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保安战役：稍纵即逝的战机

作为平津战役第一阶段作战的核心构成部分，新保安战役（1948年11月29日—1948年12月22日）有着特殊的重要地位。对于解放军来说，该战役的顺利展开，不但在整个战略态势上断绝了国民党傅作义(时任国民党军华北“剿匪”总司令部司令)集团60万人退往傅系老巢绥远的后路，并且一举歼灭了傅作义赖以起家成名的精锐部队第35军主力16000余人。粗略一看，这场战役的规模不算很大，其歼灭人数与缴获物品数，在解放战争后期，大概只能算是一个小型战役，但事实上，其重要性远远超过了那些纸面上的数字。这场战役的主要战地指挥员杨得志曾评论说，“三十五军是整个傅系军队的灵魂，是傅作义本人的‘左膀右臂’‘心尖宝贝’”，它的败亡给傅作义造成精神上的“震撼”（聂荣臻语）是难以估量的。也可以说，第35军覆灭后，傅作义（乃至整个傅系）的战斗意志已经被彻底动摇，其后来在北平和平谈判问题上的一些拖延，不过是习惯性的讨价还价罢了。

一般地说起来，大型作战的背后总包含着各方面深刻的必然性因素，如果作战双方军事素养相当，在没有太强外力作用的干涉下，作战从预备、展开到结束有时会有一些“不得不然”的意味，所谓“妙计”“巧合”云云发挥作用的余地其实不大。但以事后诸葛亮的眼光看，新保安战役却有其相对的特殊性。它是在国共双方都没有完全做好准备的情况下突然爆发的，并在一个很短的时间（不到十天）发展成为数十万人规模的会战。由于其突然性，国共双方都获得了一些稍纵即逝的战机—从这个角度说，上天的确是公平的。值得后人深思的是，在这场事关存亡断续的较量中，共产党方面不但创造了看似不可能的机会，还用全力把握住了几个仅有的机会，而国民党方面不但挥霍了战役前全部的准备机会，并且还很马虎大意地丢掉了最后逃生的机会。本文重点讨论的就是新保安战役战机变化扑朔迷离的几个关键节点。

首先是战役的准备阶段。我们可以将1948年11月20日至12月2日，视作新保安战役的准备阶段。其特殊性体现在，掌握了战略进攻主动权的共产党方面在战役的准备阶段，并未把傅系第35军当作主攻对象。

1948年11月2日，辽沈战役结束后，东北野战军何时入关即成为华北国民党当局生死攸关的决定性事件。有意思的是，面对这个问题，掌握战略主动权的共产党方面表现出了极高的敏感性和全力以赴的认真态度，而处于弱势的、容错率极低的国民党方面则表现出了相当颟顸麻木的态度。这其中，蒋介石、傅作义，尤其是傅作义的战略判断能力实有值得评论之余地。

不能说国民党当局对华北军事形势全无敏感性。辽沈战役结束后，也就是11月4日，蒋介石即电召傅作义到南京商讨华北作战方针（必须注意到，这时徐州一带的国民党军已处于极其不利的战略态势，他正为此焦头烂额）。他们估计，辽沈战役后东北野战军至少要经过3个月至半年的休整才能恢复战力，“目前华北不至受到威胁”。单纯从军事角度看，蒋、傅这一判断并无大错。辽沈战役步入尾声的时候，毛泽东的判断近似于蒋、傅。他在1948年10月31日给林彪等的电报中这样说：

东北主力除四纵、十一纵等部即行南下外，其余在沈营线战斗结束后，应休整一个月左右，约于十二月上旬或中旬开始出动，攻击平津一带，准备于战争第三年的下半年即明年一月至六月期间，协同华北力量歼灭傅作义主力，夺取平津及北宁、平绥、平承、平保各线，完成东北与华北的统一……

这道命令留给东北共产党人很大的自由考量余地。根据这份电报，毛这时对战局最理想的设计是：东北野战军主力能够在辽沈战役结束后一个月至一个半月内开始入关，而部队展开的时机似更可押后。也就是说，“威胁”到华北战局差不多就可能是1949年1、2月份了。这和蒋、傅对局势“最悲观”（即东北解放军在3个月内恢复战力）的判断差不多。

但问题在于，战争的形势总是紧随时局变化而变化的。在得出共军需要“3—6个月”恢复战力的判断后，蒋、傅似乎就将它当作定律，以为共产党必将按此定律办事，而共产党方面，则日夜加班加点，仅用了半个月的时间就完成了部队的休整、编训等工作。毛泽东宁可在部队的组织、管理上付出一定代价（东北的林罗刘再三恳请他放宽东北野战军入关的时间限制，因为整训6万新兵和11万国民党俘虏兵实非易事。实情也是如此：1948年11月23日至12月底，东北野战军入关后总计逃亡达1.1万余人），也要兵贵神速，打傅作义一个出其不意。在了解部队基本情况后，他在11月中旬完全改变了主意，将东北野战军入关的时限提前了足有二十多天。11月18日，他即明确电令林罗刘：“望你们立即令各纵以一两天时间完成出发准备，于二十一日或二十二日全军或至少八个纵队取捷径以最快速度前进。”

11月20日开始，他开始认真考虑如何挟东北野战军入关之大势来寻求华北战场之突破点。

1948年11月23日，东北野战军七十余万人开始入关。24日，毛泽东在华北战局上投下了突破性的一手：令杨成武、李天焕的华北第三兵团在六天之内到达张家口，发动进攻，摆出切断傅作义集团退往绥远的攻击性态势。

自1948年8月底开始，解放军华北第三兵团频繁出击绥远，呼应东北解放军作战，并摆出威胁傅作义战略后方的态势。当然，单凭它的兵力，并不足以对傅作义集团构成真正的威胁，因此，它的这番进击容易被傅作义看成是常规性的袭扰。这是毛泽东计划中的“平绥线作战”开篇上具有迷惑性的部分。毛泽东希望傅作义按照惯性来判断杨成武兵团的行动目的。

但事实上，这次杨李兵团进攻的内涵完全不同以往，它是一次实质性战略进攻的前奏。依托陆续入关的东北野战军主力，毛泽东以杨李兵团的进攻为先导，继之以华北第二兵团（杨罗耿兵团）、东北野战军先遣兵团（程黄兵团）全面展开，试图在平张线困住傅作义主力步骑16个师旅。

但至于获得何种战果，是张家口、宣化一带的第105军，抑或再加上下花园第101军的一个师、怀来的第104军？毛泽东这时还心中无数。总之，只要扭住这16个师旅，能“歼灭其一部，打得该敌不能动弹，不能西逃也不能东窜，那就是极大的战略上胜利”。作为傅系灵魂，35军战斗力和战斗意志都很强。毛泽东这时并没有预料到，能够顺利地将它收入囊中。

而在这段时间，傅作义又干了一些什么呢？他似乎对东野入关这把悬在头顶的达摩克利斯之剑没有深刻的计算。他大概以为摆出一些和平的姿态，派出彭泽湘、符定一与共产党密谈，共产党就会听任傅系在华北的军事存在了。他对蒋介石抛给他的诱饵抢之唯恐不及。据时任国民党察哈尔省保安司令部少将副司令兼张家口市警备司令的靳书科回忆说，因为蒋介石把东北战场被歼灭的6个军的番号都给了他，于是傅作义把相当多的时间都花在了扩军想象上：“大家研究一下，我们有无这多兵源？军事干部怎么抽调？武器装备如何筹拨？以及其他一些问题如何解决？”

经过讨论决定：河北省、察哈尔省、绥远省各负责编组一个军；天主教负责编组一个军（因有位知名权威主教提出，他可以在天主教徒中负责编组一个中国天主教军）。先成立四个军。干部由总部干训团及河北、察哈尔、绥远各省干部训练团筹拨，武器装备由总部军械委员会负责电请国民党联勤总部调拨，兵员由各省自行征用。此外，还拟在东北人民解放军进关（山海关）之前，由总部编组一个全部美械装备的机械化师……

正所谓“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傅作义似乎没有认真推想一下中共怎么可能慢悠悠地放纵他把这些空头军队给编训完成（且不说那“中国天主教军”听起来就十分不靠谱）。在东野即将入关的当口（即使东野如其所愿果然要到1949年2、3月份后才入关，留给他调整国民党华北战区态势的时间也不多了，更何况，从11月6日开始，国民党方面的“徐蚌会战”已经开场，一开战，国民党军即处于极端不利的情况），他即使费力气搭起来了几个架子军，面临东野百战雄师有何作用？可以说，这期间，傅作义做了相当多类似的既非当务之急又极耗精力的事情。

东北野战军自11月23日开始入关，虽然毛泽东叮咛说东野需要竭力做好隐蔽，但正如其时负责中共冀东区支前工作的张明远回忆的那样：

起初，东北大军11月23日开始从冷口、喜峰口及山海关北部的山区隐蔽入关，但百万大军过境，长时间保密谈何容易！果然，九纵在经过冷口时遭到敌机轰炸，大军进关已无密可保……

驻山海关和秦皇岛的敌人吓坏了，来不及抵抗，当日便乘船逃往天津。11月27日，中共秦榆工委的工作人员迅速接收了山海关和秦皇岛。29日，驻滦县的国民党军队炸毁滦河新旧两座大桥后仓皇弃城西撤。

作为国民党华北方面最高军事长官，傅作义对以上情况不会没有掌握。但事实是他根本就没有重视。（从现有资料看，从11月23日至12月4日深夜，他都没有对山海关一线传过来的情报产生足够的警觉。仅从这一点而论，毛泽东对“蒋、傅对我军积极性总是估计不足”之把握就非常准确）因此，当11月29日杨成武部出现在张家口后，他就习惯性地派出其最信任的，也是手边唯一机动战力第35军，像往常一样去做些驱逐性的战斗。11月30日下午，傅系大将郭景云率第35军主力并第104军一个师增援张家口。从某种意义上说，他做了毛泽东希望他做的事情，并远远超出了毛泽东的期待。

第35军既入彀中，毛泽东立刻意识到，一个天大的战机突然掉到了自己的眼前！12月2日凌晨4点，他发报电令程黄兵团及杨罗耿兵团、杨李兵团，全力投入北平—张家口一线的作战。这意味着他决心调动手中已有的全部机动兵力，不惜一切代价，揪住并寻机歼灭第35军。

郭景云是30日下午才到的张家口，他与杨李部接战后，杨李应当花费一定时间才能判明傅的增援力量，并向毛泽东报告，而毛泽东应当又花了一定时间核实华北战场傅军的动态。以此推算，毛泽东从接到情报到下决心会战平张线，只用了一个非常短的时间，也许只有几个小时。这是一个影响整个平津战役发展的战略决断。事后证明，如果此间稍有延宕，第35军必能退回北平。而有第35军在手，傅作义之后的心态也许就会发生一些微妙变化了。

孙子云，“多算胜，少算不胜，而况于无算乎”，这真是一个典型案例。

不过，攻取傅系的第35军，解放军方面尽管近于无中生有地觅得了一丝先手战机，但这时的战役主动权毕竟还掌握在国民党方面（仅就新保安战役而言）。因为此前毛泽东并未预想自己能够临时收获大礼，只要能歼灭傅系“一部”已感极大满足。而现在一条大鱼突然自动跳入网中，他的渔网则还需临时编织—平张线解放军主力只有杨李兵团，何谈聚歼第35军？这是新保安战役特殊性的又一个方面。毛泽东这时最倚重的是程黄兵团。程黄部拥有雄兵10万，训练、装备都胜于华北解放军各部，是华北作战初期毛泽东非常重视的战略机动力量。他曾数次动念调程黄兵团攻击唐山，截断傅作义集团东逃之路，并寻机夺取这个“平津的煤源”。11月27日后，他对程黄兵团的使用目的开始明确起来，即在北平东北的平谷地区集中后，等候中央命令，在有利时机“迅即超越密云、怀柔、顺义线上之敌”，切断张家口和南口、怀来傅军的联系。而在战机到来之前，他再三叮嘱程、黄，不可惊动傅作义。直至11月30日23时，他仍这样命令程黄部：“现在不论你们或对你们所建议的已到平泉的两纵队，均不能下立即向平张线前进的决心……傅作义在你们强大兵力威胁下，是否敢多用兵向西增援亦难断定。”

毛泽东的这种谨慎，为他带来了极大收益，以至于傅作义直到12月4日还浑浑噩噩向部下宣称“林彪进关尚需时日，这方面仅聂荣臻的部队”，但在12月2日这个特定的时间节点却形成了一些特殊的困难：程黄部要超越密云、顺义一线进抵怀来，不但路途遥远，应付沿途势力不小的国民党守军袭扰亦非易事。

毛泽东对程黄部充满信心，以至于程黄部还未抵达怀来他就公布了“平绥前线委员会”的名单，以程子华、黄志勇、杨得志、罗瑞卿、耿飚、杨成武、李天焕为委员，程子华任书记，罗瑞卿任副书记，“统一领导平绥作战及粮食、弹药、处俘等项事宜”，准备完成歼灭平张线上傅系势力的目标（这是12月6日的事情，至12月13日，该委员会即被撤销）。

毛泽东倚重的另一支主力就是杨罗耿兵团。早在11月27日凌晨，毛泽东已电令该部需要在“十二月一日集中于易县西北紫荆关地区荫蔽待命。然后准备以五日行程进至涿鹿地区相机作战”。12月2日4点，他电令该部“直出涿鹿”。但此时天寒地冻，杨罗耿部距目的地路途不近，又有平张铁路和诸多水系阻隔，该部能否按预定要求顺利进抵目的地其实颇成问题。

因此，尽管共产党方面在日夜赶工专心编网，但在12月4日前后，国民党方面事实上迎来了他们在新保安战役的第一个重大转机：既然第35军已经完成驱逐杨成武部进攻的任务，它就应该尽早返回北平老巢。如果它这时东返，共产党方面除了徒唤奈何以外，大概难有作为。

但这个机会被他们自己的总司令在无意中放弃了。12月4日，傅作义决定到张家口视察，与部下讨论张家口弃守问题。弃，就是缩紧拳头，将张家口的力量猬集于北平周围，以与即将入关的解放军争胜负（或抬高和谈价码）；守，则是看住自己的退路，静观其变—当然，在当时条件下这其实基本上是一着坐以待毙的死棋。且不论傅作义张家口弃守计划的得失，就第35军而言，由于这一讨论，它就只能硬生生在张家口多滞留了一天。

而就在12月5日凌晨，国民党方面迎来了他们在新保安战役的第二个重大转机：东北野战军程黄兵团在超越密云县城时，有些恋战，发动了密云战斗，用不到一天的时间，就攻克了密云县城，歼敌6000多人。东北野战军攻战时表现出的巨大战斗力震撼了傅作义，据说，这时他又收到了东野从喜峰口等入关的情报，于是不得不正面这样一个事实：东野主力已经大规模入关。

至此，毛泽东一直来刻意隐蔽的大型作战计划终于有所泄露了，而他这些天苦心孤诣编织的巨网也在12月5日、6日这两天露出了最大的破绽。首先是杨李兵团这时误判了形势，认为张家口守军“向西逃的可能性增大”，未遵照毛泽东指示将重兵屯于张家口、宣化一带，结果第35军东撤时对杨李的阻挡一冲而过，客观上造成新保安战役初期解放军方面的被动情况。其次，杨罗耿兵团在开进过程中，由于部队多为山地行军，道路崎岖，河流阻隔及电台通信困难，加之对张家口国民党军东逃估计不足等原因，12月5日，该兵团主力方至大洋河以南地区，距预定到达平张线的下花园、新保安一带尚有一两天路程。最后，程黄部因为攻打密云，客观上耽误了一天的时间，已不可能按规定于8日到达平张线。

但国民党方面却又很轻易地浪费了这个机会。首先是傅作义产生了一个重大战略误判：

他以为东野攻打密云是中共将要直取北平城的前奏。他1933年参加过长城抗战，知道密云之失对北平威胁甚大。于是接下来的一段时间，他全力思考的大概是北平城下与共军的攻防问题，而未能深入计算程黄部行动的真实意图。这正所谓强者运强，错有错着。程黄兵团用兵上的一个小失误倒引发了傅作义一个相当致命的战略误判—不如此，就很难解释傅作义在接下来的几天中对第35军的存亡危机如此麻木不仁，丝毫未见其动用总司令的权威干涉郭景云的迟缓动作。他彻底反应过来大概要到12月7日、8日以后，当然，那时什么都已晚了。而挥霍第35军逃生机会的，另一个责任人当是郭景云及相关国民党官僚团体。

现在已经很难确考傅作义令郭景云东返的具体时限了。不过，第35军于12月5日东归应是既定的安排，傅作义在密云遭到攻击后，催促第35军返归的要求会更急迫些。俗话说，军令如山，而面对军令，郭景云和他的战友们又干了些什么？时任国民党军第104军军长的安春山回忆说：

傅作义规定郭景云出发的时间是5日拂晓，届时郭部的官兵也都按时上了车，但他因装运私人财物（其中还有张家口大商人的），竟把出发时间推迟到5日午后一时，误了七小时。

而靳书科则回忆说：

一些地方机关的首脑人物，如省参议会议长杜济美、省党部委员马仰贤、察蒙党部特派员赵城壁、书记长杨润霖、市参议会议长高炳文（兼国民党张家口市党部书记长）、商业日报社社长贺天民、耶稣教堂传教士范某某，以及这些部门的一些议员和委员们，以前没有走掉，这时忽然听到第35军将于12月5日上午乘汽车开返北平的消息，纷纷要求跟第35军去北平。经批准后，12月5日上午8时，这些达官要人和太太们，分乘汽车数辆，带着细软、贵重物品以及大米、洋面等，一行数十人，直奔第35军驻地宁远堡，满以为这一下可逃到北平去过舒适的日子了，没想到后来第35军在新保安全部被歼，这些人除高炳文化装逃到北平外，全部当了俘虏。

这是一种集体性地轻视军令的行为，是结构性腐败。兵贵神速，作为一名战将，郭景云在新保安战役中一再坐失战机，这责任恐怕不仅在于个人，更在于当时国民党方面军政商勾结的腐朽官场氛围。

这里有一个值得玩味的历史细节。虽然在具体时间上有所出入，国民党军官们后来撰写回忆文章时，几乎都把第35军驰返北平的日子记成了12月5日。但事实是，第35军要到12月6日（甚至可能是下午）才拖拖拉拉地开始向东开拔。其他各种存世的文献资料均能证明此点—这一集体性误记现象所包含的巨大心理内容值得后人思索。

正是这拖拉、走关系的一天或一天半的时间，断送了第35军的性命。

毛泽东可能是在12月6日晚意识到他所预想捕捉第35军的三道防线每一道都出了纰漏。他心急如焚。对于杨李兵团，他除了令其防住张家口方向傅军的增援，其他不能抱太多期望了（仅就攻取第35军而言）。对于程黄兵团，他除了大局上加以点拨外，再严厉督促。他在两份电报中这样说：

你们几次给杨李电令都不合具体情况，都与军委隔断张宣两敌联系的规定冲突。现杨李已放任三十五军东逃，又不知杨罗耿能否于新保安阻住该敌，你们自己则不以后卫打密云，而以先头军打密云，致耽搁时间。在这种情形下，可能你们尚未赶到，三十五军及怀来之敌即已一起东逃，你们到后毫无事做，空劳往返。虽然如此，但你们仍须星夜赶进。希望杨罗耿能于六日夜或七日早在下花园、新保安线上抓住三十五军及一○四军主力，而怀来之敌亦未跑掉……

你们必须用全力包歼该敌（指第35军与第104军可能汇合后的敌情，毛泽东此时对情况作了最坏的打算—引者注）于怀来地区，以猛攻方式歼灭其两三个师，然后将其残部包围之。

如该敌逃脱，你们应负完全责任。

你们应随先头纵队行进，不要落在后头指挥。

他真正的期望，只能是杨罗耿兵团。12月7日凌晨至8日凌晨，他连续三份电报指令杨罗耿，其中最有名的一段是：

现三十五军及宣化敌一部正向东逃跑。杨罗耿应遵军委多次电令，阻止敌人东逃；如果该敌由下花园、新保安向东逃掉，则由杨罗耿负责。军委早已命令杨罗耿，应以迅速行动，于五日到达宣化、怀来间铁路线，隔断宣怀两敌联系，此项命令亦是清楚明确的。杨罗耿所部即使五日不能到达，六日上午应该可以到达（该部三个纵队于二日从紫荆关出发，以四天至多四天半行程应当可以到达铁路线，该部过去南下时以三天行程即由铁路线到达紫荆关）。三十五军于六日十三时由张家口附近东进，只要杨罗耿于六日上午全部或大部到达宣怀段铁路线，该敌即跑不掉。

杨罗耿兵团没有辜负毛泽东的期望。尽管他们历尽千辛万苦，还是耽搁了一些时间，在12月7日晚才赶到新保安。不过，这刚够得上抓住第35军（有赖其先发部队在12月7日一整天的顽强阻击）。8日拂晓，杨罗耿兵团完成了对第35军的包围。

杨罗耿兵团为完成这一任务，连续飞奔六昼夜，期间经历的困难是和平年代的人们难以想象的。12月6日晚，该部进抵大洋河。此时，气温已下降到零下，河内结了薄冰，河水及胸，附近无桥。为了争取时间，杨、罗、耿带领部队破冰下水，徒步跋涉布满冰茬的大洋河，急速前进。

就这样，一边是争分夺秒，决死突击，一边是骄奢淫逸，妄自尊大。解放军终于抓住了取得新保安战役胜利那转瞬即逝的战机。当然，郭景云被困新保安后，不是没有发力挣扎，傅作义也不可不谓倾力来救，在12月9日上午第35军有一度似乎还有破围而出的希望。但这些毕竟都只是垂死挣扎而已了。12月9日拂晓，程黄兵团已以霹雳万钧之势攻至康庄、怀来一带，负责救援35军的第104军自己的后路也被断了。战至10日中午，第104军全军覆没，军长安春山仅以身免。这些，都是余话了。12月10日后，第35军已是笼中之鸟，没有了希望。新保安战役虽迟至22日才最后结束，那是毛泽东有意以之羁绊傅作义（令其感觉尚有翻本的指望）的缘故。这，更是余话的余话了。

当前，在党史或军史的研究中，情报工作研究已成为显学。这当然是不错的，中共情报界那些传奇人物所作出的丰功伟绩给予怎么高的评价都不为过分。不过，如果将此刻意引申，搞成解放军离开“匪谍”的情报就不会打仗了一样，那恐怕也不是持平之论。以新保安战役为例，我们不难看到，战至1948年年底，共产党方面的军事素质已全面压倒了国民党军队，而国民党军队能打顺风仗却不能打逆风仗的痼疾则暴露无余。

傅作义在新保安战役中的所作所为也是一个值得思索的话题。本来，傅氏是少有的几个能够在战略大区级别与解放军一战的国民党将领，解放战争初期，他的偷袭张家口与集宁、大同战役都令人印象深刻。毛泽东策划华北战事之初，叮嘱林彪、罗荣桓、刘亚楼等，认为头等重要的事情就是警惕傅作义：“应研究者，傅作义的指挥能力较卫立煌等为强。”但通过新保安一战，毛泽东已完全摸清了他的底细。12月11日他致电林、罗、刘时说：“傅作义近日指挥极为慌乱，解决平、津、塘诸敌可能不要很久。”后来形势的发展完全证实了他的预判。

傅作义的这种发挥失常定有很多深刻的内在外在因素，其中有一点恐怕不容讳言：1948年年底时的傅作义已沾染了太多的政治气息，作战判断上很多时候已在考虑所谓的“政治仗”，但实际上，他驾驭政治的能力并不强，却又因此拖累了他原本良好的军事能力。很多年后，他的老对手杨得志在回忆新保安战役时对傅作义的表现仍然大惑不解：

十二月四日，傅作义坐飞机到了张家口。傅作义此行名义上是研究张家口的防务，实际上是要三十五军火速……赶回北平为他保驾。只是从后来得到的一系列敌动态中，没有发现傅作义向他的部属（包括“贴身”的三十五军）透露过密云方向我军的情况。

杨将军的意思是说，傅作义如果早把东北野战军先遣兵团以及华北第二兵团的一些最新动向告诉郭景云，郭景云奔逃时的手脚大概就会麻利多了，至少绝不至于还有心思携带一干闲杂人等以及细软洋面之类。但傅作义这时的心思讳莫如深，已非纯粹军人和后人所能简单揣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