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妇女挑战男人的世界

20世纪初,成都妇女越来越多地出现在过去只有男人出入的场所,如茶馆、戏园等地。这自然引起了精英阶级的不满。警察试图阻止这个趋势,但是妇女们继续向男人挑战,实际上也是向反对妇女公开露面的社会习俗进行反抗。

一直到晚清,妇女都被排斥在大多数公共娱乐场所之外,尽管妇女不允许进入茶馆戏园,但有些女子不顾驱逐的危险,仍然努力突破这些传统的男性领域。

有一次,几位打扮时髦、略施粉黛的女人出现在成都广东会馆看戏,警察马上把她们赶走。有些年轻妇女在公众场所也表现得非常不同一般,如一个年轻女孩把自己装扮成一个男子,与三位男性朋友到茶馆喝茶,但她的伎俩被发现了,被带到了警察局。地方当局控告她和她的朋友“有伤风化”并给予了相应的处罚。

社会改良者不赞成妇女看戏等公众活动,是因为他们认为这些戏曲背离了宣传忠孝、贞操等传统道德观的初衷。改良者们谴责看了“淫邪”节目的女性会学不道德的行为和走向“异端”。

改良者也抨击为妇女谋求平等权利的新观念,称之为“邪说”。尽管新观念受到攻击,妇女们还是日益接受了平等的主张,在公共场所表现得更为开放。但精英改良者则认为,妇女们对改良新戏,文明新戏,全不爱听。

……哪个园子有淫戏,哪个园子多上女座。女座多,男座就不少,不是为看戏,而是为看演戏的。……《翠屏山》偷和尚,《关王庙》解衣拥抱,《珍珠衫》乘醉诱奸的时候,女座眼也直,男座眼也斜。一边喝彩,一边回顾。

警察声称,妇女的出现会造成公共秩序混乱,因此应尽量让妇女远离公共场所,或者把她们与男人分开。当然,精英的担心也并非毫无道理。的确,经常在戏完散场后,很多人聚集在出口打望来自精英家庭的衣着入时的女人,警察不得不驱散人群,维护秩序。

在男女混合的戏园里,一出戏演到高潮,男人们就经常站起来顾盼女人;而女人也会有相应反应,据当地一家报纸的报道,“女宾嬉笑撩拨男宾,秩序大乱”。戏园的这种“混乱”总是受到精英人士的批评。

而且,为了避免事端,警察禁止妇女去进入花会中的戏园看戏。代表成都现代化窗口的劝业场小心翼翼地对妇女开放,但也不时出现混乱。如春节的一个下午,五名衣着入时的年轻女子在那里买东西,引起了一阵的轰动,因为“年轻艳妆的女太太五人联袂游劝业场,一般之少见多怪的子弟蜂拥围观。”为了防止出现麻烦,警察强迫她们租轿回家。据报道,这几个女顾客“可谓乘兴而来,扫兴而返。”

其实,人们的这种所谓“不开通”,在很大程度上是社会传统和当局的这种男女分离政策的一种结果。其实他们也知道“少见多怪”的道理,但是在男女公共关系问题上仍然宁愿持保守的态度。

改良者仍然坚持传统的家族制和社会等级观。男女平权的思想在新文化运动期间及之后开始传播,这点我们可以从巴金的《家》中看到。但与北京、上海等大城市相比,成都经历了更为缓慢地变化过程。

同年冬,另一个纪念活动在祠堂街举行,仍然有很多妇女出席,吸引了大批“流氓”前去围观。因此,当局令关闭附近的四个茶馆以防止过度拥挤。

引导时尚趋势并在公众生活里相对活跃的女学生,不仅思想开放,而且较少拘束,甚至敢于反击想入非非的男人,有故事为证:

某学堂学生二名,同游丞相祠,于荷花池畔,遇女学生十余人。二生注视不已。女生去而之他,二生亦尾其后,接近逼视。女生中有骂之者,二生反以戏言答之。众女怒,共窘辱之,且批其颊,二生乃抱头鼠窜而去,人皆曰打得好,打得好。

晚清以来,随着现代学校的发展,女学生享有较高的社会地位,因此一些下层女子会将自己装扮成学生。例如据报道,一个木匠的小姨子因为“脂粉太重”,在街上被一群无赖追逐。具有讽刺意义的是,警察没去追究那些无赖,至少根据这个报道没有,但是他们却认真调查了这个女孩。她的姐姐——木匠的妻子——声称她是学生,但是警察发现这是谎言,对这个女孩严加训斥。记者发表评论说,“《易》曰‘冶容诲淫’,不知自咎,反冒充学生,以污女学界清名。巡警之申斥也宜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