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智者无敌》中村功原型：“红色间谍”中西功其人

谍战大戏《智者无敌》主要讲述了由“杜鹃”—中村功如何与日军情报“梅机关”头领影佐祯昭斗智斗勇，帮助中共搜集情报、屡建奇功的过程。剧情虽是虚构，但也不是全无根据。

本报记者 严友良 实习生 徐向科

夜色朦胧，乐音靡靡，霓虹灯闪烁。在上海一家名叫“仙乐舞厅”的地方，两位三十岁左右的青年男子，举杯之际，谈笑风生。左边一位中等身材、目光炯炯，他叫中村功，身份是“日本支那派遣军总司令部顾问”；另外一位是读卖新闻社记者，戴着眼镜、风度翩翩，名叫西里龙夫。只见两位不时压低声音，谈论着东京和上海的最新情况。原来，他们是日共和中共的双料党员，负责情报搜集工作，中村功的代号是“杜鹃”。

这是谍战大戏《智者无敌》中的片段，该剧主要讲述了由演员陈宝国饰演的“杜鹃”—中村功如何与日军情报“梅机关”头领影佐祯昭斗智斗勇，帮助中共搜集情报、屡建奇功的过程。剧情虽是虚构，但也不是全无根据。历史上，“中村功”确有其人，不过，他真名叫中西功。

上世纪30年代末、40年代初，在那抗战最艰苦的年代，正是通过中西功，中国共产党领导机构能及时了解日军统帅部的某些战略决策、日本天皇御前会议内容、日军作战部署、日本和汪精卫勾结情况，以至军用作战地图、抓捕上海爱国人士的黑名单……难怪，周恩来同志曾经赞其为“国宝”。

东亚同文书院出品的“另类”

在电视剧中，智勇无敌的“杜鹃”—中村功最终被打上了“中国孤儿”的身份，由其日本养父母带到日本养大成人。历史上的中西功则出生在日本的三重县，时间是1911年。

据公开的资料显示，1929年夏天，年仅18岁的他便以日本同龄人惯用的“浪人”方式，闯荡到上海，就读于当时还在上海徐家汇虹桥路的东亚同文书院。事后看，正是东亚同文书院的岁月决定了中西功后来波澜壮阔的一生。

提及东亚同文书院，熟悉近代中日历史的人并不陌生。这所1900年5月成立于南京（当时称为“南京同文书院” ），同年8月迁到上海并正式更名为东亚同文书院的“教育机构”，尽管其名义宗旨是为实现“东亚共荣”而专门培养中日双语人才—一方面招收日本青年留学中国，另一方面又输送中国学员留学日本，以形成日本的“知华派”和中国的“知日派”。但实质上，其是日本侵华战争的人才培养基地。

在东亚同文书院长达45年的历史中（其间经过多次校址变换和1938年日本侵占上海后租借上海交通大学校舍从学院升格为大学），培养了一大批从事中日经济、贸易、文化、教育、外交等领域的人才，其中大部分毕业生都留在了中国，进入了日本在华的军政外交机构、工商企业和各地的伪政权。

外务省创办同文书院本是为日本培养深通中文的间谍，尤其是在满铁，毕业生多得难以统计，学院学生直接参加侵华战争或作随军翻译更是不计其数。不承想，这里却也培养了一批热爱中国的日本人，并最终诞生了以中西功、西里龙夫、白井行幸、尾崎庄太郎等为代表的“中共秘密谍报团”。而这一切又要归功于另一位重要人事，当时在东亚同文书院教书的中共地下成员王学文教授。

王学文，原名王守椿，又名王昂，江苏徐州人。据介绍，王学文1910年赴日本留学，入东京同文书院。1921年考入京都帝国大学经济学部，受教于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河上肇。正是在王学文的影响下，中西功与其他进步同学一起参加校内外的革命斗争和学生运动。

1930年3月，因英文老师给了同年级5-6个同学不及格的分数，学生表示不满，随后，一年级的学生举行了罢课，并驱逐了这位英语老师。在这次行动中，中西功初试锋芒。不久，中西功又参加了由王学文指导、西里龙夫等前期同学为发起人而组织成立的“中国问题研究会”。随着对中国社会认识的深入，再联系日本国内巨大的贫富差距和阶级矛盾，中西功逐渐对马列主义产生了浓厚的兴趣。1930年7月，中西功与安斋库治、白井行幸、水野成等人一起建立了意味着同中国团结斗争的秘密革命组织—“日支斗争同盟”。

也正是在这一年，中西功等“日支斗争同盟”主要成员向前来东亚同文书院参观的日本海军士官生队散发反战传单，结果，被日本领事馆中的便衣宪兵“特高”发现，中西功遭到逮捕（西里龙夫因母病返乡幸免），并被关押了9天。获释后，他受到勒令停学一年的处分。然而，逮捕、勒令停学事件并没有使中西功感到气馁，他继续和同文书院内外的革命同道一起参加各种运动。1931年1月，中西功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后担任东亚同文书院团支部组织委员。

1932 年“一•二八”事变，日海军陆战队强迫“同文书院”学生参加侵沪战争。这时，学院团支部决定，一方面搜集战事情报，另一方面发动同学开展“不参加战斗，要求回国，撤出侵沪战争”的运动。在中西功等人的努力下，这项反战斗争成功，二三月间，“同文书院”全体学生乘船回国。在归国的船上，中西功结识了以驻上海记者身份为掩护的共产国际远东情报局的成员尾崎秀实。

返回日本期间，中西功和西里龙夫继续从事革命活动。西里龙夫并参加了“日本共产主义青年同盟”。中西功则同尾崎秀实的关系密切，曾为尾崎代写论文和联络革命同志，并向尾崎学习了情报工作。其间，二人都因为在东京“无产阶级研究所”积极活动而先后被捕过。

留青小筑内的谍报大战

山阴路124弄28号，一座毫不起眼的小楼。远不如它隔壁弄堂口的“鲁迅故居”招牌显得神气，也比不上街对面的“瞿秋白故居”名头响亮。这栋三层的建筑如今都变成了普通人家的住户，地板上也流淌岁月雕刻的斑驳。

没有多少人会谁想到，当年决定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最终命运的情报正是从这栋小楼里传出。这里曾是中西功的住所，当时人习惯称其为“留青小筑”，而“山阴路”则是“施高塔路”。

原来，1934 年，中西功经尾崎秀实介绍到大连“满铁”总社调查部任职，从事中国问题、伪满经济和华北农村的调查研究；同时秘密进行联络“满洲”、华北、包头、北平、天津、上海等地的原“同文书院”革命同学的工作，其间曾两次来沪同西里龙夫（1933 年春，西里龙夫来上海谋职，后经考验被吸收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密谈反对日本侵华事宜。

l938 年5 月，为了更好从事情报工作，经多次努力后中西功从“满铁”大连总社调到“满铁上海事务所”。一到上海，中西功即通过西里龙夫要求恢复和中共的关系。因发表《支那经济现状》和前期在“满铁”的调查工作，此时的中西功，在日本理论界已负有盛名，所以来沪后，就被日军“中支派遣军司令部”借调到军特务部工作。

这个特务部是日本占领军重要的特务机构，用以筹组和指导汉奸政权，如伪上海市大道政府，伪中华维新政府，以及正拟筹建的汪伪“国民政府”等，是当时日本占领当局在华进行种种阴谋策划的指挥机关。正是这样的身份和地位，加上西里龙夫的帮助（后者于1938年取得了日军“中支派遣军司令部”顾问的资格，并就任伪“中华联合通讯社”指导官兼同盟社南京支社首席记者），让中西功有机会源源不断地将一些重要情报传递到延安的中共领导层。

据中西功和西里龙夫曾经的战友，中共上海地下党员方知达回忆，中西功等人搜集到的情报往往要辗转通过留青小筑、光华眼科医院、齐鲁小学、山东会馆等一步步转到上一级的手里，最终由吴纪光—中共上海情报科负责人—转交到延安。

著名纪实文学史家郝在今总结，在抗战前期，中西功向延安发送的有战略价值就包括：日、蒋、汪三方关系变化，日军占领武汉后已决定停止战略攻势、对蒋介石的诱和进展以及日军在华兵力调配及“扫荡”打算等。这时尾崎秀实担任了日本近卫首相的秘书，从东京不断向中西功发来包括御前会议决定在内的许多情报，亦由他再转发延安。“看到这些情报，等于参加了日本最高层决策会并做了记录”，据说毛泽东曾对这些“国际同志”的贡献做出了极高评价。

而中西功最为重要的贡献是在德国进攻苏联之后，将日本“南进决策”的确切消息报告了延安并转苏联，这一点正是电视剧《智者无敌》着重描述的。

1941年夏，德国进攻苏联后，日本南进还是北进成为斯大林和中共中央最关心的问题。毛泽东认为，如果日本北上攻苏，中国抗战处境将更艰苦。值此关键时刻，尾崎秀实在首相身边得知日本决心同英美开战，通过德籍苏联情报员佐尔格迅速发电，使斯大林决心西调远东军20个精锐师，在莫斯科危急时刻扭转了战局。世界上许多史学家称佐尔格、尾崎是“二次大战中最成功的谍报员”，其实中西功对此情报也做出了重大贡献。特别是在珍珠港事变发生前两个月，佐尔格、尾崎便被捕，近卫内阁受此案牵连倒台，日本决策层对南进尚未最后拍板。此时中西功冒着极大危险返回东京并到“满铁”探到绝密材料，得知了南进决策已定并了解到准确日期，报告了延安并转苏联，才接续完成了佐尔格、尾崎的事业。

除此之外，中西功还准确地预判日本进攻美国珍珠港的时间大约在1941年12月。据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学者邓萍研究，这份宝贵的情报，中共曾及时告知了国民党当局。但有无传递到美方至今不得而知。自尾崎秀实被捕，与之关系极密切的中西功即面临着遭受追查局面，当时甚至有人通知他速“向西去”避往解放区。即便如此，中西功仍以高度责任感迟迟未走，还一度返回日本和北上大连参观“关特演”（即关东军特别大演习）并最终确定日本政府将执行“关于促进南方施策的方案”，“不惜对美英一战”的总方针。

进入1942年，西里龙夫和中西功仍同中国同志一道坚持工作岗位。在敌人秘密搜索和追捕的严重情况下，半年中仍取得了以下重大的收获，包括：关东军留守兵力和对苏戒备情况，太平洋战争爆发四个月来日本舰船损失的统计，关于日本为支援南进侵略在华中敌占区搜刮物资掠夺金融的策划； 13 军等进攻浙东国民党第三战区其目的在于摧毁美国在玉山的战略轰炸机基地的报告。此外，还有中西功对日本南进的分析报告，认为日军占领爪哇后再无力向前推进，日本对战局难以持久支持等。

谍报团成员的生死轮回

“1942年6月12日，施高塔路的弄堂像往日一样宁静，并没有被一位男人匆匆的脚步打扰，但就当这个男人走进熟悉的留青小筑28号的时候，身后的门被重重地关上了，两个陌生人逮捕了他。”这是后人笔下中西功被抓捕的场景。早在1942年3月，即有人告诉中西功，关东军宪兵司令部向上海日军司令部提出了“秘密逮捕，送来审讯”的要求。事实上，中西功亦察觉到有日本特务秘密监视和检查的迹象。

6月12日中西功在遭逮捕后，很快被引渡到东京警视厅，被关进东京都内的巢鸭拘留所，并经受了漫长的审讯。在东京的警视厅审讯中他一再强调：“再过三年，日本将败。然后我就会大模大样地(从拘留所)出去。”

在狱中，中西功“全凭自己的记忆”，坚持编写《中国共产党史》一书。中西功在其传记中写道：“我们也许不久将离开这个世界，此时此刻痛感有必要把我们从中国共产党那里学到的东西留给后人。”而对于他所认识的中国共产党，中西功如此评价道：“我想说的第一件事是现在的中国共产党在政治和理论上的高水平。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仅有二十几年，其出发点非常之低，并且，国内工人阶级的比率之小，给党的发展造成了许多制约……但是，这个党现在……积累了非常丰富的革命经验，作为一个拥有150万党员的大党，成为支配东亚命运的力量。”

1945年8月15日，日本降伏之日进行的第一次公审中，中西功被判“死刑”。9月，法庭宣判中西功死刑，等待执行。随后日本战败，联合国军总司令部(GHQ)入驻日本。根据美国占领军释放政治犯的命令，尚在等待死刑执行的中西功于1945年10月被释放出狱。其后，他于1946年6月加入日本共产党，并于同年参加设立中国研究所 。1958—1963年，任日共神奈川县委员长。1960年因领导反对日美安保条约斗争被捕。

1973年，中西功因患胃癌病故，终年62 岁，遗留有《在中国革命风暴中》等著作。据他的夫人中西芳子回忆，弥留之际，中西功最后怀念的仍是在上海的地下斗争岁月，断续地说：“我真想去看看！……看看那些街道，那些胜利的人们……他们有了自己的人民共和国……”

和中西功同一时间被捕的，还有南京的西里龙夫和北平的尾崎庄太郎以及“北支派遣军司令部”情报科长白井行幸等。日本法庭对西里龙夫和中西功一案哀叹说：“彼等不怕牺牲，积极努力，用巧妙之手段，长期进行侦察活动，其于帝国圣业，国家安全，大东亚战争以及友邦胜负，为害之大，令人战栗。”“被告西里龙夫、中西功沟通敌国，罪恶极大，已无保存价值，判处极刑。”

据日本史料记载，西里龙夫和尾崎庄太郎亦在盟军释放政治犯时出狱。出狱后，他们继续从事革命活动，其中西里龙夫于1982 年曾以中国人民老朋友的身份被邀请来华访问，1987 年因病逝世，终年80 岁，遗留有《在革命的上海》等著作。而白井行幸等一批志士有的病死狱中，有的被解送北海道强制苦役折磨，英勇牺牲。

在以中西功为核心的“中共谍报团”中，1942年被捕的还有一些中国人，他们是中西功和上海地下党与延安的联络人。主要包括：程和生，中共上海情报科负责人吴纪光与中西功之间的联络员。其掩护身份为日本“满铁上海办事处”调查室特别调查班班长，是中西功的直接下属；陈一峰，中共上海情报科南京情报站战略情报员，当时伪装身份是伪“中联社”、伪“中央社”首席记者（采访部主任），汪伪国民政府特工总部顾问；汪敬远，中共上海情报科南京情报站战略情报员，时为汪伪“国民政府”主席汪精卫的随从秘书。其中，程和生1942年牺牲，后二人1945年从日本释放回国。