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应钦屡次对蒋介石“逼宫” 为何仍能留任高位？

本文摘自：《文史春秋》作者：李英

何应钦，字敬之，1894年出生于贵州省兴义县的一个官宦门第。幼年，他的父亲为他聘请老师在家中设馆教读，除教四书五经外，还为他讲解历代兴亡存废的历史。
何应钦读书极为勤奋，老师说他“少有大志，存王者之心，不为龙便为蛇”。
及长，旧民主革命运动正在兴起，晚清统治已摇摇欲坠，何应钦便投笔从戎，考入湖北陆军中学，继以学习成绩优异，被保送进日本士官学校，回国后不久就与蒋介石结拜为同生死、共患难的义兄义弟。在黄埔军事集团中以蒋、何并称，被人称之为蒋的“大金刚”。
在国民党的政坛风云中，蒋介石与何应钦勾心斗角长达几十年，其间颇多惊心动魄、政变与反政变的惊涛骇浪，有些已有文揭露，但绝大部分还鲜为人知，如不加揭露，将会与时俱逝，笔者因而写此何应钦事略，以补其遗。
贵州起步，初试牛刀
蒋介石与何应钦都是出身于日本士官学校，二人回国至上海，同时在沪军都督陈其美（字英士）手下任少校参谋。陈其美的所部大都是由江浙的青帮组成，名义上是革命部队，实际上是乌合之众。蒋介石是浙江人，不仅是陈其美的同乡，而且与陈部上下气味相投，因此受到陈其美的信任。
何应钦是贵州人，在陈部本来就格格不入，加上同事邀何去日赌夜嫖，均被他拒绝，何应钦不沾酒色，更受到歧视，被陈部上下视为异类，何应钦也自知上海并非久留之地，心中去从难抉，极为苦闷。正在这时，他在上海遇见李大钊的朋友李仲公。李仲公是何应钦极为敬重的人，何便将他的去从相告，去北京投北洋政府或回贵州去另起炉灶？李仲公为其分析时局，力陈去投北洋乃与枭雄为伍，而且北洋已成众矢之的，不过是昨日黄花，便劝他回贵州，与贵州新派王文华的黔军合作便大有可为。何应钦便请李仲公帮他联系。
在旧民主革命浪潮的冲击下，在我国大多数省份的政要人物都存在倾向南方和倾向北方的新旧两派。贵州亦不例外，旧派以督军兼省长的刘显世为首；新派以黔军总司令王文华为首。其实刘显世与王文华两人是裙带关系极深的至亲，刘显世是王文华的亲舅舅。
王文华仅仅毕业于师范学校，是一个从未沾过军事的文弱书生。刘显世年老，精力不堪胜任，便把黔军交给外甥王文华，认为军柄不致落于外人之手，他却没有料到外甥会打他的“翻天印”。
何应钦与王文华是远亲，经李仲公一疏通，王文华便电报相邀，请他助自己一臂之力，何应钦遂回到贵州起步。
经验告诉何应钦，中国成大功立大业者，在历史上，书生仅为配角，掌军柄者方为事主。他回到贵州，满以为王文华会叫他带兵，哪知王文华不放心，仅仅委任何应钦当了一名不沾军权的讲武学校校长。
王文华的胞妹王文湘，初长成人，小姑独处，王文华为她议婚，向她提了一些黔军将校，王文湘一个也看不上，恰在这时，何应钦闯入了她的生活。她遂对这个远房表哥魂牵梦绕，情有独钟，不久就由王母作主，把何应钦招为东床快婿。
王文华以为有了这层裙带关系就能拴住何应钦的心，便赋予何应钦以黔军中将参谋长及全省警务处处长的重任。何应钦自掌握黔军的大权后，他表面上对王文华极为恭顺，暗地却培植私党，韬光养晦，蓄势待发。文人他引荐了他的亲信李仲公和邓汉祥，武人他引荐了士官同学朱绍良和谷正伦为左右二膀。
朱绍良和谷正伦就因何应钦的关系后来青云直上。朱绍良不仅曾就任西北军政长官，后来还调至重庆任西南军政长官；谷正伦任宪兵司令后任贵州省主席
与此同时，何应钦又不断排挤王文华的旧部，把“王家军”变成了“何家军”，以致在当时的黔军中流行过这样一句话：“姑爷当了家，大舅成菩萨。”
没几年工夫，何应钦居然架空了王文华，逼走了贵州省省长刘显世，小试牛刀，步步告捷，从一个小小的少校军官一跃而成为贵州全省实际上的统治者。
得之者易，失之者亦易。何应钦没想到正当他大做其黄粱美梦，企图从贵州起步，进而兼并西南，问鼎中原，实现他“英雄造时势”的愿望时，却被贵州另一具有实力的老军阀袁祖铭从四川率领护国军返黔，收容贵州新旧两派的旧部，一举将其击败，逼使他拖家带口逃亡。当何应钦一行途经昆明下榻某宾馆时，又被刘显世派出的杀手一枪穿腹而过，倒地血流不止。
第二天，昆明各报就登出了“黔军参谋长何应钦遇刺身亡”的消息。其实何应钦并没有死，而这一枪却改变了何应钦的命运，驱使他一跟头栽进了反动派统治集团，与蒋介石结成了既亲密又猜忌的微妙关系。
跨进黄埔，订生死交
1924年6月，孙中山先生得到中共和苏俄的帮助，在广东创办黄埔军校，蒋介石任校长，何应钦任少将总教官，当时蒋、何关系还不深，教授部主任为王柏龄。王伯龄这人是个花花公子，日赌夜嫖，还吸鸦片，何应钦初来乍到小心翼翼。蒋介石每次到教授部去找王柏龄研究工作，去早了他还没有起床，去迟一些他又上街去了，好容易派人把他从酒楼歌舞场中找回来，蒋介石与他谈起工作又一问三不知。但找何应钦，无论早晚总是随找随到，谈起工作，对答如流，面面俱到，给蒋介石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1925年，蒋介石建立黄埔党军，将黄埔一期学生编成教导团，谁任团长事关重要。在人选上，蒋介石深思熟虑，认为何应钦能当此重任，便派他当团长，是为黄埔建军之始。
何应钦对蒋介石极为恭顺，亦趋亦从，大卖其力，作战特别勇敢，在广东统一之战的两次东征中，全歼了杨希闵和陈炯明的军阀部队，完成了广东的统一。蒋、何之间的合作，在黄埔军事集团中得以蒋何并称，就是在这两次东征中开始的。
1925年3月12日，在东征过程中，蒋、何率领黄埔教导团，与陈炯明的林虎部激战于棉湖，黄埔教导团伤亡惨重，指挥部亦被包围。“活捉蒋介石！”“活捉何应钦！”的呼喊声令蒋何二人心惊胆战，蒋介石更是惊惶万状，认为这次若不被俘，也会被乱枪打死，不禁仰天长叹：“非战不力也，天亡我也。”他以企求的目光望着何应钦，对何应钦说：“敬之，你快想个办法把林虎打退，不然我们就完了。”在万般无奈中，何应钦一边叫几个副官拿起话筒向林虎部队喊话：“林虎部的官兵们，你们的督军陈炯明正在与我们商量起义，决定在阵前起义，每人犒赏‘袁大头’一千元，如不放下武器，决以军法从事！”一边叫教导团的残兵败将骑上战马，驮上银圆，掩护自己与蒋突围。何应钦冲锋在前，不打一枪一炮，向林虎部官兵抛掷银圆：“犒赏来了！犒赏来了！”林虎部官兵虽然对喊话半信半疑，但看见白花花的银圆叮叮当当滚在自己的脚边，什么也不顾了，纷纷你抢我夺，阵脚大乱，何应钦率领残部乘机冲击，保护蒋介石突围，救了蒋介石一命。
棉湖战役结束后，蒋介石拉着何应钦的手说：“我们是大难不死必有后福。我们要永远记住3月12日这一天。这一天是我们生死与共的日子，我们结拜成兄弟吧。”于是两人喝了血酒，发了毒誓，蒋年长为兄，何年稍次为弟。蒋介石说：“我的天下就是你的天下，有我蒋介石就有你何应钦。”何应钦也指天发誓：“我何应钦为义兄效忠，生死不渝，虽肝脑涂地亦不悔。”
孙中山先生逝世后，蒋介石就蓄谋破坏“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在制造“中山舰事件”杀害共产党人前夕，蒋介石就曾向何应钦发出密电征求他的意见。
密电大意是：“广州某要人（指汪精卫），联合某重要方面（指中共和俄顾问），蓄谋逼兄下野，兄之处境极苦，茫茫大地几无容身之地，午夜彷徨，苦思无策，吾弟何以教我？”这时的何应钦已是第一师师长兼东江的绥靖委员，他立即复电：“大张挞伐，弟决率黄埔军为后盾，设广州不利，可到东江坐镇指挥……”
蒋介石接得何电，大感快慰。他说：“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鲍叔。”并当即发动“中山舰事件”，杀害共产党员李芝龙等人，向背叛孙中山的民主革命迈出一大步。这一步迈了出去，以后就越发不可收拾。
逼宫下野，野心初露
1926年7月，广东国民政府准备北伐，组成了国民革命军，蒋介石任总司令，下辖7个军，将黄埔党军编为第一军，以何应钦任军长，其它6个军蒋介石认为都非自己的亲信部队。国民革命军成立伊始，就形成嫡、异两系，为后来几十年的流血内战种下了祸因。
北伐开始，兵分两路，一路向东出师闽浙，直指南京；一路向西出师韶关，直指武汉。
东路军由何应钦和白崇禧任正副总指挥，打福建、攻浙江，不出4个月就连克东南两省，还进了“六朝金粉”的南京城，何应钦当上了浙江省的省主席。
李仲公到环龙路何应钦的寓所，向他说明老蒋要等着看他的拥戴电。他却说：“我何应钦做事不像他蒋介石那样专制独裁，拥不拥戴他复职，我还要征求前方将领刘峙、顾祝同等人的意见。”李仲公提醒他：“白崇禧逼他下野，你不支持他，他对你已经大为不满，你现在不发拥戴电，岂不是暴露你与白崇禧是同谋么？你要知道，黄埔军队是他的命根子，他决不会轻意放过你的。”何应钦考虑了一阵，不由得叹息一声，苦笑一下，才向李仲公说：“那就请你代我拟个电报发出去应付他老蒋吧。”
何应钦的通电发出去后，1928年1月中旬，老蒋才从上海去南京复职。
李仲公当时与何应钦的二舅同住在南京斗鸡闸的一个独院内，有一天陈立夫跑来找他，说老蒋已去徐州，通知李仲公前去谈话。陈立夫前脚一走，何应钦同他的老婆后脚就走了进来，王文湘气急败坏地说：“大事不好，老蒋不讲交情，把我家的警卫全调走了。”何应钦说：“老蒋对我究竟是什么意思？把我的总指挥也撤了，摘了我的兵权，调我去总司令部任参谋长，丢尽我的面子，不管他要怎样，我决不接受，抗命就抗命，看他怎么处置我？”
李仲公是和事佬。他向何应钦说：“哪会有那样严重？你先不要着急，不要不冷静，即使他对你生疑，你们之间毕竟有段深厚的历史。他是个重感情的人，怎么会凭点疑心就处置你。今晚我要去徐州见他，尽力从中调停，希望能大事化小，小事化无。不过他的脾气你也知道，喜怒无常、刚愎自用，爱之如漆、恶之坠渊，是说得出做得出的。既然他还存在一天，你的实力还斗不过他，你就不能与他搞得过僵。”二舅王伯群也劝何应钦不要与蒋分裂，他说：“老蒋调你去当他的参谋长，虽不带兵，仅仅是一个幕僚长，一举一动又在他的眼皮子底下，但你也必须去，将计就计嘛。借此你可以与他重修旧好，冰释前嫌，韬光养晦，以待时机。青梅煮酒，闻雷失惊，难道这一套你还不会？”何应钦听了李、王二人的劝告，气才平了下来，准备顺水推舟，前去就职。
李仲公当晚在徐州见着老蒋，一提起何应钦，老蒋就大发雷霆：“白崇禧逼我下野，他何应钦若在旁说几句话，我何至于下不了台？连汪、冯、阎都通电全国拥护我复职，而他却迟迟不发对我的拥戴电，即使他怕白崇禧，难道他不怕我蒋介石？你回去告诉他，没有我蒋介石就没有他何应钦。我把他提得上也能把他拉得下，我调他当参谋长，不允他带兵，他若敢抗命，就叫他给我滚，今后我再也不想看见他。”
李仲公等老蒋发完脾气，才为何应钦转圜：“介公还须三思。何应钦秉性迟钝，不谙政局风云，这事发生后，现在他已痛自引咎，说他不知政治会这样复杂，他本以拳拳之心待介公，想不到会铸成如此大错，自己深责对不住介公，而介公对他还仁义有加，竟不弃他，还委以参谋长重任，他哪敢抗命，只是感到汗颜而已。”
经过李仲公这一番解释，老蒋才改变了态度。他说：“是这样就好，是这样就好。那你就回去告诉他，过一段时间，我还把黄埔军队交给他带，随我北伐。”说后还提笔给何应钦写信，首叙他们在东征途中所订下的生死之交，次叙他对何应钦如何倚重信任，最后还以继承人相许。何应钦也给老蒋回了一信，表示要对老蒋“以报恩泽，虽肝脑涂地亦不悔”。两封信都写得娓娓动听，后来的事实证明，两人在信中所说的全是互相欺骗的假话。
韬光养晦，挫骨扬灰
自从1927年12月“逼宫”以后，蒋何之间表面上亲亲热热，称兄道弟，暗地里却仍互相猜忌，实际上关系微妙，杀机四伏。
老蒋承诺仍让何应钦统兵并未兑现，后来仅委他当了几年军委会北平分会主任和军政部部长，职务虽高而隆，就是不直接掌握部队，想要造反也造不起来。何应钦则韬光养晦，处处奉命惟谨，老蒋反共他反共，老蒋亲日他亲日，即使要用一个少校军官，他也必先请示后发委，至于所谓“党国大计”，更不敢随便开口议论，总之力图使老蒋相信他是最听话的“乖孩子”。
蒋军黄埔系将领中，以何应钦、顾祝同、刘峙、张治中、钱大钧、陈诚、陈继承、蒋鼎文这8人的职务最高，军衔都是星级上将，人称“八大金刚”。何应钦又居其首，称为“大金刚”。
黄埔军校第一期至第三期出身的次高将领，如曾扩情、胡宗南、桂永清、贺衷寒等13人，被称为蒋的“十三太保”。曾扩情位居其首，人称“大太保”。
当何应钦出任军委会北平分会主任时，老蒋在他身边安插上“大太保”，要曾扩情把何应钦看紧一点。派曾扩情为何应钦的政训处长，但何应钦对“大太保”的来意心里有数。按说何应钦是黄埔的总教官，曾扩情是一期学生，他们是师生关系；这时何应钦又是曾的顶头上司，他们是上下级关系，但何应钦却从不摆架子，开口闭口称“扩情兄”，把“大太保”哄得团团转，“大太保”在蒋介石面前尽打好字旗。
西路军也一帆风顺，光复了武汉市，还把广东的国民政府迁到了汉口。
蒋介石进了南京城，就不再打算北进，什么北伐不北伐，打不打倒北洋军阀，对于他已无关重要，武汉的国民政府倒成了他的一个心病，便决定掉转枪口用国民革命军去打国民革命军，吃掉西路军，吞掉武汉的国民政府。
消息传来，武汉方面对蒋介石的背叛也是群情愤激，曾召开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通过决议：制裁蒋介石，将蒋介石开除出国民党。近代史上的“宁汉分裂”，便是指的这件事。
在“宁汉分裂”之际，与蒋介石有生死之交的何应钦野心初露，他见武汉方面要将蒋介石开除出国民党，中共、冯玉祥、阎锡山、汪精卫等拥有实力的党派和人物对老蒋也是箭在弦上，就是在东路军中的桂系部队也与蒋介石貌合神离，蒋介石正处于四面楚歌之中，就是蒋介石认为绝对可靠的黄埔党军也在他的手上，他认为谋蒋之位、夺蒋之权正当其时，至于他与蒋介石在棉湖战役后的海誓山盟，那不过是互相欺骗的鬼话。于是，何应钦便与桂系的白崇禧合谋，上演了一出“逼宫”闹剧，逼使蒋介石通电下野。
正当何应钦与白崇禧二人庆幸“逼宫”成功的时候，真像一声惊雷，惊醒了二人的“逼宫梦”，惟时才一个月，蒋介石又像神话似的重新登上政治舞台。
关于“逼宫”这段史实，近人写得不少，但不是语焉不详，就不免是鱼鲁亥豕，熟知这段史实内情的人，在解放后仅有李仲公一人。因为李仲公当时曾为此事周旋于蒋何之间。李仲公建国后曾任全国政协文史委员，他在所写回忆录中曾详叙此事。
1927年12月初，老蒋挥师沿江而上，企图一举攻克武汉，把北伐大革命变成他实现独裁统治的反革命内战。先头部队已到达了九江，而前敌正、副总指挥何应钦与白崇禧却按兵不动。老蒋心中生疑，便召集二人谈话。老蒋向何、白二人力言武汉的国民政府比北京的北洋政府更为可虑，不克武汉，是留下一个心腹大患。老蒋说得唇干舌燥，何、白二人置若罔闻，老蒋问二人有什么意见，二人也不作应对。
白崇禧不表态，老蒋倒没有什么，而由老蒋一手扶持起来又是结拜兄弟的何应钦竟也装聋作哑，老蒋不由得气上心来，便厉声问他二人为何不说话。何应钦以目向白崇禧示意，白崇禧心领神会，他便不愠不火地答道：“总司令要停止北伐，去打武汉，岂不违背先总理中山先生的遗教，而令亲者痛仇者快？我们认为本党内部的问题，还是以和为贵。”
老蒋本来就是个胸襟狭窄的人，这时又正在气头上，听见白崇禧竟敢公然反对他，甚至还指责他背叛孙中山，顿时恼羞成怒，便忍不住歇斯底里地喊叫起来：“我不和！我不和！要和你们去和！要和你们去和！”“你们要去和，我蒋介石就离开，就辞职，我看你们有什么本事来收拾这个局面？”何、白二人要的就是老蒋的这句话，白崇禧便慢条斯理地答道：“为了顾全大局，团结本党，总司令离开辞职，我们坚决拥护。”白崇禧这些话直端端地顶在老蒋的心口上，弄得他十分尴尬。这时老蒋猛然醒悟到逼他下野乃早就有此预谋，若不下野，白崇禧定会堂而皇之的以讨逆的名义与他兵戎相见，而他一旦落在武汉与桂系的夹击之中，后果将会不堪设想。
老蒋完全没有想到一下子会落入这般困境，而要摆脱这种困境，惟一的指望便是他的结拜兄弟何应钦站出来支持他，因为何应钦支持他，白崇禧便不敢轻举妄动，若再由何应钦说几句转圜挽留他的话，不仅使他有台阶可下，还会把这场“逼宫”化之于无形。老蒋以这种心情，屡屡以求助的目光向他有生死之交的何应钦示意，他万万没有想到，何应钦竟装聋作哑，沉默不语。老蒋一气之下，咆哮着：“好！好！好！我下野！我下野！”怒气冲冲地走了出去，回到奉化，通电下野。
何应钦与白崇禧自认为略施小计，不费一兵一卒就把老蒋赶下台去，正在庆幸自己胜利的时候，也使他们万万没有想到，不到一个月，老蒋又卷土重来。
老蒋通电下野，不过是一时的缓兵之计，为了麻痹视听，表面上他回到奉化住了几天，在扫墓祭祖之后，便转道上海，带上爱妾陈洁如东渡日本，好像不再置身政局，暗地里他却派出说客，西去武汉、北上鲁晋，与汪精卫、阎锡山等人议和，答应各种条件，达成相互支持的默契。于是，老蒋下台为时不过一个月，在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上大嚷大叫要制裁老蒋的权要人物，竟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弯，通电全国要求老蒋复职，拥护老蒋继续领导北伐。那时的时局真像变戏法一样，曾经犹如冰炭的宁汉关系，倏然之间又变得水乳交融。
1928年1月，老蒋从日本回到上海，寄住法租界吴忠信的寓所，他把李仲公找去谈话，声色俱厉地向李仲公说：“现在冯焕章（冯玉祥）、阎百川（阎锡山）都发出对我的拥戴电，他何敬之为什么还没有所表示？你去问他：他究竟安的什么心？他究竟有什么打算？”李仲公连忙为何应钦向老蒋解释：“敬之对介公一片忠心，他哪会有什么打算？只是他这个人在政治上反应迟钝，是一个不叫说不敢说，不叫动不敢动，只知勇敢作战、埋头工作的人，我立刻就去找他，保证明天您就能看见他对您的拥戴电。”老蒋说：“你去告诉他，不要麻木不仁。”
1935年6月9日，何应钦秉承老蒋之意，与日本驻华北屯军司令梅津美治郎，签订臭名昭著的《何梅协定》：撤出在北平、天津两市及河北全省的中国军队，取缔一切抗日活动……何应钦为蒋介石背了黑锅，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得到了虽孝子贤孙也不能更改的“亲日派”和“卖国贼”两顶帽子。
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发生，张学良、杨虎城两将军在西安扣留了老蒋和陈诚等国民党军政要人，消息传到南京，孔、宋家族惊慌一团，而何应钦则欣喜若狂，他认为这又是一个对老蒋落井下石的大好机会，立即召集王伯群、何辑五等几个亲信开会，决定了两个乘势夺权的方案。
一个方案是对张、杨两将军采取“讨伐”的军事行动，由何应钦任“讨伐军总司令”，倾黄埔之军四路围攻西安，派空军狂轰滥炸，将张、杨羁蒋之地夷为平地，使老蒋于轰炸中挫骨扬灰，尸骨无存。这个方案已有今人在回忆录中提及，但第二个方案却鲜为人知，若不是当事人泄露，恐怕永无暴露之日。
第二个方案名《统一党国·革新政治草案》。内容除一套掩耳盗铃的空话，断定老蒋已不存在外，着重调整人事，何应钦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白崇禧任军政部长，汪精卫任国民党总裁兼行政院长，王伯群任中央银行总裁……等等。哪知何、汪正在蠢蠢欲动的时候，蒋介石却突然被释放回南京。何应钦这次又是“竹篮打水一场空”，他因怕蒋介石不会放过他，惶惶不可终日。
杀鸡儆猴，各显神通
1940年以后，由于半壁河山沦于日寇之手，蒋、何均龟缩在重庆忙于军务，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日寇已呈败势，蒋、何以牙还牙的“火拼”又在重庆上演。
1945年7月14日，陆军上将军法执行总监何成浚坐上一辆雪弗兰轿车，前面一辆军用吉普开路，后面一辆军用吉普相随，从重庆市中区一路狂奔来到十桥军法执行总监部。
一个川籍上校姓张的科长把他迎进了办公室。张科长知道他来准没有好事，不知哪一个大头头又会人头落地，否则他不会亲自出马。
何成浚坐在办公室内，几句开场白后，便取出一张蒋介石的“手渝”：“命令：民国三十四年七月十五日正午十二时，处决军政部中将兵役署署长程泽润，不得有误。”
张科长接过来看后，幸灾乐祸地说：“委员长真是英明伟大，这几年兵役搞得实在不像话。壮丁不壮，一个个蓬头垢面，饿得皮包骨头……”何成浚摇摇头，叹了口气：“你晓得什么？乱弹琴！兵役搞得不像话岂止是这几年的事情？又岂是程泽润一人？说句真话，其实程泽润为人耿介，在家乡还捐资办学，资助贫寒子弟，这次横祸，哪有什么罪证，还不是代人受过。”
张科长位卑职低，对高层次的内情所知不多，听后也摇头叹息：“为何我们尽办些冤案？”
7月15日这天上午10点许，何成浚摆下一桌酒席，把程泽润从大牢的优待室里请了出来，何成浚的笑容隐含着同情和无可奈何的神情，他向程泽润说：“泽润，请上坐，请上坐，今天此席是专为泽润兄而设。”程泽润一怔，一下就明白那是何成浚为了送他上路的饯别宴，这种结果似乎早在他的预料之中。他问何成浚：“成浚，‘草字头’（指蒋介石）是不是今天就要成全我？”何成浚点点头：“来！来来来！看在你我保定同学的份上，先痛饮三杯！”程泽润端起酒杯一饮而尽。这时他似乎想到他家里的妻儿老小，呜呜咽咽，啼妻哭子，似乎又想到国民党纵横捭阖的政坛，又突然敞声狂笑：“‘草字头’为了跟何敬公过不去，报西安事变何敬公力主轰炸一箭之仇，杀鸡儆猴，拿我这局外人开刀，真是心似蛇蝎，比历代暴君尤有过之。‘草字头’不去国无宁日，‘草字头’不除民无宁日！”何成浚淡淡一笑：“介公和敬公皆有过人之志，存王者之心，均非讲交情之人，不辨而忠谓之愚，临去不悔谓之痴，往者已矣，其可追乎？刑场不悟，其可悲乎？”
刑场上红毡铺地，程泽润向西盘膝而坐，一声枪响，程泽润应声而扑，摄影师拍下照片，两个士兵把尸体一裹，这出杀鸡儆猴的“表演”就于此降幕收场。
蒋介石杀了程泽润后，把李仲公找去询问何应钦有什么反应？李仲公仍是老腔老调，说何忠心不二，并无微词。
蒋介石说：“那就好。程泽润是他的人，我也顾不得了。役政这样糟糕，再不杀一儆百，岂不积重难返？我若叫他出面，程泽润是他的人，他也下不了手，区区此心，他能领会就好。”最后，蒋介石还向李仲公说：“罗斯福这个人真是莫名其妙，他当他的美国总统，管起中国的事来了。他派居里来问我：谁是我的继承人？我的身体尚健，即使早去，也不会交给别人，为了让罗斯福死心，我以诚相告，我的继承人只能是何应钦。你回去将这话告诉他，我决不会有负于他。”
祸福成败，付之于天
1945年抗战胜利后，何应钦达到了他历史上的最高峰，以中国陆军总司令的身份全权处理日军受降事宜。
陈诚向蒋介石告密：何应钦与冈村宁次勾结，以反共为名，冈村将在华数十万日军交与何应钦指挥，等时机成熟发动政变。
蒋介石对何应钦本来就猜忌在心，一怒之下，撤去何应钦的本兼各职，勒令出国考察。
1949年元月，蒋介石回到奉化，从幕前转到幕后，由李宗仁代总统。正在这时，何应钦从美国回国，应李宗仁之邀当了他的行政院院长。
这时李仲公跑去见他，劝说何应钦接受中共提出的和谈条件，统率他可以掌握的国民党部队起来反蒋。何应钦却说：“李宗仁对我不似老蒋，以目前的局势而论，要想恢复以前的局面，当然决不可能。但汤恩伯卫戍京沪，尚有精锐八十万，白崇禧坐镇武汉，尚有子弟兵二十万，长江天堑，共军要想渡过谈何容易？划江而守，南北对峙，大有回旋余地，现在言和，尚非其时。”
李仲公却苦心相劝：“老蒋虽然下野，但他阴魂不散，他岂肯让政桂系，禅位李、白？李宗仁虽代总统，难道不受老蒋牵制？蒋军岂肯对李宗仁俯首听命，内部早已分崩离析，内耗又日甚一日，你所谓的精锐，不过是金玉其外败絮其中的一盘散沙。共军未至，南京城已是草木皆兵，共军若至，谁愿作鳖？你所说的回旋余地，也并不是什么天堂乐土。货币贬值、物价暴涨、民怨沸腾、饿殍载道，学潮、米潮如火如荼，铤而走险者比比皆是，我问你，你又有什么办法来撑持这个局面？李宗仁难道又会有什么起死回生的良策？”
李仲公这一席话说得何应钦冷汗淋漓，他说：“你说的都是实话，但我有把握的部队都不在京沪一带，若是宣布起义，恐怕汤恩伯不服从我的指挥。”想了一会，他又说：“恩伯这个人其实与老蒋并没有什么深厚的关系，他之所以有今日，全靠陈公恰之力，能够与恩伯谈私话的惟有公恰。公恰为人正直豁达，待我试探他一下再说。”
陈公恰就是曾任国民党台湾和福建两省省主席的陈仪。此时陈仪正在与中共人员秘密接触，受命策动汤恩伯起义，据说汤恩伯已答应见机行事。
何应钦与陈仪素来投缘，何应钦试探后，把摸到的情况告诉李仲公。李仲公却十分冷静，他向何应钦说：“对陈公恰尚可信任，对汤恩伯则不可轻信。他这人不到山穷水尽不会轻易起义，没有风吹草动，他对陈公恰还可隐而不发，如有风吹草动，陈公恰就会是他出卖的第一人。那时你若受到波及，你身在南京，当个两手空空的行政院长，又哪能自保？”
正说到这里，何应钦的胞弟送来一封蒋介石从奉化发给他的密电。电文首责他不该去就任李宗仁的行政院长：“出任斯职于反攻复国何补？弟乃兄之脊梁，黄埔军股肱，能舍军依桂？置共建之基业于不顾？兄对弟期望之殷，依偎之重，能忘棉湖订交之义？”次谓：“西南方为复兴之地，八年抗战几至亡国，若无西南，兄何以存？军何以胜？国何以复？”要何应钦出任“西南绥靖总司今”、“集反共之精锐，扼长江之上游，配合盟军东向，凯旋指日可期”。
何应钦看完密电交给李仲公看，李仲公看后说：“好！好！好！这电来得正好，来得及时。”何应钦怔怔地望着他。李仲公说：“你在南京两手空空，极为被动，这不正是你脱身的好机会，你回西南大有用武之地，云南的龙云、卢汉，西康的刘文辉，四川的邓锡侯和潘文华，早存反蒋之心，你去西南，登高一呼，群山响应，蒋电岂不来得正好。”何应钦听后喜形于色：“对对对，就这样办。”他说：“我们既然要这样做，还须与中共高层的人事先说好，免得进退失据，一发难收。恩来在重庆时我接触不多，不知他对我的印象如何？”李仲公说：“你与老蒋貌合神离，他们哪会不知道？中共有统战政策，在延安人事方面就实行‘三三制’，他们对个人和以往的恩怨看得并不很重。”何应钦说：“那就请你代表我到北方去找恩来，先把事情接洽好，我立即去重庆做准备工作。”
如果何应钦真的率兵起义，1949年的西南也许就不会发生那么多流血惨祸。可是，李仲公还没有来得及去北方，何应钦就变了卦，原因是陈仪被捕被害。
某日，汤恩伯正坐在办公室看陈仪给他的一封信。信上说要介绍北方的朋友与他见面，见与不见他正在犹豫不决，因为陈信上说的北方朋友就是前来接洽起义的中共人员。哪知正在这时，军统老特务徐业道闯进他的办公室，那时徐业道是保密局的代局长。
徐业道的到来使汤恩伯大吃一惊，急忙把陈仪给他的信胡乱塞进办公桌的抽屉里。
徐业道请汤恩伯去对保密局办的一个训练班学员讲话，他不好推辞，便随徐业道匆匆而去。讲完话，他回到办公室急忙打开抽屉，发现那封信已不翼而飞，在他走后已被特务偷去。汤恩伯先发制人，恶人先告状，当晚陈仪被捕，不久就被害。
何应钦怕步陈仪的后尘，不但不再提起义的事，重庆也不去了，为了不使老蒋生疑，表明他与陈仪走的不是一条路，当即在电话上向老蒋表示忠心，请示他是否可以不去西南，立即去台湾听候调遣。蒋也怕他留在大陆生变，批准了他的请求。
当何应钦与李仲公分手时，他满脸无可奈何的对李仲公说：“唉！我与老蒋打交道二十余年，每天都如履薄冰，如临深渊，今后也只好祸福成败付之于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