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食品大王冼冠生的诅咒

1952年“五反”运动中，65岁的冼冠生自杀身亡，过去一直被粉饰为病故。冼氏的经营理念是“三本”，即“本心、本领、本钱”，后两者当今的企业家大多具备，惟“本心”稀缺。冼冠生注重商业公德，创办冠生园后，提出“信誉至上、顾客至上、质量至上”的“三上”原则。他强调生产中的“三注意”：一是配料比例，二是香味分明，三是食品卫生。他提出“一切产品，卫生第一”的口号。冼冠生的公德心还体现在他的社会责任感上，五卅运动前后，国内“提倡国货、抵制洋货”呼声日高，冼冠生以“食品救国”相号召，勉励同业发展民族食品工业。

近代中国食品工业的开拓者——冠生园的创办者冼冠生。

说起冠生园，今天的人们能记得的，是早年影星胡蝶所做的著名月饼广告：“唯中国有此明星，唯冠生园有此月饼”；其实冠生园的崛起，乃源于一种小食品——陈皮梅。

冼冠生（1887-1952）广东佛山人，原名冼柄成，幼年家贫，15岁到上海当学徒，经营小宵夜馆倒闭后，当过摊贩，曾在上海新舞台提篮叫卖自制的陈皮梅、话梅、牛肉干等广味零食，颇受大众欢迎。其中陈皮梅有生津止渴利咽之效，是他查考医书后钻研出的独门配方。名伶薛瑶卿唱哑了嗓子，服用陈皮梅后，嗓音很快恢复，于是拉艺人夏月珊、夏月润兄弟一同投资，于1915年与冼氏合伙开店，并交托他主持，此即冠生园之由来。

冠生园生产糖果、糕点、月饼、罐头食品及果汁牛肉、桔味牛肉、陈皮梅等小食品，兼营粤菜、粤菜点和广东腊味。历经十多年的开拓，冼冠生凭着勤奋与敬业，先后在南京、杭州、庐山、天津、北京等数十个城市设立分店或代销店，并开辟了冠生园农场作为生产基地，兼具休闲功能，实为现代观光农场的先祖。他引进英国、德国的先进设备，将冠生园从前店后厂的传统作坊式经营模式，改造成工业化生产、产销结合、工商一体的龙头食品企业。冠生园食品风味独特，颇受大众青睐。冼冠生到日本参观同业后，推出杏华软糖、鱼皮花生等产品，后来又创制果酱夹心糖，在我国皆属首创。冠生园“生”字商标饮誉海内外，他也被誉为民族工商业的“食品大王”。

冼氏的经营理念是“三本”，即“本心、本领、本钱”，后两者当今的企业家大多具备，惟“本心”稀缺，不妨从公德与私德两方面论之。

食品不同于一般日用品，直接关系到消费者的健康乃至生命安全。冼冠生注重商业公德，创办冠生园后，提出“信誉至上、顾客至上、质量至上”的“三上”原则，经营方略注重“扬己所长”、“人无我有”、“真工实料”。冠生园的火腿月饼原料，不仅使用金华火腿中的“蒋腿”，而且都用最上品的“中方”部分。抗战期间，他在重庆还请著名书法家写了“真工实料”的条幅，悬挂店中作为店训，同时也是对顾客的公开承诺。他强调生产中的“三注意”：一是配料比例，二是香味分明，三是食品卫生。他提出“一切产品，卫生第一”的口号，主持订立制度，对车间环境、生产环节和生产人员作出严格规定，禁止使用劣质或变质的原料，鸡蛋须先清洗壳外污物，花生要剔除霉烂颗粒。某次一批果酱出货后有发酵变质现象，他不仅自请处分，还率公司人员到各店号登门道歉，包退包赔。

冼冠生的公德心还体现在他的社会责任感上，五卅运动前后，国内“提倡国货、抵制洋货”呼声日高，冼冠生以“食品救国”相号召，勉励同业发展民族食品工业。1937年“八.一三”战事爆发，冼冠生同仇敌忾，将面包、光饼、咸鱼、酱菜等食品用卡车送往前线劳军。冯玉祥将军曾以“现代弦高”的题词相赠，褒奖其爱国义举。

在私德操守上，白手起家的冼冠生同样可圈可点。作为主持公司业务的股东之一，他自奉甚俭，收入都用在发展事业，连女儿生活发生困难都无力帮助，只好借外债救急。他律己甚严，平时与职工同吃同住，每天必到工厂督导生产。产品出现质量问题，他都先处罚自己。冼冠生以“四不”作为员工守则，即“不吹烟（鸦片）”、“不酗酒”、“不赌博”、“不讨小老婆”；而自己除了听听京戏，几乎没有个人嗜好，也从不涉足歌厅舞场。这在当时和现今的企业家中，都是凤毛麟角。

上海沦陷后，冼冠生到大后方重庆开店设厂，并先后在昆明、贵阳、泸州、成都开辟分店。抗战胜利后他回到上海，因沦陷期间股权发生变化，在董事会内遭到排挤，失去了对公司的控制权。内外交困加上积劳成疾，冼冠生多年的高血压引发心脏病，此后他只保留董事长名义，不再视事，冠生园也因之元气大伤。

1949年后，卧病数年的冼冠生，仍被举为上海饼干面包糖果食品商业同业公会主委，同时担任了上海市人代会代表。1952年“五反”运动中，65岁的冼冠生自杀身亡，过去一直被粉饰为病故。

冼氏的自杀原因，是被非法关押逼发欠薪所致。“五反”运动造成了全国的经济大滑坡，上海的食品及饮食生意大受影响，也激化了劳资矛盾。冠生园除维持日常运转外，每月须发工资2.4亿元（旧人民币），资金周转艰难，自2月下半月起积欠员工工资，公司负债达13亿元。居家养病七八年的冼冠生被工人揪到公司，逼迫发放工资，被关45小时后心力交瘁，于4月21日跳楼自杀。当时很多企业主选择了这种惨烈方式自我了断，被称为“空降部队”，据说只是为了证明“死要见尸”，没有潜往台湾“投敌”，以免连累家人。

5月间，中共中央统战部长李维汉到上海调研纠偏，据同行的章乃器在日记中记载，资深老报人严鹤声在17日的工商界座谈会上提出：调查不易得真相，如冼冠生自杀，连家属都说是经理、董事会不好，没有说工人迫逼董事会、经理，又迫到董事长。这种人为制造阶级斗争、以政治运动干预乃至消灭市场经济的折腾，后来还重复过多次。

中国商人在漫长的商业文明历史中，形成了“管鲍家风”、“陶朱遗范”、“童叟无欺”、“真材实料”等一系列商业道德规范，但在20世纪50年代后遭到批判和唾弃。80年代开始的第二轮资本原始积累，至今仍是潜规则多于明规则。

冼冠生生前常说：“做生意的人如果没有良心，这店早晚关门！”南京冠生园的陈馅事件，不是潜规则的终局，它凸显出政权体制上的积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