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扒皮长工忆苦思甜:工钱可养全家;

本文摘自《凤凰周刊》原题:半夜鸡不叫?

《半夜鸡叫》中的地主周春富,是真名真姓,辽宁大连原复县(现瓦房店市)阎店乡人。

在书中,周春富因“残酷剥削”长工而有周扒皮绰号,为催大家早点上工,半夜躲进鸡舍学鸡叫,引起公鸡们打鸣,后遭小宝玉设计痛打,这是其中最生动最著名的情节。

近年来,有不少作者撰文指出,无论从农学、动物学和当时农村普遍租佃关系的史实来看,这些细节与事实相悖,孟令骞在书中又有更进一步的论证。

那么真实的周春富是何样的人,孟令骞通过对家人和仍在世的几个周家长工与短工的采访,得到了两个不同的印象。但不管怎么说,都与《半夜鸡叫》中所述之事相去甚远,这些也成为当地乡亲和史志专家的共识。

周春富当年也是闯关东的一份子,1911年落户于辽南,通过勤俭持家,不断攒钱买地,开了几个小作坊,成为殷实之户。周老头五子三女,孟令骞的书中,儿女们对周的“恶评”较多,周老头的长工短工反对其印象较好。

儿女们有这样的印象,是因为老头不仅对自己特别抠门儿,对家人更是如此。别家的女儿不上山干活,而周家却不行。周老头反对儿女和雇工们穿红戴绿,因为这样的打扮,干活肯定怕沾灰,不愿上劲儿。碗中剩下的粉条,得捞出来晒干,留着下一顿吃。老头向儿女们提倡:饭要吃八分饱,吃多了,剩下的都成臭屎。出嫁的女儿回娘家不能过夜,因为这样会多吃一顿饭。

而对家中的长工和短工则又不一样,周老头认为,对人家不好,人家不会好好给你干活,他特看重农活好手,对这些人比对亲人还亲;而他本人,不分寒暑也照样起早摸黑,天天忙活儿。

以前人们读《半夜鸡叫》一类的故事,常误以为长工短工与东家是类似奴隶主与奴隶那种人身依附关系,其实在以前的中国农村,这是一种自由的雇佣关系,农活多的人家常会请人帮做工,也帮别人家做工,甚至很多时候是亲朋好友。

文革时,曾在周家做过长工的孔兆明,被要求上台“忆苦思甜”,揭露“剥削故事”,孔兆明讲着讲着却走了嘴:我们当时在周家吃的是啥?吃的都是饼子,苞米粥,还有豆腐,比现在吃的好多了……当时在周家一年能挣8石粮,可养活全家”,孔兆明于是被干部赶紧拉下台。

内战时,周春富曾两次被划成份,第一次被划为富农,第二次被划为双富农(因还经营小作坊),并被绳子蘸着水抽打而死。周春富死后,土改纠偏,周家最终被划成富农,周家子女在历次政治运动中总免不了拉出来批斗。孟令骞近年从县档案馆获悉,1947年12月至1948年1月5日,全县在这次风暴中共处死有1900余人,后来档案馆的专题报告中,以“XXX”的符号代替。

很多年后,孟令骞得知毛泽东的家庭成份也是富农,并把此事告诉“老运动员”的姥爷(即周春富的儿子周长义),姥爷感慨道:“咱家待扛活的也不薄啊……怎么会,怎么会呢,人家毛主席会和咱一样成分?”

原本在中国农村,并无阶级意识,也没有地主、富农、中农、贫农这些概念,实际上这些事物全属“舶来品”。近年很多大陆历史学者指出,当年土改时,从方法到概念,均效法苏联,强行把相关的意识、话语植入农村;中国农村原来以宗族、学识、财产、声望为根基的乡村秩序,均被阶级意识和话语所颠覆。周春富只是这一场暴风骤雨运动中,不幸的一个小人物,不过老头自己却千万想不到,自己死后却成为“恶霸地主”的典型之一,闻名全国数十年。

当年还在世的几个长工短工,与周家仍有来往,其中刘德仪与周家交往深厚,根据他们还原出来的周春富形象,实际是一个满身尘土,一身布衣,腰间缠着破布条,土得掉渣的“恶霸地主”。

《半夜鸡叫》作者另有其人?

“战士作家”高玉宝写的自传体小说《高玉宝》,1955年出版发行后,一版再版,共印行五百多万册,国内用7种少数民族文字印行,并翻译成近20种外文印行,仅汉文版就累计发行450多万册,成为中共建政后文学作品发行量之最。

《半夜鸡叫》是《高玉宝》第九章,直到九十年代初仍是语文教科书中的重要课文,还被拍成木偶剧和课本剧。改革开放之后,那个时代的很多作家早已沉寂,而高玉宝仍经常成为新闻人物。据统计,他被全国20多个省、市,数百个单位聘为名誉主任、顾问、德育教授、校外辅导员,在全国各地进行过4千多场报告,讲述革命故事。其中,周扒皮与半夜鸡叫自然常是报告中最生动的故事,也常成为媒体关注的焦点。

严格地说,这本书是高玉宝“画”出来的。1947年,正值国共内战,高玉宝从军后,仍是个文盲战士,他1948年的入党申请书是一幅很有趣的画。中共建政之初,实施扫盲运动,推崇“工农兵文学”和“工农兵作家”,“工农兵故事,工农兵写”,高玉宝经过识字速成班的学习后,很快脱颖而出。

1951年年底,署名为“荒草”的作者在《人民日报》和《解放军文艺》报道了文盲战士高玉宝刻苦学文化和写书的事迹,《解放军文艺》还陆续刊出了高玉宝小说的部分章节,《我要读书》和《高玉宝》即是其中两篇。全国的报刊杂志纷纷转载,高玉宝很快被塑造成脱盲典范,成为热情讴歌新社会的著名工农兵作家,文艺战士。

这些也是出于时代政治的需要,在民国时已成名的矛盾、巴金、曹禺等名作家,当时已写不出能体现“阶级对立,新旧社会两重天”的作品,反倒沉寂下去。随着高玉宝的走红,周扒皮也走进千家万户,成为大陆家喻户晓的人物。高玉宝本人曾二十余次受到毛、周、朱、刘、邓等领导人的接见。后来多次政治运动中,《半夜鸡叫》更成为忆苦思甜,进行革命教育的经典教材。

直到上世纪90年代,一些教改论文中,仍在探讨老师如何教授好《半夜鸡叫》这一课,通过文中对“周扒皮卑劣行为的形象描写”,老师要循循善诱,引导思考,向学生们“揭露地主剥削、压迫的罪恶本质”,认识“长工们反剥削、反压迫、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的反抗精神”。

孟令骞在搜寻史料时,从古旧市场淘到最初的《高玉宝》版本,由解放军文艺从书编辑部编,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发现后记中有荒草的《我怎样帮助高玉宝同志修改小说》的线索。他开始苦苦追寻,荒草到底是谁,他与《高玉宝》到底有何渊源?经过艰苦求证,孟令骞得知:荒草,原名郭永江,曾任《解放军文艺》副总编辑、八一电影制片厂副厂长。其它的则几乎一无所知。

这期间孟令骞又奇迹般与荒草同岁的大连的亲友阎富学偶遇,和当年与荒草、高玉宝一起共事过的解放军文艺助编、78岁网友“一博为快”老太太结缘,但都收获甚微。

一直到2008年,通过四川资阳文艺网一篇文章,发有了重大突破,文章介绍说,《高玉宝》长篇自传体小说,前13章12万字,为资阳的作家郭永江所著。在半信半疑之下,经当地作协主席唐俊高介绍,最终找到了当地从事史志研究的作家王洪林,王与郭永江生前有密切的书信来往,有丰富的资料。孟令骞这才详尽了解关于“荒草”其人与《高玉宝》成书过程。

郭永江1916年出生,1940年到延安,创作歌剧《张治国》,反映八路军大生产,受到毛泽东,1951年赴朝鲜采访,后与魏巍同任解放军文艺副总编,可到四十岁就病退,70年代回故乡资阳居住,不久迁到资中,1984年居重庆,不幸于1993年去世。

郭永江临终前,在信中对王洪林说,当年《高玉宝》一书13章均为他所写。

当时全军为配合扫盲,树立典型,让他帮高玉宝修改自传,但他觉得改不了,干脆代笔。总政文化部文艺处与出版社约定,以后每版书必附荒草《我怎样帮助高玉宝同志修改小说》,稿酬平分。不过在反右之后,郭永江的后记和名字逐渐退出再版的《高玉宝》,郭永江从“帮助修改”到“提供辅导”,最后到彻底退出的过程,均是出于组织上的要求和当时的政治需要。但在他临终前,写信给资阳文献学会,声明《高玉宝》是他的著作。王洪林与孟令骞均感慨,荒草一生的著述颇丰,然而加一块还不如《高玉宝》有名,不过署名权却长期旁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