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智库“满铁”是如何调查中国的？

“满铁”首任总裁后藤新平被视为世界上屈指可数的殖民地经营家，其推崇的一条经验是要重视情报调查工作

“满铁”调查部一开始关注的是“经营满铁所需要的旧习调查及关东军事地志”，后来随着业务范围的不断拓宽，工作内容又涉及社会调查、情报搜集、政策研究，从政治到经济，从文化到军事，全都是调查目标。杨觉勇进行过统计，“满铁”调查前后完成了6200多份调查资料，“可以说是二十世纪亚洲知识的宝库。”（就调查资料而言，吉林省社科院“满铁”资料馆近年来统计的数据还要多一倍）此外还出版了一批调查期刊，包括《满铁调查月报》（由《调查时报》《满蒙事情》演变而来，绝大部分内容与东北有关）、《北京满铁月报》（“满铁”北京公所对华政治经济调查报告，后转交上海事务所，改名《上海满铁支那月志》）、《苏联事情》（对苏联的政治、经济、军事调查以及关于苏联的各国书报刊译文）等。

吉林省社科院研究员解学诗在《评满铁调查部》一书中指出：“满铁”调查机关可以分为三类，即一般调查机关、社业调查机关、科学技术研究试验机关。各类调查机关及其隶属关系随着“满铁”机构的不断调整经常变动，但三种类型始终如一，而三者间的活动界限也不是绝对的。值得一提的是，自成体系的情报部门、专以亚洲和世界为对象的东京“满铁”东亚经济调查局（日本现代化调查机关的楷模）、“满铁”公所和事务所因其共有的调查属性，也应归入调查机关的阵营。依据他的研究，“满铁调查部”只存在两个时期（1907年3月至1908年10月、1938年4月至1943年5月），其他时间，名称不同、职能各异的专门调查机关一直在运行。在“满铁”本部，继调查部后出现的是调查课，到1932年撤销；接替的是经济调查会和产业部，在1938年让位于调查部，次年扩大为大调查部；1943年又改为调查局。

1908年，后藤新平离开“满铁”，与“满铁”本社几乎同时设立的调查部（一级机构）改为调查课（二级机构），但在“满铁”调查活动中依然扮演中枢角色。调查课的人员构成起初以东亚同文书院的势力为主，1919年起，京都帝国大学与东京帝国大学的毕业生被招入“满铁”，如伊藤武雄、嘉治隆一、石浜知行等，不同派系之间的矛盾难以避免。第一任调查课长是曾在台湾参加旧惯调查的川村铆次郎，他有一条不成文的规定：“调查首先要用腿跑路”。在进行地势、水质、道路、资源、人口等项目的调查时，必须做到这一点。当时只有14个课员，川村铆次郎要求每个人进行独创的研究，写报告从不限制截止时间。严格、严谨都是调查研究工作之必须，但他过于注重个人的专家主义，因而调查方法难以改善，调查水平未见提高，影响了调查计划的整体实施。作为继任者的第二任与第三任课长，岛村孝三郎、唯根伊与都在强调“必须根据事实来进行调查、拟定计划”，不过两人任期较短，业绩平平。

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法学部的石川铁雄（第四任课长）对调查课进行了根本性的改革，他反对个人的专家主义，提倡导入科学的方法，比如《满蒙全书》就是“以调查方法近代化为基础”。当上课长后，石川铁雄的一大举措就是建立资料室。他把课员们召集在一起，对调查方法重新进行研究，搜集那些散失在社会上的书籍、杂志、报刊，制作资料卡片与目录索引，主要是“满洲”和中国政治、法律、经济方面的文献。其次是扩大了调查课的作用。当时中国形势正陷入混乱的漩涡，产生危机感的石川铁雄希望从中找到可能会波及“满洲”的因素，避免局面出现恶化，遂开始调查十月革命后的俄国，后来出版了《劳农俄国研究丛书》与《俄国经济调查丛书》。

对于俄国的研究，“满铁”调查员提交的报告堪称“精确”。《满铁调查部内幕》的作者草柳大藏在书中讲述了一个颇有说服力的故事：美国国务院的官员要研究西伯利亚的森林资源，跑了很多大学图书馆，也包括国会图书馆，查阅了大量的资料——有的过于专业，有的过于片面，实在不能让人满意。焦头烂额之时，“满铁”调查资料成了“救命稻草”。这仅仅是一个铁路公司发行的资料，上面也没有调查者的名字，这位官员起初不以为然，读完以后，他表现得又惊又喜：“读了这份资料，其他的书籍就不用读了！”据说在这份报告里，记载着西伯利亚森林的位置、树种、生长速度、采伐方法、运输路线，甚至还写了在森林里栖息的动物种类及其习性。

“满铁”调查员一般都具有良好的教育背景，所学的专业包括经济、政治、法律、商业、工学、农业等。在他们中间，不乏东京帝国大学、京都帝国大学等名牌大学的高材生。有一种说法，在“满铁”调查部任职的人员当中，仅从东京帝国大学毕业的学生就有百余人，大部分人担任重要职务或作为业务骨干从事调查工作。京都帝国大学、九州帝国大学等高校的毕业生也不少，一些人甚至还有海外留学经历。进入“满铁”，任何人都必须参加“汉语”考试，分为一二三等。三等及格者发给“奖励津贴”五元，而当时日本名酒樱宗正的价格是每升一元。如果三等不及格，那么就是“准职员”的待遇。

“满铁”调查员把“资料”和“调查”看作是一辆自行车的两个轮子，头两年的主要工作是从事报纸杂志的剪辑和读书。每天早上分配给每个人五六份外国报刊，从中摘出需要的地方并用红铅笔把它勾划出来，为此至少需要花上两三个小时。熟练以后，这项工作午前就能完成，午后就可以用来读书。在“满铁”的图书馆，想读的书应有尽有。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到伏尔加《经济年报》《列宁著作集》《一九二七年提纲》，这些在日本都是禁书，连藏书都是危险的，在“满铁”却能自由阅读。谁在图书馆找不到需要的书，提出要求基本上都会想办法购买。日本战败后，“满铁”调查员具岛兼三郎回到九州帝国大学，当他走进学校图书馆时，立刻感到了落差——“仿佛是从一个现代化的大工厂，突然被撵到一个家庭手工业作坊。”

读资料的阶段结束后，就被允许出去调查，究竟调查什么完全由调查员自己来决定。在草柳大藏看来，当时调查部的两个特点是“自由”和“田野”，特别是走路这一传统（只靠资料来东拼西凑写报告，那是绝对不允许的），一直延续到战争结束。彼时在日本大学生中间，毕业去“满铁”调查部或是去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成为一部分人的奋斗目标。京都大学著名的人类学家今西锦司很早便采用了田野调查的方法，他从来不把那种只知在研究室中涉猎文献类型的研究员放在眼里。“要想从五种资料中取得十种意义，那就得善于细听资料的喃喃之音，能否听得出资料的这种微细的声音，就是灵感之所在。所谓科学就是在这种喃喃细语的引诱下，锲而不舍地穷原竟委才能取得的。所以，一看出新事物的苗头，就要抓住它继续深入下去，在深入钻研的过程中，才开辟出更新的途径；做学问的乐趣也正是在这里。”

在调查课时期，“满洲旧惯调查”、一般经济调查、“北方调查”并称为三大调查。在“满洲旧惯调查”之前，已有“台湾旧惯调查”，其后又有“中国惯行调查”。不同的是，“满洲旧惯调查”仅仅是土地关系调查，没能涉及农村的惯行，调查方法上也具有一定的局限性。比如负责调查官田和旗地的天海兼三郎，做了一个多月的田野，每天访问一个村落，其间碰到了不少困难。有时刚和受访者说上几句话，立刻有人过来阻挠，生怕农民的权益受到侵害。如此一来，准确性就受到了影响，况且很多结论是以古籍史料为基础，实地调查的意义大打折扣。至于参考的古籍，有《大清会典》《乾隆会典》《嘉庆会典》《盛京通志》等，调查员们在解读古汉语文献时经常会不知所以然。1935年底，出版了包括《一般民地》《蒙地》《皇产》《内务府官庄》等一系列调查报告。中国农业博物馆研究员曹幸穗认为，这是“满铁”采用法律社会学的理论模式在中国农村进行实地调查的开端，为后来在华北地区开展的农村社会习俗调查积累经验、培训人员，提高了适应能力。比如日本东北大学教授平野蕃，有一次下乡去做调查，夜里被臭虫咬得从炕上跳起来。他一笑了之，“如果你不能适应在睡觉的时候被臭虫咬，就不能真正地理解中国的农村。”

曹幸穗在《满铁的中国农村实态调查概述》中谈到：“九一八”事变以前，“满铁”的农村调查重点在中国东北地区，调查的内容主要是有关农村人口与经济状况，农业资源与农业生产条件等方面。事实上，“满铁”调查部设立没多久，他们就从日本国内调来一批农林专家，对中国东北地区的农业资源与生产状況进行实地调查。此后，调查范围逐渐扩大，调查内容也充实起来，发表了包括《满蒙土地放贷参考资料》《从人口、耕地及农作物看满蒙大势》《满洲气象与旱地农业》等调查研究报告。

“九一八”事变后，“满铁”以自然村落为单位进行全面的经济调查，目的是向“满洲”殖民地统治者提供“立法和资政上的依据”。从统一的调查程序到统一的调查项目，从组织专门的调查人员到有针对性的选点调查，“满铁”调查走向了规范化和系统化，同时联合情报部门组成了一支机构庞大且经验丰富的调查队伍，形成了建立在严密的学术理论之上的中国农村惯行调查和农村经济状况调查两大模式。在这个阶段，有过两次大规模的调查活动。一是前文所述的“满洲旧惯调查”，二是由“伪满洲国实业部临时产业调查局”支持的农村经济调查（1934—1936）。调查内容分为三部分：
以县为单位的“农村实态一般调查”，
以自然村为单位的“农村实态户别调查”，
围绕租佃关系、雇佣关系、农家生计、农村社会等话题展开的“农村实态专题调查”。
1933年5月31日，随着“塘沽协定”的签署，“满铁”在华北地区的调查不断升级，而作为这个时期的智囊，经济调查会在华北最重要的调查活动之一就是冀东农村实态调查。担任中国驻屯军顾问的伊藤武雄是调查班的班长，为了实现司令部《农村组织化大纲》所要求的“农村组织化”，即“作为对华工作的一个侧面，应将重点置于对民众的把握上”，他花了一个多月时间进行前期准备，商讨调查的方针与方法，并确定了六个调查要点：生活资料供需关系、地区特殊生产关系实态、农村金融实态、农村疲敝原因、合作社互助组的有无及其现状、农村一般实态调查。伊藤武雄表示，调查表参照了美国经济学家巴库以前的项目而制定，理论上则采取了一位苏联学者的主张。

冀东农村实态调查共有14个小组，在《冀东地区内二十五个村农村实态调查报告书》中，第13小组针对平谷县夏各庄、小辛寨、胡庄的调查方法带有一定的普遍性，具体可以概括为四种：
一、一般县市，向县长、秘书、保卫团长、公安局长、政府顾问、城内布行粮栈杂货铺的主人进行口头调查，并对县政府的文书进行调查；
二、县城调查，向县长、秘书、公安局长、县城内布行粮栈杂货铺的主人以及商会会长进行口头调查；
三、农村一般调查，向乡长、副乡长和知情者进行询问，查阅乡公所的文书，不明之处访问各农户；
四、农家调查，对户主进行调查。“农村一般调查”设置了55个项目、100多个与农村社会经济有关的问题，“农家调查”包括26份专题调查表（如农家人口构成表、农业生产调查表、农业副产品收支表、畜产调查表、农家房舍调查表、农户生活费、借贷关系表等）以及数百个调查细目。

1937年，“满铁”天津事务所又对平谷、宝坻、丰润、昌黎等县农村进行了第二次冀东农村实态调查，统计资料的精细程度超过了第一次。调查员之一的沟口房雄在战后表示，“调查结果肯定不能认为是完全的，但在当时是相当努力的调查。”

“满铁”在华北地区开展的另一项大规模农村调查是属于“中国惯行调查”中的“华北农村惯行调查”。一份调查部的内部文件阐述了调查的意义和必要性：“成文法不一定能在一般国民生活中被遵守”，而所谓“惯行”是指“给中国社会以秩序并构成社会准则”。如果日本不能正确把握这一点，那么“便不能指望以中国社会为对象而考虑制定的各种政策是否会顺利推行”。由于惯行并非一成不变，因此还要找出其发生、演变的“社会经济根源”。“法律性惯行”是主要调查对象，即“中国原有社会中成为社会规范的并由该社会统治力量定型化了”，这是“历史、社会和经济的产物”。

“满铁”设定了六大调查项目，分别是土地法、财物法、债权法及商事法、人事法、自治制与特殊事项，就设定的细目来看（人的行为能力、阶级、家庭、婚姻、财产继承、职业社团、金融制度、劳动法等），涉及了社会、经济与历史的调查研究。

华北农村惯行调查在调查方法上坚持“文献调查”与“实态调查”并重，这也是从“满洲旧惯调查”中所汲取的经验教训——后者太倚赖文献资料，与新的形势、新的问题存在脱节现象。另一个不同的做法是，“满洲旧惯调查”入村前举行宴会招待县知事、县顾问、村长以及县里的显赫人物，当然还有宪兵队长；“华北农村惯行调查”是让调查员住在县公署或商务会的县级机关，无论是前往村庄实地调查还是把农民叫到驻地询问，他们的身边始终都有武装护卫。“用这样的调查方式，能触及旧中国农村被压抑的勤劳农民的真实生活情感吗？”当时参与策划的野间清后来在回顾“中国农村惯行调查”时指出：“大约可以想象‘在炉边促膝谈论生产之苦’的氛围是不存在的。”

中国人民的抗战节节胜利，局势发生了剧烈变化，华北农村惯行调查这项自1940年启动的庞大计划最终在1944年半途而废。在3年多的时间里，日本人对河北（昌黎、顺义、良乡、栾城）、山东（恩县、历城）两省的六个县实施了实地调查，通过谈话记录的方式形成了114份专题报告，战后由日本岩波书店出版了六卷本《中国农村惯行调查》，这称得上是中国历史上最为详尽的以村庄为单位的农村社会经济资料。“此项调查……在必须是‘纯学术’的主张中，的确也可能含有‘抵抗精神’。然而，对于原本就是以‘有助于帝国对华政策推行’为目的的调查，并未否定其调查的目的……在态度上非常强调‘纯学术性’和对殖民地调查的‘不妥协性’，这个矛盾我难以理解。”野间清批评了所谓《中国农村惯行调查》“系纯粹科学立场的调查，是专为学界做贡献的”这一不当言论。

1939年与1940年，“满铁”在华东地区也进行过两次农村实态调查。

第一次，由17个调查员与6名译员组成三个调查小组，分别调查了嘉定县石门岗镇的澄塘桥与丁家村（江南棉区型）、太仓县直塘镇遥泾村（亦工亦农型）、常熟县虞山镇严家上村（半农半渔型）；

第二次，同样是三个小组，调查了松江县华阳镇薛家埭与何家埭等四村（商品粮生产型）、无锡县荣巷镇小丁巷与杨木桥等三村（亦农亦蚕型）、南通县金沙镇头总庙村（手工棉纺织型）。

两次调查整理的报告都编入了《上海满铁调查资料》，陆续在上海出版。除了东北、华北与华东，“满铁”的调查范围还包括新疆、内蒙、湖北、华南、广东、海南等地区，调查内容涉及区域经济概况、自然资源与社会人口等。

如何看待“满铁”调查资料？“所包含的内容非常丰富，对于社会学、历史学、人口学、民俗学、农村金融学等学科都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其中一些调查项目所包含的时间深度，甚至可以上溯近百年来的变化。”曹幸穗为“满铁”调查资料概括了三个特点：
其一，“满铁”农村调查多数是以自然村为单位，以村户为对象，具体而全面，而旧中国其他中外学者或政府部门所作的类似调查则只能提供笼统的累计数字；
其二，“满铁”调查采用了现代经济人类学的理论模式，有一套设计严密的调査程序、内容和方法，不同地区、不同经济类型的农村资料具有很高的统一性和可比性；
其三，“满铁”的调查班子由各个相关学科的专家组成，深入一线实地调查的人员多半是学有所长、训练有素的高级学者。

与之相应，曹幸穗还总结了“满铁”调查的三大硬伤：
首先，“满铁”的调查活动无论是内容还是地点，都与日军的情报搜集直接有关，是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无数罪恶的一部分；
其次，“满铁”的农村调查在日军的武装护卫下才得以实施，村里的群众对调查人员普遍怀有敌意，并进行各种反抗和抵制，而依仗武力胁迫得到的调查结论难以避免失实和搪塞的成分；
再次，“满铁”调查是在日军占领区内进行的，不管调查人员多么努力地追求“客观”，充其量也只能是一种战时资料，并不能完全反映旧中国农村社会经济的真实面貌。
“在十五年战争中，满铁调查总部经常出现在战场的第一线，为军方的决策和调查而献身。”石堂清伦在《十五年战争与满铁调查部》写道。毫无疑问，“满铁”调查机关是近代殖民侵略史上的情报机关和特务系统之集大成者，从“满蒙”综合调查时期起，到“九一八”事变和侵占中国东三省，到“七七”事变和侵占华北，再到建立所谓的“大东亚共荣圈”及战败，它在近代侵华史上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如何批判地利用“满铁”调查资料，解学诗的看法是：把这种出自侵略“国策”需要的调查资料美化为“纯学术性”，人为地加以炒作，甚至将其特意精美包装，当成是名篇巨著，不会给真正的民族文化带来光辉。自然也无须因为是出自“满铁”的调查资料而报以冷眼。它也是那段沉痛历史遗留下来的一项数量很大的文物，重要的是如何去伪存真，为今所用，少一点笼统的褒贬，多一点具体的分析和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