影突破了那道人墙“封锁线”，急速奔跑过来，疾速冲向C-47。
机工长认出那正是本次任务真正的目标人物–陈燊龄！C-47在不断加速，机工长向外伸出手……陈燊龄似乎也要飞驰起来，他速度越来越快，把并行的人群甩到身后。终于，他追平了飞机，在即将接近舱门的一刹那，他伸出了手。
机工长的手早就伸了出去，两双手紧紧扣住，机工长直起身使劲，陈燊龄猛地一跃，顺势爬进机舱。空中的5架P-51依旧在腾越，根本不清楚地面的情况。处于紧张作战中的乔无遏只是用余光扫了地面，他本能感觉到C-47似乎没停就起飞。地面攻击非常猛烈，让他连用无线电问一下的时间都没有。感觉C-47似乎已经飞离了市区，乔无遏往上提了一些高度，才用电台问李焕白：人接到没？
耳机内响起李焕白不紧不慢充满轻松的回答：Rescuethe GroomMissionaccomplished（救出新郎，任务完成）！
乔无遏大喊：“全体返航！”
5架P-51停止翻腾和压制，在长春东南方向的上空迅速集结编队，向南渐渐飞远。
第二天，陈燊龄搭乘了那架回北平的飞机。三天后，他和美丽的女大学生唐娇宠如期在北平完婚。由乔无遏一手导演、策划，总司令吴郁指挥，沈阳、长春两个场站多方人员共同协作上演的一幕“抢救新郎”行动完成。
1949年，国民政府败退台湾，乔无遏和空军四大队一并来台，最后在空军总部作战署署长位置上退役。
1986年，“抢救新郎”行动中的“新郎”陈燊龄出任台湾“空军总司令”，1989年12月任“参谋总长”，最后以空军一级上将退役。
作者附录：只要提到抗战中的空战，很多媒体都言必称陈纳德或“飞虎队”，这实在是一个不大不小的玩笑。抗战时期，在蓝天中和日军飞机捉对厮杀的年轻中国空军并不是抗战前期名躁一时、叱咤风云的“飞虎队”，他们的准确番号是–中美混合团（ChineseAmericanComposite Wing简称CACW）。
抗战胜利结束后，中美混合团中的美国空军全体退出回国，中美混合团建制撤消，中国空军重新转至国民政府麾下，不久就拖着在抗战中疲惫不堪的身躯卷入内战。
作者在多年追踪采访中查到的诸多史料表明，这支在抗战时期功绩卓著的英雄部队在内战中少有甚至几乎没有任何上乘表现，并在相当一段时间内士气低落。用很多老人的话讲–知道地面都是同胞下不去手！这样的“战功”，不要也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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