岳飞自寻死路与岳飞神话兴起

宋太祖赵匡胤陈桥兵变，从后周的孤儿寡母手里夺取政权。为了根除唐末以来武人篡窃成风的局面，确保赵氏江山千秋大业，宋太祖“杯酒释兵权”，确立了重文抑武、强干弱枝的基本国策。

防范武将尾大不掉成为宋朝历代皇帝恪守不渝的“祖宗家法”。猜防将帅，防臣甚于防寇甚至比防寇还要恐惧。

靖康之耻，宋、金之间武力失衡。面对金人的攻势，为了维系朝廷的生存，赵构不得不提高武将的权力和地位，但这只是权宜之计。从1127年登基到1137年，赵构亲身领教过二次武将的跋扈、一次文臣的背叛：1129年初苗刘兵变，年底宰相杜充叛变，1137年的淮西兵变。宋高宗恐惧又起，对武将的提防之心日益加重。削夺武将兵权，铲除一切可能对皇权构成威胁的势力，只是时间问题。

宋高宗和岳飞关系很好，岳飞几乎是宋高宗一手提拔的，委以重任，信任有加。岳飞和武将们的关系都不好，重用岳飞，还可以制衡诸将。

岳飞只要格守君臣之道，完全可以善始善终。问题是，岳飞要么情商为零，要么居心叵测，无视大宋基本国策，累累践踏赵构底线，挑战宋高宗对他的容忍度。不作死，不会死；不断作死，只有一死。

逼立太子

历朝历代，立储都是皇帝和文臣的事，武将不得插手。

岳飞触及宋高宗最敏感处，就是他涉入最高权力接班人的设立，身为大将干预朝廷上的立储大事。作为拥有十万兵马的武将，本身有能力对高宗的地位构成威胁，参与立储之事明显是找死。

1129年初苗傅和刘正彦两个大将兵变，逼迫宋高宗让出皇帝位置，宋高宗受到极度惊吓，引发性功能障碍，从此失去了生育能力。高宗唯一的儿子赵旉，同年7月逃命过程中，惊悸而死。

岳飞把皇帝家事当自己事儿，与宋高宗无所不谈，忘乎所以。身为手握重兵的将军，居然犯忌讳和皇帝谈起继承人的事情，意见还比较极端。宋高宗痛斥：“卿言虽忠，然握重兵于外，此事非卿所当预也。”没有想到，岳飞又谈，杀意就此而起。

岳飞的立储建议触痛宋高宗性功能障碍的难言之隐，触犯了武将不得干预朝政的“祖宗家法”，破坏了武将不得插手立储大事的历史规则，更让宋高宗的思绪又回到苗刘兵变等反叛行径的痛苦岁月。

岳飞的参谋官薛弼之后觐见皇帝，宋高宗就说：岳飞听了我的话，好像不大高兴啊。你劝劝他吧（飞意似不悦，卿自以意开谕之）。

宋高宗见到宰相赵鼎，又提起岳飞的事。赵鼎毫不客气地痛批岳飞：没想到他竟这样不守本分（飞不循分守，乃至于此）。退朝后，赵鼎又把薛弼找了来，又把岳飞批了一通后，明确表示：这决不是保全功名、善始善终的做法。

岳飞被杀多年以后，薛弼和别人说起这事时，发了一通感慨：岳飞作为大将，却越职到了这个地步，找死啊！

是啊，岳飞确确实实在找死。不说宋太祖的“祖宗家法”，不说武将的历史规矩，也不说宋高宗的痛苦经历，光是一再触痛一个男人的难言之隐，是个男人都会生气，何况是九五至尊的皇帝。宋高宗倚仗岳飞，还能容忍一下。换成别的帝王，当即下旨问斩，甚至诛灭九族。

在职场，这样直戳老板或领导的隐私痛处，岳飞也会被开了。在官场，这样让上司难堪，岳飞就算跑了，也会跨省追捕。

宋高宗可以把岳飞当心腹来推心置腹，岳飞不能把宋高宗当哥们而无所不言。

放皇帝的鸽子

岳飞作为武将，属于典型的给脸不要脸，动不动就找死。

猜防将帅的基本国策摆在面前，岳飞还主动索要更多的军队，争取更大的权力。宋高宗不准，岳飞就耍小孩脾气，直接撂挑子，放了皇帝的鸽子，跑到庐山去隐居。

绍兴七年（1137年），宋高宗慨允岳飞指挥原属刘光世的淮西军。过了几天，又说淮西军不交给岳飞了，改为“都督府直辖”。都督诸路军马事的张浚，主战的李纲和主和的赵鼎都认为：不能给武将太大的兵权。大臣们都不同意，岳飞就去找皇帝，宋高宗也是不同意。

岳飞不干了，一怒之下居然不回湖北鄂州军营，而是去了江西庐山别墅，扬言要继续为母亲守孝。高宗对岳飞撂挑子极为震怒，但因金人威胁还在，不得不好言抚慰，促其下山。赵构一连写了两封信给他，希望他重新回来主持工作。岳飞回信不干。赵构只好又给岳飞写了封信。同时还以三省枢密院的名义让岳飞的部下李若虚和王贵到庐山去劝他。并扬言：如果岳飞不下山，就把他们两个一起军法从事。最后是李若虚连哄带吓，岳飞才接受皇帝的命令返回军营。

李若虚在庐山上，严厉地对岳飞说：这样坚决地不听从朝廷的旨意，决非好事；难道您以为可以和朝廷相对抗吗?

岳飞撂了几个月的挑子后，才下山向皇帝谢罪。赵构的回复很淡定：我没有生气。要不然，就处罚你了。怎么处罚呢？就像太祖说过的那样，犯了我的法令的人，只有用剑来教训他（“卿前日奏陈轻率，朕实不怒卿。若怒卿，则必有行遣。太祖所谓犯吾法者，唯有剑耳!”）。这是一次很明显很严重的警告，赵构心里已是杀机涌动。

次年，不长记性的岳飞又以防区过大为由，要求扩编军队，宋高宗答以“宁与减地分，不可添兵”，并再次告诫他“末大必折，尾大不掉，古人所戒”。

宋高宗宽宏大度，可以一忍再忍；岳飞身为武将，不能一犯再犯。

孤家寡人

岳飞原是张俊部曲，早年“张帅”对他有举荐之恩，但岳飞却一直鄙薄张俊的人品。官阶相等后，岳飞见面只是拱手而已，并不尊他为老长官。在讲究资历出身、强调知恩图报的军界，岳飞的行为无异于离经叛道。

飞黄跋扈，心高气傲，岳飞得罪了很多同僚，甚至包括对他比较客气的韩世忠等等。在政界、军界，岳飞成了孤家寡人。

岳家军等级纪律极严，将校犯错，大则诛杀，小则挞鞭痛毒。军中将校不堪重压，不满已久，正如南宋人周密所言：家军中诸将校苦战多年，许多人已做到按察使这样的高官，但他们出自行伍，必须父事家军大将，见家军大将常不敢抬头，这种严厉的等级关系甚至影响到他们的家庭。

傅庆是岳飞麾下的一员猛将，屡立战功，但因与岳飞个人关系不睦，曾流露出想要转调到刘光世麾下的意思，岳飞获悉后，即毫不犹豫地设计斩杀了傅庆。

岳家军成分复杂，纪律却不够严明，时常滋扰百姓，引发民愤，招致众怒。跟岳飞差不多同时代的朱熹和叶水心都曾因此对岳飞有过批评。岳家军的口号“冻死不拆屋，饿死不掳掠”，只是对外宣传之用。

宋高宗下旨拘捕岳飞，除韩世忠出于老交情礼节性向秦桧询问了一句，其他同僚或充耳不闻或积极参与。张俊首先发难指控岳飞，殿前都指挥使杨沂中(杨存中)出面逮捕岳飞。岳飞的几位部将如岳家军前军副统制的王俊、鄂州驻扎御前诸军都统制王贵则指证岳飞谋反，岳家军统制官姚政、庞荣、傅选等都曾附会作证。

最终坐实判决书给岳飞罗列的四条罪状：

(1)岳飞坐拥重兵，于两军未解之间，十五次被受御笔，并遣中使督兵，逗遛不进：

(2)及于此时辄对张宪、董先指斥乘舆，情理相切害者：

(3)又说张宪、董先，跎踏张俊、韩世忠人马：

(4)及移书与张宪，令“指置别作擘画”，致张宪意待谋反，据守襄阳等处作过。委是情理深重。

不是抗金将领

宋高宗一手提拔岳飞，并委以重任，岳飞只会喊口号唱高调，并无多少抗金战果，真的愧对宋高宗的看重。

1923年9月，由商务印书馆初版现代中国四大史学家之一吕思勉所著《白话本国史》，对秦桧有着更多的正面评价，对岳飞则仅以军阀视之，认为他“只郾城打一个胜战，……郾城以外的战绩，就全是莫须有。最可笑的，宗弼(金兀术)渡江的时候，岳飞始终躲在江苏，眼看着高宗受金人追逐”。

所谓郾城之战，岳飞是瞎猫碰到死老鼠。为了解决兵源紧张的问题，金朝在统治区用暴力手段强制抽调汉人丁壮当兵，即所谓签军。这些不幸被征入军伍者，是一有机会就逃亡甚至于执杀督战军官再投向宋军。这种由满腔怨气甚至反抗连连者所组成的部队，毫战斗力，阵前崩溃成了一种必然。据岳飞《本集》的捷状，金兵共只一万五千人(有大量签军)；岳飞的兵在二万人左右，苦战半日才获胜。金军金兀术在郾城之战中有了签军这样明显的软肋，岳家军的战果仅夺得战马200多匹，岳飞的指挥能力不是一般的差，岳家军的战斗力不是一般的低。

宋金军事对峙，南宋涌现了一批抗金名将：前有宗泽，后有虞允文，其他将领张浚、韩世忠、张俊、刘琦、吴玠、吴璘、吴玢、杨沂中、王德、李显忠、孟珙、刘光世、陈思恭等等，唯独岳飞不是抗金名将。

绍兴三十二年（1162年）七月，宋孝宗当上皇帝的次月，就给岳飞平了反。南宋乾道二年即1166年，为了宣传南宋军队的伟光正，宋孝宗领衔，评定了“中兴十三处战功”，无一处有岳飞参加。不是不想突出岳飞，平反的岳飞太需要抗金战功烘托，朝廷也太需要岳飞抗金战功来证明平反的英明，问题是岳飞不是抗金将领，没有拿得出手的抗金战绩。官方评定的严肃性，不可能像岳飞之孙岳珂那样胡说八道。

事实上，高宗、孝宗时代，曾经耳闻目睹岳飞事迹的一些名家笔记中，没有岳飞抗金战功记载。《金史》对岳飞的战功，同样无片言只语，却明确记载了被韩世忠、吴玠、吴璘、张俊及刘洪道击溃的事实。

宋史学家、《岳飞传》作者邓广铭先生考证结论，朱仙镇以五百骑兵败金军十万、十二道金牌等均非史实，而是岳飞之孙岳珂虚构出来的。岳飞和岳家军中的任何一支部队都不曾到过朱仙镇。岳飞的战绩，是击败伪齐刘豫的军队，以及镇压钟相、杨幺农民起义。也就是说，岳飞只能算打击伪军的将领，镇压农民起义的刽子手。面对真正的金兵，岳飞不是跑路，就是躲猫猫，反正就是不与金兵面对面。

判决书给岳飞罗列的罪状写得明明白白：岳飞坐拥重兵，于两军未解之间，十五次被受御笔，并遣中使督兵，逗遛不进。

十五道金牌传旨，还派人督战，岳飞都拒绝抗击金兵。无耻的岳珂反而白纸黑字，胡说什么十二道金牌阻止岳飞抗金。

赵构即皇帝位后，新任河北招抚使的张所派属下都统制王彦，率领包括岳飞在内的11名统制及7000人马，渡河开辟抗金战场。王彦过河后，兵临新乡。金人急调数万精兵前来围剿，将新乡围得水泄不通。王彦率众死战，终因寡不敌众，不得不冒死突出重围，且战且退到共城西山，身边仅剩700余人，据险设寨，顽强死守，使散亡部下逐渐寻归。岳飞不听将令，反在此时蛮横无理，向处于危机中的王彦要粮。众人在气愤中要求按军法处置岳飞。但王彦为岳飞松绑，置酒相待，说明困守荒山，没有余粮，让岳飞回去自己想办法。可岳飞竟在这样的危急时刻，率部下渡河回东京，转投宗泽去了。

高宗三年，岳飞又一次临阵脱逃！岳飞奉命去救楚州，刘光世奉命递进增援，并节制诸镇，守御通、泰。可他却在回兵泰州后，于当年十一月金兵进攻之际，居然退出了泰州，远离守地，渡江到江阴沙洲上去了。

元代编纂的《宋史·岳飞传》直接照抄了岳珂的杜撰，为岳飞辩护说“有旨可守即守，如不可，但以沙洲保护百姓，伺便掩击。飞以泰无险可恃，退保柴墟，战于南霸桥，金大败。渡百姓于沙上，飞以精骑二百殿，金兵不敢近。飞以泰州失守待罪。”却还是点出“飞以泰州失守待罪”。

至于“飞以泰无险可恃”，纯粹狡辩。就在同一时候，陕西和尚原之战打响！人心震怖众将纷纷避敌收缩之际，时任秦凤路副总管兼知凤翔府事的吴玠，招收败亡散卒数千人，与其弟吴麟逆敌而进，孤军死守和尚原。身处劣势，无险可守，无粮无援。部下中一些不坚定者，认为是自讨苦吃，拿他们性命不当事，甚至要合谋把他们兄弟劫往金营献功。吴玠、吴麟多次大败金人攻打，首创了宋军自与金开战以来以少胜多的先例！这是金兀术自高宗三年十万大军被韩世忠截杀黄天荡侥幸逃逸后，首次被宋军以同样的数量对比招致全面惨败，据说还是换袍割须乔装打扮后，才侥幸逃脱的。

绍兴七年，南宋名相、抗金名将张浚曾打算征讨伪齐收复中原，与张俊、韩世忠、刘光世、岳飞，在龟山举行高级军事会议。“刘光世请守，韩世忠请进兵，张俊曰都督欲战则战，欲守则守。惟岳飞独以为不可用兵，浚再三问之，飞坚执不可之说。浚以飞为玩寇，议不协而罢”——诚如日本学者寺地遵所言：“张浚揭大义名分，主张恢复中原，然而不论他如何鼓舞，四大将各怀异志，岳飞明白表示反对，刘光世、张俊则消极抵制，都不愿与张浚合作。”

绍兴十一年（1141年）正月，金兀术入侵淮西，企图以战迫和。南宋派张俊、杨沂中、刘锜率军迎敌，并命岳飞领兵东援。岳飞尚未赶到，宋军已在柘皋大败金军。张俊想独吞柘皋之战的功劳，打发刘锜还军，岂料金军又在撤退途中攻陷濠州，并重创前来救援的杨沂中军。岳飞闻讯驰援，金军已经安然渡淮北上。岳飞两次增援都慢了半拍，理由是他本人感冒、军队乏粮。

岳家军素以“战备不懈、行军神速”著称，这样的理由当然不能令人信服。真实的原因是岳飞一如既往的临阵脱逃，避免和金兵正面遭遇。

宋金议和是当时最佳选择

赵构在即位之初就以迎回二帝为奋斗目标。赵构在即位昭书上说：“同奚两宫之复。”“二帝”根本就不会再当皇帝。徽宗不想当皇帝，42岁就传位给钦宗；钦宗也不想当皇帝，被徽宗逼着坐龙椅。靖康耻后，二帝更无脸面、无兴趣再做皇帝。说高宗因怕迎回二帝而杀岳飞、主张和谈根本就不成立，何况宋徽宗已死于南宋绍兴五年（公元1135年）。后来达成的绍兴和议也明确规定送还宋钦宗及宋徽宗梓棺。

绍兴七年农历的二月二十五日，南宋朝廷颁发诏令，赵构谈到了君臣齐心协力、恢复大宋河山的光明愿景，期待着到了那个时候，“则朕克济垂成之业，而汝亦有无穷之闻”。赵构也想直掏黄龙府，与诸君痛饮耳。

理想很丰满，现实却残酷。宋金已较量了15年，均已无力再战。

金国主战派大将也是侵宋急先锋完颜兀术即金兀术自1129年开始，在对宋战争中屡屡败北。1129年他在明州城下和太湖之畔，分别败于张浚和陈思恭之手，还差点被陈思恭俘获；同年镇江之战，他又惨败于韩世忠旗下，尤其是韩世忠率军将兀术围困在黄天荡达四十八天之久，几乎使他不能北返。1130年南宋名将张浚、刘琦、吴玢等五路兵马又与兀术战于富平．兀术一开始就陷入宋军的重重包围之中，虽然通过奋勇拼杀，最终取得了富平之战的胜利，但是金军却为此付出了极为惨重的代价，名胜实败。1l31年和尚原之战，金军被宋将吴玠打得落花流水，连作为主帅的兀术也“中流矢二，仅以身免”(《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甲集卷19，449页)，以至于他狼狈不堪地“亟剃其须髯遁归”，才免于被擒(《宋史·张浚传》，11301页)。同年，金军在仙人关再次被吴玢打败，兀术“几为吴玠所杀，赖韩常援而出之，常被南军射损左目”(《大金国志校证》卷8《太宗文烈皇帝六》，127页)。1140年的顺昌之战，兀术在与刘锜的交战中败得更惨，几乎全军覆没。金兵从此不敢大举南下，奠定了宋金南北对峙的局面，稳固了南宋的政权。南宋绍兴末、淳熙初的曾敏行(1118一1175)所撰(独醒杂志》卷七记载，顺昌大捷后，金人“遂决意求和矣”。

金灭宋已不可能，南宋反攻北伐更是做梦。吴玠和尚原大捷、韩世忠大仪镇之捷、刘锜顺昌大捷等等，都是内线作战的防守反击，占尽地利人和，尚且打得如此艰难。一旦冒险跨过黄河北上，主动出击，必败无疑。其后的张浚北伐、开禧北伐均大败，就是活生生的例子。历史上，只有朱元璋北伐成功。

南宋重建中，形成以张俊、刘光世、韩世忠、岳飞、吴玠吴璘兄弟为统帅的“五大家军”即“五大军阀”，严重威胁到了南宋政权的军事和财政安全，是南宋当时面临的最大、最直接威胁。特别是岳飞的岳家军，当时的主流舆论认为最不愿意与朝廷合作。绍兴七年，张浚打算征讨伪齐收复中原，只有岳飞公开反对。不断伸手要钱、要粮、要军队、要地盘，就是不愿打仗。开始不敢打金兵，现在连伪军都不愿打。

15年抗金战争，南宋财力枯竭，民不聊生，农民的暴力反抗接连不断。著名的钟相、杨幺农民起义，累败官军，直到岳飞率重兵镇压下去。南方乡村已成火药桶，宋金之战再不停止，农民起义就可以让南宋覆没。

整个战场已经进入相持阶段，谁也不可能马上打破僵局。宋金划定疆界，南北对峙，合乎双方利益。

经过艰苦的谈判，1139年，在秦桧努力下终于和金朝达成和平协议。史称“绍兴和议”，和议的主要内容：宋帝向金称臣，宋每年交银25万两，帛25万匹；金归还伪齐刘豫统治下的河南、陕西部分地区，并送还宋钦宗及宋徽宗梓棺，“许还梓宫、母、兄、亲族”。

和议达成，南宋免除刀兵之灾，一片欢腾。岳飞也上表辞归，在呈给高宗的奏章言：“今讲好已定，两宫天眷不日可还，偃武休兵，可期岁月，臣之所情，无避事之谤。”

这个和约在岳飞及大多数南宋人眼里从来就不是卖国条约。

岳飞神话的兴起

绍兴三十二年（1162年）七月，宋孝宗当上皇帝的次月，为了配合张浚北伐的宣传，就给岳飞平了反。张浚因为仓促出征，大败而回，兵权也被解除，不久在忧愤中病故。岳飞抗金名将的神话则开始兴起来。

韩侂胄的抗金情结是由来已久的，为了北伐造舆论，便于进行北伐动员，韩侂胄上台不久就说服皇帝，将岳飞加封为王进行神化。

宁宗嘉泰四年（公元1204年），韩侂胄主政，根据岳珂杜撰的抗金事迹，南宋朝廷追封岳飞为鄂王，从政治上予其高度褒奖，构建了岳飞抗金名将的历史地位。岳飞抗金名将的神话热起来。

韩侂胄神化了岳飞，自己却以悲剧收场。岳飞成为神话，韩侂胄却永远地定格于“奸臣”的行列之中。

开禧二年（公元1206年）五月，韩侂胄战败，被非法诱杀，砍下人头，献给金国，以作为“嘉定和议”的条件。

两宋三百年，中国人经历过两个最屈辱的日子，第一次是北宋末年靖康之难，金兵俘虏了两个皇帝和皇亲国戚；第二次就是南宋中叶开禧北伐失败，朝廷砍下主战丞相的脑袋，双手交给了敌人。

岳珂杜撰为岳飞抗金名将神话提供了足够的素材。宋宁宗嘉泰三年即公元1203年，岳飞的孙子岳珂所撰的《鄂王行实编年》成书，后来收载《金佗粹编》中。书中任意虚构岳飞的战功，极尽夸大岳飞的战绩，恶语鄙损其他大臣、将领。

元代编纂《宋史》，直接照抄了岳珂的说法，内容原封不动。像八字军统帅王彦攻拔新乡城的战功，被岳珂移花接木算在了当时临阵脱逃的岳飞名下，《宋史·岳飞传》也是照抄不误。

近人编著的岳飞传记、岳飞战功考证，以至一些中国古代史教材中，也是如法炮制，强化了岳飞抗金名将的形象。

清初钱彩再一次艺术加工的演义小说《说岳全传》，通俗易读，广为阅读。《说岳全传》让岳飞抗金名将的神话走进民间。

某些历史时期，当局需要岳飞抗金名将的神话来忽悠“民意”。九一八事变后，抗日呼声日益高涨。蒋介石一边忙于打内战，一边提倡学习岳飞的“精忠报国”精神。1931年11月19日和23日，在国民党“四大”作报告和致闭幕词时，蒋介石还自比岳飞，“个人决心北上抗日”，指则后方有“秦桧那样的汉奸”，含沙射影攻击以胡汉民为首的两广军阀为秦桧。

1935年，吕思勉承受不住压力，违心修改了自己的著作《白话本国史》有关岳飞和秦桧的评价部分。

1949年后，在台湾，岳飞作为“还我河山”的历史标签，长期备受蒋氏父子推崇。

在大陆，因为阶级立场，岳飞镇压钟相、杨幺农民起义受到批判，子虚乌有的“民族英雄”光环被摘下。1967年杭州西湖岳墓还被平毁。

1978年后，大陆掀起平反浪潮，所有在共和国成立以来被批判的人和事，都涌向平反大潮中。并非抗金将领的岳飞又成了所谓的“民族英雄”。

《说岳全传》演义小说风行一时，评书也是广为传播，岳飞抗金名将的神话已深入人心。

就这样，一个不是抗金将领的人，通过历代别有用心的宣传，成为了抗金名将和民族英雄。这是岳飞之大幸，历史之大不幸，社会之大不幸。

秦桧被妖魔化

中国的造神运动，向来是要有造魔运动相匹配。随着岳飞被神化，就是秦桧被妖魔化。历史真相是什么已不重要。

相比历史上的岳飞没有多少可歌可泣的事迹，历史上的秦桧则有大气节、大功劳，要不是作为岳飞“民族英雄”的反面陪衬，堪称一代名相。

1126年，靖康之难。在金人未攻破汴京前，秦桧一直主张抗金，反对割地求和。在金人的威逼下，宋朝百官议立张邦昌为帝。秦桧果敢站出来反对，立议状要存赵氏，因故被金人俘虏北去。秦桧此举，颇受人民赞扬。

秦桧到金国后，被金太宗完颜晟赐给左监军完颜昌。在金国期间他坚持初心，并无任何变节之举。1130年，完颜昌攻楚州时秦桧趁机逃回宋朝，一心报效朝廷。

1137年，徽宗客死他乡，高宗任命秦桧主持与金国议和。经过艰苦的谈判，1139年终于和金朝达成和平协议。史称“绍兴和议”，和议的主要内容：宋帝向金称臣，宋每年交银25万两，帛25万匹；金归还伪齐刘豫统治下的河南、陕西部分地区，并送还宋钦宗及宋徽宗梓棺，“许还梓宫、母、兄、亲族”。

如果协议达成秦桧无疑算得上头号功臣：（1）迎回二帝；（2）收回领土。当时，人们都以为和平即将到来，钦宗南归在即。人们也对秦桧这些年来的艰苦努力表示肯定，对谈判成果非常满意。

但历史是无情的，转年，金国突然发生政变。兀术政变成功撕毁和议，决计不放钦宗，不还领土。

张浚和赵鼎，是南宋初年著名的主战派宰相，自张浚到赵鼎到秦桧，他们任期内最重要的工作，即解散岳飞岳家军为代表的家军，使军队国家化。

继赵鼎之后出任宰相的秦桧，终于在绍兴十一年成功解散了三大家军。

解散家军之后，南宋的国防力量整体上了一个台阶，南宋政权也建立起自己完整的财政体系。

宋高宗曾透露岳家军总资产高达2000万贯，而据派去处理岳家军资产的鲍琚的统计，岳家军的主要财源有三：每年可收160多万贯钱的14个酒库；每年可收41万多贯的博易场等，以及每年可收稻谷18万石的田产——而在高宗初年，每年财政收入尚不足1000万贯。

秦桧为南宋解除一大祸害，却与岳飞产生了矛盾，也是后人岳珂诬陷秦桧的由来。岳飞与秦桧之间的矛盾，无关私怨，而是家军私有化和军队国家化之间的矛盾。

从南宋的国家利益考虑，岳家军被解散是众望所归，岳飞本人却没有家军国家化的任何意愿。

事关大局，宋高宗无奈之下，下旨逮捕早就该处斩的岳飞。

正如历史学家吕思勉的结论：岳飞被杀，其他大将的兵权被收归中央后，“宋朝才可以勉强立国了”。

宋高宗下旨处斩时，秦桧很想救岳云一命，以刑部大理寺的名义上书，主张保全岳云性命。“岳飞私罪斩，张宪私罪绞，岳云私罪徒（流放）”，“奉圣旨根勘，合取旨裁断”。但圣旨结果是全杀。

秦桧被妖魔化，岳珂起了关键作用。岳珂丝毫不敢提赵构旨意，认定秦桧害死之说。

宁宗嘉泰四年（公元1204年），岳飞已经伏法半个多世纪，秦桧也已经病逝四十多年。

为了进行北伐动员，韩侂胄说服皇帝，将岳飞加封为王进行神化。此前宋孝宗仅仅给岳飞平反，谥号武穆，没进行进一步的包装。

同时，开始清算并妖魔化秦桧。此前秦桧一直都未被当作迫害岳飞的凶手。

韩侂胄对秦桧进行了政治上的鞭尸：剥夺一切谥号，改称为“谬丑”(荒谬、丑恶)。对秦桧的严厉指控，成为传颂一时的名篇：“一日纵敌，遂贻数世之忧；百年为墟，谁任诸人之责”(《续资治通鉴》宋纪卷一百五十七)，把国家积弱的所有原因，一股脑儿都推到了这个不再能自我辩解的死人身上。

秦桧功在南宋，南宋由军阀割据到国家一统，秦桧功不可灭。

韩侂胄出于北伐的政治需要，构建岳飞抗金名将历史地位的同时，确立秦桧于“奸臣”行列的历史地位，也把自己送入“奸臣”的行列之中。

历史上真实的秦桧，就如史学大家吕思勉所说：“我说秦桧一定要跑回来，正是他爱国之处；始终坚持和议，是他有识力，肯负责任之处；能看得出挞赖这个人，可用手段对付，是他眼力过人之处；能解除韩、岳的兵柄，是他手段过人之处。后世的人，却把他唾骂到如此，中国的学术界，真堪浩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