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军入川发生了什么事？引起我党高度重视，发起普及免费教育运动

文：春秋500

01

前言

多数红军战士出身于贫苦家庭，在哪个年代吃饭都成问题，所以，基本上没有受过什么教育，当时红军官兵文化水平普遍不高，很多战士几乎不识字，当占领了旧军阀的地盘后，进城的过程中就闹出了不少的“笑话”。这些“笑话”的产生引起了我党高度重视，认识到文化对红军、苏区群众的重要性，于是轰轰烈烈开展了普及文化教育的运动。

当时闹过笑话的还包括后来成为开国上将的陈锡联将军。陈锡联，又名陈锡廉，乳名谱庆。1915年1月4日出生于湖北省黄安县高桥区,也就是今天的红安高桥镇一个贫苦农家。1929年4月参加红军。因作战勇敢不怕死，被称为“小钢炮”。

抗日战争时期，奇袭日军阳明堡机场正是出于陈锡联的手笔，而实际上，陈锡联在红军就有非凡的表现，也因为是乡下孩子出身，闹革命中生产不小的笑话，参加鄂豫皖苏区历次反“围剿”中。曾经把金砖丢进了洗手间，引起了红军领导层高度重视，意识到了文化对于军队的重要性。

02

宣达战役打击刘存厚，获得大量的战利品

徐向前、陈昌浩接连取得仪南、营渠两次进攻战役的胜利后，决定乘胜发起宣达战役，打击盘踞宣汉、达县、万源、城口等地的国民党军第二十三军刘存厚部，进一步扩大川陕苏区。打击刘存厚也有一个重要的目的，他在达县盘踞了二十余年，在残酷盘剥、鱼肉人民的基础上，积累起了较为丰厚的资产，有兵工厂、印刷厂以及枪支、弹药、银圆、布匹等，红军要建立巩固的根据地，急需要这些东西。

刘存厚，字积之，四川简阳人，清末举人。

1903年，刘存厚进入四川武备学堂学习；

1904年由四川武备学堂选送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第六期步兵科；

1910年春毕业回国，任云南武备学堂堂长；

1912年后任四川陆军第二师师长、重庆镇守使。

1915年任四川护国军总司令。

1917年被北洋政府任命为四川督军。就在这一年的4月，刘存厚与代理四川督军罗佩金兵戎相见，由此拉开四川长达十七年军阀混战的大幕。在军阀混战中，刘存厚的实力日益削减，1924年5月，北洋政府改任刘存厚为川陕边防督办兼四川陆军检阅使，势力范围仅为原绥定府属各县；10月，刘存厚率不足三个团的余部，在邓锡侯、田颂尧两部各一个旅的支持下，退居川东北的万源、城口、宣汉、绥定一带。

1927年后，刘存厚宣布效忠国民政府，被任命为国民革命军第二十三军军长。

这位老将军在名义上虽是早接受了国民政府委给他的国民革命军二十三军军长的头衔，但是在脑海中依然憧憬着“吴玉帅”统治时代的他，所用的国徽依然是“五色”的，而不是“青天白日”的。他在题赠绥属联合中学的匾额上煌煌然题着“勋一位，一等文虎章，一等宝光嘉禾章，崇威上将军”的荣衔。不但在形式上，就是在精神上他也完全继承北洋军阀时代的典章文物的。

刘存厚长期危害四川，四川民众叱之为：“瘟牛”

刘存厚是四川的老军阀，军阀混战中，为保存自己的地位，他反复无常，有奶便是娘。先依附于蔡锷，后又投向张勋、段祺瑞，以后又投靠蒋介石，人称“刘厚脸”。刘存厚很善于经营，他在老巢绥定城里建起了规模庞大的军工厂，号称中国三大军工厂之一，还有被服厂、印刷厂、造纸厂、布鞋厂等，城内有大量的库存军需品。刘存厚自行发行金融货币，在城里储存有大量的金砖、银锭、大洋。

1934年10月初，天气初凉，红四方面军总部在北山寺召开了军以上干部会议。张国焘、陈昌浩、徐向前、王树声、李先念等参加了会议，徐向前、陈昌浩主持会议。会议决定，消灭刘存厚，扩大根据地，缴获他的军工企业和库存物资、金银，壮大根据地实力。此时，中共川东特委经过中共四川省委从南充转来情报：详细画出绥定城内刘存厚的兵工厂、服装厂、仓库的具体位置和兵力配置。看到刘存厚有如此多的“家产”，这些红军高级指挥员们一个个开心得不得了，徐向前尤为看重刘存厚的兵工厂。

会议制定了宣达战役的作战方针，部署了具体的作战计划：

先以一部兵力沿嘉陵江东岸积极佯动，造成西进的态势，麻痹刘存厚；以主力十余个团秘密向东线集结，出敌不意，发起攻击，中央突破，然后由陈昌浩率领红三十军，徐向前率领红九军分两路迂回攻击，对敌人分段围歼。方面军总部兼宣达战役指挥部设在达县石桥镇的文昌宫内。

各部队开始行动后，刘存厚真的以为红军要在西线攻打田颂尧和杨森了，悠闲自得，没多少戒心。

10月19日，红九军一部攻占宣汉城北要点板凳垭和尖子山，守军弃城南逃，红军顺利进占宣汉城。三十军政委李先念率两个团进占达县城东北三十里处的罗江口。李先念留下一个团控制罗江口，自己与八十八师政委王建安亲率号称“铁锤团”的二六三团进至城北凤凰山。山上有敌军约一个团，凭借有利地形和坚固工事，拦住红二六三团。

八十八师下辖的二六三团也是一支钢铁劲旅，团长正是陈锡联，陈锡联打仗勇猛，部队作风极为顽强刚劲，为此二六三团被授予“铁锤团”称号。20日，二六三团部队到达绥定城外的凤凰山下，看到山上敌人疯狂射击，陈锡联不屑地一笑，他向军政委李先念提议：我带一、二营攻山，你带三营作预备队。

先念就欣赏这种战将，他表示同意。陈锡联二话不说一挥手，二六三团如同一群老虎，立即扑向敌人。双方激战正酣，忽听城中响起冲锋号，机枪声响个不停。山上守敌乱作一团，陈锡联乘势夺取凤凰山，杀入城里。

陈锡联一进城却迎面见到李先念，他惊讶地问：“我们都还没有进城，政委你反而先进了城。是怎么进去的？”

李先念笑着说：“山人自有妙计。”

原来，就在陈锡联进攻凤凰山时，城内守敌出援凤凰山，被李先念指挥的三营击退。李先念命军部突击队换上川军衣帽，混入溃敌中，轻松入城，突击队一进城，立即控制了城内最高建筑物天主教堂，突击队登上教堂的钟楼，展开红旗，吹响军号，架起机枪向刘存厚老巢银行大厦扫射。

守绥城的兵还有一团，团长蒋某听说红军进攻绥城来了，便令他的朱姓营长带一个营的兵，去扼守凤凰山的福音堂，至少红军来的时候，在那里抵抗一下，掩护自己把城里的辎重运走。不知道怎么回事，朱营长竟把福音堂错听成了复兴场。

两个地点相差好远，这一错让红军一路上就没有抵抗，便到达了拢绥城。这太突然了，以至于红军的前锋一打枪，刘存厚正在城中饮酒赋诗而且扶乩，听到枪声立即吓得逃跑了。

红军突然进城，刘存厚顿时魂飞魄散，红军进攻刚刚开始时，刘存厚还以为是川东游击军的“骚扰”，并不在意，得知是红军大部队的时候，自认为达州城防坚固，就凭红军那几杆枪根本奈何不了自己，所以天天在府中饮酒、扶乩。万万没有想到红军打仗这么厉害，没几天时间，自认为固若金汤的基础堡垒工事顷刻间土崩瓦解，自己的部队也是一派混乱，别说取胜，保全性命都难了，刘存厚化装后与溃兵一起从渡口逃之夭夭。

刘存厚带着他的女人和能拿的金银细软，仓皇地逃出城的时候，随身的马弁们提着手提式的机枪，威风地把住南门外的浮桥，不许任何一个老百姓逃走。

在红军打击下，敌镇相继失守，刘存厚管辖的万源守军五个团也弃城而逃，红九军二十五师在川东游击军的配合下跟踪追击，一直追到宣汉城以东地区。

21日，红军占领万源城，直抵城口近郊。

此次作战，老军阀刘存厚哪是红军的对手，红军进攻犹如秋风扫落叶，彻底地把刘存厚的势力赶了出去。蒋委员长听到刘存厚丢掉地盘，极为愤怒，立即将刘存厚罢官：

陆军第二十三军军长刘存厚御匪无方，轻弃防地，着即褫职听候查办。

03

入川后，由于红军将士文化水平有限而闹出的笑话

红军进入四川后，攻占了敌人好几座县城，唯独达县的影响非同一般，从达县历史上来看，可以上溯到公元前的夏商周年代，到了清朝嘉庆七年（1802年），达县改名为绥定府，到了现代1913年，民同政府将绥定废府存县，绥定遂改称达县。

刘存厚在达县经营多年，建工厂，开银行，达县成为四川东部最著名经济重镇。红军攻陷达县的消息一传开，整个四川都震动了。

那时重庆、万县一带人心惶惶，有时候一天传几次的谣言；人们见着面时都有些紧张，首先会互相问讯一下：“下东有什么消息？”一些资产阶级和商人已经在暗暗把动产向外转移。

此战红军缴获甚多，但红军战士基本上由贫苦农民组成，文化水平相当低，攻占达县后，他们如同刘姥姥进入大观园，看花了眼，便闹出相当多的笑话，客观上也造成很多损失。

有些战士把皮鞋油、油墨竟然当成罐头，吃进嘴里，结果搞得一嘴乌黑，没法洗掉；也有一些战士则把袋装面粉当白灰，把袋装面粉扛到城墙上，修筑工事；还有的战士把硫酸当成了酒，打开后发现有白烟冒出来，才知道这玩意不能喝。

红军攻占电信局，也因为文化水平低，不认识蓄电池、电报机，将这些设备全部破坏，电报在屋内屋外扔得到处都是，电话线也成捆到处丢着没人进行收拾，还有一些战士把电话线剪成断当包装绳。

电台台长宋侃夫看着满屋缴获的设备，被自己战士损坏了，那个心疼啊，没法形容。刘存厚的督办署内，满地扔的都是地图、文件和军事书籍，有的人竟将地图撕碎揩屁股、包东西。油库里，汽油、煤油亦分不清地乱搬乱弄。图书馆里的书籍翻得满地稀烂。陈锡联将金锭扔进粪坑更留下一段趣闻。

陈锡联被李先念称为“三十军第一能打”的虎将。他率团首先攻进刘存厚的府邸，当晚就睡在府里。次日，李先念与总经理部部长郑义斋来清点战利品，看到陈锡联的床铺下垫着许多金砖，郑义斋吃惊得合不拢嘴，他抽出一块问：“这么贵重的东西不上缴，你竟敢藏在铺底下！”

陈锡联并不认识黄金，毫不在乎地说：“不就是一些铜块子嘛，有什么可藏的！我是因为睡不惯软床，才将这玩意儿垫在身子下面。还有好些铜声，都被我给扔到粪坑里去了。”

郑义斋一听急了，嚷嚷：“天啦，这可是黄金啊，就这么丢进了粪坑”。

这也是由于文化水平限制，和红军将士对地主老财的愤恨，红军攻占一些地方后，总是有些人把有钱人的贵重物品、高档家具、珍奇古玩看成奢侈品砸烂并付之一炬，看到这些情况，郑义斋既心疼又无奈，只能进行思想教育。

郑义斋一直在干部会议上强调：“这些财富都是广大人民群众创造的。这些好东西是地主老财们剥削我们穷人获得的。现在打倒地主老财，这些东西又回到了人民手里。什么要打碎砸烂他们呢？我们是真正的主人，应当珍惜自己的东本。劳动人民有支配这些的权利！”

郑义斋的话教育了红军战士和领导，这些东西在敌人那里是不义之财，现在到了我们手里，就是人民的财产，要好好利用，再破坏和浪费，就是对人民的犯罪。从此，经军打到哪里，郑义斋就出现到哪里，迅速安排人员将战利品清点入库，由此为革命积累了大批财富。因此听说在陈锡联将金砖当成铜块扔进茅坑，也立即组织人从茅坑中找出金砖。

04

这些情况引起总部一些领导的关注

红四方面军电台负责人宋侃夫立即写出一篇文章《关于占领中心城市的一点意见》：

这次我们在东方战线上获得了伟大的胜利。数天之内，夺取了绥定、宣汉、万源三个县城；尤其是比较中心的绥定县城，是刘存厚十余年来在川东北统治的根据地，在物质上除刘存厚全军军需物品之全部储藏外，还有比较完备的兵工厂、无线电台、电报局、电话局以及较大的商店工厂学校等。这些重要的部门，当时因为残敌仓忙逃窜，并未加任何破坏和搬走而完全落入我们的手中。但因我军自进占该城以后，对于这些部门的缺少注意。对于一切关于城市的物质和机器等，不能分别轻重性质而予以爱护；致使一切军用的贵重物质受了部分损失。

红军占领了绥定几天，而最重要的兵工厂，却没有一个武装守护。让人自由入厂，乱翻乱弄，将零星材料及零星工具等偷弄出厂。反革命亦当然乘机进厂破坏，无线电台、电话局的玻璃水电池打得满屋粉碎。

对于大商店货物的没收，亦欠缺有组织地进行；尤其没有注意去分别哪一种是属于军用的，而应暂时查封看管，哪一种是应由群众去分发的，因此，有一部分关于军用的物质，亦被乱抢乱分的弄掉了。

宣达战役前后打了十天，重创刘存厚部，毙敌一千多，俘其旅长以下官兵三千余人，缴获长短枪八千余支、炮三门、电台两部、棉布二十万匹、棉衣两万多套，苏区向东扩展约一百五十公里，与川东游击根据地连成一片。

尤为重要的是，这次缴获了完整的兵工厂、被服厂、造币厂、印刷厂的全套设备。

红军接收时，兵工厂有工人一千四百多人，机床一百三十八台，三台大圆车各重达七百余斤，子弹厂碾片机重达八百余斤，压力机重七百余斤，铜砖八百多块，每块重九十至一百斤。另外还有浓硫酸和硝酸一百多缸，缴获的钢材达五千公斤，焦炭一万多公斤，土硝一万多公斤，杂铜一万多公斤。还缴获了大批的机枪、步枪、迫击炮、子弹、手榴弹的成品和半成品。

这是红军自入川以来缴获最丰富的一次。红军总经理部部长郑义斋听到这个消息，立即与红四方面军总医院政治部主任张琴秋等人从通江星夜赶往达县。看到这些设备，他乐得合不拢嘴。有了这些工厂设备，红军自己能够生产枪支弹药和被服，后勤补给能力将大大增强。

05

引起红军领导人重视后，苏区免费教育不再是天方夜谭

教育是社会进步发展的基础，享受教育是每个人的基本权利。但在国民党反动政府统治时代，穷人尤其是农村的穷苦百姓在生存权都没有的情况下，更谈不上享受教育。我党领导的红色政权成立后，一项重要工作内容就是让穷苦百姓享受教育。

在中央苏区内召开全国代表大会，大会上通过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以下简称《大纲》），《大纲》第十二条规定：

中国苏维埃政权要保证工农劳苦群众有受教育的权利，在进行阶级战争许可的范围内，开始普及完全免费教育，从青年劳动群众中开始实行。

1933年2月，川陕省苏维埃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宣布以《大纲》为根本法。同年6月，川陕省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中决定：

必须将苏维埃的理论和实际，经过苏维埃学校各种教育宣传手段等，使广大群众深刻了解。

1933年6月和1933年8月召开的川陕省第二次工农兵代表大会决议对苏区的文化教育工作作出了全面部署，大意：

广泛的发展苏区的文化教育。重点发展社会教育，各个地方都要办工余学校和各类教育机构，加紧全民扫盲运动，使苏区工农群众能识文断字，有计划的在各地建立列宁小学。建立出版机构，出版共产主义相关书籍。也同时为了苏维埃政府培养文化和其他各种专门人才。

为了落实决议，川陕省苏维埃政府设置了文化教育委员会，这是当时苏区文化教育的最高主管机关，下设学校教育局、社会文化局和国家出版局，从县到乡到村，每一层有相关人员负责文化教育工作。

川陕苏区的学校教育大致分为两种类型：

一种是完全免费的普及型义务教育，如列宁学校，“无论男女，只要是青年人都有入学机会，学习的一切费用应由苏维埃政府负担”；

另一种是旨在培养各种革命干部的学校，如党校、苏维埃学校、红军大学、彭杨军政学校等。

一般区、乡苏维埃政府都办有列宁学校、贫民学校和工农中学，普及教育、提高广大群众文化水平。红军解放巴中后不到一月，就在乡村中办起列宁小学校二十三所。通过努力，全苏区二十三个县市以及所辖乡都设有相当于高级小学的列宁学校或列宁模范学校。

当时所办的列宁小学，规模有大有小，最少的也有十来人，列宁小学主要招收六岁至十四岁的男女儿童入学，小学教师则聘请本地私塾先生，小学教师有的是发薪水，有的是供吃穿或由代耕队帮助耕种田地。

所有的列宁小学和列宁学校全部推行免费义务教育，苏区广大贫苦老百姓的子女，第一次享受到受教育的权利。有些学校实行全日三餐“供给制”，有一部分学校只供应午餐，这种现象出现在战火纷飞的年代实在是无法想象的。

列宁小学设置政治、国语、算术等九门课程，教材由川陕省委宣传部和文化教育委员会统一编印，如《列宁学校读本》《革命三字经》《消灭刘湘三字经》《红色革命战士读本》等，也有各种自编的识字读本。

孩子们如果因为其他原因，没能上列宁小学，也可以用另外一种方式进行学习。丁寿元就是是白庙乡识字岗的童子团团员，当年有童子团配合红军设立路岗查路条，后来成为文化识字班的教员们，就在童子团查路条的岗上拿着《百家姓》《三字经》，教他们识字，要求们们会认、会写，只有这样才能认识路条。每天晚上，孩子们两人一班，在凉棚或在火堆旁，抓紧时间认字，互相考试和提问。交班时再把“路条”上不认识的字请教老师或伙伴。老师也常去查岗，帮助孩子们认字。这样一段时间，孩子们都可以认识了二三百字以上。

06

总结

这估计是我国现在历史最早的义务教育了，不仅广大群众通过学习，告别了文盲，同时也使红军综合素质大幅度提高，培养出很多高级红军将领，红四方面军最终能发展到十万之众，是有一定道理的。

而我军在战争年代普及文化教育的活动一直没有停止，即使是在极为困难的抗日战争时期，也没有中断过，还记得我们小时候学过的篇课文《小英雄雨来》，里面有就给孩子们上课的情节：

我们是中国人，我们爱自己的祖国，不知道这篇课文还在教材里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