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最大的学术造假是“红学”
近年来国内学术界造假的案例频频曝光,引起了海内外各界人士的热议。学术造假,就是抄袭剽窃、伪造数据;究其根本动机,无非“名利”二字。学术造假,伤害的不止是专业领域的研究,更是对社会整体道德良知的侮辱和摧残;学术造假之烈,往往反映了一个社会的体制和道德良知的溃烂程度。学术造假若不能得到最大程度的有效遏制,要实现一个社会的和谐发展乃至民族国家的伟大复兴,无异于痴人说梦。
近年来曝光的学术造假案例,基本上是在某些不为广大民众所知的研究领域个别人士卷入丑闻。如果不是方舟子们的愤怒揭发,那些臭不可闻的酱缸还不知道要继续发酵多久;如果不是一些社会名流的大声疾呼,还真不知道那些与普通民众生活相距甚远的造假究竟会有多少人去真正关心和了解。
当然,无论是哪种性质的学术造假,都应该及时予以揭发惩处,决不可姑息养奸。另一方面,以我个人的浅见,中国最大的学术造假就是“红学”,而这一学术造假迄今为止没有任何人受到惩处;相反,一些主持造假的败类甚至头顶眩目的光环窃踞高位,扶植党羽,凌虐异己,妖言惑众,败坏学术,损害国家。
到目前为止,只有一个人微言轻的陈林在公开大声疾呼铲除腐败“红学”诈骗集团。我不知道这个国家到底要烂到什么地步才会来切割“红学”这个文化学术界的巨大毒瘤。
所谓“红学”,就是指关于清代小说《红楼梦》的“学术研究”。“红学”之所以成为中国最大的学术造假,是因为它被尊为“百年显学”,牵涉“名流”“大师”之多、延续时间之长、社会影响面之广、造假性质之典型、对文化学术乃至国家民族的损害之大,没有哪个专题研究能出其右。
“红学”的造假,主要体现在两个相辅相成的方面:(1)伪造史料文献,产出错误结论,并以此牟取暴利;(2)压制正确的研究成果,继续混淆视听,欺骗政府和人民。
“红学”的造假,发端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陶洙、狄葆贤等人,推波助澜的是民国时期的胡适、周汝昌等人;造假基本定型于20世纪50年代,得到了周汝昌、周绍良、张伯驹、赵万里、孙楷第、陈仲篪、吴恩裕等人的包庇纵容甚至共谋;最近30年来,“红学”造假“发扬光大”,登峰造极,兴风作浪罪大恶极的败类就是以中国艺术研究院红楼梦研究所及其“民间组织”中国红楼梦学会为代表的所谓“红学界”的骨干分子,包括冯其庸、周汝昌、林冠夫、杜春耕、蔡义江、刘世德、孙玉明、张庆善、沈治均、孙逊、陈维昭、陈克艰、张俊、曹立波、邓遂夫等一大批地位声名显赫的所谓“大师”、“泰斗”、“专家”、“博导”和“著名学者”。
众所周知,“脂砚斋评本”(“脂本”)在“红学”领域享有“崇高地位”,目前广大读者通常阅读的《红楼梦》版本,基本上都是经过“甲戌本”、“庚辰本”、“列藏本”、“甲辰本”等“脂本”校改的。到目前为止,发行量最大的版本就是由冯其庸主持、红研所校注、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120回本,该版本是用“庚辰本”为底本校改程甲本而来。
鲜为人知的是,一切“脂本”——“甲戌本”、“己卯本”、“庚辰本”、“戚序本”、“舒序本”、“郑藏本”、“甲辰本”、“梦稿本”、“蒙古王府本”,包括近年突然出现并以18万元高价拍出的“卞藏本”——全都是一个丧心病狂、当过汉奸的文化败类陶洙(1878~1961?)亲手伪造的。不但如此,20世纪以来突然出现的几种用以论证“曹雪芹是曹寅之孙”和曹雪芹卒年的史料文献,如《四松堂集》及其“付刻底本”、《懋斋诗钞》、《枣窗闲笔》、《绿烟琐窗集》、《春柳堂诗稿》等,无不经陶洙篡改和伪造。
这样一个可怕的事实,以冯其庸为首的一批“红学界”骨干分子早就心知肚明,然而这群文化学术败类数十年来欺上瞒下肆行诈骗。他们主持出版的各种“脂本”影印本售价少则数百,多则数千;“己卯本”和“庚辰本”竟然还被出任“国家古籍保护工作专家委员会”“首席顾问”的冯其庸捧进了国务院批准、文化部颁布的《第一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
验证陶洙伪造“脂本”的事实相当容易,拿陶洙的笔迹对比各“脂本”,立即真相大白。
陶洙根据各“脂本”汇校汇抄了一本《脂砚斋重评石头记》,现藏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通称“北师大藏本”。这个本子绝大部分都是陶洙的亲笔笔迹,这一事实是曹立波、张俊、杨健、周绍良、冯其庸等人共同确认的。在所谓“乾隆抄本”“己卯本”中,“原收藏者”陶洙在其“题记”中白纸黑字地说明他补抄了第二十一至第三十回,这十回的笔迹跟“北师大藏本”陶洙的笔迹一模一样。这一事实,也是曹立波、张俊、杨健、冯其庸等人共同确认的。
陶洙抄补的“己卯本”这十回的笔迹,恰恰跟“乾隆抄本”“庚辰本”对应十回的笔迹一模一样完全一致,然而冯其庸竟公然撒谎说,“北师大藏本”的笔迹跟“脂本”“一本都对不上”!
什么对不上?冯其庸的谎言跟事实对不上!“庚辰本”的笔迹,就是陶洙的笔迹,“乾隆抄本”“庚辰本”就是陶洙亲手所抄,这个事实是再明显不过的了!
不但如此,“北师大藏本”、“己卯本”和“庚辰本”这三个抄本的笔迹整体上都是一模一样的,三个本子同为陶洙亲笔所抄的事实至为显然。然而,“北师大藏本”的发现者和研究者曹立波、张俊、杨健等人对此都一直保持可耻的沉默。
陶洙的笔迹在这三个本子中呈现出鲜明的个人特点:(1)斜弯勾写得特别长大;(2)一撇一捺写得特别长大;(3)很多常用字都写成了相同的具有特殊结构的异体字;(4)一些常用字写成了一模一样的错别字。这些“特殊笔画”和“特殊结构”的书写特征,在其它所有“脂本”中都大量呈现,陶洙伪造“脂本”的事实至此被彻底揭穿。
然而,与陶洙曾经过从甚密的周汝昌、周绍良早就知道陶洙伪造“脂本”的事实。近年来周汝昌得意忘形说漏了嘴,披露了陶洙、张伯驹和他三人共同努力将“庚辰本”以十两黄金的高价卖给燕京大学图书馆这一数十年来鲜为人知的旧事。陶洙伪造“脂本”的根本动机就是为了诈骗谋财,他亲手抄录的“北师大藏本”就是在1957年以当时240元人民币的高价卖给北师大图书馆的。
陈仲篪、吴恩裕、冯其庸等人也早就知道陶洙伪造“脂本”的事实,这三人在分别谈及出版“己卯本”影印本事宜时,都坚决要求删除“己卯本”上陶洙抄补的字迹。很简单,陶洙的笔迹跟“乾隆抄本”的笔迹摆在一起,“脂本”骗局就会立即败露。
最令人感到不可理解和痛苦的是,胡适对于陶洙伪造“甲戌本”和“庚辰本”的事实、陶洙亲笔致信(化名“胡星垣”)并亲自登门向其高价兜售“甲戌本”的事实至死不提,“甲戌本”被胡适私藏遮掩了34年才出影印本,胡适死后“甲戌本”又托付给美国康奈尔大学图书馆收藏(近年由上海博物馆以据传80万美元的高价从胡适后人手中回购密藏)。
冯其庸等人近年来也是得意忘形忘乎所以,在冯其庸等人的操纵下,北师大图书馆出版社和北京图书馆出版社近年分别出版了“北师大藏本”影印本、“己卯本”全本“高清照相本”。请全国的学者、新闻记者、广大读者拿着这两个本本去对照其他“脂本”,看看陶洙是如何丧心病狂地造假售假,看看“红学大师”们是如何寡廉鲜耻地掩盖真相诈骗谋财!
这么多年来,似乎只有一个老老实实、受骗上当的“红学大家”俞平伯临终悔悟。俞平伯很可能猛然醒悟到了陶洙伪造一切“脂本”的可怕事实。“脂本”的最大“意义”和“价值”就是为《红楼梦》“后40回续作说”提供伪造的“脂砚斋”“畸笏叟”的“证人证言”。俞平伯临死前用颤抖的手写了两句话:
“胡适、俞平伯是腰斩红楼梦的,有罪。程伟元、高鹗是保全红楼梦的,有功。大是大非。”“千秋功罪,难于辞达。”
俞平伯虽然在推崇“脂本”的问题上犯了错,但他是受骗上当,并且知道忏悔罪己,这样良知未泯的大学者不应受到苛责。最应受到严惩的,理所当然是以冯其庸、周汝昌为首的“红学”诈骗集团。
这个诈骗集团不但长期掩盖陶洙造假售假的丑恶行径,而且疯狂打压一切正确的研究成果。20世纪90年代,大学者欧阳健通过扎实的版本校勘研究,提出了“程前脂后”的正确结论,然而冯其庸指使其党羽爪牙对欧阳健进行围攻谩骂,并阻挠欧阳健学术专著的出版。在陶洙造假被彻底揭穿的今天,回顾往事,冯派文痞的丑恶嘴脸曝露无遗。
2004年年初,陈林通过文本细读研究和史料考证,揭示了在现存120回小说《红楼梦》情节之下隐藏的从1706年到1724年这一真实年代序列,考证出元春及其原型人物曹寅之女、平郡王讷尔素嫡福晋(王妃)曹佳氏真实的出生时间“壬申年壬寅月壬子日辛亥时”(1692年2月18日),并由此推理和考证出120回小说《红楼梦》的真正作者曹頫及其正确生年1706年6月8日。陈林的研究成果,集中体现于2006年出版的学术专著《破译红楼时间密码》。
红楼梦研究专家胡文彬完全了解陈林研究的正确性,他在不愿透露姓名的情况下接受《中国教育报》和《新京报》的采访,完全肯定了陈林的学术方法和对曹佳氏生日的推断,这个生日与胡文彬所见有关史料文献的记载完全一致。
然而,陈林的研究成果被广泛报道后,周思源、陈克艰、陈维昭、孙逊、孙玉明、蔡义江等“主流红学家”或是在采访中,或是在评论文章中肆意歪曲陈林的方法和结论,对陈林进行谩骂和侮辱。
2008年7月,陈林经过近两年时间的刻苦版本校勘,终于一举揭穿陶洙伪造“脂本”的罪恶事实,“红学”诈骗集团在铁的证据面前陷入了可耻可笑的“沉默、沉默、再沉默”。胡文彬同样知道陈林版本研究成果的正确性,当陈林呼吁胡文彬站出来揭穿“主流红学界”长期掩盖陶洙造假售假的罪恶行径时,胡文彬哀叹:“我是朽木不可雕矣!”
请全国的学者、新闻媒体、广大读者去质问冯其庸、周汝昌,去质问胡文彬,“红学”诈骗集团的卑劣肮脏还要掩盖多久?!请中纪委、最高人民检察院、文化部、教育部立即组织联合调查组,彻查“红学”诈骗集团的深重罪恶,依法惩处涉案人员,及时修改各类教材辞典中关于《红楼梦》的评述。
陈林的研究方法并不复杂艰深,陈林研究成果的正确性均可得到简易方便的验证。陈林以一人之力就能解决关于《红楼梦》研究的基本问题,政府为什么还要拿那么纳税人的血汗钱去供养一个学术诈骗集团?
陈林并不是什么天才,但是陈林的研究成果摆在世人面前,充分证明了中国现当代知识分子在整体上学术能力极其低下,道德品质极端败坏;“红学”谬论的盛行,令中国现代学术斯文扫地,尊严荡然无存。一本小说都研究不清楚,折腾出那么多害人害己的假名堂,中国人怎么好意思去吹捧这个大师那个大师?中国人怎么好意思去弘扬国学经典传播文化?中国人怎么能实现民族国家的伟大复兴?
“红学”是学术之耻,是学者之耻,也是全体中国人之耻,这种耻辱不及时洗刷,“红学”诈骗集团不及时被铲除,“和谐盛世”必然逃脱不了被万世唾骂羞辱的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